七十年代与《公开的情书》

2012-08-15李雪

小说评论 2012年4期

李雪

1972年（这一年，《牛田洋》、《虹南作战史》公开出版）金观涛、刘青峰夫妻二人设想以他们及朋友之间的通信为素材创作一部反映“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①的书信体小说。这部小说主要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刘青峰执笔，一稿完成于1972年3月，小说最初没有写作者名，“抄在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本子上，朋友们私下称它为‘小红书’”②。这样一种非体制内的创作明显与“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存有差异，根本不可能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最初，传看这部小说的是与作者通信的北大、清华的同学及朋友，另外一群读者则是与刘青峰的妹妹刘进一同在内蒙插队的北京高中生，这批北京高中生多出于北京重点中学（北京四中、101中学、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等），其中不乏高知和高干子弟，这样的身份、背景和视野，使得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中和插队生活中都保持了对“文革”和党的高层相对理性的态度，很早便具有了怀疑精神。这样看，《公开的情书》在一开始的流传中便拥有了一群“精英”读者。我们今天重读这篇小说，会发现它完全不具有趣味性，不具备流行的元素，冗长的理论思辨、高傲的自我表白、教化式的言说方式注定了它的读者不可能是市井小民、乡村野夫，它的读者只能是一群与作者有着相同困惑、思考着相同问题或是还搞不清但乐于思考人生、社会问题的哲学青年、文艺青年、科学青年等等在“文革”中苦闷并求索着出路的同路人，甚至可以说，它其实是一部“同仁”小说。

1980年《公开的情书》以靳凡为作者名发表在《十月》第1期第1条，发表的版本已与70年代的第一稿有所不同。据作者回忆，应编辑的要求，小说被删去了1万字左右，删去的主要是在当时看来过于大胆的议论，为了保持原貌，主要情节未作改动。③那些“大胆”的议论和细枝末节的改动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历史留给我们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片段和某种突兀的结局，对完整的追求和对过程的痴迷只能是后人的美好幻梦。这里我只能以1980年公开发表的小说为基准，当然，在心理上，我们仍然认为它是属于70年代的。

一、“老五届”的情书前史

所谓“老五届”大学生，是指在“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即1966—1970届的五届大学生，据统计共有六十七万人，他们是“我国在正常情况下，从头开始、循序渐进地培养进入大学的唯一一代；也是新中国的头十七年里，我们实行正面的政治教育给予最完整雕塑的一代。”④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他们接受的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科学社会主义信仰教育，他们普遍怀有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早日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奋勇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他们进入高等学校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⑤。当年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这样普遍，能进入大学的都是“思想进步”，学业异常优异的青年，是当之无愧的年轻人中的精英分子。《公开的情书》进一步缩小了“老五届”大学生的范围，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出自北京大学，具有以下一些特质：名校优等生、身处“文革”策源地、拥有一个稳固的“地下”读书圈子，知识广博、有理论诉求、有理科背景、热爱文学和艺术、出身有“问题”、政治立场“非主流”，他们先于普通学生和民众，对“文革”产生了不满和厌倦情绪，率先走上了自学和求索的自我奋斗之路。

《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春，是刘青峰根据她和金观涛及他们的朋友在70年、71年的通信整理、创作而成的，也就是说《情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毕业后，乍看小说，我们也会觉得它仅仅是在宣泄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苦闷。实际上，因为写信可以回忆、可以汇报当下生活、可以展望，小说就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具有时空纵深感的故事，在信件的字里行间我们或许更愿意寻找他们过往生活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北京校园里的遭遇，起码就我个人来说，我更乐于窥探真真、老久们是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风云中过渡到毕业后的苦闷中，这种苦闷和伤痛的起源在哪里，我把这个“起源”称为“情书前史”。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能把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但对作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真真其实就是刘青峰本人的自我投射，老久当然是以金观涛为原型，就连真真和老久以信结缘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与金氏夫妻的恋爱经历如出一辙。当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时，考察作者的出身和经历就变得尤为重要。刘青峰出身于高干家庭，金观涛出身于高知家庭。并且，刘青峰的父亲并非普通干部，乃是“文革”前的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刘仰峤“文革”前夕曾到北大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65年他曾在北大作重要报告，提出要整顿北大校党委，66年，他再度应上级指派到北大调查文化革命情况，是“陆平、彭佩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政治问题”专案小组的重要人物。⑥这样的出身自然可以奠定刘青峰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初期高干子女的优越感。据么书仪回忆，“当时，北大的物理系和中文系分别是理科和文科录取分数‘顶尖’的系，中文系在全国每年招收一百人上下，在北京的录取人数也就是十个左右。”⑦刘青峰初在物理系后转中文系，亦可看出其本身的优秀，她也担任多部校办刊物的编辑，非常活跃。小说中的真真具有类似的出身，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文革”前真真的形象——

