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饼”风俗的起源

2012-05-15冯少波王毓红

文化学刊 2012年4期

冯少波王毓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广东 510420）

近些年来，随着厦门“博饼”风俗的日益盛行，有关它的来源、演变、发展的追问和说法愈来愈多。民间传说，它是郑成功在抗清复台期间，部将洪旭为解除士兵思乡之情，缓解军中粮食危机所发明的一种游戏。厦门文史学界曾为此展开激烈争论，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传说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博饼”是一种风俗，它应该具备一切风俗的最基本的特征——自发产生，约定俗成。它既不可能为洪旭所发明，也不会在历史资料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本文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博饼”风俗本身，通过对构成这一风俗的五个最基本因素——过中秋、吃月饼、摇骰子、称状元和获奖概率的深入剖析和阐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广袤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考镜源流，探寻“博饼”风俗产生的源头。

一

过中秋、吃月饼、摇骰子和称状元是“博饼”活动里必不可少的要素。早在“博饼”产生之前，这四个基本要素就单独存在。“博饼”的发生历史不过是固有的各种因素被 “嫁接”、相融合的过程。

中秋节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唐代，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完善，到明代基本定型，并传播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中秋节是拜祭月亮的节日。在传统观念里，月亮与太阳相对，太阳主阳，月亮主阴，月亮总是与土地、雨水等事物有关，而这些都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所以在每年粮食收获的时节，一定不能忘记祭拜月亮神。农历的八月十五是拜祭月亮的天赐良机，秋季，天高气爽，月光明亮，也是一年当中观赏月亮的最佳时节。月亮出现在夜晚，那是做私家事的时间，白天人们离家外出，与他人交往，进行社会活动；只有晚上，才属于家庭，是与家人团聚的时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以月亮作为家庭团圆的象征。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就是中国古人这种观念的绝妙表达。

中国人有关中秋节的观念在清代的历史典籍中也得到了证明。成书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岁功典卷七十一”中，总共收录了12省，52州县的中秋习俗，除了个别的二府三县中秋节习俗稍有特别外，其他地区全部都有拜月神、吃月饼、祝团圆的风俗。[1]虽然全国各地的中秋节风俗纷繁复杂，但是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主旨，也就不难发现其逻辑上的统一性。作为节日，八月十五的主题就是拜月、祭祀神仙，既有直接的焚香、祭拜，也有间接的赏月活动，如泛舟、出游、登高、结塔、折桂、唱歌、演戏、灯火，其目的就是为了观月华；更进一步的就是象征月亮的活动，吃水果、吃月饼、宴饮、馈赠，则是为了祝福团圆；中秋节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在八月十五夜晚，主题是举家团圆，祭拜月亮，内容是户外赏月吃月饼。最能使我们看清中秋节主旨的是清代历史学家于敏中（1714—1780）在《日下旧闻考》中对于中秋节的一段记述：“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 ”[2]一言以蔽之：圆。

月饼与中秋节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中秋节的物质载体，也是家庭团圆的精神象征。传统的北方月饼有两种：一种是大的，类似锅盔，饼径一尺余，饼厚约二寸，饼面绘有图画，内容多与月亮的传说有关，饼中必点一个梅花状的红心。其做法以起面（发酵过的面）制成，其中要加入油、糖或香草之类，做成月饼形状后，以特制的上下都有炭火的炉烘烤至熟。其吃法是多人分食：先将大饼横着切成两个半圆，然后再将半圆竖着切成一指厚的片，形成大小不等的月饼切片。另一种是小的，类似点心，一掌大，一指厚，一手可容。其做法以起面制成，中间有馅，用糖和各种干坚果混合而成，小饼用专用的模具倒出，表面有各种花纹，全是一般模样，饼中点红，也是炭火炉中烘烤而成的。其吃法一人独食，有时一次可吃多个。我的家乡——陕甘宁一带称其为“提糖月饼”。过去，不管是哪种月饼，基本上都是家庭手工制作的，很少有工业加工的。

