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梦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

一个镜中人

而镜子正在模糊，镜中人慢慢消失在白内障的雾里

……

现在隔着雾，他已无法阅读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的自我还没诞生

——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

一

要了解乔典运创作的内里经纬，不能不看那半部自传《命运》①。这是老乔在得知自己大限将近时挣扎出的作品。它从老乔退伍转业回村写起，如何开始写作，如何因写作在文革中挨整，又如何捱到写作的春天……这种记忆的侧重、布局表明，在老乔的意识中，他的人生应该是从写作开始的。如果没有写作，他就仅是个普通的西峡县（属河南南阳市）草民，有什么可说的？老乔在病中曾嘱咐儿子小泉：“坟地最好选在家乡荒无人烟的荒山上，碑文上啥都不写，只写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行了。”②

作家，对淡泊名利的老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涉及到老乔写作的根本。现在知道乔典运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就像他笔下的何老十、张老七、何老五一样，成了被历史翻去的一页。是什么让老乔这个“工农兵作家”在同代人纷纷退出文学舞台的情况下，于1980年代新人辈出的文坛“返老还童”？这是老乔一生最耐人寻味之处。而它又跟老乔的作家执着紧密联系着。

《命运》共125章，每章记述的往事相对独立，犹如短篇的连缀。其中存在许多与老乔小说叠合的部分。那个在文革中把老乔整得不轻的支书老天，不正是老乔作品里所有恶支书的原型吗？连他讨厌老乔的原因也跟《香与香》中李老三恨五爷的理由一模一样。60年代初，老乔陪作家郑克西下乡深入生活，在荒山里见到了单干户陈三迁，陈的女儿大花貌美温柔，可惜长在深山人未识。《黑洞》中的女主人公也叫大花，同样是个美人坯，命运凄惨。郑克西曾说老乔没有想像力，编来编去还是生活中的事，太老实，当不了作家。这话戳到了老乔的痛处，他写道：“郑作家的评点一针见血，我一直记到今天。今天我还是照抄生活，没有长进。”③文革期间，老乔承包了本该全大队四类分子一道分担的所有打击。人们当着老乔的面商量如何盗窃集体，如何炮制某个人，甚至研究如何往死处整他，仿佛他是个石头或朽草。这全然被漠视的非人状态下的观察，跟老乔日后采用的客观型、寓言化的叙述有关吗？这是个几乎不会抒情的作者，特别是那种温煦、细腻的情绪。可以肯定，文革记忆是老乔毕生难以摆脱的梦魇。无论精神或肉体，都鞭辟入里。他的人物谱系（愚训型、愚忠型、愚德型、愚忌型、愚恩型、愚惧型④），单线埋伏、步步激化的矛盾营构，对人性恶的不无迷恋的开掘，均透出或隐或显的文革逻辑。以致让人觉得这是个非靠写作不足以宣泄平衡的老人。用老乔的话说：“想起过去的是是非非是痛苦的，可是入了心的事不想又忍不住。我写了出来，只是为了吐出那些憋破肚子的心病，更是为了忘却。”⑤

在《命运》与老乔的作品之间，除了上述人物、细节的牵系外，最重要的揭秘是在老乔自身：他就是那一系列“愚”字打头的人物源头。他的“穷积极”，文革中对老天的恐惧和巴结，都让人生起上述联想。老乔曾在不少作品中揭露人情对人性的束缚与异化，但他在人情的处理方面远谈不上洒脱。1997年除夕之夜，病入膏肓的老乔用耳语般微弱的声音给朋友打了一个又一个贺岁电话，反复说：“你好吧！你好吧……”这时距老乔去世仅剩7天。接到老乔电话的朋友想必终生难忘。老乔是个重情的人，只有打发了所有的人情债，方能安心地离去。念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乔回赠的情谊实在隆重，堪比《刘王村》中的刘老大。后者虽是个反面角色，但在人情的敏感和记取上，他和老乔有着相通的心理结构。二人均是中原农耕文明中人情文化熏陶出的典型。

可见，老乔作品中“照抄”的不是笼统的生活，而是他的心！就写作姿态而言，再找不到比老乔更谦卑的作家了。他的幽默亦像是谦卑的同义语，在自我调侃的意义上。在《西峡报》工作时，一个编辑恶作剧，他递给老乔一支裹了纸炮的烟。烟炸了，老乔挂了一脸烟丝。他吓得心惊肉跳，但随后就跟着大家乐起来，权当为人民服务了一回。老乔的幽默便有类似的意味。别人晒思想、晒新生活，老乔晒的却是纠缠折磨了他一生的惶惑与恐惧（通过塑造何老十等人），一种苦楚含泪、略嫌拧巴的笑料。在自嘲与自我调侃方面，老乔不遗余力，大智大勇。这对一个“生性胆小软弱，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人来说，并非易事。是什么让他做到这一步的？就外观而言，无畏的自嘲与文革中被要求的“深刻”的自我检讨呈现同样的思维路径与逻辑强迫：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及基于阶级原罪的无穷忏悔。有时候甚至觉得老乔是个好得没了自我的人。在《感觉不良》一文中，老乔这样写道：“有一段时间，表现自我很时髦，我也很想自我一下，却不知道自我在何处……”⑥想到老乔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作家，这或许是他“自我”最后的皈依之处？

《命运》本计划写50万字，结果还不足15万。对老乔而言，写作如同“轻量级的种地”，而他就像文学园地中的“劳模”。我常会不自主地把老乔（1929—1997）和焦裕禄（1922—1964）、赵春娥（1935—1982）联系起来。三者都是河南籍，出生年岁相若，虽然职业身份不同，但克己奉公、厉行节俭的精神却如出一辙。老乔自写作伊始，便时时提醒自己，创作的主心骨不能跟上面或公家相抵：“那种想有自己思想的想法危险极了……我铁定了一条原则，党叫怎么想就怎么想。”⑦即使在复出后那些彰显国民劣根性的作品里，他关注和批判的重点也是在跟自己有类似经历的小人物上，一种自我审视；对“上”则保持着“为尊者讳”的、点到辄止的持重与大度。这是老乔前后期写作的不变之点。涉及“上”所出现的问题，老乔或者将其聚结为偶然、具象的小人或恶势力（如《雪夜奇事》中的支书李东华，《笑语满场》中的大队长于占山等），或者从人情事态的角度来化解分析。《命运》里不乏这类经验的总结：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夜里没做过上天的梦，白天连上树也没想过，高人自然比我高一头，见了侏儒我也要蹲下去让他比我高一头。因为想比别人高一头的人，最后一定会比别人低几头。

