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庆 薛 兴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 V)将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定义为一种明显地偏离了个体所属文化预期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的持久模式,这种持久的模式是顽固的,且遍及个人情况和社交情况的各方面;这种持久的模式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苦恼或者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的损害;这种模式是稳定的且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少年期或成年早期[1]。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格障碍继精神分裂症和情感性障碍之后在精神病学研究领域受到较多的关注。引起重视的原因包括人格障碍有较高的患病率(2%～10%),与精神疾病伴发或共患者多(10%～20%)以及与人格障碍共患的其他精神疾病对治疗抵抗而且结局不良等[2]。人格障碍是许多精神疾病的人格基础,影响着一些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而且与个体适应及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它被认为是目前需要优先解决的精神卫生问题。

近些年,我国学者曾用人格诊断问卷在普通人群中进行测查并建立了常模,对中学生群体、大学生群体和研究生群体、罪犯群体以及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人格障碍筛查以及轴Ⅰ和轴Ⅱ的共病研究。

分析以往的研究发现,有关军人群体人格障碍的研究比较缺乏。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要使命,其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直接关乎着个人幸福、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而军人心身发展的特殊性及其现实处境使这一群体常常处于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高风险状态,故对这一群体开展相应的研究并及时地进行预防和干预非常必要。鉴于上述观点,本研究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对某部军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筛查军人人格障碍的阳性率,并对某些与人格障碍有关的社会学因素展开讨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了2357名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2289份(应答率97.1%),其中有效问卷2094份(91.4%)。其中:男2063人(98.5%),女31人(1.5%);来自农村1453人(69.4%),城镇641人(30.6%);≤22岁709人(33.9%),23～ 27岁890人(42.5%),≥28岁495人(23.6%);军龄≤3年687人(32.8%),4～ 7年 711人(34.0%),≥8年 696人(33.2%);义务兵384人(18.8%),士官 1306人(62.4%),尉官231人(11.0%),校官163人(7.8%);高中及以下文化1209人(57.7%),大专434人(20.7%),本科及以上451人(21.5%)。

1.2 方法 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该量表最早是美国Hyler博士1992年根据DSM-I编制的用于筛查人格障碍的自陈式问卷。1996年杨坚博士将PDQ-4译成中文并修订为PDQ-4中文版。该量表曾被应用于我国13所精神病院的1926名精神病患者,对人格障碍的甄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性[3]。PDQ-4有85道题,每题答“是”即为1分。85道题包括了10个亚型人格障碍题,分别阐述了A组: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B组: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自恋型;C组: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各亚型人格障碍的得分≥4或5分时判定为各亚型人格障碍阳性。根据PDQ-4信度和效度测试的成人诊断标准,PDQ-4量表总分42分为界值,此界值点的特异度为98%,灵敏度为23%[4]。

2 结 果

2.1 军人被试PDQ-4分数统计及阳性检出率 本研究发现,2094名军人被试中共检出人格障碍阳性69人,人格障碍阳性检出率为3.3%。各亚性的阳性率分布情况,见表1。

A组总检出率为27.5%,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432人(20.6%),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34人(6.4%),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0人(0.5%);B组总检出率为34.2%,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489人(23.4%),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47人(7.0%),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62人(3.0%),4个分型阳性检出数17人(0.8%);C组总检出率为52.9%,其中1个分型阳性检出数774人(37.0%),2个分型阳性检出数279人(13.3%),3个分型阳性检出数55人(2.6%)。

2.2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的城乡比较 本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PDQ-4总分和表演型、反社会型、回避型和依赖型上都显著低于来自城镇的军人被试,两类被试在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

2.3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的军龄组比较 本研究发现,不同军龄的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分裂样、自恋型、反社会型、回避型、强迫型以及PDQ-4总分上有显著差异,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分裂样、回避型、强迫型和PDQ-4总分随着军龄的增长而增长,而反社会型和表演型军龄在4～7年的军人中发生率最高,见表3。

表1 PDQ 4各分型、总分阳性检出及分数状况(n=2094)

表2 农村、城镇军人被试PDQ-4总分及各亚型成绩间比较

表2 农村、城镇军人被试PDQ-4总分及各亚型成绩间比较

注:＊P<0.05,＊ ＊P<0.01,下同

?