月饼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源于唐初唐高祖李渊。某年中秋，吐蕃商人进献有华美图饰的圆饼，高祖触景生情，戏邀天上圆月分享，并将圆饼分与群臣共食之。二是源自元末高邮人张士成。为反抗元朝，人们在饼中夹带字条互相馈赠传递消息，相约中秋之夜起义。[3]民间传说并非完全虚构，其中也可透露出某种有用的信息。当代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在《传说的历史性》一文中指出：“任何传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做根据的。由于一定社会历史范畴的存在，人的幻想不管怎样狂放，也不能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关系。它的出发点、表现的范围和素材，都是不能脱离一定历史的凭藉和限制的。”[4]根据传说的故事情节来分析，唐初的月饼是群臣“分而食之”的，应当是大月饼，而元末的月饼是“夹带字条”的，应当是小月饼，这也说明大月饼是源自北方的，小月饼是源自南方的。这个推断不仅与传说一致，而且也符合民俗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如同滚雪球、堆雪人一般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月饼也是越做越复杂，而且语言学的规律证明，在“动宾结构”的概念中，作为宾语的概念一定先于作为动宾结构的概念，“提糖月饼”必定产生于月饼之后。

闽南之地东绝于大海，西困于群山，地处边陲，远离中原，在近代海洋贸易发达之前，一直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当北方和江南普遍形成了中秋节日风俗的时候，闽南还处于缓慢地接受北方中秋月饼文化风俗的过程之中。中秋吃月饼的习惯，是北方面食文化的产物，而闽南则属于典型的米食文化地区，本地居民传统上都以大米和红薯为主食。由此而产生的闽南节日食俗，也是糯米米糕和薯饼芋饼等。《闽书》记云：“闽人以糯稻酿酒，其余蹂粉，岁时以为团粽粿糕之属。”[5]现存福建第一部地方志——《八闽通志》，成书于明代弘治年间（1490年前后），该书“风俗岁时附”条目中，记载了各地岁时，其中泉州有元日序拜、上元放灯、清明祭扫、端午角黍竞渡、七夕乞巧、中元盂兰盆会、重阳登高、冬至祭享、除夕守岁等九个，根本没有中秋月饼之说。[6]然而到了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地方志中已可见到中秋月饼的记载。道光《厦门志》“岁时民俗”条记载：“夜荐月饼，芋魁，祀神及先；亲友相馈遗。”[7]道光《马巷厅志》“岁时”条：“八月中秋夜，以月饼、番薯、芋魁祭先及神，前一二日亲友以此相遗。”[8]表明清代中期，闽南已经有了过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在研究明清时中期秋月饼风俗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了科举考试对它的影响，因为明清科考中的乡试，正好就在中秋节前几天举行。民众热热闹闹欢度中秋佳节之日，正是学子湍湍不安期盼科考成绩之时。明、清科举分为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县试考取的称为秀才，乡试考取的称为举人。乡试隔年举行一次，时间定在八月，名为“秋榜”。清代学者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清代之科举”时说：清代“乡试以大比之年。八月初八日入头场，八月十一日入二场，八月十四日入三场。会试定三月，殿试定四月。至废科举为止。”[9]因为中秋节与科举考试在时间上的巧合关系，非常容易让人产生两者关系上的联想，使得中秋节日风俗中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点科举的印记。