朋友？天下真有朋友吗？若干年后我终于悟了一点，朋友也得自己先活了才讲朋友。⑧

而塑造正面优秀的公家干部形象，老乔一直没有放弃，这对他犹似责任与义务，如《转了一圈之后》里的县委书记丁大江。有人说老乔的作品“在每一个生活面上发现污点，对每一个污点都是从人物自身心理积淀中挖掘症结……不写外部势力给他们造成的伤害。”⑨这与其说是老乔批判的笔力不逮，不如说是做人的原则与修为。在对何老十等人的透视与对“上”的观察上，老乔出具的智慧并不对等。

在《回忆父亲》一文中，乔小泉提到两个细节。老乔治病期间，医生让用点进口药，被老乔拒绝了，理由是县里经济困难，自己花得太多对不起县里；1994年的一天，小泉陪父亲到郑州看病，返回南阳已是凌晨1点，他提议到宾馆开个房间，老乔却不愿浪费。结果父子二人忍受着饥饿与蚊虫的叮咬，在大街上徘徊到天亮……这些颇“迂”的自苦行为跟老乔在作品中的自我翻检和质询是表里相通的。老乔这辈子活得很累，说他是劳模并不过分。他和焦裕禄、赵春娥一样带病工作，最终以身殉职，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河南是个出劳模的地方，尤其在老乔的年代，那种对“公”的执着忠诚让人感慨。它已潜入中原大地的集体无意识。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老乔曾把老伴私藏的半斗白面主动上交；当发现老伴偷了公社的玉谷秆时，一向和善的他狠狠打了老伴一记耳光。对此，老乔的反思是，“愚昧者的真诚是可怕的”⑩，其实这又岂是单纯的“愚昧”所能了结的？毋宁说它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格，即主动以国家、集体的意志来规训自我。这种将公/私截然对立的个性锻造工程跟国家意识形态、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想像彼此互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和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把个人从家庭、世系的私人网络中抽离出来，嵌入党和国家的公共范畴，以此铸造社会主义新型主体。后者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置于父母、亲情之上；只有脱离了祖荫的个体，才有望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以及模范公民雷锋所说的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种公/私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中烙刻着战争里基于敌我对立思考的紧张感，最直接的动因是对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规避，而漫长的封建社会所遗留的忠君思想、等级观念则成为推动个性接受“公心”洗礼的文化远因。“公心”，跟唯上是听、唯官是从的奴性心理缠绞在一起。这在拥有几朝古都、官本位观念强烈的河南尤为典型。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河南在“放卫星”上独占鳌头，西平镇（就在老乔的故乡西峡县）的“卫星”系全国之冠，亩产40万斤。够露脸的！结果在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成为饥荒的重灾区，1959年的信阳事件⑪震惊全国。这种不留退路、勒紧裤袋也要跟“公”保持一致的集体意志，跟劳模的涌现有关联吗？

老乔在大跃进里亦写过“卫星”民歌，他的第一本集子《西峡游记》曾在《西峡报》上连载，记录的全是大跃进中的荒唐人荒唐事。事实上，在以“公心”遏抑自我的个性实践中，“私”的意识并未泯灭。之所以向“公”，最根本的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当过河南省文联主席的南丁在《焦裕禄的悲剧》一文中写道：“焦裕禄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兰考人民。兰考人民永远怀念他。然而真正把兰考人民从饥寒中解救出来的是什么呢？恰恰是焦裕禄当年要刹住的包产到户。”⑫所谓“包产到户”即是单干风，这种公私间的纠葛与竞夺在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闹剧与悲喜剧。一面是对公心的颂扬与追求，一面是私欲的顽强涌动。某种程度上，焦裕禄就像老乔《村魂》里的张老七。后者作为公心美德共体的象征，他的死意味着一个特定崇高年代的渐行渐远。何老十（《满票》）是“张老七第二”，他得到的可怜一票是人们告别过去时代时，理性选择与感情牵系相抵触的见证。就张老七等人而言，他们的委屈不言而喻。一颗心恨不能掏出来晒干，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回报。这是怎样的“人间”啊！

经由张老七等人，老乔触及了中原民魂里的一类“人格化石”。张老七等究竟是一心为公的楷模，还是荣誉的囚徒，人性异化的代表？答案直接触及老乔的隐痛和自我评判，他的作品里充斥、回荡着这样的呼喊：崇高与愚昧，忠诚与私利，你们的边界在哪里呀？！

二

就上述矛盾人格，鲁枢元这样解释：中原位“中”，在历史上系兵家必争之地。因地属平原大多无险可守，交战双方你进我退，拉锯不已。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原百姓日积月累，形成一种基于自我防卫的文化心理。⑬较之怀疑和叛逆，向“公”而动风险最小，也最俭省气力，这是无权卑微者不变应万变的生存经验与信条。若处理得好，被牺牲的私欲部分尚能通过荣誉、地位上升等得到补偿，投机者和劳模均由此产生。

这种人格并非中原或河南的专利，而系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诚如孙宝灵所指出的：“中国在世界上自称‘中国’，河南在中国自称‘中原’，指同一种地理状态；河南在中国属于农业大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国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种经济文化状态；中国是文明古国，河南是炎黄故里，都有精神胜利的资本；河南在中国被丑化，中国在世界上被妖魔化，处境同样尴尬。如果说北京、上海是中国的面子，河南则是中国的里子。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扩大化了的河南……”⑭在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只是个被看的“他者”，还不自觉地扮演着邯郸学步的跟班角色，就像中原紧跟着政治中心北京，唯恐掉队一般。

