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南宋中期，以抗金救国、中兴宋室为宏愿的一批作家活跃于文坛，给沉闷低迷的文坛吹来一股强劲的风，士风亦由猥琐平庸渐趋于壮怀激烈、英姿勃发，迷失已久的自信心在逐渐恢复，辞赋创作亦因之呈现出骋才使气的特色。

士风文风的这种转变从秦桧去世后就开始了。随着秦桧的去世，专制恐怖的文化环境开始松动，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开始苏醒。绍兴三十一年 (1161)的采石之捷以及孝宗即位以后的励精图治、为岳飞平反、积极恢复等举措极大地鼓舞了人心，郁积于人们心头的阴霾被冲淡了，理学的强劲发展也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在这种激昂向上的社会氛围中，一种以自信为核心、以露才扬己、悲壮豪放为情感基调的士人风貌和文学风尚成了士风文风的主调。一般说来，宋室南渡即称之为“中兴”，但“中兴”气象则是在孝宗即位以后出现的。虽然隆兴元年 (1163)的轻师北伐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已振奋了士气，使士人恢复了自信。这个时期的辞赋总的倾向是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文人们喜欢通过辞赋来宣泄富于张力的情感、独拔流俗的思想、傲岸不群的人格。辞赋的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激昂慷慨的情绪得到充分释放、个人的胸襟才华得到充分张扬、入世情怀得到充分展现等几个方面。

一、辞赋中激荡着激昂慷慨的情绪

秦桧去世后的南宋朝廷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控制出现了松动，加之受到采石之捷的鼓舞，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勃然高涨，孝宗即位后王朝出现的革新局面，也使士人为之一振。不过，这种宽松向上的气氛是有限度的，政治乃至社会环境并未因秦桧的离世而彻底焕然一新，孝宗的锐意革新受到来自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守旧官员的掣肘，罗大经就曾指出:“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①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页。而能助之整顿天下的能臣也为赵构和秦桧诛除殆尽，在文化专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物多猥劣不堪、玩世不恭，没有远大心胸，犬儒习气很重。以至于到了元代，对于这段历史，人们还在感慨不已:“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故其出师才遇少衅，满朝争论其非，屈己请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①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页。当时的大臣们除了热衷于党争外，在关乎国家政事上出于意气或多漠然处之。而无休止的党争和现实的积重难返令有志于天下者忧心不已。因而，绍兴末期以来在人们胸中激荡的激昂向上之气具有一种深情沉郁、慷慨悲壮的特点。它的矛头更多地指向政治环境的平庸、士气的低迷，表现为对革新人才、振作士气的诉求。当时的辞赋，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激昂慷慨的情绪。

陆游的辞赋创作是这种情感基调的集中体现。陆游现存赋7篇，其中《丰城剑赋》最为人们所称道:

在晋太康，观星者曰:夕有异气，见于斗牛之躔。时方伐吴，或曰:吴未可平，彼方得天。独张华之博识，排是说之不然，迨孙皓之衔璧，气益著而不骞。于是雷焕附华之说，曰:“是宝剑之精，维太阿与龙泉。”卒之劚获于丰城之狱，变化于延平之川。世皆以为是矣。千载之后，有陆子者喟其永叹: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验治忽，卜运祚之促延。彼区区之二剑，曾何与于上玄·若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之南迁·有识已悲宗庙之丘墟，与河洛之腥膻矣。华不此之是惧，方饰智而怙权。呜呼!负重名，位大吏，俯仰群枉之间，祸败不可旋踵，而顾自谓优游以穷年。夫九鼎不能保东周之存，则二剑岂能救西晋之颠乎?使华开大公，进众贤;徙南风于长门，投贾谧于羽渊，则身名可以俱泰，家国可以两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焕辈非所责，予将酹卮酒，赋此以吊吾茂先也!②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全宋文》，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胪列出处。

