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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不同文艺样式的比较解读

2012-07-09马燕妮

文学教育 2012年12期
关键词:林海雪原杨子荣红色

内容摘要:《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学”中出现的一部“红色经典”小说,相继被改编成电影、样板戏、电视剧等不同艺术形式。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艺术形式的分析,解读在不同政治语境和社会大环境影响下的传播意图和内在含义。

关键词: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不同版本改编再解读

一.“红色经典”与“再解读”

何谓“红色经典”?“红色”是中国革命特定语境下的产物,是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艺术再现,是象征着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信仰和意志的符号,在中国现当代史中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义。“红色经典”因其所覆盖的作品的时间跨度,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的方面来看,“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国内解放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舞蹈等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和“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从狭义的方面看,“红色经典”建国后到文革之前17年间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就最高的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何谓“再解读”?“再解读”是1990年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思路。“再解读”作为一种批评的策略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把文学推入更深入具体的层面。“再解读”研究主要包括了三种方式:

一种是考察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方式和文类特征上的变化,辨析不同文化力量在文本内的冲突或“磨合”关系。这也是本文重要运用的解读方式。

第二种分析文本的方式,讨论作品的具体修辞层面与其深层意识形态功能(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联。

第三种文本分析方式主要是试图把文本重新放置到产生文本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呈现文本中“不可见”的因素,把“在场”/“缺席”并置,探询文本如何通过压抑“差异”因素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覆盖。

二.文学样式分析

1.从小说到电影

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时社会的文学思潮、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红色经典浓烈的政治色彩斗争意识使它在政治斗争为纲的社会得到迅速传播。

《林海雪原》是作者曲波根据自己40年代末期在东北剿匪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是“革命通俗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小说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传奇小说的色彩,选取富于戏剧性的内容,以偶然和巧合的形态显现,人物过于理想化,描写过于夸大。有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小说的现实手法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他们显著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推向了极致。杨子荣智勇双全,孙达得长腿善跑,栾超家善于攀登,小白鸽医术了得。少剑波更是类似于一个神式的英雄。他是一个全知全能、智勇双全、“精悍俏爽、健美英俊”的理想男性。活泼天真的白茹对他情不能禁,杨子荣和小分队的战士对少剑波佩服得五体投地,夹皮沟的老百姓更是将少剑波奉若神明。作者对人物的感情色彩是十分明显的,正反人物两极化,突出赞扬正面人物,在各个方面丑化反面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外貌上就具有明显的差异。少剑波等人都是运用“俏爽”“漂亮”等词汇描写,而坏人则都是尖嘴猴腮,丑陋无比。作者对反面人物极致丑陋的描写,将他们妖魔化,将他们描写成是一群四处作恶的妖魔鬼怪。而少剑波所带领的小分队,无疑是正义真理的化身,无论妖魔多么穷凶极恶,最终的结局都是“邪不胜正”的。

《林海雪原》在人物塑造,各种巧合情节,夸张的写法上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小说过于夸张,浪漫过头等不足。但是这种带有奇幻色彩的环境、情节、人物,在主观情感下夸张变形,与现实生活的明显差距却受到了读者的强烈欢迎,也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让《林海雪原》被众多改编者青睐。

电影《林海雪原》(导演:刘沛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改编拍摄,并没有将小说完整地搬上荧屏,只截取了最精彩的“智取威虎山”的片段,从发现小炉匠老婆尸体展开。电影对原著改编并不是很大,在按照原著小说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叙事表现,仅有几处地方改动。但由于这个选段的精彩高潮之处在于打入土匪内部,深入虎穴的了解情况。因此,在电影中更突出这一部分的主角杨子荣。小说中,少剑波是一个完全领导者的地位,指挥自如,是全队的灵魂人物。电影中,这种优越的地位被削弱。在神河庙与定河道人周旋摸底中,杨子荣替代少剑波的位置,与道士言语交锋,更是将杨子荣推到了第一号角色的位置。在其他人物形象上,人物形象更加理想化,电影中押车的高波将火车看护得很好,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计谋,没有让敌人的奸计得逞,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且打了一场胜仗。