科举考试能否考中，不仅有赖于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而且还会受到考官喜好、考生相貌的影响，一向神秘莫测、难以把握。明代曾任福建乡试考官的张瀚就认为：“国家以科第取士，士亦以科第取荣，自乡举、会试以暨廷对，皆以首擢为奇遇。”[10]他在其《松窗梦语》一书中就认为：“古人求士兼取身、言，今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11]科举不仅看成绩，还要看相貌。中国人的观念中，人的前途都是由自己的命运决定的，命运又是由被称作“老天爷”的神灵掌控和操纵的。在普通民众的眼里，考试的成功与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清代就有人作诗云：“升官图里夸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献岁惊闻笑口开，果然夺得状元回。举人进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经廿一史，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卢喝为雉。”[12]因此，各种形式的赌博算命，如“院试求签”和状元筹等盛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说过：“赌博游戏跟已为蒙昧人所共知的占卜术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占卜者或赌博者在混合签或摇转骰子以迫使它们做出答案的时候，有某些神灵在他们头上飞翔。”[13]正像闽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头上三尺有神灵”。清康熙乾隆年间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记载：“前岁，于姊为昭儿院试，求签于土山庙，签云：‘王路宜迁改，前途事业新，故园花渐发，先折一枝春’。昭儿本名福基，以昆山分入府学，皆迁改也。故园二字，切求求签之人，春字切时令，渐字先字，并为今岁钥侄子好兆。卜公签，灵应如此。”[14]而使用更广泛、影响更大的则是状元筹。什么叫做状元筹？状元筹是一种骨质的博弈用品，由63支筹条组成，每支筹条上刻有从状元到秀才的不同科名和注数，以科名高低定注数，总计192注。清代学者将其的用途概括为：“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15]

学者们早就发现了“博饼”与状元筹之间的渊源关系。①此观点可参见刘海峰.状元筹与博会饼——再谈中秋博状元民俗的起源与演变[N].厦门晚报,2003-09-02：(22).林玉蓉.厦门文史界关注“博饼”起源新说[N].厦门晚报，2003-08-28：（26）.“博饼”中的科举名称即来源于状元筹，因为状元筹本身就是与骰子结合在一起才能玩的游戏，所以也正好说明“博饼”科名源于骰子。“博饼”中的科名，除了“状元”之外，都不是直接称呼为科举之名，分别被称为 “对堂”、“三红”、“四进”、“二举”、“一秀”。这与科举名称有所不同。科举考试，按照考试级别和获得名次的不同，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会魁、举人、秀才。秀才产生于科举考试第一级的童试，它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学员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举人产生于第二级的乡试，在省城的贡院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前后共考三场。考中者称举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魁产生于第三级的会试，乡试次年在京城贡院举行，会试考中后称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一般分成十八房评卷，各房推荐的第一名都可以称为会魁。进士产生于第四级的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参加殿试的贡士，考出名次后统称为进士。进士前三名为“三鼎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状元为最高科名，通常被看作是这一系列科举名称的代表。“博饼”中科名的标注方法，其实是把掷骰所得红四的数字与科举名称“嫁接”在一起的产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红四是秀才，两个红四是举人，简称“一秀”、“二举”；三个红四是会魁，称作“三红”，直接以骰数表示；红四之外其他四数相同是进士，所以被称作“四进”。一二三四五六，六数连贯是“对堂”，“对堂”不是从骰数而来，也不能反映奖项的等级，只是概括了榜眼、探花两个科名。不仅“博饼”科名源于状元筹中的科举名称和骰子数目，而且状元筹上还会记刻游戏的获奖规则。状元筹中这种记刻规则的筹条被称作 “场谱”。厦门文物店存有一片清乾隆时期的象牙“场谱”，牙片分上下两段：上段刻有士子乘龙舟出海图；下段刻有如下文字：“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榜眼探花，分相不同马军得。会魁三红得。进士四聚得。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16]寥寥数字，已经将游戏规则表述得一清二楚。状元筹的“场谱”中，除了“对堂”，即榜眼探花的获取规则与现代厦门“博饼”有所不同外，其余各项均完全相同，显示出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博饼”中奖品总数的设定是“博饼”规则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也是现代“博饼”的一个关键性的构成要素。这个制度就是所博之饼的总数一定是63块。“63”这个数字从何而来？这是“博饼”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状元筹中的奖项，从状元到秀才，一共六个等级，每个等级之间呈倍数增长关系，即：1—2—4—8—16—32。这个关系式的总和，即得63。在状元筹中，计算奖品的单位称作“注”，“注”可以任意设定，1注可以是1元钱，也可以是10元钱。状元筹规则中，最低等的是秀才，秀才的奖品总数是32注。在掷骰实践中，一个红四就可获得一个“一秀”，为了获奖方便，必须将奖品划分成最小单位，即设置单独的32个注。“二举”为两个红四所得，奖品比“一秀”高出一倍，自然要设为 32∶2＝16。 “四进”则是（32∶2）∶2＝8。余此类推，直到状元。状元只能为一人所得，状元奖的大小是作为一个整体的32注。实际上，游戏规则就决定了总的注数，即32×6＝192。可见，在状元筹各种复杂的数量关系中，由六个等级之间的倍数关系和秀才一颗红四获奖的那1注，决定了总数192注，又由这192的总数，决定了游戏场上的63之数。状元筹与“博饼”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奖是数字（以数计钱），后者的奖则是月饼（由数计饼），“博饼”只不过是把状元筹的注合并成实际需要的最小单位罢了。状元筹的63根筹条决定了“博饼”的63块月饼，状元筹的192注决定了“博饼”中月饼的大小比例关系。

