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鹿，刘俊哲，金生杨

(1.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成都610068;2.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3.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2)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各发展阶段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地域性哲学，连绵不断，既一脉相承，又纵贯古今，巴蜀哲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巴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个性，同时由于中国哲学各时代思潮与各地域思想文化的互涵互动，相互交流、互相渗透，所以独具特色的巴蜀哲学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并对同时代和后世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深入探讨巴蜀哲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巴蜀哲学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巴蜀哲学的主要特点

(一)蜀学之魂，长于思辨

广义的蜀学是指巴蜀地区自古迄今的以儒为主、会通三教的学术文化，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辨哲学。蜀学萌芽于先秦，至汉初而比肩于齐鲁，传承于蜀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繁盛于两宋，流传于元明清，至近现代而复盛。蜀学是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结构的体现，蜀学与哲学紧密结合，其相互关系贯穿于巴蜀哲学发展演变的始终。蜀学中的儒、佛、道三教，既相互对立，又融会贯通，别具巴蜀地域哲学之特色。蜀学之魂，长于思辨，这是巴蜀哲学的重要特点。

融贯儒、佛、道三教的巴蜀哲学，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西汉蜀人严遵提炼的道家哲理对道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严遵提出“以有知无，由人识物”，由形象到抽象的认识方法;“见微知著，观始睹卒”，推类而及的认识逻辑①《老子指归》卷三，《道生篇》，《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册，第45页。，是对老子“知不知上”②《老子》七十一章。不可知论的发展。严遵继承前代道家学说，将老子有生于无思想与《淮南子》气化论相结合，在对“道”之“虚无”及“无实生有”的宇宙演化方面，论述精致深微，思辨性强，从而开启了魏晋玄学先声，成为汉代道家思想转变到何晏、王弼玄学思想的中间环节。

扬雄作为汉代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然以孔孟后继者自居，儒道相兼，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中国道教起源于汉末蜀地，历经发展和交流，至唐代，巴蜀著名道教学者李荣、王玄览等人论证“重玄”哲学，对道教义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道教哲学日趋精微。

唐代佛学大师蜀人宗密，其佛学哲理深邃精密，作为“唐代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①任继愈总主编:《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唐代最后一位理论大师”②冯学成:《四川禅宗史概述》，《巴蜀禅灯录》章首《导言》，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0页。，宗密集隋唐佛学理论之大成，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③吕澄:《华严原人论通讲》，《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宗密“显已有自宗教折入于哲学之倾向”，“在哲学思维上，则实能有所组织，自寻一系统”④钱穆:《读宗密〈原人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9、189页。。其宗教哲学思想承前启后，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佛学大师蜀人马祖道一思想里也含有精致的哲学。

宋代以来的巴蜀儒学吸取佛、道二教，又改造创新，在创立融合三教、富含哲思的理学过程中起到了突出作用，这与三苏等北宋蜀学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三苏虽以文学见长，但在哲学上也有较高造诣。这主要体现在三苏提出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等方面。

南宋著名理学家蜀人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⑤《朱熹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引，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58页。的命题，这对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理论建构和促进朱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巴蜀哲人赵蕤、杨慎、来知德、刘沅、廖平、郭沫若、蒙文通、刘咸炘、贺麟、唐君毅等蜀学大师，在他们的学术思想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体现了蜀学之魂，长于思辨的特点。

(二)多元会通，兼容开放

巴蜀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的会通性。所谓会通，指融会贯通，而不局限于孤立的一家一派。巴蜀地处南北之中，兼容南北文化而折衷取舍，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如此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而有别于排他性的学术。巴蜀哲学的会通性特点主要体现在:

1.巴蜀哲学与域外哲学会通。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文翁石室，使蜀地思想文化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又遣蜀生去京师东受七经，数年后归蜀，还教吏民。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之儒家经学引进蜀地。这对巴蜀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