“丰城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是关于斗牛间剑气预示兵戈之象的传说，《晋书·张华传》承其说，这就像《庄子》鲋鱼之对，贾谊鵩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唐代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多信之不疑。唐人对这个题材赋咏颇多，多以状物为务，如唐达奚珣《丰城宝剑赋》、王起的《斗间见剑气赋》等。陆游此赋借古讽今，他指出张华博学之才，“负重名，位大吏”，但不思国家的长久之计，而是“饰智怙权”，以期“优游以穷年”，为政颇乏建树，充其量是个安守高位的庸官。这篇赋作于陆游任隆兴府 (江西南昌)通判期间，当时张竣北伐失败，陆游受此牵连由镇江调任隆兴府通判。此赋似有所指陈，是针对当时阻挠北伐的朝中官员而发的，指出当道者如果不励精图治，而是因循苟且，其下场可能会和张华以后的晋朝一样:“其应晋之南迁?有识已悲宗庙之丘墟，与河洛之腥膻矣。”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出发，这两句尤其发人警醒。清人浦铣评价说:“《丰城剑》，唐人皆直赋其事。独宋陆放翁谓‘应晋之南迁’，盖为壮武不能进贤，‘俯仰群枉之间’，卒罹祸败而发。要是翻案文字。”③浦铣:《复小斋赋话》下卷，《历代赋话校证》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0页。让陆游感到沉痛的是当时官场上不思进取的习气:“夫九鼎不能保东周之存，则二剑岂能救西晋之颠乎?”上天眷顾不可恃，惟以发奋图强才能光复神州。这篇赋一气呵成的语势和主体部分《离骚》体句式的纡徐顿挫，使辞赋激越慷慨的情感得到充分彰显。而他的《虎节门观雨赋》则以酣畅的笔墨描绘了激雨飘洒的壮美:“雨势飘忽兮，其阵堂堂，甚锐且整兮，遇者辟易而莫当，翻江倒海兮沃除骄阳，天地晦冥兮日月翳光。如天战之初酣兮，壮士颜行，及白羽之箭兮，攒绿沉之枪。既散复合兮奇正靡常，乘高督战兮，吾气甚扬。俄滂霈之霁止兮，烟敛云藏，海山呈妩兮，天水苍茫，泉流泱泱兮，尘清土香，草木苏醒兮，兴起仆僵。”陆游此赋以战争场面来比况眼前的雨景，把自己想象成一位临阵御敌的将士，其飞扬的豪情跃然纸上，如果联系到作者一生渴望恢复中原的愿望，这种想象其实包含着几分悲凉和酸楚。

刘过的个性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刘倓在《刻刘改之诗跋》中说刘过: “少负不羁之才，加以迈往不屑之韵，落魄一世，傲视万物。怒骂嘻笑，皆成文章。斗酒百篇，伫立而就。有志无时，用勿克施，赉恨而没。”①刘过:《龙洲集》卷一五附录，四库全书本。张奕在《刘过题岳鄂王庙六州歌头词跋》中也说他“改之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义气撼当世”。②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5页。刘过傲岸不群的个性和“义气”为时人所重，主要是由于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与社会心理存在某种契合。他的傲岸不群是对绍兴年间低迷猥琐的士风的反动，他的“义气”主要表现为激越的爱国情怀，这是对和戎国是的反动。刘过个性中的这两个方面，正与秦桧离世后社会心理相一致，代表着时代的呼声。作为一介落魄文人，刘过卓然不群的人格主要是通过狂放的举止和奔放的文学风格表现出来的，他的爱国热情也是通过诗文创作来表达的。他的广为流传的《独醒赋》正体现了他的爱国激情和对傲岸不群的人格的追求。赋中描绘了一个贵介公子以冰玉之身委于糟丘，度越醉乡，没有经受生活的砥砺，却自诩“吾门如市，吾心如水”，而自己则一生奔波，累遭困踬，饱尝辛酸，不得不醉，豪饮放旷非刻意而为，自己的本心乃是报效国家，输力王室，赋曰:

少而桑蓬，有志四方。东上会稽，南窥衡湘，西登掘峨之颠，北游烂漫乎荆扬。悠悠风尘，随举子以自鸣。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登鸿宝之秘藏，瑰乎雄辞而伟文。得不愈于一言，放之如万马之骏奔。半生江湖，流落龃龉。追前修兮不逮，途益远而日暮。始寄于酒以自适，终能酕醄而涉其趣。操巵执瓢，拍浮酒船。痛饮而谈《离骚》，白眼仰卧而看天。虽然，此特其大凡尔。有时堕车，眼花落井。颠倒乎衣裳，弁俄侧而不整。每事尽废，违昏而尽省。人犹日，是其酩酊者然也。至于起舞捋髭，不逊骂坐，芥视天下之士，以二豪为螟蛉与螺赢。兆谤稔怒，或贾奇褐。乃又欲多酌我耶?今者不然，我非故吾。凳昨非其未远，撮习气于一除。厌饮盃酒，舆瓶罂而日疏。清明宛在其躬，泰宇定而室虚。譬犹醯酸出鸡，莲生于泥，冀壤积而菌芝。疾驱于通道大都，而去其蒺藜。当是时也，岂不甚奇矣哉!