清代江浙地方就已有了给状元奖励一种叫做状元饼的大饼的习惯。“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开科取士，东王杨秀清任主考。……刘状元满头辍金华，身着绣金黄袍，红缎翅子帽，足登二寸厚官靴，坐八抬八棒显轿，娇前顶马披红，引大红旗一面，上书大金字一行，‘天王钦点某某科状元’，榜眼、探花亦如之。倾城观者，呼为出状元大会。游街毕，六百余人齐朝东王府，拜见老师。老师坐赐红绫饼宴，每人赐状元饼一份，饼极美，上覆红色绫缎。饼食毕，老师命各人将红绫携归，光宗耀祖。”[17]在这种做法中，已经实现了大饼与状元之间的嫁接，所缺少的只是中秋的时间和月饼的名分而已。

二

美国哲学家杜威说过：“所有的习惯都是感情，所有的习惯都具有推动力，以及由若干特殊行动所形成的心理倾向，比起含糊的、一般的、有意识的选择来，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远为密切而基本的组成部分。”[18]任何风俗本质上都是一定文化圈内人们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博饼”亦如此。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游戏活动，它的发生最终有赖于实施者——人的参与。人是过中秋、吃月饼、掷骰子和称状元行为的直接承担者，也是促使“博饼”行为产生的直接动因。

“博饼”的最早历史记载，见于清朝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主修的《台湾府志》，该书“刊行时间当在康熙三十年以后。”书中有载：“是夜，士子逓为宴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朱砂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19]有的学者把这样的“博饼”称为“博元”。[20]它表明现代厦门“博饼”的出现与台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历史事实也证明：直到康熙即位初期，清朝政府仍然面临着明朝残余势力的严重威胁，郑成功在明朝武隆皇帝的旗帜之下，凭借大海天堑，割据东南一方，先是占领厦门、金门，而后又夺取台湾、澎湖地区，与清朝抗衡,大明旗号一天不倒，大清江山一日不牢,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反清武装，清廷可谓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其一是移民,清廷认为厦门金门“蕞尔两岛得遂猖獗者，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济。”遂于顺治十八年、康熙十七年两次“迁界”，今将浙、闽、广等地“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则海上食尽，鸟兽散矣。”[21]其二是增兵,不断加强福建沿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康熙皇帝于收复台湾的当年，即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耗时半年，对广东、福建沿海进行了大规模的视察。所到之处，他关心的就是各地如何增兵和如何防守的问题。据我们统计，在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两州，从康熙十五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就 “因界设守八年，展界安兵”共96处，兵力从24700人，增加到42588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史所罕见,这无疑推动和加速了月饼文化的传播。