东汉末，张陵在巴蜀鹤鸣山创建了道教。其后道教又在巴蜀流传演变，并在与包括域外道士学者的交流中不断深化其宗教教义及其哲学思想，推动着道家道教哲学向前发展。成于张鲁之手的《老子想尔注》是我国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站在宗教立场，以宗教神学诠释《老子》的著名作品，成为早期道教哲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唐绵州道士李荣应诏入京，精于道教义理，名著京师，当时被誉为“羽流之冠”、“老宗魁首”。他“开六洞义”，以为“道生万物”，“道本于际”，“道玄不可以言象诠”，舌战慧立、义褒、静泰诸名僧，指斥佛教之虚妄，以“道本虚玄”，阐扬“重玄之道”，与成玄英齐名。

唐佛学大师宗密离开巴蜀到襄汉、洛阳、上都 (长安)等地活动，先后与道圆、灵峰、澄观等佛门著名人物交往，最后创立“教、禅一致”理论，成为对禅宗作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大师，在中国佛学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南宋理学大师张栻作为蜀人，长期在湘、浙一带活动，通过与胡宏、朱熹、吕祖谦等著名人士的交往和学术辩难，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大发展。张栻讲学于湖湘，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从而促进了巴蜀哲学的持续发展。

巴蜀哲学与域外哲学会通，还包括中西哲学会通，尤其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唐君毅均提出中西哲学会通、融通的观点。唐君毅还在深入分析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之后，指出中西方应该学习对方哪些哲学思想并做出具体回答，他特别提出西方文化应学习中国文化“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方使自己悠久;而中国文化则由原来的“自觉地求实现”开出西方那种“自觉地求表现”①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的精神，以求得自身的充实。而且，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典型的中西融会贯通的色彩。在学术交流的实践中，贺麟、唐君毅二先生不仅出川与省外学者交流，更是出国求学、访问讲学，有力地促进了儒学在现代的传承发展。

在吸取西方哲学方面，贺麟主张“必须以西方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②贺麟:《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即以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通，使儒家哲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密，条理更为清楚，以此奠定道德和科学可能之基础。他主张“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为自己活动的产业”。③《贺麟选集》，第123-124页。贺麟提出的中西哲学会通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文化危机，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融会吸取西洋文化，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唐君毅认为，吾人不仅要接受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和个体自由，而且还要接受西方的哲学精神、宗教精神、审美精神等。他指出吸取西方文化不只是“左右采获，截长补短，以为综合”，而且是为了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他主张接受西方的哲学精神。

2.以儒为主，会通儒、道、佛三教。巴蜀思想家具有融合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的特色，使富于伦理道德的孔孟思想与浑然朴实富于哲理的老庄思想融为一体。后又吸取佛教的思想，造就了巴蜀思想文化的独特风貌。汉代巴蜀著名思想家严遵著有《老子指归》，他继承老庄的哲学，讲由无生有的过程，但也受到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主张德刑并用，并提出顺民、重民的思想。严遵弟子扬雄是融合儒、道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上承《易经》、《老子》，下启王充、张衡乃至魏晋玄学，并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北宋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具有典型的融合三教的学风，他们既提倡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又对老子的道论加以吸取，并明显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北宋两度为相的著名学者张商英著《护法论》，强调:“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④《大藏经》，《护法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2册，第643页。体现了他儒释道三教融合，不可缺一的思想。元代理学家虞集提出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⑤虞集:《虞集全集》，《道园遗稿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76页。的思想，把佛教视为西方圣人所传，认为道教神仙之学不出天理之外，主张对诸子百氏各尽其蕴，而不偏滞于一方。清代著名蜀学学者刘沅除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外，也通过接触探讨道、佛，深受二氏的影响，认为佛老不为异端，“佛老之真者与圣贤无二”⑥刘沅:《槐轩全书》九，《槐轩杂著》卷三，《复王雪峤书 (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432页。，儒、佛、道是相通的;指出佛理原不外于儒理，佛亦不外于人伦物理，与儒无异。

以上著名蜀学人物以儒为主，会通儒、道、佛三教的思想体现了巴蜀哲学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吸取诸家学术之长而发展了蜀学。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巴蜀哲学的包容性似乎更强，基本不把佛道二教视为异端。