表3 各军龄组被试PDQ-4成绩差异

表3 各军龄组被试PDQ-4成绩差异

注:由于使用单因素方差检验不满足方差齐性条件,因此本表使用了非参数Kruskal-W allis检验(卡方检验),表4同。

项 目 ①≤3年(n=687) ②4～7年(n=711) ③≥8年(n=696) χ2 秩均值排序偏执型 2.11±1.27 2.31±1.35 2.23±1.35 5.43分裂型 1.24±1.16 1.31±1.15 1.38±1.17 5.27分裂样 1.80±1.46 1.94±1.43 2.19±1.61 20.57＊＊ ③>②>①表演型 3.22±1.65 3.38±1.58 3.36±1.65 4.61自恋型 2.16±1.76 2.38±1.81 2.39±1.88 6.94＊ ②>③>①边缘型 1.80±1.65 1.91±1.74 1.79±1.65 1.38反社会 1.03±1.44 1.03±1.47 0.74±1.21 18.33＊＊ ②>①>③回避型 1.64±1.61 1.86±1.68 2.14±1.84 25.10＊＊ ③>②>①依赖型 1.27±1.48 1.47±1.63 1.44±1.54 5.82强迫型 3.17±1.89 3.43±1.87 3.70±1.91 28.87＊＊ ③>②>①PDQ 总分 19.43±9.71 21.02±9.91 21.34±9.81 18.18＊＊ ③>②>①

2.4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的军衔组比较 见表4。本研究发现,不同军衔的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分裂样、反社会型、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上有显著差异,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2.5 军人被试与其他群体人格障碍阳性率的比较 我国学者曾利用PDQ 4+研究了普通人群[5]、大学生群体[6]、研究生群体[7]、罪犯群体[8]等并建立了常模。PDQ 4+包括12个人格障碍亚型分量表,其中前10个分量表名称及题目内容与PDQ-4的分量表的名称及题目内容完全相同(PDQ 4+多出的2个分量表是“抑郁型”和“被动攻击型”),因此,抽取前人PDQ 4+调查结果中的前10个分量表成绩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见表5。与普通人群样本比,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偏执型、分裂样、表演型、反社会型、依赖型上显著高,而分裂型、自恋型、回避型上显著低;与大学生样本比,军人被试除了分裂样人格障碍阳性率显著高外,其它方面都显著低;与研究生样本比,军人被试在分裂型、表演型、自恋型、边缘型、回避型和强迫型上的阳性率显著低;与罪犯样本比,军人被试所有分量表的阳性率都显著低。

表4 各军衔组被试PDQ-4成绩差异

表4 各军衔组被试PDQ-4成绩差异

项 目 ①义务兵(n=394) ②士官(n=1306) ③尉官(n=231) ④校官(n=163) χ2 秩均值排序偏执型 2.16±1.33 2.26±1.33 2.09±1.28 2.13±1.41 4.73分裂型 1.30±1.20 1.33±1.15 1.20±1.12 1.35±1.19 3.07分裂样 1.85±1.54 1.93±1.46 2.19±1.56 2.29±1.68 14.71＊＊ ④>③>②>①表演型 3.32±1.64 3.36±1.62 3.27±1.67 3.07±1.64 6.53自恋型 2.26±1.85 2.34±1.80 2.24±1.85 2.31±1.87 1.48边缘型 1.96±1.74 1.81±1.71 1.82±1.51 1.76±1.54 3.24反社会 1.10±1.49 0.97±1.42 0.67±1.07 0.64±1.12 20.85＊＊ ①>②>③>④回避型 1.65±1.57 1.80±1.68 2.27±1.86 2.56±1.96 38.47＊＊ ④>③>②>①依赖型 1.38±1.53 1.34±1.53 1.62±1.65 1.57±1.65 9.39＊ ③>④>①>②强迫型 3.09±1.89 3.44±1.91 3.58±1.84 4.01±1.81 28.79＊＊ ④>③>②>①PDQ 总分 20.08±10.27 20.56±9.73 20.94±9.80 21.70±9.74 5.12