这篇赋抑郁顿挫的节奏传达出苦闷彷徨的情感基调。赋中的“半生江湖，流落龃龉”可以说是其落魄人生的精妙概括。由于志不得行于世，满腔的爱国热情找不到报国的机会，他不得已以狂放不羁之态示人，像嗜酒佯狂的阮籍那样，内心郁积着无法宣泄的苦闷:“追前修兮不逮，途益远而日暮”，“痛饮而谈《离骚》，白眼仰卧而看天”。对此，他在《与许从道书》中也曾说:“某本非放纵旷达之士，垂老而无所成立，故一切取穷达贫贱死生之变，寄之杯酒，浩歌痛饮，旁视无人，意将有所逃者。于是礼法之徒始以狂名归之，某亦受而不辞。”③刘过:《龙洲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所谓“醯酸出鸡，莲生于泥，冀壤积而菌芝”④“醯酸出鸡”，“鸡”当指酒瓮醋坛中的一种小飞虫。《庄子·田子方》:“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郭象注:“醯鸡者，瓮中之蠛蠓。”《经典释文》引司马云:“若酒上蠛蠓也。”郭庆藩集释:《太平御览》三九五卷引司马云:“醯鸡，酒上飞蚋。”《抱朴子·塞难》又有“蠛蠓之育于醯醋”之说。正反映了刘过对个人才能和理想的自信，只要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他是不屑于委身糟丘的，他会“疾驱于通道大都，而去其蒺藜”。⑤《周易·困卦》:“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以阴柔居坎卦之上，不中不正，上下无应。上有“九四”所阻，进不得;下有“九二”所拦，退不得，如“困于石，据于蒺藜”，刘过这里的“去其蒺藜”当是指改变自己上下无应的命运，希望骋力于通衢大路，仕途有所发达。鄙视庸俗的人生，抨击低迷的士风，追求建功立业，向往伟岸的人格，是这篇赋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刘过曾自诩为“晋、宋间人物”，其实他不仅继承了陶渊明的追求人格独立与反抗俗世的精神，更表现出深挚的爱国情怀，而这正是其同时代文人们的普遍的心理特征。

陆游、刘过赋中的戮力王室而不得的苦闷在当时的作品中多有表现，深挚的爱国情怀和激越奔放的情感宣泄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基调。张孝祥的《祭金沙堆庙辞》、《金沙堆赋》展现充满动感、令人荡魂慑魄的奇异风光，以飞动的意绪来寄托豪迈的气概和深沉的忧患。李洪的《适越赋》突出越地磅礴的气势以表达当时人们不断歌咏的“东南王气萃钱塘”的主题。杨万里的《海鰌赋》充分发挥赋文体铺张扬厉的特点，以渲染人们压抑已久喷薄而出的爱国激情。陈造的《酹淮文》以铿锵的节奏行文，几乎是一篇恢复失地的檄文。杨冠卿的《上留守章侍郎秋大阅赋》以浓墨重彩的笔触表现宋军的飒爽英武，寄寓恢复故国的渴望。倪朴的《环堵赋》铺排帝王郊祀天地的场面，彰显“奠南北以为一”的主题，蕴含着对国富兵强恢复宇内的强烈愿望。在隐忍苟且许久之后，文人们终于可以唱出意气风发、激昂慷慨的调子了。当时的辞赋中议论成分较之过去明显增加，这除了理学的刺激以外，也是系念国事的表现，从中可窥见人们的自信和对家国体现的拳拳之心。

受到文坛追求独拔流俗的人格的影响，古代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士引起了文人们的充分关注，不断歌咏。罗颂的《鹦鹉洲赋》和罗愿的《鹦鹉洲后赋》没有描写荆州鹦鹉洲的景象，而是针对有人把祢衡比作盆成括①盆成括因舞弄小智而招致杀身之患。《孟子·尽心下》曰:“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而作。罗颂就力辩祢衡的死不是由于作《鹦鹉赋》刺世，而是因为其击鼓骂曹，其赋曰:“登黄鹤之高楼兮，欣徙倚而四颇。何南望而独愁兮，有正平之遗处。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党禁之既解兮，凛凛清议其尚存。无罪而戮一介兮，众必争起而吵噪欢。士犹恃此而不恐兮，时亦直情而径行。宁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鱼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势兮，魏甚菀而汉枯。每不忍其缀旒兮，思忠愤之稍摅。惟不择其所发兮，遂至于颠沛而阔疏。当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弩悸而失箸。吾谓死于渔阳之掺挝兮，何预乎《鹦鹉》之一赋。”指出祢衡不懂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道理，不善于全身远害，是当时处士横议的时代环境使然，士人不满魏菀而汉枯，期望借口舌之力来挽救将倾的汉家大厦，所以祢衡的举动并不是为了立异，而是出于维护正统王权的道德责任感。

辞赋中涌动的这种慷慨抒情的精神，与庆元党禁以前思想文化界宽松活跃的环境和爱国激情的张扬相表里。爱国情绪的自由抒发奠定了文学作品追求高尚人格、才情横溢的基调，促进了文人的情感世界超越过去的猥琐和庸俗，向着自信和高尚的方向发展。