(三)释经创新，超越前说

巴蜀哲学有重经学的传统，并对前人旧说有所超越，而勇于创新。文翁是一位深通《春秋》的儒家人物，他在任蜀郡太守期间，大兴教育，提倡儒学，选拔蜀中俊杰之士赴京城学儒经。在文翁的倡导下，蜀地学子始治经学，为巴蜀学术在西汉跻身于全国先进之列，打下了基础。两汉三国时期，蜀中学人在治经学上取得了不少成就。扬雄亦具有仿经创始之功，他不信谶纬，糅合儒道，拟圣制作，以玄为高，以其《太玄》一书“妙极道数”，“度越诸子”。唐代李鼎祚重象数而转移时代之风。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著《九经要义》、《周易集义》、《经史杂抄》等，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氏认为与其“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①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主张超越朱熹等前说，从儒家原典中求得符合社会发展的“活精神”。这体现了巴蜀哲学释经创新，超越前说的精神。

清代著名学者刘沅对儒家经典十分重视，著《四书恒解》和诸经《恒解》等。但他对经典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对经典的文字训诂，抉摘字句上，也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经书中的仪文节目、名物度数上，拘泥于古礼古乐，而是强调应随时代发展而变通之，目的是为了求经书中的道。他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由此对宋儒和清儒旧说都有所创新。

近代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在释经中加以创新。其经学思想凡六变，较有意义的是第一变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和第二变尊今抑古，体现了廖平超越传统旧说的特色。其思想甚至影响到维新变法的康有为。

现代国学大师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亦提出己见，加以发展。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经;批评汉学流弊，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破弃今、古文经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其后，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推崇西汉今文经学。后于晚年著《孔子与今文学》，又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深刻而富于创见，深深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亦是巴蜀哲学释经创新，超越前说特点的体现。

(四)沟通道欲，情理结合

巴蜀哲学的一大特征是把道与欲、情与理结合起来，而表现为重视人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儒家尚仁义，道家崇自然，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对应的两端，然也相互影响沟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与宋代理学家偏重伦理相比，三苏蜀学较为重视自然之人情，这体现了蜀学乃至巴蜀哲学的特征。苏洵作《六经论》，认为礼所代表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圣人因人情而作礼，贯穿着重人情的思想线索。苏轼继承苏洵，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②苏轼:《苏轼文集》卷九十八，《诗论》，《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4册，第134页。的思想，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③《苏轼文集》卷九十八，《中庸论中》，《三苏全书》第14册，第141页。，从而提出把经典之义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舍人情而言义，则为苏轼所反对。苏辙亦强调礼皆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④苏辙:《苏辙集》卷八十二，《礼以养人为本论》，《三苏全书》第18册，第349页。，把礼与世俗人情结合起来，而不仅限于礼义道德等抽象概念，这体现了三苏蜀学重人情的特征。

魏了翁也重视自然之人情。在伦理观上，魏了翁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⑤《鹤山集》卷三十二，《又答虞永康》。。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对此自然之人情，魏了翁主张采取客观承认的态度，不要去灭绝它，认为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⑥《鹤山集》卷四十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主张在对人欲人情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来体现道。

著名蜀学人物费密亦重人情，在他看来，生命、妻子、产业、功名等等，是和义理同样重要的东西。言义理不得舍去这些人所不可缺少的欲望和需求，这些都是人的本性，因而他主张“论事必本于人情”⑦费密:《弘道书》卷上，《弼辅录论》，怡兰堂丛书，1920年刊本。，反对以义理压制人之情欲。对于理学家“律人以圣贤”、“责人以必死”的要求，费密认为这是人们无法做到的。

刘沅认为“六经”本于人情而为教。他说:“《易》、《诗》、《书》、《礼》、《乐》、《春秋》，皆本乎人情之自然而为教也。”⑧《槐轩全书》四，《礼记恒解》卷二十六，巴蜀书社，2006年，第1538页。他认为，所谓天理，不过是人情得其正而已。离开了人情，则无所谓天理。刘沅把天理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强调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之中体现天理。他说: “盖养生送死，人情所同，即天理所肇。……天道固不外乎人情，人情必准于天道。”①《槐轩全书》四，《礼记恒解》卷四十九，第1625页。既肯定人情，又强调人情以天理为指导。

