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霄男 覃明兴

（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一、引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社会实践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研究文化首先要搞清楚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文化发展”即文化在一定时间中的衍化，它可以指文化在长时段即数百年中的方向性变化，文化史上的阶段性结构性质变化及全部文化史的连续性变化；也可指暂时性的局部、细微变化。文化发展有进化也有退化，有进步也有倒退，在总的文化史历程中，文化发展主要体现文化的进化和进步。[1]“文化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系统、宗教信仰等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2]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之间既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又存在相互统一的关系。

二、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对立关系

（一）传统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对立关系

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对立贯穿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其中我国传统文化在积累时期文化安全与对立的关系最具有代表性。传统文化的积累时期是在先秦时代，先秦文化的发展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原始文化。由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华夏集团、东部地区的东夷集团，还有南方地区的苗蛮集团组成。中华原始文化呈现的是多元化文化状态，最后以华夏文化为主，代表人物是黄帝。二是青铜文化。青铜指铜锡合金。原始文化是石器时代，青铜工具的出现标志社会进入了奴隶制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指夏商二代，特点是崇神，故又可称之为神本文化。三是西周文化。周朝兴起，入主中原，转换了旧有的文化模式，确立了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王位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文化模式从以神为本走向了以人为本。四是春秋战国文化。东周末年和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裂变，士阶层崛起，私学出现。社会大量出现的文学游说之士，为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期间最壮观的文化景象就是诸子百家的出现。

在中国先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文化对立。表现在原始文化中是华夏文化在征服其他民族文化中，华夏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青铜文化中，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原始文化安全受到了来自奴隶制文化的威胁。在西周文化中，私有观点根深蒂固，人们对自身的利益诉求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导向了文化发展由神本位转向了人本位，宗法制度的确立等对以神本位为主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春秋战国文化中，诸子百家的争鸣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各学派的相互攻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局部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价值尺度不统一而给人民的现实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此，春秋战国文化对人民在周朝以来固化的礼制文化观念构成了威胁。

（二）现代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对立关系

现代文化发展的起点是“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至今，现代文化安全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而展开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代表性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梁漱溟以“尊孔崇儒”开启新儒学的精神之门，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张君劢站在人文主义立场张扬“心性”，指出科学精神不能解决人生观所有的问题，挑起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玄”之争。熊十力致力于建构“心物、体用、性量”哲学体系，提出“体用不二”的“心物一体”观，给传统心学注入了积极主动的精神。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代表性人物有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强调中国文化的“一体性”，推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同时宣称新儒家是这一“道统”的正宗传人。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代表性人物是杜维明、余时英等。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处于积极发展中，精英阶层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不再追求立竿见影的经世致用之效，儒学开始向学术流派转型。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热”阶段。1982年以如何写好一部中国文化史发端，引发了以思想学术界为中心进而波及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1984年起文化史的纯学术研究转向怎样认识中国当代社会，重点是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反思中国现代历史命运。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在第一阶段，科玄论战对论战双方，即科学与玄学的文化安全都产生了极大地冲击。在论战的过程中，科学与玄学自身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在第二阶段，牟宗山以新儒家中国“道统”的正宗传人为名，极力批驳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称为“坚定的反共老手”，在文化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对双方的文化安全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现代文化发展在第三阶段，儒家文化发展思想发生了逆转，由倡导“经世致用”向纯学术领域转向，这对传统儒家 “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现代文化发展在第四阶段，主要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即是用传统文化取代现代文化，还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在扬弃地继承传统文化，借以发展现代文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安全，抑或是对现代文化的安全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三、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统一关系

（一）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经过原始社会产生了文化的火种，[3]真正开始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我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期大繁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它是中国春秋战国文化在向原始文化、青铜文化和西周文化挑战而繁荣发展的结果。原始文化、青铜文化和西周文化在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会相应地随时代发生转变，以适应整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在此后的历史延续中不同层次的文化之间都面临着新文化替代旧文化的文化发展问题。旧文化为了自身能够生存，不至于被新文化完全替代，就需要审时度势地发生转变。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原生形态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而通过丰富和发展向次生形态发生转向，才衍化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才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绵不绝，经久不衰。当传统文化安全遇到生存境况的威胁时，正是激发传统文化发挥全部能量，发生质态转变的最佳时期。

基于此，我国在远古时代到夏、商、周、春秋时期，氏族部落图腾、信仰崇拜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受到了来自自然界的威胁，需要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人类的传统文化。结绳记事的形成是原始的计数方式受到了生产的产品量增加的困扰，而被迫衍生出来的计数文化。劳动、生活工具的制造、纪年法的应用等，都是典型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而刺激其发展的文化现象，同时涌现出《论语》、《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诗经》、《孙子兵法》等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们是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后而在书面上予以发展的文化样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繁盛蔚为壮观，影响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四大思想流派。特别是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苟子提出了民贵君贱、强本节用、人定胜天等进步思想。还有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主张士大夫即可“入世”治国平天下，又可“出世”归隐山林，笔者认为，正是道家的文化安全受到了来自儒家思想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折中求全的思想表达方式。纵观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危机爆发初期，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随着危机的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却都会出现逆势上涨的势头。[4]笔者认为，这其中就是文化的自洽性在起作用。因此，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文化的发展。

（二）文化发展是新旧文化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而形成的合力

同样一种文化发展现象，当纳入到不同思维模式中的时候，其意义的显现是极不相同的。[5]从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中，新文化运动是极为关键的事件。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从而使中国文化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发展到观念层面，其中，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起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他们大力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革新，对国人的思想观念形成了极富震撼力的冲击。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过分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因此,表现出十分激烈的反传统情绪，引发了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客观地看,这是新文化运动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全面的分析，传统旧文化与现代新文化因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引发激烈争论的新文化运动，激荡出了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调动自己的认知能力，了解和理解被摧毁的旧文化、取代旧文化的新文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具有统一的关系。对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正确认识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两者能够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认知活动是主体与认知对象间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主体永远占据着主动性的地位，所有活动都只能是主体的活动，认知对象则是被动的，是被主体所认识的对象。主体的价值是以它对认识对象的认识能力来体现的，它越能广泛而深入地实现对对象的认知，它的价值也就越大，认知过程是主体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现代将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统一起来，并充分发挥自己认知能力的集大成者是鲁迅，他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暴力的同时，也反对西方文化的话语暴力，即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安全的同时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鲁迅在选择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时却不能不更加倚重于输入外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他将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统一起来的显著特点是不自称是一个外国的什么主义者，不以西方某种学说的现成标准衡量中国的具体文化现象，因此，在笔者看来，文化发展是新旧文化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而形成的合力。

四、结论

文化安全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发展是文化安全的表现形态。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之间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相统一的关系是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是新旧文化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而形成的合力。认识和理解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丰富和完善我国当今文化哲学的发展观和安全观有所裨益。

[1] 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22.

[2] 全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名词解释[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43.

[3] 沈洪波.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79.

[4]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战略论文文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76.

[5] 韩泽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论纲[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