二、辞赋中个人的骋词才华得到充分展现

随着文人自信心的恢复，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不仅表现为文学作品中的激情澎湃，他们还通过辞赋创作来展现自己的襟怀之宽广和学殖之深厚。辞赋这种文体特别适于对气势的铺张渲染和个人情感的尽情宣泄。在南宋中期辞赋中，铺张扬厉的成分较之前期明显增加，除了文人的学术修养提高外，还与由国家日趋强盛获得的自信力密切相关。绍兴年间的大赋创作，出于粉饰中兴的需要，得到当道者有意识的推动，然而那时的大赋铺排或是鄙陋不堪，或是虚张声势，显得极其勉强，不得要领，像史浩《五世祖衣冠招魂词》那样铺张过分的作品在当时很少见。南宋中期，颂美大赋的创作较少，但是赋作中的铺张扬厉却大幅度增加，这正是文人自信心和开阔胸襟的形象体现。

范成大的辞赋典雅丰赡，雍容不迫，表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实乃中兴气象之黼黻。他的《问天医赋》就颇具代表性。这篇赋通过托梦询问天医 (掌管疾病之事的星神)，引发出对养身与求医以及对立身处世的辩证思考。赋中铺排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者的才华横溢和以才运学的能力，如描写自己体质孱弱，药不离身:

天生下人，如沙如尘。长善安乐，寿其天真。臣独多疾，支雕轮囷。炎黄之经，厥病四百。去半取半，臣悉经历。五日一曳杖，十日一卧簀。茁为痤疿，溃为瘇疬。游为痹顽，尼为否塞。疎为洞荡，节为关格。躁为嚣呼，静为爽惑。荣卫挟寒而留行，溪谷流温而横溢。袭于皮毛，客于胳脉。次于焦府，盎于形色。挛拳惰其四支，黚黣淫乎大宅。百骸九窍，无一得适。十巫递进，三医更谒。探金匮之宝藏，紬玉函之秘策。方书堆于几案，药物庤与于墙壁。访和扁以制度，招桐雷使炮炙。参以天泉左右之运，列以君臣佐使之职。配合者相须，畏恶者相敌。参朮芝桂，铅汞乳砾。果菜之英，醪醴之液。万岁之蔂，千年之珀。莫润于养血之茸，莫漒于委蜕之骼。厌远效于中和，要近功于武力。三建若燎，五毒若螫。入口如荼，下咽如戟。燥刚以发舒，酸苦以涌洩。柞臼煞停鸣，铛鼎不暇涤。瞑眩酷烈，疾战纵击。外邪未溃，中气先踣。久立则蹐，久行则躄。语多则逆，卧多则惕。先寒而裘，未暑而绤。席避风而五迁，衣恶湿而再襞。旦欲兴而三休，夜将诵而九息。听蚁为牛，视朱作碧。巾愦愦其结樯，头岑岑而戴石。人生世简，居处饮食。臣以病故，跬步榛棘。春醅珠红，暑醴玉白。翠瓤之瓜，青房之菂。泫梨液之流肤，滃橘泉之破隙。臣欲过门而大嚼，黄媪推臣以避席。

这段文字铺排了自己的羸弱情形和种种医家的治疗以及过分呵护的窘境，其中涉及到许多中医的理论，作者没有像汉大赋那样去堆砌玮字，而是通过典质的文字和医学术语来表现自己的博雅，大量四言句式的罗列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表现出作者之才华横溢、文思飞扬;间或的六言句于全篇铿锵有力的节奏间之以顿挫悠扬，富于变化;以典重的文辞来颇为夸张地描绘孱弱之人非常态的生活，在严肃中透着几分诙谐揶揄。宋代文人辞赋当中，对学识的炫耀主要是通过平易朴实的文辞表达出深刻思致和隽永韵味来实现的，他们希望通过文章体现作者开阔而摇曳生姿的胸襟和驰骋古今、纵横百家的能力，此赋正体现了宋人的这种审美好尚。这篇赋还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范成大把人世间之“自取自探”的病症分为三类:“其一者心根泄机，命门丧阻。明消精散，形弊神苦。掷温玉以畀火，奉甘餐而戏虎。阴惑阳而化蜮，风落山而成蛊。若是者得于晦淫，命曰伐性之斧。①“风落山”，《周易·蛊卦》象曰:“山下有风，蛊。”《左传·昭元年》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女色伤身是古人共识，《庄子·达生》:“人之所畏者，袵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戒者，祸也。”汉严遵《座右铭》:“淫戏者，殚家之堑。”枚乘的《七发》更是张皇其事，称之曰“伐性之斧”;嵇康的《养生论》:“唯五谷是见，声色是躭，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乃至于孟郊的《偶作》还说:“利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道险不在广，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其二者愁莫愁于生离，痛莫痛于死别。哭不泪而神伤，叹无声而怨结。魂欲升而中断，肠将思而已绝。孤愤为丹心之灰，隐忧为青鬓之雪。若是者得于情钟，命曰蠹心之孽。其三日深居奥处，温燠窈窕。重帷复幄，风日不到。枵然如久系之匏，薾然如处阴之草。玉体软脆，动辄感冒。若是者得于贵游，命日炀和之竈。凡此三者，臣非有之。”三者概言之，是好色、敏感和慵懒，皆有失中和之道。②范成大此赋立意当是依据《荀子·礼论》:“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狈、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在好色的描写中，他没有坠入红颜祸水的道德批判，而是说“明消精散”，沉溺其中，会使人意志消沉，所论涵盖了精神与身体两方面的过分或者不及的毛病。好色和慵懒对健康的危害古来论说颇多，但把敏感与好色等并列，则不多见，似含微词，其中“孤愤为丹心之灰，隐忧为青鬓之雪”，③此句炼字新巧而不露痕迹。其构词与黄庭坚《悼往赋》之“饮泣为昏瞳之媒，幽忧为白发之母”同类。当指忧患意识，似是对当时庸俗气氛的一种反讽。此外，他的《望海亭赋》纵笔铺排凭栏远眺，沧海壮阔，潮起云涌，形象地展现了积极入世的情怀。