(五)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

早在西汉初，文翁为蜀守，便兴修水利，灌溉繁田千七百顷，使民物阜康，然后施之以教，开蜀学躬行践履之风。至宋代，张栻修正理学流弊，吸取功利之学，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指出:“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②张栻:《南轩集》卷三十，《答朱元晦》，《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961页。这与永嘉学派重实事实功的思想相吻合，而与正统理学有别，故遭到朱熹的批评。魏了翁继承张栻，既重功利，讲求实事实功，又主张义利统一，“趋事赴功”，重视功利与实效，强调“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③《鹤山集》卷十六，《奏论蜀边垦田事》。认为功利须平时一点一滴地讲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张栻、魏了翁对事功的重视，在理学中别具一格，体现出巴蜀哲学的特色。

明清之际的费密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通人事以致用”④《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开颜李学派之先声。费密提出以力行代清谈的主张，认为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事都应该认真讲求，习行实施，而空谈则误国。与费密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唐甄反对所谓“儒者不计功”的说法，强调事功修为，“崇实黜虚”，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上，而强调“仁义礼智俱为实功”⑤唐甄:《潜书》，《宗孟》，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页。。

在巴蜀思想史上，魏了翁、唐甄、邹容和吴虞等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体现了巴蜀哲学的一大特色，为近代民主提供了借鉴。早在南宋时，魏了翁就提出:“古者天子……乃是与诸侯共守天下”，主张君臣“共守天下”，批判“尊君卑臣，一人恣睢于上，极情纵欲，而天下瓦解土崩”⑥《鹤山集》卷一〇六，《周礼折衷·天官冢宰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唐甄著《潜书》，提出批判君主专制的惊世骇俗之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⑦《潜书》，《室语》，第196页。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威，而强调统治者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到“皆为民也”。邹容著《革命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阐明革命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剥夺了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强调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天演公例”，要摆脱清封建专制的统治，成为具有平等、自由等民主权力的国民，就需要革命。这种以革命手段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历史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吴虞把封建君主专制、家族制度与儒家学说联系起来提出批判，继邹容之后，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巴蜀哲学所具有的蜀学之魂，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兼容开放;释经创新，超越前说;沟通道欲，情理结合;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的特点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博大精深与融贯超越、求实进取的精神，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清理和总结研究。

二、巴蜀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越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哲学，越是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可以说，通过对巴蜀哲学及其特点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可以对巴蜀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加以探讨和分析，以进一步展示巴蜀哲学之魅力。概括起来，巴蜀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巴蜀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总的来讲，巴蜀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地域性哲学与整个中华民族哲学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之关系，巴蜀哲学的发展促进并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翁化蜀，首创地方官学，派遣生员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使得中华学术文化和哲学的主流得以流传入蜀，这对整个中国哲学在巴蜀地域的传播发展，互涵互动，影响深远。

严遵著《老子指归》，在继承先秦老庄思想、稷下学术、汉初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影响开启了魏晋玄学先声，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扬雄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既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坚持儒家的伦理思想，并采用了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人性论上又自出新意，提出“善恶混”的人性学说，融会儒道，自立新说。扬雄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道教创立于汉末巴蜀鹤鸣山，张陵在巴蜀传道，汉末出现了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经典《老子想尔注》，将道教哲学神学化、宗教化，对道教哲学，乃至中国哲学影响甚大。

唐代李荣、王玄览论证道教“重玄”哲学，对道教义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荣既与佛教徒有过激烈的论辩，又主张佛道会通，融合二教。他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宗密被尊为最重要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之一，集隋唐佛学理论之大成，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并对宋明理学及其心性论产生了深刻影响。马祖道一在佛教理论等方面作了革新，全面确立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风格，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二人均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北宋三苏蜀学虽以文学见长，但也重视自家学术的哲学之道，确立了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蜀学学派。三苏蜀学与二程洛学等理学流派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通过相互论辩，不仅发展了宋代蜀学，而且也促使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著名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颐入蜀讲学、著述，尤其是程颐的理学代表著作《伊川易传》撰写于巴蜀涪陵，这不仅直接体现为宋代巴蜀理学的一部分，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和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①蔡方鹿:《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不仅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直接促进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为此，朱熹本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足见张栻对朱熹的影响。