“性格豪放，热情坚定，还有点锋芒外露。女同学对她有种种流言蜚语，她却成天乐呵呵的，和一帮朋友混在一起，常常出去登山、划船、打扑克、弈棋、下饭馆……文化革命前，她仗着出身好、业务好，红得发紫。”⑧

这也许就是刘青峰对自己的真实写照。无论在刘青峰在日后的回忆中，还是小说里真真的讲述中，我们都不能确定这样一个业务好、出身好的高干子女在“文革”伊始是否也是狂热的红卫兵，是否像众多高干子女那样猛烈打击北大校党委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刘青峰本人和真真都不约而同地略去了高干子女在“文革”中曾犯下的过错和对权力的争夺，直接过渡成一个受害者，无辜地说：“回校后，我继续受到批判。我响应号召参加文化革命何罪之有？为什么我天然就是保刘少奇、保工作组的保守派？为什么一定要承认犯了反党反人民、破坏运动的弥天大罪才算态度好？即使我的观点不对，也犯不着没完没了地这样对待我呵！”⑨当历史使出身“工农”的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后，像真真这种出身高干并与工作组脱不了干系的大学生不仅被踢下了历史的舞台，还被另一批人甚至熟悉的同学踩在脚下。所以，真真的伤痛来源比老久更丰富，她的苦闷中不仅有被当作“处理品”塞在边远小镇的被弃感，更深刻的疼是高干子女优越感丧失后的心理落差。

只可惜，真真的“清醒”只是对人情、人性和政治手段的看透而没有反省，这种看透使她纠结于个人的愁绪中，不断陷入一场场荒唐的恋爱，拼命地想远离政治和革命，却在离校后患上了严重的重伤“后遗症”，我姑且在这里选用一个老套的词来形容她——虚无主义者。这就是真真的“情书前史”，一个高干子女的红卫兵运动经历史。让我遗憾的是，真真并没有把她在校的完整历史讲述出来，她给予众人的仅仅是片段式的受害史。真真的前史不过属于标准的“伤痕文学”。

老久作为全书的正面典型（请允许我用这样一个“十七年”词汇），有着在今天看来绝对纯洁、清白的前史。在校期间，他因为专心学习曾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在狂热的红卫兵运动中，他始终置身事外。

老久在小说中被塑造成“文革”中冷静、理智派的代表，是率先自觉、自救的青年。在1972以前，像老久这样的“逍遥派”（老久自己不认为自己是“逍遥派”，不过，就他与运动的关系来看，他的确属于此派）便能得到老嘎们的认可，可见历史的某些征兆出现得比我们想象得早得多。我们在今天想象红卫兵时，或许会嘲笑他们的狂热、迷信和盲从，也许会怀着历史同情把他们视为“十七年”教育的产物，实际上，红卫兵中从来就不缺少“理智派”和“逍遥派”，“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在（北大）一院到六院之间的花园里还有少数人在读书、念外语……”⑩，部分人对“文革”的厌弃或许要早于1971年的“913”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是为他们的怀疑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和确认。当然，这种怀疑不是一蹴而就的，怀疑的范围被逐步扩大，先是怀疑“文革”中的某些领导，再是怀疑“文革”实施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措施，最后是怀疑“文革”本身、甚至毛泽东。小说中，老久的反思是基于理论上的反思，他实际夸大了理论的作用，其实最能激起广大学生厌恶情绪的是批斗和武斗，是对人身和人心的赤裸裸的伤害。