表5 军人与不同人群PDQ量表成绩的比较

表5 军人与不同人群PDQ量表成绩的比较

项目 本研究军人(n=2094)普通人群(n=628) t 大学生(n=4811) t 研究生(n=661) t 罪犯(n=220) t偏执型 2.22±1.33 1.83±1.68 13.300＊＊ 2.51±1.71 -10.14＊＊ 1.84±1.50 12.950＊＊ 3.74±1.85 -52.520＊＊分裂型 1.31±1.16 1.71±1.87 -15.800＊＊ 3.42±1.77 -83.34＊＊ 2.70±1.59 -54.900＊＊ 3.93±1.95 -103.480＊＊分裂样 1.97±1.51 1.76±1.48 6.490＊＊ 1.89±1.51 2.55＊ 1.39±1.14 17.710＊＊ 3.16±1.61 -35.940＊＊表演型 3.32±1.63 2.28±1.93 29.190＊＊ 3.54±1.62 -6.23＊＊ 3.39±1.75 -2.010＊ 3.59±1.87 -7.630＊＊自恋型 2.31±1.82 2.47±2.20 -4.030＊＊ 3.53±1.83 -30.69＊＊ 2.89±1.81 -14.590＊＊ 3.94±2.21 -41.000＊＊边缘型 1.83±1.68 1.81±2.17 0.650 3.44±2.08 -43.78＊＊ 2.34±1.83 -13.800＊＊ 4.46±2.39 -71.580＊＊反社会 0.93±1.385 0.76±1.25 5.761＊＊ 1.64±1.50 -23.32＊＊ 0.94±1.14 -0.195 3.48±1.90 -84.095＊＊回避型 1.88±1.72 2.47±2.07 -15.670＊＊ 2.90±1.85 -27.09＊＊ 2.55±1.95 -17.800＊＊ 3.33±1.93 -38.510＊＊依赖型 1.39±1.55 1.21±1.59 5.420＊＊ 2.25±1.90 -33.15＊＊ 1.44±1.50 -1.360 2.35±2.00 -28.150＊＊强迫型 3.43±1.90 3.44±2.66 -0.180 3.93±1.74 -11.96＊＊ 4.21±2.20 -18.690＊＊ 4.32±1.86 -21.340＊＊

3 讨 论

3.1 军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人格发展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军人群体人格障碍阳性率为3.3%,低于作为青年人群体优秀代表的大学生群体。陈燕芬[9]对2046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人格障碍阳性率为4.58%。此外,本研究发现,军人被试多数的人格障碍亚型阳性率比研究生样本及普通人群样本低,且各亚型都远远低于罪犯样本,见表5。这表明,军人群体的人格发展相对其他人群要好。这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健康阳光的形象。但本研究也发现,军人被试的分裂样人格障碍阳性率比大学生、研究生和普通人高。分裂样人格障碍表现为一种脱离社会关系,在人际交往时情感表达范围狭窄的普遍模式,它具有以下特点:没有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包括家庭成员)的愿望;感受不到生活乐趣,经常独来独往,性冷淡;除了一级亲属外,没有亲密的朋友或知己;对别人的赞扬或批评无动于衷,情绪冷淡。我们认为,军队一般驻地偏僻,与社会环境比较脱节;而且军队任务繁重,无法顾及家庭;军营生活单调,生活乐趣少等因素都会对军人的人格发展造成影响。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改善军人的精神生活,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但总体看,军人被试的心理健康程度要高于其他人群。

本研究还发现,军人被试的强迫型人格阳性率(47.7%)在10种人格障碍亚型中最高。强迫型人格障碍具有以下特点:刻板固执,做事循规蹈矩、墨守陈规,不会随机应变;优柔寡断,由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导致怀疑和过分谨慎;要求十全十美,但又缺乏自信,过分注意细节等。我们认为,由于军队训练任务繁重,标准高,要求严,对错误的零容忍使得军人被试的强迫型人格阳性率高是可以理解的。

