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

一

从现代文学的角度，乡土文学是基于乡土中国活的精神产物，进入21世纪，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乡土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样在变化，这里，有生活为文学泉源即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因，但也有着乡土文学反作用于乡土中国——现代中国，即乡土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见证社会变迁——思想精神参照的原因，乡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注解的原因。当然，乡土文学还应当包括那些非主流甚至受到排斥的作品。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乡土文学在中国历经长足的发展，羽毛丰满，不但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而且成了检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思想维度，也就是说，“乡土文学”有着大于“乡土中国”的认知空间和精神空间。质而言之，“乡土文学”有着含藏未来社会需要的思想和审美的重要元素，而且它的现实性在于，今天乡土普遍沦陷，最内在的就是原先支撑乡土的“形态”不复存在，乡土重建显得紧迫，也就有个重新认识原有的乡土必要。从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在热议城市化，呼唤现代都市文学的今天，“乡土文学”的创作及研究仍然是一个社会公共话题，当然更是一个文学话题。

我还隐约地觉得，“乡土文学”如此欲说还休，不仅说明它有着自身成长的烦恼（比如如何出新，适应新时代读者，如何继续给现代化中国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还有一个并不为大家所察的自我遮蔽的问题，顺着一种既定思路说得越多遮蔽也就越大。这种“既定思路”也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终于，我在梁鸿的《“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上海文学》2012年第4期，简称《形态》）得到了印证。

《形态》同样属于对乡土文学的爬梳和探寻。这里我偏重讲乡土文学——本文最后也是落足于乡土文学，以乡土文学反观乡土中国或中国社会；我注意到，梁鸿长期关注乡土文学（以她的研究专著《“灵光”的消失》为证），还深入当下的乡土进行社会调查（以她非虚构的《中国在梁庄》为证），《形态》的内容是结实的，充溢着真切的乡土体验，不是纯学院派的研究文章，而且视野开阔，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对乡土文学进行再审视，言说有据而贴切。但是我以为，《形态》同样存在自我遮蔽——在深入阐述“乡土中国”的起源、生成与形态时，也遮蔽和疏漏了什么。对于乡土文学，《形态》似乎同样在解蔽和解构了什么，也遮蔽和疏漏了什么。

因这样的遮蔽和疏漏，我们也就发觉，依然有着被“现代”反复开垦而未被触动的“乡土中国”处女地。这样的处女地属于另一种文学形态、文学样式，含藏着现实和未来生活的精神质素。因而，我觉得梁鸿在《形态》触及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学形态，可她还是忽视了具有价值的另一种“乡土中国”的文学形态。这后者是不是存在呢？

二

文学史告诉我们，自乡土文学发生以来，《形态》这类的“爬梳”经常出现。作家评论家津津乐道，欲说还休，有的是只言片语，有的则是做专门论述，但都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五四”视角，都沿袭了鲁迅、茅盾等乡土批判性这一思路，乡土的封闭、愚顽、落后、败落定位是其文本共同的底色，急需激烈的社会革命是其思想倾向。其实鲁迅与茅盾有很明显的差异，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流露五四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比如悲悯），而茅盾的乡土小说展示着自觉的左翼情怀，也就是说，在认真研究过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掌握了一定的包括形式在内的艺术技巧，茅盾乡土小说有自觉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乡村图景”的抱负，揭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榨下，乡村如何凋蔽，农民如何走投无路，乡土中国如何处在革命前的“子夜”。他们的乡土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闪光的存在，也成了集大成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础石。延安之后，乡土文学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利器。长期以来，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衍延，被主流政治认定的数部乡土文学作品也就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正宗和范本。一路下来，后来的乡土文学的诸多阐述（包括创作）都几乎以这些被“钦定”的作品为蓝本，如此反复开垦，客观上造成这数部乡土经典就代表了中国乡土，甚至等同于中国乡土。历史上一路走来即存在的本然的乡土被抛弃和遗忘，就是置身于乡土，对其本然也熟视无睹，何况随着革命的扫荡、时间的流逝，本然的乡土成了昨日黄花。