老乔自然不是政治投机者，但在公/私的处理上亦不无偏执，他的命运多舛很大程度上跟劳模式的公心、上进有关。1988年写就的中篇《黑洞》可视为老乔内心苦楚的个人寓言。大花开荒时挖到五千块钱，她以丈夫玉良的名义上交了三千元，想借此给即将入党的玉良立上一功，不想埋钱的主儿一口咬定埋了一万元。当公安人员上门询问时，单纯的大花承认自己一时糊涂留了钱，她补交了剩余的二千块。此举不仅让丈夫的党票打水漂了，还遭到各方的谩骂与攻击：婊子立牌坊，哪有既想发财又要立功的道理？连平时软语温存的玉良也撇她而去，大花疯掉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公私纠葛触发的悲剧。问题的关键不在大花是否留了钱，而是人们对公的理解。大花与他人都是从实利的角度来看待交钱一事的。发财与立功貌似对立，但在个人利益的增长上却殊途同归。无论大花还是别人，对所谓的高尚和模范，都本能地抱有怀疑或抵触的情绪。一言以蔽之，模范是反人性的。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原农村（乡土中国的缩影）是最本分、真实的想法。土地在教给人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实外，亦在骨血里培养起坚执的物性与实有思维：讲求回报，干什么都要寻个土地似的有形有相的东西作支撑……自私由是而来。私即占有，它触到了土地的边界。可以说，朴实与自私乃并蒂莲，二者均系农耕文化的精神馈赠。

很难找到比中国农民更实际的族群了。从北魏开始的以“户”为单位的保甲统治将“家”的观念深深烙进了国人的意识。解放初人民政府延续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正是因为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及其对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⑮家的范畴（主要是血缘、亲情的纽带）与土地的轮廓彼此映射、融合，构成农民私的核心，亦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石。

在中国民间，很难树立起集体的意识。与之类似的“公家”、“国家”、“党”等概念在农民看来都太抽象、空疏，必须在“家—土地”的思维模型中加以消化和阐释方能接受。家强调的是亲情、人情原则，土地则以实惠是上。一旦不满足人情衍伸、实惠施与的原则，便会被视为虚伪。

老乔极少刻画女性，在《黑洞》里他选择女性作为抒写内心压抑的载体，可谓煞费苦心。既然大花总体的善良昭然若揭，那她身上的自私能否得到宽佑以致“合理化”？今天看，大花的行为着实不算什么，反倒是老乔那夸张的悲剧书写透露了他内心的强迫。这是个准“模范”对内心私欲的审视和忏悔。那泼向大花的冷言恶语，是老乔的自我剖解吗？除非让大花遁入疯狂，方能赎罪与弥合内心的分裂？然而就行文结果而言，无论忏悔，还是辩白，都不彻底。无情的剖解引发了难熬的疼痛，后者要求与自剖同等力度却方向相反的申述（自我防护的本能）。两种对立的诉求在文本中僵持着，最终成就了一个折中、客观的寓言。《黑洞》也仅是一个寓言而已。

我是把大花与玉良视为一体的：捐款为了政治进步。这一点老乔并不陌生。1954年，老乔因染肺结核从部队转业回家，得了一千块复员费。村里修水利，老乔捐了八百元，上级让他“很荣光了一番”。不料这一捐却捐出了后祸。文革中为此没少挨打。“为啥要捐？有啥阴谋？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比之《黑洞》，不难看出其间的对应。老乔是把自己行为与困惑分摊到大花、玉良及众人身上了。一个人的连续动作（捐款，当模范）让两个人（大花与玉良）承担，一种策略性的、带有保护意味的自我书写。《黑洞》中众人的“公家记仇不记恩”等风凉话直接道出了老乔的困惑与伤口，而大花的疯狂，则是老乔脆弱的演示。

捐钱后，老乔生活没了着落，想去教小学亦被严词拒绝：“自己患肺结核，还想把肺结核传给下一代！”这让老乔“很伤面子很伤感情”。他会像大花那样后悔吗？对“公家”和上进的行为，他是否感到了价值颠覆的绝望？就这一重要的心理关节，《命运》看似一览无遗的书写出现了空白……百无聊赖的老乔开始看闲书。一本从部队带回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发了他，“不知哪一句打动了我，我就萌发了写东西的念头。”

以上是老乔走向写作的经过：退伍—捐款—贫病—写作。值得注意的，老乔没有提及参军的原因，它是作为既成事实，一种绝对“开端”，掷入“命运”的。至于捐款的动机，老乔仅以“天真”一词一笔带过。究竟为什么要参军？捐款？写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底给了老乔怎样的提示？诸多空白构成了《命运》的核心密码。

说穿了，老乔是一个视政治进步与荣誉如生命的人。也正是在此，他与保尔发生了共鸣：一个重度伤残的战士，通过写作重返人民的阵营，获得人民的肯定，这让饱受疾病与孤独困扰的返乡军人老乔，燃起了希望之火。本来参军就是要求上进的，它与捐钱、写作指向同一鹄的。《命运》中有句话：“我知道我被当成个人，是工作队看我能写几句。”⑯卑微、彻底的表白把所有试图批驳老乔的话都堵了回去……

三

老乔后来未始没有察觉他人生追求的偏执，但已无力自拔。对政治进步的渴求跟寻觅生存安全绞缠在一起。就此而言，他实乃中原政治化人格的典型。⑰然而自始至终老乔又有一种自省意识，它来自良心的自觉。这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得甚是突出。看二大爷教育大花：“外财不富命穷人啊！人生在世，得凭良心行事，前边走过去后边才没有人捣脊梁骨。”（《黑洞》）小胜在抛弃芳芳时，他的辩白也是良心：“人们对我，一百次就有两个五十次不讲良心，为啥偏偏不准我没良心一次？”（《金斗纪事》）“良心”成了自我监管和警示他人的最高律令，尽管听上去老套而空泛。

如果说追求政治进步体现了老乔对中原文华不自觉的继承，那么在“良心”的强调和局迫中亦能感到中原民间传统伦理的强大惯性。对中国老百姓讲高尚、劳模，总觉隔阂，但说到“良心”，却容易沟通。这跟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有关。“良心”一词，最早出自《孟子·告子上》：“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对此，朱熹《集注》中云：“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它跟民间的人情化思维融合。既是本性之善，良心便人皆有之。所以出现丢失良心（“放其良心”）的现象，是因日常行为的遮蔽和束缚而致，如同“斧斤”对“木”的砍伐。诉诸良心的监管，亦是着力于自性的恢复。木本茂然，性本善。良心，对私欲及政治的异化是一种克制。至于结果是否真正有效，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在缺乏法制和集体生活的中国民间，对人际关系施以良心式的伦理协调，是与私有的农耕体制适宜相洽的。