收复台湾之后，清廷为了巩固战争的成果，从内地抽调了大量兵力，驻守台湾。复台大军总首领施琅将军就上书给康熙皇帝，提出了经营台湾的总战略：“且海氛既靖，内地溢设之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澎湖两处。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共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22]这便是清代台湾历史上有名的“班兵”制度。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行使统治权。一府就是台湾府，三县是诸罗县、台湾县和凤山县。《清史稿》曰：“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之，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光绪十三年，改建行省。”[23]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设府驻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清代大臣汪士祯对台湾设立府县管辖，又设总兵官，分巡厦门道一事评价道：“幅员之广，古未有也。”[24]

往新近收复的 “郑占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厦门诸岛，派驻如此庞大的官员、士兵队伍，人员从何而来呢？《台湾通史》作者连横认为：“陆路参将二员分驻诸凤，兵八千名，澎湖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皆调自福建各营。”[25]而道光朝督抚《赵文恪公行状》中则说：“台湾十三营，戍兵一万四千，皆自内地五十三营。”[26]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来自蒋毓英的《台湾府志》，此志是奉命而制，仓促成书，书中大量引用原始档案，比如府库存金、地方驻军等，历来被视为机密的文件，也被收入府志之中。其中保存了地方官员和戍守将士的籍贯资料，如下表：

《台湾府志·官制》记载官员情况表[27]

序号属地官职姓名籍贯备注8县丞赵行可陕西永昌卫人贡生9典史张员初涿县人（属河北省）吏员10 新港巡检司巡检纪文达泾阳县人（今属陕西咸阳市）吏员11 澎湖巡检司巡检姚法唐祥符县人（今河南开封市）吏员12 凤山县知县杨芳声宣府万全卫人（今属河北张家口市）贡生13 典史王辂易州茂山卫人（今河北易县）吏员14 下淡水巡检司巡检袁玫腾骧卫人（明代中央直属军队，治所在北京）吏员15 谢宁会稽县人（今属浙江绍兴市）吏员16 诸罗县知县季麒光无锡县人（属江苏省）进士17 樊维屏蒲县人（今属山西省临汾市）贡生18 典史杨辅业富平县人（属陕西省）吏员19 隹里兴巡检司巡检孙寅禹城县人（属山东省）吏员20 台湾府儒学教授林谦光长乐县人（属福建福州市）副榜贡生21 台湾县儒学教论傅廷璋南安县人（属福建泉州市）举人22 凤山县儒学教论黄赐英晋江县人（属福建泉州市）举人23 诸罗县儒学教论陈志友长乐县人（属福建福州市）岁贡生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教育口的官员“儒学”来自福建省之外，其他官员一概来自北方和江南各地。我们统计了高洪乾《台湾府志》中的资料，实在步战守兵9156名。[28]在台湾驻防将领的籍贯情况：福建人132人，其中漳州泉州本地人80人，福建其他地区52人，而非福建人124人。如果以泉州、漳州为本地，把福建其他地区的人划为外地的话，外地人即为176人。我们以总兵官（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为高级将领，以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为中级将领，以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为低级将领，分析其来源地，结果是：

高级将领：总数19人，本地3人，占16%，外地16人，占84%；中级将领：总数64人，本地7人，占11%，外地57人，占89%；低级将领：总数173人，本地70人，占40.5%，外地103人，占59.5%。[29]外地人平均占到77.5%。