其实，如此“乡土文学”还涵盖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普遍左倾”——认为旧中国旧社会旧乡村普遍烂掉，只有做彻底解决的革命方能使乡土新生——的乡土认知。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所昭示的继续革命也让中国作家继续左倾，通过对正反面人物，乡土被继续发掘出陈旧落后的一面。

1940年代不断受到严厉批判（左翼作家在野在朝都不放松批判），一度在文坛销声匿迹的自由派作家沈从文，他也是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之下走上创作之路，他说：“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治变动，更说明了这个上层机构，实在已腐朽不堪。我二十岁前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一种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①当然，他没向“左倾”继续走下去，而是“常处于动摇”（丁玲语）②，跟他厌恶政治（坚决不去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死抱文学的信仰③的情怀相关，跟他剪不断的乡愁相关，正是在他浓郁得不能排遣的乡愁及其写作里，他恰恰有意无意地勾勒即保存了近代以来那种与传统乡土丝丝相连的“乡土形态”。且不说沈从文长期不被视为文坛主流（包括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期他仍受到非议），在终于吸纳他为文坛主流之后，也只是把他的乡土作品视为怀旧的“田园牧歌”，稍进一步则把他定位于“人性的治疗者”（人性与政治不再对立），而忽视了他作品里真正乡土形态的研究。当然，像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这样的研究专著的主题给限也是个原因。

如此林林总总的乡土遮蔽实在太久了。

三

《形态》以“世界史”为视野，但采取了新视角，先“社会”后“文学”，或把文学当作社会之一翼，对“乡土中国”即中国乡土文学进行了重新检视和爬梳。

借助当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形态》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成为“世界性体系”，而亚洲的“帝制和农业文明经济体系”被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体系”被纳入到“世界史”之中。亚洲的“近代”由此发生，开始了所谓的“启蒙”和“发现”之旅，但也决定了它的“第二性”的身份和地位。“与东亚一起，日本的近代是以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被编入‘世界史’的过程而开始的。”相对于日本和亚洲，中国是同质性的存在，也就是“自愿走向‘世界史’也便是将自己编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当中。”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的西方，所以“西方”成了未来，而“中国”则指向过去，还有待于“进化”。所以，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作家）有着“革命”——把王朝主体转换成现代民族主体即现代国家，从原来包含道德结构的经世济用转义为生计学、理财学、物理学化学等工具理性——的“时间”焦虑，也即“现代性的潜焦虑”。

梁鸿的思想方式并不是出自她的灵光一闪，而是同样有着当下知识界学界思辩和认知的背景。许纪霖《从普世性的现代化到东亚现代性》一文（2006）指出，过去的东亚，是西方人视野中的东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版图中的东亚，过去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摆荡：“西方中心论”和“内部发展论”……所缺少的，正是从东亚自身的历史文化交往网络中，来理解和阐释东亚现代性的发生。……无庸讳言，在东亚现代性的研究方面，无论是理论框架还是实证研究，日本学者都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④梁鸿则将此思想方法应用于乡土文学的再认识再研究。

这样，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批学人，借助日本用西方之火煮中国（乡土）之肉，百年（其间又有个借苏俄革命之火煮中国之肉的过程）又是个轮回，当下中国学界又是借助日本的东亚研究，重新发现乡土中国的他者性和异质性，进而发现“乡土中国”的包容性和自我嬗变的能力，在我看来，就是在新的历史境况中发现并研究乡土中国的主体性。这就等于承认，长时期左倾化的“乡土中国”忽视了乡土中国本然存在的主体性，等于说20世纪发生和成功的红色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民族先觉对待乡土的理念异远胜于同，中国乡土历经一条被瓦解的过程。

要是转换为乡土文学研究，我们也就容易发现，我们丰富的乡土文学，所缺少的正是基于乡土的历史文化交往的艺术形态，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欠缺，一个世纪的欠缺。我所认可的乡土主体性固然包含着“乡土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的均衡性和神圣化意味”，但我又不同意梁鸿所指认的，将近一百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仍可作如是观，如果是这样，就势必对来源于西方的阶级斗争思维与中国本土的暴力（包括极权）相结合而对民族心灵戕害的深重性估计不足。《形态》就有着这方面的不足（或者说有所规避）。