其他如崔敦礼的《大暑赋》，在欧阳修等人同题赋作的基础上更加铺张扬厉，全篇以“七”体结构全文，以近五千字的笔墨来描写炎热之中的困苦万端、大冥之墟的冰天雪地、虚堂清室的神清气爽、富贵人家的消暑享乐生活、游览洞庭长湖的快意、隐居山林的闲适优雅、处身太平之世的身心同泰。全篇一气呵成，环环紧扣，篇末的处身太平的“曲终奏雅”描写，和主体部分融为一体，对凉爽的描写由肤觉逐渐深入到内心的清凉舒爽，水到渠成，因而没有一般辞赋在“奏雅”时的牵强之感。赋作在铺排时根据内容的变化而施以不同的句式，如描写炎热部分，以七言句、九言句和九言以上的句子通过词汇的搭配营造气流不畅的感觉来表现炎热时的焦虑;在表现隐居的超然时，则采用节奏短促的句式以增添轻快自如的情韵，即使是六言句，在语势上也分成两个三言或“二二二”句式:“有风月以为助，有云烟以相随。有鸿鸟以为侣，有田园以时耔，有鱼钓以自适，有琴书以自怡。木欣欣而帷成，泉涓涓而练飞。清风飒其来临，幽鹤乘而下之。”在铺写处身治世的同泰时，则用加长句式形成的段偶，以表达情动于中一吐为快的情感:“今圣天子在上，洒扫宇宙，清宁乾坤，仁风惠气，劘刷上下。无严威虐焰之刑以烁民之肌肤，故其民漻然休然，相安以生;无星火疾驰之令以惊民之耳目，故其民萧然怡然，相嬉以宁;无竭源涸泽焦熬峻急之征，故其民得以润泽其家室;无蹈汤赴火汗肌汗浃肤之役，故其民皆得逍遥于田里。恩同祥风翱，德与和气游，蒸而为清氛，疏而为泠风。垂髫戴白，无小大无远近，萧萧乎如游清凉之境、太清之世，不知暑之为暑也。”从而做到了内容与句式较为完美的统一，他的《苦寒赋》、《留穷文》也都能做到句式与内容的呼应统一。

骋词以展现胸襟才华可以说是当时赋家的普遍追求，梁安世作于淳熙辛丑 (1181年)的《乳床赋》在描写钟乳石的形态时，极力罗列辞藻以逞才:“石有脉其何来，泉春夏而渗流。积久而凝，附赘垂疣。或击斯钟，或振斯裘。或莲斯葩，或笋斯抽。或胡而龙，或脊而牛。或象之嗅，或鼋之浮。或麟其角，或马其刍。或跃而鱼，或攀而猴。或粲金星，或罗珍羞。或肺而支，或臂而瘤。或釜之隆，或囊之投。或溜而塍，或叠而斤，或凿圭窦，或层岑楼，或贾犀贝，或农锄棱横，或士冠缨，或兵兜鍪，或下上而相续，或中阙而未周。……凡如剑如佩，如绅如弁，如拱而侍，如坐而眄。既具人之形体，盖阅世而默见。吾将灰心槁质，孱颜畔岸，兀坐嵌岩之侧，观融液之流蟀。”搜罗如此多的词汇，通过单一的句式来描摹钟乳石的种种形态，绝非一般腹箧虚枵者所能胜任。此外，王冠卿的《纪梦》、 《天孙对》，王莘的《月赋》、 《后月赋》，喻良能的《古甕赋》、 《喜赋》，倪朴的《环堵赋》，陈造的《后囚山赋》，陈藻的《菊花赋》等，都意在与前代的同题名赋争衡，他们努力在“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方面展示自己的赋家胸襟，因而比前作更加气势飞扬，形象地阐释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跃动的激情。