跟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西方“借宝”来审视“国民性”不同，老乔没有那么宽的视野，他缺少异质、新鲜的思维与言说，对“良心”的频繁慨叹与皈依便是老乔思想匮乏和忠诚于自身文化的体现。他的小说就像中原文化内部一翼对另一翼挑战、冲撞的切片，注定是没有希望与出路的悲剧之行。具体说来，在农民“家—土地”的思维框架中，追求政治进步很难与功利、自私撇清干系，老乔的自我评判亦不例外。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命运》就是一本“赎罪”之作。作为一名曾经紧跟形势的“工农兵作家”，老乔能在80年代“返老还童”，与其片面地说是文革赐予的苦难与智慧所致，不如说归因于良心内曜（鲁迅语）下人格自我修复的本能。

对政治化的生存，老乔反拨的方案不是另觅他途，却是力图在既定的政治化格局中，通过自我修持与良心复萌求得人性的统一。就《命运》的书写而言，即是“晒私”，包括原谅曾经整他的人；延伸到日常生活，前述的那些自苦行为，都是老乔赎罪和致力于自我统一的表现。在老乔看来，要跳出公私纠葛与政治异化的陷阱，反叛是不济事的；切实可行的只有改变自己的心灵结构，做一个表里如一、真正高尚的人，如同《村魂》里的张老七，在上瞒下骗中，依旧坚奉诚实的准则。也许有人会说这很迂，有“顺民美德”的意味，但就个人而言，它至少避免了势利的指摘和良心的谴责，亦满足了儒家历来对“忠”、“恕”的讲求与中庸的训诫（绝不诉诸极端）。换言之，做个劳模式的人物，在老乔是彻底荡涤自我、人性涅槃的结果，尽管走向劳模的初衷不那么纯粹。

对于那说不清的过去（退伍军人、“穷积极”、阶下囚等），老乔决计用他的后半生（包括写作与做人）予以“代偿”：不是要去批判、澄清或扭转什么，而是“将错就错”，通过收缩自我的棱角，一种内部改造与净化，来释解矛盾。任何打击和侮蔑到了老乔这里就像落在了海绵中，后者的承受与谅解是无条件的。一个好的没边的、“找不到自我”的人就这样在错杂抵牾的人生态势与价值体系中走出了一条人格圆融的逻辑通途。

以此来看老乔那“文化寓言”式的小说会多一层理解，他的“寓言”书写在文学上似乎失于简单粗糙，但这亦可理解为老乔的自我修炼。那永远日常化、经验性的、口语直白的诉说不正是对平和、中庸的持守吗？不要风格，撇开自我，素面朝天，坦荡示人……老乔的小说和他本人一样，让人无话可说。单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要求和批评老乔，是奢侈而轻浮的。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见中庸的难度。一个能做到中庸的人首先要具备无私的品质。老乔对文学性及风格的规避，从深层看便是对自我与私的过滤，一种不无苛刻的“节操”与“洁癖”。虽然这亦会“成就”某种“风格”，但跟目下那种挖空心思、突出自我的风格焦虑迥然不同。“中庸”之“庸”者，依朱熹的解释，即平常之意。人在小说中已惯于抒情和张扬自我，这种不自觉的矫饰与文学的虚构性相得益彰。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西方小说（novel）体式的兴起跟个人主义的勃发、中产阶级的趣味密切相关；文学对“私我”观念的生产与发展，功不可没。而老乔却反其道而用之，他将内里的波澜与锋芒抑制、化解在朴素的书写中。其创作焦虑在于：如何才能平常了再平常，“大众”了再“大众”，同时还要让结果像个“小说”的样子。但这真的还叫“小说”吗？毋宁说，老乔的创作是跟所谓“文学”、“小说”搏斗、抵制的过程。

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老乔的作品无疑是“大众化”写作和“平民文学”的典范。跟中国通常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土生土长在乡间的老乔，没有启蒙的清高与激情，自然也谈不上向大众“屈就”的苦闷。他那口语化的言说方式与其说是“为了农民”、“为了大众”，不如说是“作为农民”的本分与自律。小说写得好坏尚在其次，本分却是首要的。以胡适对白话的要求——“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⑱，老乔的小说可谓白话文写作的摹本，一种契合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并将其推进、扩张的“现代”文学实践。在老乔身上，看不到西方影响的焦虑，他的阅读面大多来自俄罗斯与前苏联文学（《命运》中提到的契科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此而言，老乔淡定执着（另一说是“死脑筋”）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冷战末期社会主义文学的“遗响”，系中国文学由“文革”阶段向“全球化”转变期间的“过渡”或“中介物”。老乔对“公”的赤诚、其作品对“私我”的克制、对“大众化”的坚守，亦是佐证。

1980年代中国文学“向内转”及“性格组合论”等观念提出与风行的背后，已显示了明晰的西方影响与世界“参照”。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内向化’趋向正好适应了当今世界文学的大走向”⑲，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和愿望。老乔却不为所动，他以“井底蛤蟆”自居，顽固守护着一方“小井”，不知西方，无论世界。虽然没有明确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追求，但自1940年代以来、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写作”与“民族形式”混淆以至等同的思路，当给老乔的平民言说不少底气。或许应该这么说，那种所谓“正确”的、“大众”的中国“民族形式”本就包含在老乔创作的“本分”之中。

能肯定的是，老乔没有忘却“文学”，就像他无法全然抹去“我”一样，那找不到“自我在何处”的茫然便是老乔“没有忘却”的证明。他小说中明显的自传诉求，《命运》中“晒私”式的检点，亦从反面表明“我”在身心中的顽强盘踞。小说或文学，成为老乔在泯除自我过程中、最后的个性结晶。

四

现在可以谈谈老乔的作家情结了。为什么要在墓碑上镌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称呼？一切尚需从老乔的地主出身说起。这点《命运》写得相对“隐晦”。一出场，老乔便是个“带病回乡复员军人”了。仅在军人身份受到质疑时，老乔才让他的地主出身显露出来。事情起因于住队干部老李觊觎老乔的英纳格手表，劝老乔卖给他被拒。老李威胁道：“地主戴手表，是不是想高人一头呀！”这是“地主”一词在《命运》中的首度出现，之前未作任何铺垫。从老乔当时震惊的态度看，说地主身份是他的软肋当不为过，刻意“显摆”的“军人身份”只是“地主身份”的挡箭牌。老乔写信申诉，当收到“不按地主对待”的县委文件时，老乔“差点喊出万岁！”