把近几十年日本的乡土现状（保持了传统活力）与我们中国的乡土现状（传统瓦解溃散）相比，就一目了然。

《形态》仍从“世界史”这样一个统摄性视野对中国内部思维观念进行改造即“转义”入手，来强调“民族内在思维的惯性和强大生命力”，比如“革命”与“王朝更替”和“暴力运动”，“共产主义”和“均贫富”，“公有制”和“中央集权”，于是梁鸿应用了“接受/抵抗”的双重视野，注意到并简单地阐述了这样的欠缺，如“我们从‘军阀’的自治政策，‘土改’中广泛存在的暴力和非理性，从建国初期对西方世界的排斥，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一‘接受/抵抗’双重视野所产生的西方/本土混杂观念的巨大影响力。”显然梁鸿从社会层面——社会学角度切入，进而阐述文学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他者性和异质性，也就是在近代欧洲知识分子眼里，中国是“停滞的帝国”、“穿蓝色长袍的国度”、“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帝国的没落”，属于过去时的形象，中国没有“接受”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而在实际上，中国乡土在拒绝着什么同时也在接受着什么，这并不是能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乡土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将近一百年它接受/抵抗的正是跟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或者说，它以批判（拒绝）的形式而接受（吸纳）。

沿着这种思想线索，由社会而文学，梁鸿发现，依然在西洋史的视野，“十七年文学”即使发现性地书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中农民的高大、温柔敦厚、具有有朴素阶级感情，“这一‘发现’背后强烈的政治意图使其乡土中国纯粹的自性发掘还有很远距离。”这是她一笔带过却是精辟的判断，也就是说，这种“政治意图”其实是背离了乡土中国的自性的。同时，她对中国作家对自己的乡土始终有“耻辱”心理的揭示也是到位的。

但是，梁鸿把“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的主要推手归咎于“经济的推动力”，即西洋史视野下当代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接着她说得更加明确，“1990年代中国人在精神和人的本质存在层面所发生的精神嬗变并不亚于世纪之初王权坍塌带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就是大潮汹涌的1990年市场化（市场化恰恰又是西方视野的产物），把乡土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的某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给彻底摧毁了。在此基础上，梁鸿作出了自己对“乡土中心主义”的反思，她同样借助现当代欧美的思想方法，感觉到在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后，中国乡土不只是“抵抗”、“溃败”，而同时又有“接受”。于是她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包容性和自我嬗变的能力”，也就是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具有容纳力和包容性。于是她再次关注并连结起“乡土中国”的形态，发现并强调“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

为叙述的简便，我把梁鸿笔下的诸如拒绝/接受、中国乡土包容性和自我嬗变的能力看作乡土中国的“文化抗层”，或叫“抗层”。

其实，1990年代乡土中国迈向市场化，不能脱离“西方视野”的因素，但在实际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所形成的权贵化、官商勾结，腐败加剧，考察其接受/抵抗的内涵及效果，恰恰接受了不该接受的东西（资本主义发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和贪婪），抵抗了不该抵抗的东西（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普世价值），也就是抗层严重耗散所导致的结果。上面所说的乡土中国的复杂性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当然情形已在改变）。

这里，在社会层面，我联系到近年学界如《9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使农民日渐失去自主性》，⑤李昌平们同样把农村的败落归咎于“经济的推动力”，在文学层面，不少作家也是持这样的眼光叙写乡土的，他们都把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乡土跟全球化视野下的欧美乡土看作是同质同构的存在，经济的力量摧毁了欧美乡土，同样也会摧毁中国乡土，讲经济力量就摆脱不了西方（欧美）印记，所以全球化（西方化）导致了乡土中国异化。而且，他们把中国显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1990年代种种现象看作是当今成熟资本主义阶段的普遍现象，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途穷末路，而中国正步其后尘。在中国谴责资本主义（金钱是万恶之源）总是容易的，往往受到赞赏；由于没经认真反思，他们忽视或不愿看到，改革开放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政治状况——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对农民和乡土的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已摧毁殆尽，乡土中国是以苍白残缺的精神底色——抗层急速耗散进入全球化即西方视野的。有《山乡巨变》《艳阳天》一类作品作蓝本，他们情愿看到中国乡土一直保持与全球化相抗衡的、可以流水自净的纯洁基础，一些作家笔下也极力放大已经式微的农民好品质，从而把已经衰变的乡土视为“净土”进行廉价讴歌。