三、辞赋中真挚的入世精神得到充分展现

宋人好论，支撑其议论的是对建立弥纶天地的哲学体系的孜孜以求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入关怀，而建立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依然是出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可以说，宋人的好论实际上是经世济民的思想的反映。南渡以来，文人们议论的核心是华夷之辨、战与和的利弊得失、义利之际的种种纠葛等。理学的兴起，反映了有识之士希望在更高的思辨层次来认识和规范社会人生。当然，哲学层面的思索难免会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这正如孝宗反复申说的，士大夫深染空谈风气，但是理学家的目的却是现实，是要对政事、人生、社会作一番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入微的思索。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政论、学术专论明显增加，辞赋创作也深受这种议论精神的影响，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情感的抒发上升到心灵的超越。

理学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入世精神和分析思辨色彩的加强。思辨色彩和议论精神的凸显，是忧患意识增强的重要表征之一。绍兴年间的辞赋在表现人生思索方面是比较迟钝的，他们习惯于表现较为庸俗的田舍翁般的满足，南宋中期的辞赋家由于学识修养、人格层次的提高以及由国家安定带的自信等因素，使他们能够以超越世俗的境界来关照现实和历史，通过辞赋创作来展示不俗的见识和开阔的胸襟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关怀。

与北宋后期以来文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往往指向远离世情、忘俗，表现出对现实政治苦闷的超越有所不同，南宋中期的辞赋中，较多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深挚关怀和对儒家入世信条的皈依。他们在入世精神和超越名利之累当中寻求一种兼容。此时虽有像李开的《飞舄楼赋》这样畅论绝世出尘之趣的作品，但此类作品毕竟少之又少;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仍然不少，但这些作品摆脱了苏轼以来惯常的以乡居否定宦海沉浮的主题，而是着重表现乡居的美好和醇风俗厚人伦的使命感。如喻良能的《和归去来辞》中写道: “涉巇途以干荣，笑七贵与八关。肯多欲以外慕，每反照而内观。洗俚儒之哫訾，挽淳风而使还。”突出了乡居在道德方面的意义。乡居题材是两宋之际的辞赋当中表现较多的，但不同于那种人生感悟往往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沾沾自喜或富贵通泰的洋洋得意，比如葛立方的诸多赋作就很有代表性，此时的这类作品则侧重在表现妙解天人般的透脱和关注现实人生的激情。如蔡戡的《壼村赋》就是一篇歌颂乡居的优美诗篇: “壼村之境，车马不喧，花竹秀野，如进武林之桃源。盖壼以形似喻，村以景物言也。若夫天宇澄廓，万象著明。疏星渡河，皓月经庭。风余鬓兮萧萧，露余衣兮零零。此皆壹村之物，足以适野人之情。有醴有荈，有琴有书。或剧谈抵掌，或愁吟撚须。或箕踞偃仰，或啸歌欢呼。此皆壹村之趣，足以为野人之娱。蝉噪木杪，蛩鸣草际。清晨而蛙鼓辄作，长夜而蚓歌不已。此壼村之至音，雕不合于众听，而足以悦人之耳。掇实于花，拔萌于竹。剪芳根兮霜杞，撷清英兮露菊。此壼村之真味，虽不可于众口，而足以充野人之腹。”在这段描写中，过去那种富家翁式的炫耀淡薄了，代之以对理想的风俗淳厚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生活景象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政治理想的外化。可见，赋家们给乡居描写注入了匡济风俗的内涵，调和了立足于老庄哲学的远离世情和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入世精神。这方面的变化在崔敦礼的《闲居赋》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作品尽情描绘了乡居的恬然之后写道:“感晨鸡之呼觉兮，恨流光之易迁。放是惊然而起，起而歌曰:岁荏苒兮风露，手种木兮今槃槃。世我忘兮我宁忘世，去来去来兮吾居不可久闲。”乡居的闲逸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冲淡了，这种紧迫感正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使然。同样的作品还有李知微的《松竹林赋》等。