“地主”出身，就像原罪的标志，注定了老乔一生命运的走向：必须经由政治的上进，来洗刷这一污点。如果说它也是“私”与“功利”的话，老乔最大的“私”就在这里，他的厚道、低调与自卑也由此而来。所谓“地主成分”，是打开《命运》密码的终极钥匙。从逻辑的先后上讲，它本应置于《命运》的开端，但老乔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命运》的编排带有重构与“净化”人生的意味。正是因为出身不好，所以要参军，揣测人民群众会由此忘记他的阶级立场；复员后的捐款亦不无这方面的考虑，即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成了模范后，他自以为属于人民内部的人了，不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句“地主戴手表”就把他打回原形。至于写作，那也是为了向“人民”靠拢，保尔的榜样摆在那里，或许还夹带点出人头地的奢望和“小聪明”……

老乔啊老乔，你让人在墓碑上刻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几个字，是想证明你终于挣得了“人民”的身份吗？一个多么卑微而辉煌的胜利！这是通过近二十载、劳模式的苦修才挣得的自我统一的基石。在作家的头衔上，我们能感觉到老乔在向他的人生原点回归，他终于可以正视他的出身了：本来就是为了活个人样，现在达到了。人生不过如此！曾经的困惑、委屈以及虚荣、功利的指摘，均尘埃落定。作家，这个算不得官衔、功名的“雅号”，为老乔上进、奋斗的一生画上了“表里如一”的圆满句点。

根据出身来判定人等级的做法，让老乔痛苦了一辈子，而他一向逆来顺受，只在《金斗纪事》中露了点不平的“马脚”。《金斗纪事》记述了父子两代人的爱情与婚姻历程。小胜是烈士吴先生的儿子，但行径与其父判若两人。作品一开始，老乔劈头写道：“啥树底下出啥苗。这话从古说到今，说了几千年还在说，便很有点真理了。这真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登峰造极了，先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后是红五类黑五类，再后是可教育好的子女，这真理就不仅是真理而成了钦定的律条了。” 然而，小胜“算什么？是龙，是鼠？是红？是黑？”这几句写得锋芒毕露，很有点挑战“钦定律条”的味道。但其余部分只在中规中矩地讲故事，缺少必要的渲染呼应。《金斗纪事》写得甚为流畅，但主旨却不易把握。涉及出身定终生的问题，老乔的文学行动变得谨慎异常，这也算是对“私”的克制吧？某种程度上，《金斗纪事》的意义即在于对主旨的遗忘。所有的忧伤、郁结与愤怒都在客观的记述中消磨掉了，留下个似乎找不到“心机”或“主心骨”的故事（“半成品”的文学），任人参详。

纵观老乔的一生，尽管从未享受到实质的地主生活，但无法变更的生来“劣迹”还是让他成了异类分子。没有人比老乔更敏感于“人民”、“群众”之类词的强大与威严，他坚持文学言说的“大众化”亦可视为融入“人民”的努力，这种潜在的身份叙事延续了阶级改造与认同的惯性。

在《三百一十三个“×”》中，村混子王大嘴用“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写批判老支书的大字报，了解支书为人的贫农高老头咬破指头，用鲜血在大字报“全体贫下中农”的落款旁打了一个大大的“×”。这是老乔对所谓“群众”、“人民”的一次正面质疑与回击，他梦想着“人民”，这一整齐划一的集合名词或“名教”，能从内部引爆。把“一根筋”的高老头跟写血书这样的英雄行为结合起来，多少有些反讽和滑稽。在老乔的构思中，似乎只有这类“一根筋”的人物方能从错综纠结的利害冲突中超脱出来，保持人性的纯净。老乔对“人民”的失望与悲观，可见一斑。“只要以群众名义出现，没理也有理，到处可以通行。即使群众知道自己被利用，每个人也会认为这个群众指的不是自己是别人。”⑳

《无字碑》是老乔唯一刻画群像的作品，它以“大家”（“群众”、“人民”的另一称呼）的口吻写就，记述了村人对保护古碑的教书先生徐书阁的误解与迫害。没有明确的臧否，酷刑亦写得“如沐春风”：“推，捆，打，吊，跪，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还发明创造了第十九般武艺：拔胡子。一根一根拔。拔一根问一声，不说再拔一根，再拔一根，一根一根拔下去，老头子变成了老太婆，真好看，戏上都没有。”字里行间潜伏着绝望与阴鸷之气，好在采用了貌似轻松的笔调，让阴鸷气疏淡了不少。这种特别克制的抒情，颇有西方黑色幽默之风。只是后者的幽默是为了营造、强调荒诞的效果，一种陌生化的文学策略；而老乔的言说则是斟酌和平的表现。虽然旨在訾议“群众”，发抒抑郁，但绝不撕破脸，警惕自己由愤怒滑向极端与疯狂。一种伦理的文学，侧重在伦理，而非文学。

老乔命运的真正转机发生在1973年，是年珠影厂派人到西峡找老乔改剧本，就是否同意老乔写剧本搞了一次民调，结果群众“放”了老乔。《命运》在老乔“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剧本改好”中戛然而止。虽说是个残本，但它的大部已然写成；老乔最想说的部分，说完了。就目下的“结尾”而言，它呼应了开头：以写作开始的“正式”人生。残缺的《命运》由此带上了“圆满”的意味。民调事件就像是老乔的“授勋”仪式，它实现了老乔初学写作时的梦想：通过写作，老乔从“地主”荣升成了“人民”。

五

老乔的“命运”和文学实践触及到新时期以来文学复兴及走向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个人化写作。作为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核心语汇，“个人化”其实在80年代已经发轫。这是文学与政治、个体与“中国”松绑后的产物。老乔的公私纠葛、自我迷茫及去棱角的大众风格，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中才能得到真切、全面的理解，他成为个体从阶级与国家意志中艰难浮现的鲜活注释与标本；其二，地方文化（视角）的崛起。1985年左右开始的文学“寻根”是地方文化兴盛的讯号。这一通常被认作是体现了中国身份自觉与民族文化更新及趋向多元的文学运动，实与“个人化写作”彼此张连。地方文化的凸显与自我的伸张互为因果，民族文化的多元即是个体意识的多元。除了身体、欲望及注重感性等外在表征外，“个人化”说到底是一个体认同的问题，它必须回答我是谁？我归属何方？涂尔干曾说：人不能仅靠自己形成自我（one cannot be a self on one's own）。斯言诚也。进而论之，个体须先将自我嵌入一构造的“大我”范畴（如传统、国家等），方能界定某种程度的差异而构建自身。地方文化填补了作为价值的“中国”在式微后所形成的个体认同的结构性空缺，就作家而言，他常常是不经意的。与其说作家选择了文化，毋宁说文化选择了他们。老乔与中原文化间的关联，便是例证。