另一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而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并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魏了翁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唐甄除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提出批判外，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中叶刘沅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又呈现其个人的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并影响到其孙刘咸炘，刘咸炘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想，而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邹容撰《革命军》，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言书，而且是革命的动员令，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把中国哲学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封建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来分析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和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

郭沫若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由此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值得认真探讨。

生长在巴蜀大地的贺麟和唐君毅学贯中西，怀有强烈的复兴儒家文化的担当意识，主张儒化西洋文化。贺麟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民主等思想。提出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以基督教的精华充实儒家的礼教。唐君毅则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儒家的心性哲学、伦理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贺麟和唐君毅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吸取西方思想文化以丰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乃至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影响。

(二)巴蜀哲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巴蜀哲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蜀哲学与经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从一个侧面把握地域性哲学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概括来讲，巴蜀哲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文翁化蜀，首创地方官学，派遣生员东受七经，还教吏民，除了对中国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外，而且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儒家经典经学得以流传入蜀。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经学家，如杨终、任安等一批有全国影响的经学大师。两汉巴蜀经师对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产生了诸多学术派别。这促进了整个中国经学在汉代及汉以后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两汉乃至三国、晋代的巴蜀经学。

蜀汉时期，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图谶流行，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巴蜀古文经学占据着官学优势，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形成与今文经学抗衡之势。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衰落。隋代何妥兼融南北学术，然亦重视玄理，长于礼乐，于《易》、乐、《孝经》、《庄子》等都有较深的造诣。唐初阴弘道集十八家易学，而中唐李鼎祚集三十五家易学，撰《周易集解》一书，存汉代象数易学一脉于后，影响广远。李鼎祚易学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易学，体现了其象数、义理兼重的本意。以上蜀汉至隋唐蜀学派别和人物的经学观在中国经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既有保守的一面，更有扭转时代风气的一面。即东汉仍保守今文经学，又有扬雄仿经、李鼎祚移义理之风为偏重象数。

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广政年间刊刻蜀石经。此外，在孟昶、毋昭裔的主持下，后蜀又雕版印制了“九经”，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孟蜀石经的刊刻使蜀中经学复盛。北宋时，蜀石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后于宣和五年 (1123)，补刻《孟子》，为中国经学史上《孟子》由子入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初陈抟在四川游访，他的易学思想不仅对巴蜀理学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中国经学之易学象数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著名理学家北宋易学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程颐两度入蜀。首次入蜀，曾有成都之行。通过与篾匠论易之《未济》卦，而得出“易学在蜀”的论断。第二次入蜀，程颐于宋哲宗元符二年 (1099)在编管地涪州北岩撰成其易学及理学代表著作《伊川易传》，这在中国经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慎是明代中期开一代学术新风的思想家，他站在实学的立场，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努力，这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来知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假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①来知德:《周易集注》卷十三，《系辞上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的易学思想;并错综取象以注《易》，对象、错、综、变、中爻等加以说明，把错综中爻的理论与卦、爻辞紧密结合，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这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费密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①《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而批评宋学，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为此，胡适指出: “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②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138页。费氏学说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

其他如宋代魏了翁经学思想以宋学为主，而又兼采汉、宋，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开明末清初“舍经学无理学”思想之先河。清代刘沅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其目的是为了求经书中的道，而不拘泥于文字训诂，名物度数。对宋儒和清儒旧说都有所批评。近代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又尊今抑古，而不囿于传统旧说。现代蒙文通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经;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破弃今、古文经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其后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推崇西汉今文经学。以上这些巴蜀哲学史上著名人物在经学研究上深有造诣，他们的经学研究富于哲学思辨，而他们的哲学研究又常常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由此为促进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蜀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经学联系在一起。巴蜀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和经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持续发展，值得认真总结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