北宋后期的文、赋喜欢表现对人生的深思与彻悟，表现远离世俗的高情雅韵，南渡后的文人逐渐失去苏轼等人的深刻与超脱，他们老实地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庸俗的生活观念，除了身家的荣辱，其他方面他们顾及得不多，南宋中期的文人则努力探索一种生活化儒家思想，既不是不近人情的道德表演，也不是不关物情的一味高雅。他们希望在建功立业或是功名利禄方面有所追求，但是也不能因之而付出享受生活的代价，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确立一种醇厚宽和的人生态度。如舒邦佐的《孙仙赋》:“作篇词章，子美之诗疟鬼逐，陈琳之檄头风痊。立为名节，不饵松柏而敌其操，不服金石而愈其坚。上谏坡也，傅说之命眩若药，陆贽之言炳若丹。师成均也，酌束坡之黄昏汤，医儒生之自圣癫。玉节浮湘，议谳无冤。刮剔民瘼，以抚以怜。扶持老稚，以耕以畋。是将承风入相兮，寿国脉于周年之卜，还元气于尧历之前。”否定神仙信仰，强调文人的社会担当。陈造的《表盗文》也在这方面有所思索。此赋是因为穿窬之人一而再地光顾他家而有感而发:“嘻!抵冒之一再，固盗之顽也;有以惎其来，翳谁之愆也?悖而取，虽义之蠹;靳其予，亦仁之残也。丝寒粟饥，贤愚所资。一贫为累，彼我共之。守之者罄其术以甚密，何异取之者殚其力而不遗?岂知夫外其身则其身存，私其蓄则所蓄隳。达者之徒，其大无隅，其见靡拘。委吾形骸，曾外物之不殊;相彼凶戾，同赤子之一初。穽填而槛撤，可以驯猰貐;掊关而去键，可以却穿窬。……况乎患起于用智，疑生于多术。高明之室，群偷所集。”他指出了人类的一个误区，不仅是漫藏诲盗，高墉大屋同样是人之所累。他认为，欲望越多，痛苦也就也多，对利禄无止境的贪欲其实只能换来无尽的烦恼。他的《还鹤观》描写自己无雀可罗的寂寞庭院中“翩彼皓鹤，来自无何，傍我槿篱，啄我径莎，侧殷鲜之丹顶，扬漂萧之玄袂。……崇台峻沼之间，处之犹戾其性;庳隘局陋之地，得此宁其所宜。”这只孤鹤不再是那种拣尽寒枝不肯栖的低回彷徨，而是随遇而安，适性而为。

只要内心保持着良知和对家国的使命感、道德感，个人的穷通际遇则不必太计较。张栻的《遂初堂赋》即是在议论外物对人心的干扰，主张返归本心:“倘矍然于中道，盍反求于厥初。若火始然而泉始达兮，惟不息以终之。予视兮毋流，予听兮毋从，予言兮毋易，予动兮以躬。惟自反兮于理，兹日新兮不穷。逮充实而辉光，信天质之本同。极神存而过化，亘万世以常通。呜呼!此羲文之所谓复，而颜氏之子所以为道学之宗也欤?”“遂初”之名始见于蔡邕的《协和婚赋》:“考遂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网纪。”但其意指只是“原初”之意，刘歆的《遂初赋》阐发保持操守于逆境的思想，与此赋意思贴近。陈造的《惟安堂赋》宣扬陶然自足的人生:“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贵，非金紫之谓。盖是心也以道宁，以物砀。宁之存，砀之丧，孰能名仕版而志樵樵之往还，身官箴而思沧州之浩荡?等声利放桁杨，睨蘧庐于伯王。悗然乎进为，悠悠乎去归。羌卷舒之无心，岂出处之异歧。”他认为，淡薄名利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因素，人生的真富贵是道德的完善和良心的安宁。周孚的《归愚堂记》则由贫贱不慕荣利立意，指出人生的指向应该是返归本初的良知。崔敦礼在这一方面申说颇多，他的《种松赋》由纤细之苗终成合抱之木而引发感慨:“殖德者不贵其苟，殖学者匪圆其易。瀒礼义之华实，毓性情之根抵。养其小以成大，蓄诸微而至著。”认为人的德性应该像种植花木那样不断涵养。他的《留穷文》指出宫室之丽、膏粱之味、众宝之奇不足挂怀，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仁穷、义穷、礼穷、智穷、信穷，以五穷为友，厄穷相随，贫贱相守。他用流畅的笔墨、跌宕的节奏，把枯燥的哲理言说的铿锵顿挫，富于美感。他的《津人问》论辩滔滔，由竞舟引发出人“溺于五竞”的感慨: “吾学有年矣，吾目竞于色，耳竞于声，口竞于言，貌竞于形。七情纷争，思虑营营，不得须臾宁。”说明人心的喧杂是由于过多的欲望引起，作品结尾的津人掉头而歌曰:“吾之舟兮常虚以游，哀乐喜怒兮一毫不留。不与物涉兮驾空以浮，万方覆却兮无触吾舟。”余韵袅袅，让人浮想联翩。