地方文化的轮廓，建立在个体释放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或依恋的基础上。它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防卫式拒绝；追溯、皈依地方文化的过程与争取和描述自我的连续性，互为表里。其间，地方文化与同居于记忆一角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间的互动，系“个人化”书写中最微妙的部分。它绝不仅是与“中国”较劲或简单的反向书写，一个争夺自我话语权的诉求潜伏其中：即谁是“中国”的正宗？哪种地方文化，能涵容“中国”？

都说老乔最了解河南人，殊不知这理解乃是建立在个人遭际与文化命运同构的基础上。从老乔被“人民”包围压迫、又力图融入“人民”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实践中，可窥见居中、衰微的中原文化竭力进入“中国”主流的渴望与努力；老乔的文学就像显影液，它定格、显现了文革前后中原文化蠕动的轨迹。

老乔喜欢写“过时”的人物，特别是那类饱受左倾思路影响、兼跨文革与新时期两个阶段的“过渡”人物，其功能类似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这与老乔紧跟“人民”、追求上进，却总不能“一步到位”的经历有关。再探究下去，不难发觉它和“中原”在揣摩“中国”意识形态中亦步亦趋的滞后与尴尬，呈现出互文的关联与呼应。除了熟知的何老十、张老七等“过气”的干部之外，《美人泪》里的芳芳值得一提。

芳芳是村里公认的美人儿，却因“包装”不灵在城市接连受挫。第一次因为衣料太素被嘲笑，芳芳攒了劲，靠卖苦力扛大包买了套金光闪闪的行头又进城PK。不料城市的口味已返璞归真，芳芳再度被奚落。《美人泪》写于八十年代初，它涉及当时社会的敏感问题，即城乡的对立与矛盾，较之老乔之前的作品，可谓“新鲜”的质素。但作品并未发掘城乡对立的根源，题材上的“与时俱进”没有引发相应复杂深入的道德、价值层面的反思，像同时期路遥《人生》所做的那样㉑；毋宁说《美人泪》是老乔的“滞后”感在新时期延续的寓言化表达，只是采纳了些许时尚的符号（如城乡对立）。我们发现，老乔的“迟到”感并未随着他的平反与身份“提升”而克服，倘若把城市对乡村的挑剔与刻薄，视为翻云覆雨的意识形态对老乔（或者“中国”对“中原”）的挤兑和压抑，可能更有助于理解《美人泪》。对老乔而言，城乡对峙带来的不适远不及出身、阶级的歧视来得痛切、深刻㉒，后者成为老乔复出后其文学真正凝视的对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把这种基于出身的政治错位和差距制造出来。由此，芳芳的好强比拼、取悦城市的行为就跟老乔的奋斗与卑微重合了……

对作为中国现代化成果与象征的城市，老乔不存什么前瞻、预言的野心与魄力，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未来的维度极不明晰，老舍自言的“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亦可用在老乔身上。所谓滞后或迟到，可视为老乔看取历史和想像现代中国的立场。按照汪晖的考证：“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㉓如此，是否意味着老乔的文学与中国的现代想像背道而驰呢？或者，它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资源？那又如何看待老乔的忠诚与上进？

在老乔的小说中，杨家将是个相当突出的意象。《村魂》中的张老七最爱看杨家将，“百看不厌，说那是忠臣戏，再停千二八百年也有看头。”小说的结尾特别把张老七的离世跟他去外村看杨家戏交错起来写，莫非老乔把张老七视作当代的杨家将了？张老七的遭际一如忠臣常有的吃瘪和委屈？就村民对谎言、欺瞒习以为常的现象（一种现代反应模式），张老七出具了另类、保守的伦理提醒与参照。老乔的“现代”思维与之类似：他力图把人对世界的认知与道德修养（恰如张老七的重然诺）统一起来，典型的儒家做派。老乔认为，“现代”的演进须经过伦理道德的筛选与认同，中原对中国“现代”的预期由此生发。可以肯定，中原终会现代式的“前进”，但这“前进”乃是奠基在早熟、定型的儒家伦理体系上的，一种内部圆融或曰张力调节的结果。中原试图用传统的伦理来包容、消化“现代”，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言，它更像历史的循环而非直线的“前进”。我们不否认“现代”对儒家伦理的冲击，但在老乔这里，并无伦理体系溃退、崩盘的征兆；不仅如此，老乔的自苦行为（包括去棱角的文学）恰恰表明中原文化中儒家伦理在现代语境下强悍的自我修复与创生能力。

老乔笔下的人物有句口头禅：“看胡子不是杨延景”。它已衍变为对“上”观察的基本视角。言下之意，上面的位置被“不是杨延景”的奸坏之徒占据了，但上下的格局、秩序以及自我的“位置”，却是不容质疑的。正所谓对人不对制度，除了前文提及的“良民”心理，这总体属于切近、具象而务实的人情—伦理思维。考察“中原”与“中国”的关系，“中原”的种种举动（包括诸多出力不讨好的“囧”事）大多能在“以心换心”的人情化思维与传统的“君臣伦理”中得到解释。“中原”很少专注于将自身做大做强，一开始便把自己摆在“臣子”或“忠仆”的位置上。它不奢望引领“中国”，要求的回报亦很少，更不会讨价还价，遑论批判和挑衅？那自我糟蹋、夸张恣肆的“放卫星”，不正是“中原”对“中国”的人情传递吗？一种消极慕和的心理：“希望记住俺的情，让俺过几天安生日子，到时扶俺一把”，是其背后的潜台词。只是这种人情在讲求利益与实力博弈的现代场域中往往是最早被遗忘、牺牲的部分。老乔的滞后感也由此注定。

在老乔看来，历史所有的变迁、震荡均可纳入人性、人情的范畴加以考量。国舅爷当初迫害徳成是因为妒忌，不存在体制的疏漏（《驴的喜剧》）；吴大娘用“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来解释儿子才娃求富的行为，完全无视世风时移的现实（《母子情》）。不变的人情切入、是老乔构思的基点，它符合中原文化重人事（“家—土地”式的直截认知）而轻规律（因抽象而渺远）的思维特点。老乔的文学由此从对未来的焦灼中超脱出来，淡化、回避了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他对人心的揣度已足够透彻，但总有点一叶障目之憾。其作品徜徉在可触摸的经验层面的累加与叠积，犹如农民对土地的耙梳，少了些许穿透的力量。