显然，在《形态》里，“十七年政治”并不属于梁鸿“当代政治”的范畴，可她明白那个年代若干乡土经典对农民和乡土美德的礼赞，只是服膺于政治意图，与乡土中国纯粹的自性发掘有很大距离。那么，什么是“乡土中国纯粹的自性”呢？梁鸿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

我也看到，在把“中国人在精神和人的本质存在层面所发生的精神嬗变”归咎于1990年代市场化的同时，梁鸿对“乡土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反思。

梁鸿这种反思和判断，已经不是把乡土中国被动地置于“世界史”即全球化，而是能动地将乡土中国当作平起平坐不亢不卑世界之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启示，她也就看到，“中国的乡村并非就是封闭的、纯粹农业的社会构成，它本身也包含着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因子……传统乡村中已经具备有非乡村因素，‘城市’和‘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共生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这样，她也就更加确认，中国当代“城市化”其实是丢弃了乡土中国的特点，而去采用欧洲推行的城市取代乡村的城市化思维。这方面梁鸿虽然点到了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茅盾《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可她并没有正面地举出另外像沈从文《长河》⑥等乡土作品来进行诠释。

我以为，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长河》所昭示的乡土文学形态正好做了这种“反思”具有正面价值的注解（前面我提到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的用意即在此）。

四

《长河》是一部被忽视被遮蔽的，不可多得的叙写乡土自性的文学文本，它敞现了“乡土中国”的“形态”。这种“形态”比传统中国诸如“均贫富”、“王朝更替”、“中央集权”、“暴力和非理性”等文化原型在时间上更富有现代色彩。

什么叫乡土自性？就是乡土在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也可称作“乡村共同体”。《形态》虽没对此做专门解释，从其阐述，我们也知道乡土自性的基本特征。笼统地说，它敞现了乡土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的某种均衡性和神圣化。较具体地说，它敞现了自身的历史交往网络，叙写了自性状态下的“农民、乡村形象”，写了一个水边乡镇“含着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因子”，当然也写了受强权（政权和武力）侵袭下乡村每况愈下的社会趋势。显然，较充分地展现乡土自性也就展现了“形态”。这么说，我也是从乡土文学切入，进而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社会形态的乡土形态。

《长河》原计划写四卷，结果只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第一卷，一切尚刚刚展开，但显然不是阶级矛盾及冲突即左翼视角，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更不是印证“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本质。据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考证，沈从文在1938年就写出了《长河》⑦。沈从文于1943年在重新写完全书在题记中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⑧1981年沈从文自己小说选集的题记上还说：“从事文学创作，一半近于偶然，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的接触中，激发了我一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童心和幻想。”“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⑨他不像鲁迅把乡村写得那么阴暗沉重和绝望，也不像茅盾以阶级矛盾冲突（对人物有明确的阶级定性）来写乡村，行文舒缓甚至有些散漫。应该说，他写乡土“常”与“变”的立意独树一帜，但不被理解。他一开始就是文坛的异类，不被“正方”“反方”看好（他边写边投寄香港报刊，发表时却被删节）。他深知文坛波谲云诡，自己深受其苦，为人处世低调再低调，可他仍吐露自己“追求独立自由”的为文衷肠。他着眼于写平凡人物和乡村的“常”与“变”也是跟当时那些革命或进步作家“迎接革命高潮”的高昂史诗格格不入。不过，他毕竟开了个头。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乡土中国的常与变是个有价值的文学主题，在显现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乡土中国的包容性和自我嬗变——“形态”上，富有独特的光彩。