北宋后期，尤其是在三苏父子影响下的散文创作，其议论多喜欢刻意翻新出奇，看似论辩滔滔、言之凿凿，但总给人以智巧取胜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却不切实际，苏轼也注意到这个问题。①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曾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这虽然是他为自己的好为惊世之论辩护，但从中也可见出宋人好为高论不切实际的风气和科道的关系。南宋中期的文人，除那些脑袋冬烘的道学人士外，多较为务实、理性，所论亦较中正平和，不务尖新。如周密所说:“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才淳古，亦如其文。”②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太学文变”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薛绂的《滟滪堆赋》曰:“呜呼!无庐而居，无畔而田，卒穷露而奚归，宁耕获而有年。曷不观转兹堆乎!彼惟居其所者屹而固也，然后可以障狂隤之流川;苟失其所而昧其居，吾知此心之不传。……物有万变，事有万理，察乎其微者卓然而不可易，然后可以蔽乎天地而关乎圣贤。必真知也而后其行也果，必力行也而后其知也全。敬恭朝夕，奉而折旋，兹孔、孟之所以不倦、不愠、不怍者，岂蹈白刃之勇者所可得而言?呜呼!人心之危匪石，而人欲之胜甚于水，吾观兹堆，而有感于天则之严，是以忧讲学之怠，而述之于篇。”作品所讨论的是滟滪堆面对浪涛的冲刷屹立不倒，人心也应该在各种诱惑面前如磐石一般，这种坚守的力量来自于对圣贤心传的体认。相对而言，此赋论调的确落于老套，不能新天下人之耳目，苏轼同题赋作则跳出世俗，认为世人滟滪堆阻碍船只航行的看法有失偏颇，指出该巨石阻遏了刚出三峡的咆哮水势，使水流平缓，对航行是有利的，并引发议论:“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苏轼的观点施之于人事，可以理解为内心做好了经历大风浪的准备，则面对多变的人生可以转危为安。薛绂的议论没有这么深奥巧妙，他所申说的是面对变幻不测的人生，应该保持心灵的安宁，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如何面对外物的诱惑，求得心灵的安宁，是南宋中期文人考虑比较多的问题。因此，薛绂的议论或许更具有现实启迪意义。

南宋中期辞赋议论国计民生亦多持论公允，不喜奇谈怪论以炫人耳目，这反映了人们政治见识的进一步成熟。西施祸国是辞赋中被反复咏叹的题材，红颜祸水已成陈辞滥调，范成大对人们一股脑地把君王败德归咎为女色诱惑深感不满，他的《馆娃宫赋》写道:

韪祸福之无门，曷今愚而昨贤。后千载之嗤点，莫不钟咎于婵娟。固尤物之移人，抑犹有可得而言。盖尝观于若人矣，好大而欲速，厌常而弃旧。狃会稽之得意，谓周鼎其唾手。闯齐、楚以朵颐，睨陈、蔡而骧首。道甚远而疾驱，气已馁而犹斗。外未宁而内忧，东略之而西否。阻关河以顿兵，撤墙屋而致寇。亟归视其四封，蔑一夫之能守。是犹螳螂之慕蝉，不知黄雀之议其后也。然以蕞尔之旅，衡行四方。攻靡坚郛，战无距行。事便时利，如径乎无人之乡。惜也未闻大道，宜其逸乐而志荒。次有台池，宿有嫔嫱。左携修明，右撅夷光。粲二八以前列，咸艳世而浩倡。嗟浣纱之彼姝，乃独系于兴亡。同样的题材，北宋赵湘的《姑苏台赋》以夫差、西施的荒乱之迹结构全文，以“独乐”与“与民同乐”为文之枢纽，探讨兴亡之理。文章对夫差荒淫的描写，与范成大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肉如山焉，或腐而弃之;酒如河焉，或厌而倾之。遂使一人两人笑，而千人万人悲;一人两人饫，而千人万人饥。悲者之声百倍于歌之声;饥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酲。呜呼!夫差之心也，西施乐则知，天下人不乐则不知。知者则忧其忧，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欢则闻，天下人哀则不闻。闻者则忧其不欢，不闻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贱如红埃，一旦乐极，越兵东来。”赵湘搜肠刮肚地铺叙夫差西施的荒淫生活，以突出其“独乐”的可恶甚至狰狞;范成大则冷静地指出，吴国的败亡是由于一系列失当的措施造成的，即使夫差好色耽误了政事，淆乱了是非，也不应由西施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因为夫差身边红颜何止西施一人!范成大的见解跳出了狭隘的红颜祸水论，其观点的吸引人不在于新巧，而是由于见识的客观，立论的厚道。

南宋中期，随着社会生活各种方面中兴气象的出现，文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由猥琐走向醇厚，由怯懦走向自信，由逃避责任走向社会担当。与此相联系，辞赋的格调比从前大为高亢，它传达了文人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人生的深挚热爱，表现了他们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对政治、生活的务实精神，因而，骋才使气成了此时辞赋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