和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社会剖析小说（以茅盾为代表）相比，老乔明显对经济因素（推进历史现代化的关键标识）重视不够，这让人想到儒家重善恶轻功利的训诫。多数时候，老乔是把经济、金钱作为戕害人性的负面因素呈现的，但态度也有松动的时候，《香与香》便是个例外。

当爱社用钱为父亲五爷复了仇，并买回村民对五爷的尊重时，五爷默许了儿子的行为。五爷的态度即老乔的态度，创作谈《生活笑了》泄露了这一信息：“爱社，按年龄说，他和我有代沟。可我说，不知代沟在何方？他是个孝子，就凭这一条，有沟也填平了。”“我”，全然一副五爷的口吻。说到底，爱社疼的是爹，不是钱。在“孝”的动机和伦理框架中，老乔接纳、肯定了金钱的效力。小说的结尾，爱社当众烧毁了村人的借条，以此让大家对五爷的尊重永远地欠下去。在这一象征现代规则（注重契约、金钱资本化）与传统伦理（孝）角逐、对抗的时刻，老乔让后者全然胜出。其间除了明显的快意之外，还有一层模糊的意识：即钱能给像老乔这样的平头百姓、底层农民带来“民主”、“民权”，这是在力求“上面”的恩泽、“群众”的信任之外，为自己挣得权益的另一种方式与“活法”。简言之，追求金钱是“反奴役”的行为。至于这是否会造成伦理底色与格局的质变，老乔想得不多。他明明意识到“经济人”似的利益思维对人的吸附与魅力，预感传统伦理前途危机，却又及时果断地折回原处。倘若老乔沿着这个路子挖掘下去㉔，他的文学或许会“深刻”、“现代”些吧？这种独特的“前瞻”与“倒退”并行的举动，再次标志了老乔“过渡”者的身份。将爱社的行为执拗地诠释为“孝”，可看作老乔的自我说服，淳朴的理解中不无阿Q式的乐观与侥幸。中原文化在应对现代功利社会的冲击时，它的坚持与转变、执着与弹性由此可见。

六

从老乔的文学考察他对现代中国的想像，《希罕报恩》是不能绕过的作品。傻小子王希罕到水库运输队当瓦工，跟游手好闲的刘长胜搭伙。希罕任何时候都抢着干活，队长要求大家向希罕学习，每人每天的工作定额增加一倍。蜗牛风格的运输队提高了效率，而希罕却成为众人的“眼中钉”。亏得是憨子，除了挨刘长胜一顿揍，希罕没遇到太大的麻烦。最后希罕的秘密被揭开了：原来希罕的爹曾是运输队的队长，因不满队里的拖沓作风犯了众怒，被人活活整死。带头整希罕爹的就是刘长胜的爹。希罕和娘因爹的事情成了反革命家属。为了生存下去，希罕开始装疯卖傻，正所谓“天下最能的人的就是憨子，只有憨子才活得太平！”后来上级给希罕的爹平了反，希罕到工地来，就是为了代爹报答上级的恩情，同时了却爹的心愿：提高运输队的效率。

希罕的报恩举动今天看来颇有商榷之处，即使真的要报恩，也没必要定回工地。这略显执拗的构思，当是老乔决心的显露：在原先备受侮蔑、折磨的地方，播下原谅与忠诚的种子。希罕从本能的“复仇”到“了心愿”的自我修正，系关键的文学抉择。一切既往不咎，老乔不正是藉此走出了文革和自身的阴霾么？

值得注意的，希罕远未被塑造成独立的“个人”，他只是众人图景中的一小部分。若瓦特在世，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前小说”（pre-novle）的形态。我们看不到希罕内心的起伏，老乔似在竭力回避对希罕进行心理分析。按洲之内彻的说法，在文学表现上，是否采取心理分析，系构成文学是否“现代”的基本标志；心理分析“对于确立现代化自我是不可缺少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㉕面对希罕，不仅阅读期待中的痛楚与自尊落空了，通常以为对“个人”而言不可少的世俗享乐与安逸，希罕亦抱有隐隐的敌意：“当个人就是做活的……人闲着不胜个猪。”这让人想起“劳动最光荣”的社会主义口号与集体动员令。老乔旨在构想一个“共同体”，每个人在其中都是“均质”的存在，运输队的着装与统一行动强化了上述印象。老乔对希罕的塑造摇摆在“个性”与“均质”之间，在此追讨整体中的个人自由或权益并无意义。如果认同瓦特所说的现代小说乃是奠基在个人主义上的一套想像、技术与欣赏，那么《希罕报恩》不在其例，它显示的是另一套具有东方特色的历史逻辑、社会礼仪与涵养。

依张东荪先生的观点：“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人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Dependent Being）。”㉖这点容后再述。透过希罕对众人的俯就和趋同，能感受到文革中基于阶级思维的身份清洗与暴力，希罕曾经的“反属”身份印证了上述预设。小说再次触及老乔根深蒂固的“群众”、“人民”情结。在希罕爹与众人的对立、希罕与工友的摩擦中，可见出老乔“个”的站位与调整，他确实学乖了不少。懈怠、散乱的工队，隐喻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进而言之，曾为“反属”的希罕设法让运输队提高效率，乃是出身不良的老乔在复出后对自身如何参与、融入中国现代进程的寓言化表述。

希罕隶属于老乔笔下的忠字人物谱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变革者”。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改革文学的浪潮，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等。把《希罕报恩》置于其中考察，是件饶有意味的事情。老乔对“改革”（文学）的回应很特别：把现代化的“改革”和前现代的“报恩”情绪结合，是老乔的“中原”特色。在提高运输队的效率上，希罕出具的方法原始而笨拙。赏罚机制、劳动分工、利益刺激等现代发展方略从未进入过他的脑子，希罕对此显露的无知与隔膜让人诧异（够希罕的）。在老乔看来，这大概是属于“上面”考虑的问题吧？平头百姓“操心”不起。希罕满足于扮演一个低调、滑稽的精神榜样，很像劳模的变种。他聪明又保守，一面要改变运输队的现状，一面又显示出对“老规矩”（懒散、扯皮等）与“众人”的尊重与敬畏。两相比较，后者的分量要重得多。否则希罕不会采取那近于自虐的、丑化自身的手段。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提到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它与希罕的“变革”相互映衬。刘长胜以王安石的下场来警告希罕不要破坏工地的规矩，希罕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他的变革却明显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意味：不再像王安石那般树大招风，而是“泯然众人”，以和为贵，跟主导的“安定团结”也颇能协调。在没有强权加身与护佑的情况下，希罕的“智慧”把老乔对“群众”的畏惧、绝望——希罕装傻的前提——与强烈的政治忠诚与时代责任感，焊接起来。