2.样板戏(电影版)

1970年前后,正是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影响的。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无疑是以政治为核心,政治立场、阶级出身、历史面貌已经决定了人的地位和位置,因此这个时期的改编也是最受政治和时代背景影响的。

样板戏(导演:谢铁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开篇就提到为落实毛主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参谋长203率一支追剿队进入深山,以便消灭逃进威虎山的座山雕土匪武装。在《智取威虎山》中出现了以领袖语录为人物语言的现象,反复提到或者直接颂扬领袖。如送情报中,杨子荣唱到:“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毛主席思想永放光芒。”这是与当时高度政治化吻合的必然结果。

剧中明显的改动是人物的名字,除了杨子荣之外,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改编或者没有提及,孙达得变成了申德华,少剑波和白茹的名字用参谋长和卫生员替代。如此修改据说是江青为了显示样板戏与原著小说的不同而改的。可见当时改编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程度之强。第四场“定计”中,面对采取何种方式进攻威虎山时,此处不是体现203个人的智慧与决策,而是通过“多次讨论”、“毛主席的教导”,最后“民主会”讨论后决定采取智取,并且在战士们的推荐下,派杨子荣去完成深入敌方的任务。在考虑杨子荣能否完成任务的条件中,特别提到一条是“杨子荣是贫农出身本质好”,强调突出杨子荣的阶级出身,将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人物塑造上,删掉了大量反面人物的戏份,有关定河道人,一撮毛的情节全部被删掉,一撮毛的剧情作用由不曾露面出境野狼嚎完成,加入了常猎户常宝父女,使正面人物的气势完全压倒反面人物。

少女情怀、天真可爱的小白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会谈情说爱,满腔怒火,苦大仇深,誓死要报“阶级愁”的小常宝。常猎户父女是从杨子荣假扮皮货商的情节中衍生出来的人物,父女二人是广大愁苦群众的发言人,常宝本是女儿身,为了避难,女扮男装,扮作哑巴。这个哑,不仅仅是生理上哑,更是受压迫的人民不敢声讨的哑,他们有苦不敢说,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只盼深山出太阳。在杨子荣“毛主席和共产党会给我们做主”的劝导下,她掀开帽子卸去伪装,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我说!我说!”。既为了体现人民决心摆脱土匪的压迫也体现出了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认同与信任,一定程度上也激发起人民的阶级斗争。

3.电视剧

九十年代至今,“红色经典”的热潮再度被掀起,电视剧改编的热潮并非仅仅是艺术本身发展的必然结局,而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各取所需的合力推动的结果。前者有意识地强化“红色”的教化功能,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地位;而后者则无疑是地清化其中“红色”意味,瞄准的是对大众怀旧心理的满足,对其心灵缺失的补偿和对某些流行趣味的迎合。

“红色经典”大都弘扬集体主义,且本身排斥商业话语。改编者的最大难题是:一方面要满足观众原有的对作品的期待与理想,另一方面求新的欲望使他们不满足旧的东西,想要挖掘新的内容。但是在商业话语占主导的消费主义时代,这种环境将“红色经典”的改编陷在了革命文化和商业目的的夹缝中,使改编剧常常陷入创作的误区。

“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时代政治的产物,历史集体记忆的存在,它的改编收到来自国家、市场、大众等方面的影响。从不同年代的改编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潮流的变化,政治需要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传播话语和思想内容,都是与时代相呼应的,都值得我们探究与品位。

参考书目:

[1]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岳麓书社出版2010年9月第一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十次印刷.

[3]李杨《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的经典》.

[4]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

[5]孙宜君王辉《艺术形式的变化与审美阐释的差异——论林海雪原不同文本的叙事及传播话语》现在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5期.

马燕妮,湖北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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