这里我无意深入评论这部作品，而只是把它视为“乡土中国”的一个文本，所注重的是“形态”的具体内涵，像乡村内部道德结构、乡村自性及其某种均衡性和神圣化，均有较充分的表现。沈从文在《长河》开头不久便写道：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样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劳耐苦把日子过下去。⑩这既是《长河》想倾力表达的，何尝不是乡土中国的“形态”——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另外一种样式？这可不是美国作家赛珍珠写的《大地》，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

当年沈从文写《长河》没有耻辱心理，他年轻气足，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是鸿篇巨制。但从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考量，《长河》属于“未完成式”，一是只写了第一部，二是从成文的内容也过于松散，文体上也不怎么成功。与《边城》相比，《长河》内容较沉实而平淡，没有那种诗意化哀婉的田园牧歌味。从长篇小说艺术和读者接受角度，在文体上比不上茅盾《子夜》等着眼于矛盾激烈冲突的作品。依沈从文的经历和文学抱负，在往下（如第二卷）肯定会有传统乡村中非乡村因素——城市生活的内容，他也就可能写出乡土自身的积累（包容）而产生的嬗变，拒绝/接受也就更具有乡土自性的热力，更具生活内容，更有宏伟的展示。但是《长河》中断了，一个文学样式萎谢了。

王鹏程从《长河》遭遇文体困境进行分析：沈从文再难以回到那种优裕自如、恬静致远的写作心境。他疏远了自己熟悉的“牧歌”文体。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难以保持继续不介入时代的天籁般的“吟唱”。更为致命的是，他那样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浑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这就势必会受到那绅士阶层的世俗理想的牵制，最终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情感发生了误解……在《边城》之后，他要构筑“人性小庙”已气喘吁吁。到了《长河》，已经上气已不接下气，实在没有气力完成这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大部头作品。⑪

这种基于作家生活环境、心境变化导致创作心态改变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王文心里已有一个以茅盾等现实主义批判作品（史诗作品）作参照，有着浓厚的阶级分析味道。沈从文当年的实际情势要复杂得多，并不是“在城市做绅士”与“在家乡做乡下人”心理落差和审美偏差而导致文体困境，我宁可看作当时年代还不具备产生这种精神（文学）样式——个人诉求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比如前面提到的左翼作家对他的批判，读者对他这样写法不感兴趣，说明中国不需要他这种写乡土“常”与“变”的作品），即尚不具备相应的历史氛围。这方面一个简明的事实就是，乡土中国没有像俄国有着以普希金果戈里为旗帜深厚的现代文学传统，大多数读者和作家都沉浸在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审美情趣里不能自拔，没有接受现代人文精神物的洗礼。

小说文体既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在重政治意识形态的年代，文体实验往往成敏感的雷区，自然也就阻遏了文体实验的深入，沈从文写乡土的常与变主题，注定得不到良性发展空间。数十年来，乡土这块最涵养中国人心灵的圣地，也成了风雨飘摇中的流浪儿，已被连根拔起，乡土之“常”从何体现？

沈从文以自由心态写乡土的常与变，他并没有意识到，左倾化的中国文坛（包括情绪化的读者）更不会意识到，这是乡土文学的一个新的萌芽，一个崭新的文学样式——精神样式，一个需要更多作家和读者共同参与的文学实验，一个应该得到宽待和理解的文学探索。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从检视乡土中国有过的“形态”，我们得以知道，中国作家有过这样的刚刚露头就遭淹没的精神创造。许多时候，人们往往以某个已然存在的东西而设想：它假如不存在我们会如何遗憾；但人们在今天的抱憾中，是看不到先前这种有过的“萌芽”的，因而我们更加觉得，被“现代”反复开垦仍有着未被触动的“乡土中国”处女地。一个人不会同时踏进两条河流；我们面对和置身其中的，不再是昨天的“长河”，而是现在和将来的“长河”，此岸和彼岸都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期待在更大视野下写乡土“常”与“变”的大作品。

注释：

①②③⑧转引自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72页、第71页、第75页、第232页。

④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200页、第201页。

⑤凤凰网访谈，2010年9月2日。

⑥⑨⑩《沈从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⑦⑪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转引自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