按照班兵制度的规定，防守将士，是临时驻防，三年一轮换，所以不能带家属。为什么会有如此规定？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略方面的考虑,防止将士叛逃谋反，鼓励其效命疆场；二是人员流动的困难,减少海上运输方面的压力。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攻占了台湾大部分地区，清廷派出重兵，历时数月，方得平息。此事也暴露了班兵制度的一些弊端。有人上书请求废除班兵制度,当时台湾同知姚莹上书反驳,他全面分析了班兵制度的道理：“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家室也。……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家属室，使之尽力疆场，然后亡躯效命。……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于显戮，不敢有异心也。”[30]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往来，只通过海上搭乘商船运输。而早期只有厦门至鹿耳门一条航线。“更替例由厦门提督点验分讯，其归也亦如之。而台北至郡千余里，厦门至延津汀邵诸营又千余里，班满出营，候商船配渡，每需旬月，兵弁苦之。”[31]除了军队将士之外，地方官员也有三年一换的制度。而且，由于地方官员的权力逐渐增大，地位逐渐提升，往往到期之后，不能离任。雍正七年上谕说：“台湾地方，远隔重洋，全在道、府、厅、县各得其人；而该员又须熟悉其风土情形，殚心办理，于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俱以三年为满。后经原任总督满保条奏，请将三年任满之员再行加衔留任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谙练之人久于其任也。”[32]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会更为长久。“台员以六年为满，而调任之时，渡海往任，即须数月，任满之后，候缺挨升以及交盘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后合计，须八、九年方得升用。”[33]

早期戍守将士和官员都是只身赴台，不带眷属，时人视此为畏途。光绪台湾抚台官员蒋师辙在《台游日记》曰：“雍正十一年，覆准台员道员准镇协例三年报满，知府、同知、通判、知县视掺将等官二年报满；盖其时版图初隶，风气未开，风涛之险，瘴疠之恶，之官者皆视为畏涂，故著令如是。今则功名之士捷足争先矣。”[34]为了支持这一政策的推行，清朝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安抚措施。“雍正二年，诏曰：‘台湾换班兵丁，戍守海外宴疆，在台支给粮饷，其家口若无力养赡，则戍守必致分心。每月着户给米一斗。唯内地米少，可动支台米，运至厦门，交与地方官，按户给发，务使均沾实惠’。是为眷米之始。”[35]卷米的巨额数量也给朝廷带来极大的运输压力。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记载：“除应配澎湖兵谷一万三千三百石有奇外，每年额运内地兵谷四万三千七百四十石有奇，遇润加谷一千九百七十余石；又眷谷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余石，遇闰加谷二千一百余石。”[36]清廷不得不增设渡口，加开航线。“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台湾则壤成赋。船只往来，在内地惟厦门一口，与鹿耳门一口对渡。乾隆四十九年，复开鹿仔港口，与蚶江对渡。五十三年，复开淡水厅辖之八里盆口，对渡五虎门、斜渡蚶江。自此三口通行，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供粟内应运内地兵米，眷谷均派三口拨配。”[37]最后还是不得不减少眷米数量，增加兵丁赏银数额，以减轻眷米运输的压力。“七年，诏以台湾兵丁，每年赏银四万两，以为养赡家口之用。着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期给发，以示朝廷恤兵之意。”[38]