改革本是一个涉及制度、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但老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平面的人际智慧与关系协调。这让人既感慨，又哭笑不得。在老乔看来，改革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这种关系的缠缚与阻碍吧？文革是整人，改革自然也是改关系。中国老百姓对时代变革的理解一向切近而具体。如同老尼姑对阿Q的哭诉：“已经革过一革了。”（抽象的革命居然能用数词来清点、描摹，鲁迅的洞察真是尖刻到极点！）在希罕和风细雨的变革举措中，还蓄含着另一层意思：要让中国锐意改革，大步前进，除了君王般一统而下的权力能做到之外，平民百姓基本没有置喙的余地。换言之，只有强有力的权威才能打破关系的锁链与循环。而像老乔这样拥护改革的底层农民兼知识分子，似乎只能以希罕这种自苦的方式融入现代化的主潮中。对国家愈是忠诚，责任感愈是明晰，对“群众”便愈要容让，个性的收敛和压抑也愈大。人人都有理，就是自己没理。要改人家，先把自己整个够。

这种以周边关系来界定、规范自我的方式给运输队敷上了一层如同“伦理社会雏形”的色彩。所谓伦者，即伦偶，指人们彼此之相与往来。相与之间，关系遂生。用梁漱溟的话说：“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㉗伦理本讲求人与人之间义务平等，但在表述、实践中却往往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以自己而存在，而仅为他人存在着。这即是张东荪所讲的“依存者”。譬如，何谓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以此类推，何谓好的改革者？常以群众为重的人，就是。这便难怪希罕的谨慎和装傻了。由于个人的欲望、诉求无法从伦理中得到正面、直截的表达，导致了隐形的压抑和禁锢，而中国的权力维系与伦理建构向来一体。这在历史悠久的中原保留得相当完整，以致所有的改革都举步维艰。

希罕的变革是由己及人的，着力于人情由近及远的感染与渗透。一种伦理的示范与推衍，这才是希罕变革的实质。如果撇开“改革”的现代幌子，放下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国社会伦理网络的底子便显露出来。它稳定、强韧，在中原尤其如此。

《希罕报恩》的结尾，老乔这样写道：“唉！这个聪明的憨子，你没看看时代不同了，何苦再憨哩！”——善意的讥嘲貌似指向希罕，其实却是针对自我窘境的机智摆脱。《命运》里，老乔装憨的人生教诲比比皆是：“想平安，你就不如人；想找死，你就比人强。”㉘另外，就中国未来的想像而言，老乔的见解也不比希罕高明多少，良心的反复叨念、提醒即是证明，这跟希罕以身作则的人心感化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希罕聪明却不愿脱颖而出，老乔的文学睿智而大众化，中原由于承载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反而在中国的版图上显不出特点，三者之间不经意的互文、呼应，让希罕成了老乔文学与中原文化最鲜活的原型。在锋芒内敛、自我摒弃的希罕身上，实现了老乔梦寐以求的个体、大众、国家的统一。

注释：

①《命运》初名《别无选择》，1994年至1997年在《南阳晚报》上连载，1998年由华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更名为《命运》。

②③⑦⑯⑳㉘《命运》，第223页、第75页、第18页、第9页、第204页、第13页。

④王鸿生：《乔典运和他的文化寓言》，载《上海文学》，1988年3期。原文如下：“乔典运笔下最为出色的人物，是一批正以各种文化表情向时代诀别的旧式农民，其中，尤含文化道具功能的大体可分为6种类型：1、愚训型——丝丝恪守既往教训的何老五（《笑语满场》）；2、愚忠型——一心信奉上级任何指令的张老七（《村魂》）；3、愚德型——相信“一穷九分理”，以无私但无才作为立身之本的何老十（《满票》）；4、愚忌型——一身重病却忌讳人言，愿受一世欺哄也不听一句真话的老四叔（《借笑》）；5、愚恩型——一旦受恩或有恩于人便终生图报的刘老大（《刘王村》）；6、愚惧型——面对权力战战兢兢，一日不挨整早晚心不安的王老五（《冷惊》）。”

⑤乔典运：《别了，昨天》，载《小说选刊》，1985年7期。

⑥乔典运：《感觉不良》，载《新闻爱好者》，1993年12期。

⑧《命运》：34页、116页。

⑨王文参：《论乔典运小说的儒家文化精神》，载《小说评论》，2005年2期。

⑩乔典运：《美人泪·自序》，2～3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⑪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阳地区发生大批农民饿死事件。它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

⑫南丁：《南丁文选》（下），61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⑬鲁枢元：《生态文艺学》，32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⑭孙宝灵、孙云华：《官文化与精神边缘化——文学豫军笔下的村支书与河南人的官本位文化（三）》，载《学理论》，2010年24期。

⑮须补充的是，土地几近均衡的分配及允许自由买卖，给国家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对土地私有的改造势在必行，国内先后掀起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化运动，以公有制为内容的人民公社运动。运动不断升级、“左倾”，最终导致现代化受挫。这是考察老乔文学及其“公私纠葛”的重要历史语境。

⑰建诸农业基础的中原文化，就历史起源看，它是由洛阳、开封等政治中心带动而起的文化。因政治优越带来（经济）利益的记忆烙印让中原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备受政治的束缚：做任何事均以政治是瞻，企盼国家意识形态的垂询与恩典。老百姓认为，与“上”一致是获取和保持利益的根本，官本位思想由此而来；而儒家安分守己、温良恭敬的等级伦理进一步强化了中原对政治的依附性。

⑱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载《新青年》，4卷1号。

⑲叶廷芳：《内向化——一种矫正片面的倾斜》，载《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㉑路遥的《人生》发表于1982年，与《美人泪》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

㉒可补充的是，1958年，29岁的乔典运被组织调入《西峡报》社工作，吃上了商品粮。他对城市应该并无太多的恶感或对立情绪。

㉓汪晖：《汪晖自选集》，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㉔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例子，贾平凹的《秦腔》可谓典型。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主体的文化精神正是由此走向一场空前的裂变。

㉕《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40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㉖张东荪：《理性与民主》，5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㉗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