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超脱、健朗、真率、崇道的人格特质，使苏轼之诗格呈现出率真清新、风行水上，纵笔好骂、豪放飘逸，针砭时事、匡时济世的特点。苏轼之独特人格，既成就了苏轼的辉煌，又限制了苏轼的进一步辉煌，阻碍了苏轼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关键词：苏轼人格诗格制约

在宋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苏轼之所以成为非常特殊的一位，原因即在于苏轼有着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而苏轼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正源于其独特的人格风采，苏轼之人格对其诗格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

所谓人格，即“个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的社会适应中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性和心理特征。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心身组织。”

一.率真清新，风行水上

如前所论，因家庭背景、乡风习俗、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复合影响，形成了苏轼人格中“真率”之品性，使苏轼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真率”之品格——率真清新，风行水上。

“真率”之念深烙苏轼心中，因此，生活中的真、善、美，他热情歌颂；现实中的假、恶、丑，他无情贬斥。苏轼坚决不做火热生活的冷漠旁观者，勇为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他积极投身生活。苏轼自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口谁能择，俗予疑人未遣闻。”“率真”是苏诗所特有的，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料的联想等等。譬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和饯安道寄惠建茶》用若干历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形容海棠的色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州”之化用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化用民间故事，无不妙想成趣，触处生春。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生机，不同凡俗。

一方面，苏轼的诗歌创作能挥洒自如，如风行水上一般，“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形成以率真清新为基调的多样化风格，但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苏轼诗文成就的进一步提高。苏轼诗很喜欢发议论，如《题西林壁》纯是从自然景物得到某种悟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为世事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欲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也可以理解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的时空观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二.纵笔好骂，豪放飘逸

熙、丰党争激发了苏轼强烈的参政意识，参政意识导致了其纵笔“好骂”的创作风格：因“好骂”遭致乌台之勘，乌台之勘后的黄州之贬，则使他悲哀“此身非我有”，转而祈取自我生命的实在性，寓物任真，寓悲哀于旷达，呈现出崭新的艺术境界，即所谓“少年下笔已如神，文到黄州更绝尘”；“在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琦”。

苏轼的“好骂”风格，始于熙宁初，主要是“骂”王安石和新法。如其《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表现了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诸多“怒邻骂坐”，“以快一朝之忿，”的作品之一。所以纪昀在首肯该诗“风力自健，波澜亦阔”的同时，认为“惟激讦处太多，非诗品耳”。不过，苏轼“怒邻骂坐”，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是其真率健朗性格在从政领域的反映，也是志在当世、批评时政的一种表现形式。熙宁四年十一月后，苏轼出典杭、密徐诸州，“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故多任性而发，纵笔，“好骂”之作。如七律《和刘道原见寄》，以“群乌”比新党：“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七古《送杭州杜、威、陈三掾罢官归乡》，以“月啖虾蟆行复皎”比喻新法像月蚀那样不会长久，与前引《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相同，虽“风力自健”，却“非诗品”，《寄刘孝叔》虽属“骂格”而难免党派之见，但绝少使气激讦之词，全是诗“灏气旋转，伸缩自如，托讽处亦不甚急”，与通判杭州所作的讥刺新党新法的七古《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元韵答之》《戏子由》《吴中田妇叹》等等，均典型地体现纵笔好骂的创作风格。

苏轼是宋型文化中孕育而成的文官政治之代表。理学思想之砥砺、儒圣情怀之陶冶、士大夫的承担精神和宋儒的忧患意识是贯穿苏轼一生的。尽管其不同的人生阶段，忧患意识亦随政治境遇而变化。当忧患精神上升时，超越意识便下降（青年期、在朝期便如此）；反之，在野贬谪之际，超越意识上升，忧患意识便退而降其次。这样，苏轼的一生便在承担和超脱的相激相荡、双重挤压下生活。

三.针砭时事，匿时济世

苏轼论诗深受其父苏洵的影响，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以达到“济世”“救时”的目的。苏轼曾写过一首《戏足柳公权联旬》诗，其诗云：“宋玉对楚王：‘故足以成其篇云。”其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曰长（唐文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柳公权）。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为此施，清明分四方（苏轼补句）。”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旅行，仍复作诗文，寓物托讽，庶儿流传上达，感吾圣意。”这说明苏轼确实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他的《雨中游天竺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造的现实主义名篇。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矢，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苏轼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苏轼文艺观中的反映。在《答俞括书》中还说：“今览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酌古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有为而作”，也就是“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把发挥诗文的社会作用，作为写作的宗旨，这是苏轼一贯遵循和倡导的写作原则。这种思想并非苏轼首创，而是继承和发挥诗文革新的传统，因此他对韩愈和欧阳修推崇备至。苏轼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称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对韩愈的历史作用和人格作了过高的评价。

然而，士大夫“以先天下为己任”的崇道承担精神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遇到极大的挫折。宋代变法运动发展至后期，党同伐异，文诛笔法。初出茅庐时“喜怒好骂”的苏轼，面临日益高压的政治空气和贬谪处荒之穷迫处境，不仅噤若寒蝉，其心态迅速转向惴惴不安之中。政治行为亦由“兼济”退为“独善”。苏轼不是“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而是“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以顺处逆、以理化情。无论多么沉重之打击，他都能以“亦无风雨亦无晴”的道佛智慧化解之。超脱、健朗、真率加崇道既成就了苏轼诗文“率真清新，好骂豪放，针砭时事，匡时济世”的文学成就和美学品格，也限制了苏轼文学成就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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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罡，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