我刚才说，真真的历史是“受害史”，我不知道靳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她回避了“受害史”的血腥味，真真表达的只是受伤后的心理后遗症，而没有表现红卫兵运动造成的残酷现实，自杀和武斗在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实际上，1966—1969年的北大校园是惨烈而血腥的：北大文学院教师洪子诚回忆道，“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六月，程贤策以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罪名，被揪到学校办公楼礼堂批斗……（他）被一群红卫兵拥上主席台，他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又画满红叉，泼上黑墨水，他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面对革命群众，接受批判……他苍白的脸上，不知是泪珠还是汗水一滴一滴地流下来。”⑪发生在文学院书记程贤策身上的惨剧同样发生在其他老师身上，这样的批斗酿成了北大校园里老师和同学的多幕自杀惨剧；武斗中师生的伤亡更惨重，武斗直接导致了学生的大逃难，甚至武斗中的负责人都在其中产生了杀戮和夺权的厌倦感⑫，以至毛泽东在最后一次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告诫他们，“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⑬随着武斗的升级和结束，大学校园已经由战场变为了爱情的滋生地，革命退去，个人的情感慰藉变得尤为重要，“那一年，北大风流事很多。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涸虾红卫兵以爱情相濡以沫”⑭。这就是真真、老久、老嘎们缔造情书的前史，虽然这样的血腥残酷史在小说中被隐去或简化，但却是真真们难忘的真切存在的过去，以致真真说：“离开学校一年多了，可是过去的一切还没有在我心中平息。”⑮今天我们重读《公开的情书》如果不了解他们在大学中的这段前史，也许很难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刘青峰把这段历史回避掉了，但为了获得一定程度上历史的完整性，我愿意把这段历史补充出来。更何况，我觉得作者其实是有意回避掉的，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刘青峰提到她和清华的一些学长跑到大江南北去做一些调查，即小说中有关“串联”的一段，她说：“记得一次上庐山，被人家用枪指着押下山来。还有一晚坐在九江长江边聊天，两派在打派仗，子弹呼啸从耳边而过。这些事对我们是有震撼的。”⑯可是在小说中，真真却对“有震撼”的武斗避而不谈，仅仅以大自然的美来慰藉现实中的郁闷。也许正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避，使得与历史纠结在一起的人物丧失了直面历史的气度，使我们觉得小说变成了浪漫的个人主义者的独语。当然，写这样的小说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样的处理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吧。

二、告别“文革”

了解了情书的前史，才能明了真真们伤痛的起源。并且，在过去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新的伤痛接踵而来。据记载，随着中央形势的变化，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对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在1968年才开始。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村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⑰刘青峰与金观涛于69、70年相继毕业，刘青峰被分配到贵州的小镇做老师（按照国家政策，去农村做老师可以不去农村、农场等地参加劳动），金观涛进入杭州的一所工厂，他们在大学期间完整地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大起大落，毕业以后也如前几届学生一样被安排到基层，开始了不确定前途的等待。当时的分配非常荒唐，不仅将这些大学生安置到基层，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出现严重的专业不对口的分配错误，如真真所言：“我们被视为一批处理品，胡乱分配，随意处置。学数学力学的一个同学，因为个子大，被分配到火葬场抬死人。学物理的一个女同学去卖酱油。”⑱由北京大学生到散落底层的“臭老九”，这种身份落差带给真真、老久们最现实、最实际的苦闷，在当时看来这也是没有期限的苦闷。所以，在《情书》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主人公们对郁结的怨气的抒发。真真哀叹道：“我这个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不，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⑲老嘎同情真真的遭遇：“毕业分配到这高原山区的小镇，她不仅失去了浪漫的大学生活，广泛的社交活动，甚至也失去了她所鄙夷、嘲笑的舆论压力”，“对人生意义的探讨，苦恼着她。她说：‘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又该干什么。我只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⑳真真的苦恼并非个人的，而是属于所有被从生活的激流中赶出去的一代人所共有的。从这个角度看，《情书》中对个人情绪的宣泄便具有了为一代人鸣不平的意义。

事实上，部分大学毕业生等待、煎熬的时间并不算长，刘青峰虽然如真真一样被分配到贵州的一个小镇上做老师，但在1973年便进入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们接受的“再教育”远没有插队的中学生深入和漫长。正因为他们具有名校大学生的头衔，优越感强，曾经经历过科学精神的熏陶，在教育上比中学生们更富有，而且对狂热的运动持有一种研究的态度和疏离的策略，他们更不甘于被“塞到一些偏僻的角落”，对“再教育”表现出了比中学生们激烈得多的厌恶感。身处边远山区使他们度日如年，他们始终与乡土中国和市民社会保持距离，以忧闷而傲慢的姿态捍卫了名校毕业生的“精英”姿态，私自构建了一个只容许思考者存在的“精英”圈子，并通过通信创造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对“再教育”的排斥其实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进行捍卫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公开的情书》中很少看到身处基层的真真、老久、老嘎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周围的贫民百姓被略去，唯一被当作日常事件讲述的是真真险被狗咬这件事，那只狗不仅象征了“文革”中人暴露出来的残忍，更暗表了真真对庸俗、粗鄙的民间抑或说底层社会的厌烦。如果把《公开的情书》与知青文学对照着看，会轻易发现被下放的大学生与插队的中学生对基层的不同态度。如果说在史铁生、张承志（他们都是“老三届”）等人的小说中尚能体会到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亲近感和对“上山下乡”生活的怀念，在靳凡这里，边远山区中的居民在她笔下只是沉默的一群，唯一能安慰她的仅有大自然的美。同为“地下文学”中的“白洋淀诗歌群”也比这批大学生多了一份处理乡土经验的热忱。

