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荣 安莉娟

羞耻感是一种自我意识情感,被定义为“痛苦、强烈的自我聚焦”式的情感体验[1],常伴随着渺小、无用感、无力感、被暴露感和退缩行为[2]。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长期存在的抑郁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研究表明,对羞耻的易感性与抑郁等心理障碍的心理病理学密切相关[1,3],羞耻感对抑郁症状具有较好的预测性[4]。在羞耻与抑郁的研究中,应对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5]。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适应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应对方式对抑郁有预测作用[6]。

以往研究表明,羞耻感与抑郁相关,但对其作用的机制研究较少;前人研究还表明,应对方式与抑郁相关,但有关研究未能结合羞耻感这个抑郁产生的较为深层次的因素进行探讨。本研究探讨羞耻感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并考察应对方式在这个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为高校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河北沧州市某高校一、二年级学生,总计457人(男生121人,女生336人),年龄(20.32±1.89)岁。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应对方式问卷(CSS):由肖计划等修订[7],适用不同群体应对行为的研究。问卷共62题,由6个分量表组成,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在6个因子的基础上分为成熟型、不成熟型和混合型3种应对方式,成熟型应对方式包括解决问题、求助2个因子,不成熟型包括自责、幻想和退避3个因子,合理化为混合型应对方式。每个项目有“是”计和“否”2个答案,分量表分数越高说明更多使用该应对方式。量表Cronbachα=0.795;②羞耻体验量表(ESS):由钱铭怡等编制[8],全表共29题,每项从“1”(完全没有)到“4”(经常如此),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羞耻感程度越高。量表Cronbachα=0.894;③Beck抑郁问卷(BD I)[9]:评价抑郁的严重程度,判断抑郁程度的临界值因研究的目的而异,根据国内外文献及量表的参考标准[10-12],在本研究规定,≤13为非抑郁组,>13为非抑郁组;>21分为重度抑郁。量表Cronbach α=0.823。

1.2.2 研究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法,将应对方式问卷、羞耻体验量表和Beck抑郁问卷装订成册,要求被试完成答题纸上的对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测试,测试在50分钟内完成。为保证客观性,问卷不记名。

1.3 统计处理 数据统计处理运用SPSS 15.0软件,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得分的总体状况 大学生羞耻感量表得分为(56.11±12.26),应对方式量表中成熟应对得分为(15.23±5.57)、不成熟应对得分为(12.98±7.98)和混合型应对得分为(5.10±7.98)。其中,BD I量表上的平均得分为(8.19±7.0)。按照总分>21分为重度抑郁[12],>13分为抑郁的标准[11],本研究中大学生样本抑郁和重度抑郁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1.01%和4.59%。

2.2 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为因变量,以性别和年级(2＊2)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抑郁在年级(F=13.431,P<0.001)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性别(F=0.739,P=0.391)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从数据中可看出,女大学生抑郁得分高于男大学生倾向。羞耻感总分、应对方式在年级和性别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和年级2个因子均不存在交互作用。

2.3 羞耻感、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

2.3.1 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见表1。

表1 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之间的相关(r)

羞耻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与羞耻感、抑郁呈显著相关,其中不成熟应对和混合型应对因子与羞耻感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成熟应对因子与羞耻感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2.3.2 羞耻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抑郁得分为因变量,羞耻量表总分和应对方式的3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变量选入标准为P<0.05),见表2。

表2 羞耻感、应对方式因子对抑郁的逐步分析

表3 中介变量-复回归分析

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4个:羞耻感、成熟应对、不成熟应对和混合型应对4个因子总共对抑郁的方差解释量为22.6%。就个别变量解释量而言,以羞耻感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3.8%,其次为成熟应对,为4.2%,再次为不成熟应对和混合型应对,分别为3.8%和0.8%。

2.3.3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分析不同应对方式(不成熟应对和成熟应对)的中介效应时,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4,22],选取不成熟应对因子。参照Baron和Kenny[13]的中介变量确定的标准,采用复回归分析法。第1步:羞耻感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214,P<0.001);第2步:羞耻感对不成熟应对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170,P<0.001);第3步:不成熟应对因子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101,P<0.001),在控制应对因子对抑郁作用的基础上,羞耻感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亦显著(B=0.164,P<0.001),同时羞耻感的非标准回归系数变小,由原来的0.214变小为0.187,说明不成熟应对在羞耻感与抑郁间的作用为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60＊0.164/0.214=12.27%[14],见表 3。

3 讨 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大学生抑郁得到的检出率为21.01%,重度抑郁比例为4.59%。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抑郁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与王玲[15]和黄仁辉[16]等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一年级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可能是因为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面临新的环境,会由于适应不良而出现心理问题。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羞耻感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这和国外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17-18]。这一结果可用Lew is情绪-替换(emotion-substitution)理论和Rei mer羞耻-抑郁关系的认知理论来解释。情绪-替换理论认为,羞耻感是一种痛苦、难堪和耻辱的情感体验,由于其指向自我的强烈性,某些个体试图将羞耻感转换为可控制的情感(如难过和生气),以便能控制这种强烈的情感。该理论假设:被替换后的情感(如难过和生气)是对羞耻感的防御性反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替换后,难过和生气可能会发展成一些更为负性的情感,如抑郁或愤怒。Rei mer认为,由于个体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羞耻经历,使其更易产生无望感,导致抑郁的产生。根据认知理论,个体的负性、歪曲认知是抑郁产生的重要原因。高羞耻易感性的个体,倾向于对负性事件形成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的归因,这种个体歪曲和负性的认知,会导致抑郁的产生。

回归结果分析表明,应对方式对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6]。对于个体而言,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是针对问题努力来解决问题的应对,有助于个体认知情境和解决问题,维持心理平衡和保护心理健康,减少抑郁的发生;消极、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如自责、退避等,易让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绪,不能接纳自己,导致抑郁的产生。

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提示,高羞耻易感性可能导致个体更多使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使个体更易于陷入抑郁。羞耻感是一种强烈、痛苦的指向自我情绪体验,对于长期负性自我评价的个体,会产生较为强烈的指向自我的负性情绪,导致个体高羞耻易感性。进一步而言,对于高羞耻易感性的个体,羞耻本身就是难以应对的[4],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来应对羞耻。不成熟的应对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一定的作用,帮助个体暂时忘记痛苦或稳定情绪,但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18],长此以往,必将会加重负性羞耻感的体验。因此,高羞耻易感性和不成熟的应对方式相互作用,使个体更易于陷入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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