很难想象这些戍守海疆的将士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生活在家族形成的群体之中，一旦背井离乡，失去了家族的护佑，就会感到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必然格外思念故乡。来台戍守的将士，远离故土，与家人不通音讯，三年之中不得离职探亲，家属也无法前来探望。光绪年间，蒋师辙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邀赴台任职，其在《台游日记》中有记：光绪十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是日得德州电音，知细弱安善。离家三月，六寄书未得报，片纸入手，真一字千金。”[39]光绪时代，抚台要员的情况尚且如此，一般将士的状况可想而知。他们与本地的土著、甚至与从浙江、福建、广东而来的大陆移民语言不通，互无来往，他们只能在兵营狭小天地里自娱自乐。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曰：“台地民非土著，捕逃之渊薮，无方所杂处。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两粤之人行乎江、浙、两粤，未尽同风而异俗。”[40]习惯于四季分明、夏季凉爽的北方人，来到了半年盛夏、没有冬天的台澎金厦，气候不适、水土不服，实在无法忍受酷暑的煎熬和毒蛇蚊虫的叮咬。蒋毓英《台湾府志》：“台湾僻在东南隅，地势最下，其去中州最远故，气候与内地每不相同，大约热多于寒恒十之七，故有‘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说。”[41]清代戏剧作家李渔说：“南人饭米，北人饭面，常也。……北人食面多做饼。”[42]以白面小米为主食、牛肉羊肉、萝卜白菜为佐餐的北方人，在这里却要面对大米红薯、鱼虾所做的一日三餐。最要命的还有来自疾病和战争的威胁，热带地区食物易腐烂，病毒繁殖快，瘴病（一种恶性疟疾）很容易流行，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各地民众造反、起义几无间断。来台戍守的将士们经常处于生活痛苦、性命不保的状态之中，他们怎么不怀念故土、思恋家乡、想念亲人呢？范咸《重修台湾府志》收录了戍台官员写的大量诗作，如沈光文《望月》：“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湾，自当安骞劣，常有好容颜，旅况不知意，衙门亦早关，每逢北来客，借问几时还？”[43]孙元衡《中秋夜对月》：“海阔偏宜月，天南不觉秋。自怜家尚在，甘与梦同游。香瘴潜浮桂，狂潮欲上楼。一杯乡国酒，休为看花留。”[44]林元俊《秋夜》：“西风瑟瑟夜凄凉，何事萦心旅梦长。蛩韵和秋吟远砌，萤灯带月照高梁。倾觞自许三更醉，对菊频分一叚香。最厌邻家砧杵急，声声尽是捣愁肠。[45]如今听来都让人心酸，当初他们的心境更可想见。而且这种思乡之情，总是借着中秋夜月来抒发的。

与此同时，戍台将士中赌博之风盛行。娱乐本身就是一种消解忧愁的方式，赌博的意义就在于它能缓解思乡之痛，在与他人聚赌竞争赢钱的欢乐声中，获得心灵上的一丝片刻宁静。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谈论娱乐和游戏的需要时所言：“娱乐中人们可以改换兴趣，并将常态的和连续的生活暂时的打断一下。人们为文化担负了许多艰难的工作之后，文化为他们备下一些补偿，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减轻一些人生的担子”，“成年人娱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麻醉剂的用处”。[46]雍正朝守令《蓝鼎元传》记载：“顾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无人，民逸居而无教，官吏孳孳以为利薮，沉湎樗蒲（古代一种类似掷色子的博戏）连宵达曙，本实先拨，贼未至而众心以离，虽欲不败弗可得矣。”[47]范咸《重修台湾府志》记载：“台郡士夫健卒喜赌博，永夜欢呶呼卢之外，或压铜钱射宝字以赌胜，名曰压宝。又为纸牌三十页，分文武院科四项，文尊阁老，武尊国公，院尊学士，科尊状元，每项九等，纳粟列庶吉士之上。”[48]

尽管我们无法确知中秋博状元饼是在何时何地如何产生，出自何人之手，但是却不难明白：正是在清朝收复台湾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大量来自北方和江南各地的将士轮流到台澎金厦地区戍守海疆。由于不带眷属、三年一换，因此每逢中秋倍感思乡，象征团圆的月饼便成了他们情感的寄托物，于是，他们吸收科举文化中的一些成分，把平日打发无聊时光的赌博游戏，与期盼得到而又难以满足的家乡大月饼嫁接在一起，演绎出了中秋佳节抢吃月饼的悲凉故事。这，也就是最初的“博饼”行为。

“博饼”就是班兵制度的产物。

[1][清]陈梦雷,杨家骆.鼎文版古今图书集成[M].台北：鼎文书局，1977.

[2][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148·风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2362.

[3]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78.

[4]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5.

[5][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第五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4434.

[6][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45.

[7][清]周凯.厦门志（下）[A].孔昭明.台湾文献丛刊——第二辑（39、40）厦门志[C].台北：台湾大书通局，1987.643.

[8][清]万友正.马巷厅志·卷 11[M].清光绪癸巳(1893)年黄宗鼎补校刻本.1893.9.

[9]刘禹生.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60.9.

[10][11][明]张瀚.松窗梦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3.15.

[12][清]顾禄.清嘉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