“老三届”“这个群体寸步都无法离开自己的视角去记忆文革”㉑，而“老五届”大学生却时刻想通过告别“文革”摆脱卑琐的生活处境。在真真与老久、老嘎的“三角恋”中，老久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他能指出，真真应该迅速摆脱“文革”心态，从“伤痕”故事中走出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做准备。在普遍失败的群体中，老久是一个能给别人指导意见的强者：

“我们仍然要拼命睁大眼睛去观察、寻找和发现世界上我们同时代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其次，我们要有继承和利用人类几千年累积的知识文明的魄力和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就始终是个弱者，始终走不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也就是说，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㉒

通过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老久想通过献身科学进行自救，其对科学的定位、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革命激情的释放以及斩钉截铁的强势的话语方式，都带有“十七年”教育下的后遗症，他的看似某些前卫的举措实际是想告别“文革”，重新回到“十七年”的轨道中，他的策略与理想并没有跳出“十七年”里国家对未来的美好设计。《公开的情书》作为“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得以在80年代公开发表，也是因为它的“十七年”因素暗合了新时期的某些要求。如埃斯卡皮指出的那样：“经验证明，我们不用了解作者，仅仅根据对‘文字’、句子结构、词类用法、主题类型、隐喻以及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的各种美学要求，也可称为‘礼仪’等的分析，就能确定一部作品的写作年代或‘社会背景’。”㉓无论多少人惊讶于小说中人物所思所想的大胆，《情书》依旧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它到底是属于70年代的。

科学强国的前提是国家能够给科学发展提供条件，而在70年代，个人的科学强国事业注定是一种失效的实践，只能在“春天来了，但依然寒冷，反复无常”㉔的政治气候中苦苦等待。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老久做出了告别“文革”的姿态，他试图将工作、爱情、日常生活从“文革”中抽离出来，回避政治高压，将“前史”埋藏，通过做具体的科学工作时刻准备着新的时代的到来，“新时代的到来”最终超越了科学和爱情的慰藉功能成为他们希望的根本。这样看，老久是个正确的预言家，虽然“春天来了，依然寒冷”，但春天毕竟是春天，注定会越来越温暖。

金观涛和刘青峰应该很快就意识到了科学强国的虚妄，他们日后的工作不是投身自然科学，而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反观中国的历史、文化，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现当代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解决任何举措都是无效的。以老久为代表的大学生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是理论，他们认为理论高于个性解放，而长久处于底层的中学生纠结在“文革”之中，则更关心实际的政治、制度和个人。在70年代，大学生与中学生的分化隐藏于共同的伤痕史中，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分化逐渐暴露出来。《公开的情书》无法成功融入新时期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可资利用的资源，并在85年后被人遗忘，知青文学却长盛不衰，知青们甚至成为“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的主要发言人。《情书》的历史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象征了“老五届”大学生的历史命运，这批大学生被“老三届”、“知青”掩盖，渐趋成为身份意义不明的所指。如一位“老五届”大学生抱怨的那样，“他们自被融入社会之后，极少有人议论或撰写已被岁月风尘淹没了的那段历史。无论从哪方面解释，文学对这批大学生们的表演都几近于零。”㉕有些研究者认为，大学生的思索是局限于体制内的思索，他们摆脱“文革”心态后的飘忽的理论追求不如中学生的反思大胆、深入、有实效，这种以中学生为中心的判断实际是在大学生普遍沉默和隐藏身份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我想，“老五届”仍可以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思想史中重要的研究对象，即使在文学史中，我们仅仅可以找出一部《公开的情书》。

三、这样“一代人”