3.2 军人被试人格障碍各亚型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发现,来自城镇的军人被试人格障碍阳性率在PDQ-4总分和表演型、反社会型、回避型和依赖型上都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军人被试。这与一些研究结论有出入。例如刘秀芬[10]、陈燕芬[9]的研究认为,大学生居住地区与人格障碍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凌辉等人[6]调查发现,农村家庭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较城市家庭大学生高。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军营生活环境有关。因为在军队封闭的环境与强制的命令之下,农村兵可能会比城市兵更加适应。究其原因,城市兵生长的环境更为复杂、优越,导致他们可能会更加自我,个性较为张扬,容易与严格的管理条规产生冲突。而农村兵生活环境比较单纯,而且一般是由于家庭经济贫困才选择当兵入伍,相比城市兵,农村兵更老实,合群,同时也更加独立。

以往的研究表明,人格障碍偏向于青年人多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减少,人格障碍特征在3组中均和年龄有显著的负相关。例如M aier等研究发现[11],受试中人格障碍者比非人格障碍者年轻化,大部分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年龄低于45岁,它的发生率随年龄增大而减少。有研究对733名社区青少年的人格障碍流行病学进行调查[12],发现人格障碍在青春期早期患病率最高(男性28%,女性18.5%),其后逐渐减少,直至成年早期达到稳定(男性 8.7%,女性10.9%)。有研究者认为与年龄相关的人格紊乱发生率的下降反映了个体正常的成熟过程[13]。本研究发现,军人被试的人格障碍总分随着军龄的增加而增高,这可能与军人群体的特殊性有关。军龄反映了在军队服役时间的长短和地位的变更,军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在政令上要求令行禁止,绝对的服从,因此环境的封闭与心灵的压抑会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得人格障碍阳性率呈现正向增长的趋势。

本研究发现,不同军衔的被试在PDQ总分上差异不显著。但也可以看到,随着军衔的升高,强迫型人格障碍阳性率越来越高。随着职务的升高,军人所承接的责任和义务也越来越重,特别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决策所导致的不是金钱和效益的得失而是生命的丧失时,决策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谨慎。特别是当前,部队将安全工作上升到战斗力的高度,事事想安全,处处抓安全,这使得各级对于细节的要求极高,因此,随着职务的提高,强迫型人格也会呈现越来越高的发生率。

[1]美国精神科学会编.DSM-I V分类与诊断标准[M].杨森文库-精神医学分册,2001:219

[2]翟书涛,杨德森.人格形成与人格障碍[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75

[3]Jian Yang,Robert R M,Paul T C.The cross-culture generalize ability of axis-Ⅱ constructs:an evaluation of two personality disorder assessment instruments in China[J].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2000,14(3):249-263

[4]黄悦勤,刘宝花,刘肇瑞,等.北京市高中一年级学生人格偏离的现况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22(5):338-340

[5]杨蕴萍,沈东郁,王久英.人格障碍诊断问卷(PDQ-4+)在中国应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165-168

[6]凌辉,黄希庭.中国大学生人格障碍的现状调查[J].心理科学,2008,31(2):277-281

[7]李江雪,项锦晶.人格诊断问卷在研究生群体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6):580-582

[8]刘邦惠,黄希庭.220名男性罪犯人格障碍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958-960

[9]陈燕芬.某高校大学生人格障碍流行病学调查[D].长春:吉林大学,2009

[10]刘秀芬.大学生人格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J].包头医学院学报,2000,16(1):7-10

[11]Maier W,Lichtermann D,Klingler,et al.Prevalenc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DSM- III-R)in the commun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1992,6:187-196

[12]Bernstein D P,Cohen P,Velez CN,et al.Prevale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DSM-Ⅲ-R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a community-based survey of adolescents[J].Am J Pscyiatry,1993,150:1237-1243

[13]Crawford T N,Cohen P,Johnson J G.The course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 s in Adolescence:Erikson’s Developmental Theory Revisited[J].J Youth Adolesc,2004,33(5):373-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