情书也许是比日记还要隐秘的文字，日记可以记录国家大事、日常琐事，情书记录的却是人最私密的情感波动，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情书公开，除非这情书超越了爱情本身，具有能对其他读者产生作用的功能。有研究者认为，“《公开的情书》里的‘爱’是一种诱惑读者阅读欲望的摆设，从根本上讲，它是作者公开自己思想的一种装置而已。”㉖这样说虽有些绝对（爱情的确是这群年轻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却也很有道理。如果说真真尚囿于其个人处境中，低吟着情绪化的歌，老久强势的独白则试图超越个人的苦闷情绪，向真真、老嘎及所有的读者表达作者认为正确的思想观念，像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作者认为小说中‘说话人’之一的人物应该成为‘思想家’，他的话语也应该成为‘思想的载体’。”㉗老久正是作家思想的承载者。于是，我们看到《公开的情书》的后半部已不再是老久和真真的情感交流，而是老久在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理想和事业上对真真及一代人的劝说和改造。老久由与一个姑娘探讨生活准则和时代主题顺利地过渡到规劝一代人听从“历史的召唤”。这样，私密的情书便成为了可以公开、传播、被无数读者增补、再造的思想观念的载体。

在今天的语境里，我们习惯了一种拆解整体的思维方式，于是有了徐友渔这样的质疑：“不论自称‘老三届’，还是红卫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学生，许多人在抚今追昔的话语中不假思索地以‘我们’为主语。这个‘我们’使具有类似年龄和经历的人加强了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强烈地排斥其他年龄段和不同经历的人。这个‘我们’是谁？‘我们’真的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不幸与痛苦，相同的体验与思想吗？”㉘他试图通过拆解整体，使个人的经验从混沌的历史中浮现出来，个人从大历史中凸显恰恰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在《七十年代》这本回忆录中，北岛的一段话甚为打动人：“（我我们）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㉙这是林彪事件后曾经的中学生红卫兵欲从历史中脱离，寻找个人出路的开始，思考的路向是由国家而到个人。而在《公开的情书》中，老久们解决目下困境的方式却是将个人融入到大时代中，通过在历史中重建主体来抵抗个人虚无情绪的蔓延、缓解身份的焦虑。这是一种由个人、一代人而及国家、大时代的重建方式。老久首先将我与他人联系起来，他说：“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巨人是独自走出来的。我们坚信，虽然现在我们人数不多，但在探索的道路上迟早会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付出的努力决不会白费。我们的努力正代表着一代人的出路。”㉚刘青峰与金观涛无论在70年代，还是在新时期以后，都始终将个人的专业与国家、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坚定地认为，“无论未来的新文化是什么样的建构，我们仍然认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人生终极关怀恐怕还是来自于人和社会，这大约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特征。”㉛正是在将自我历史化的强烈欲望中，“一代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小说里诞生了，引领这代人的是老久这样的人物，作者将这样的人物称为“新人”㉜，新人得以感召一代人的法宝便是“新的生活准则”。这是70年代初年轻的知识分子自己在底层树立起的“新人”，确立的“新的生活准则”。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自上而下地提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㉝，无论这两套话语看起来有多么相似，却注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每个人在“文革”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但如果放在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下，他们的遭遇，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样的遭遇带有某种共通点，也有普遍性。我们在80年代初的回忆录，以及‘伤痕’、‘反思’小说里面，也多有见识。热情、爱理想，但理想却受损、遭到打击；打击来自于所理想的对象；但厄运中又没有完全放弃，理想没有破灭……”㉞我并不想用真真、老久们的“文革”经验涵盖所有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体验，老久们的自觉不代表所有人的觉醒，我只想借由这部小说发现整体中的个别，个别中的普遍，来接近那段历史和那一代人。程光炜说：“没有知识介入的文学阅读可能只是一种审美阅读，而不是具有深度的历史阅读。历史阅读如果作为观察小说的一个窗口，我们就能把我们的审美感受、知识清理和全部生活经验包括其中。”㉟我不过想找到“观察小说的一个窗口”。

注释：

①②③㉜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④⑤张人韬，肖习，季荣发：《“老五届”大学生人才价值探讨》，《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4期。

⑥参见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650页。

⑦⑩⑪㉞洪子诚，么书仪：《两忆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第109页、第31页、第33页。

⑧⑨⑮⑱⑲⑳㉒㉔㉚靳凡：《公开的情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第59页、第28页、第64页、第5页、第3—4页、第21页、第13页、第145页。

⑫参见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⑭王兆军：《鼓帆观涛——记青年学者金观涛》，《上海文学》1988年第11期。

⑯张春田：《“真正的思想创造并不惧怕黑夜”——金观涛、刘青峰访问》，《粤海风》2010年第2期。

⑰【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页。

㉑许子东：《“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