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玲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4100）

较之诗歌与戏剧而言，小说在本质上则更称得上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叙事本身可以定义为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叙事的艺术实则是讲故事的艺术。对于许多小说家而言，小说创作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叙述视角的选择。有时一部小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小说家对小说叙述视角的明智选择及对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恋情的终结》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叙事为叙述视角的作品，也是其将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运用到极致的一部作品。

格林曾经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之所以在《恋情的终结》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是受到了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远大前程》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启发，他非常欣赏狄更斯在小说中对第一人称叙事者娴熟的把控。从这个角度看，格林对第一人称叙事的采用或许是对英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种致礼。第一人称叙事在英国小说的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在不同时期的英国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伟大的小说家们对该手法的巧妙运用。在18世纪，以笛福、菲尔丁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力图通过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对现实生活加以细节化的描写来塑造令人信服的中产阶级人物形象，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9世纪时，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虽不是小说创作的叙事主流，但是当时诸多的文学经典作品仍然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作为叙事视角的，譬如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进入20世纪，福特、康纳德、亨利·詹姆斯等伟大的现代小说家对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格林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然而，格林在创作《恋情的终结》时决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绝非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对英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种致礼，其中也有其个人感情因素的原因。他在回忆录《逃亡之路》中曾经说到：“小说家对形成自己特有的写作手法的漫长的探索是令人激动的，但是当他步入中年发觉自己无力掌控这种方法时，一种作茧自缚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很显然，格林急于摆脱其原有的写作模式所带来的创作空间上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第一人称有着一个显著的优势，既是该视角的选择能够抵御背离“‘我’仅能够看到’我’所能看到的”的诱惑。叙述者等同于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叙述者不能提供人物自己尚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由于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一身二任，或讲述亲历或转叙见闻，其话语的可信性、亲切性在其有限的视角范围内自然超过全知视角叙事，它多为现代小说所采用的原因也恰恰在这里。此外，《恋情的终结》的故事源于格雷厄姆·格林与亨利·沃森的妻子凯瑟琳·沃森的一段长久的、炙热的、隐秘的恋情，格林对凯瑟琳的痴迷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刚好满足了格林借小说主人公—小说家本德里克斯之口表达情感的需求。小说中本德里克斯将故事娓娓道来，呈现出他睿智、优雅的形象，他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他就是故事本身。

在《恋情的终结》中，格林将叙事者由一个全知全能的作者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者，因而他又不得不考虑第一人称叙事的有限性并对其加以谨慎的控制。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本德里克斯，其第一人称视角的有限性体现在他的叙事也存在不可靠性上。因为他的视角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能像全知全能的作者那样，提供人物自己尚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聪明的格林对此并没有回避，他通过借本德里克斯之口谈小说创作观点介入了小说本身，对小说叙事者进行了巧妙控制，顺利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小说一开始，身为小说家的本德里克斯在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时表现出了一种不适感，这种隐秘的不适感贯穿了整部小说。即，他不确定究竟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讲述他和莎拉的故事，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写作技艺有多高超都无法与上帝抗衡。因为在上帝为他们的爱情及命运撰写的“小说”中，本德里克斯只是一个旁观者。在一次访谈中，格林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解答：我认为在一个场景中叙事者应该将视角固定在一个角色上；但是这并没有把作者本人的视角排除在外，作者可以借助比喻、比较或其他任何形式出现在叙事中……只有上帝和作者是全知全能的，而不是称之为“我”的叙事者。

可以看出，格林借此强调了《恋情的终结》中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本德里克斯的局限性：本德里克斯企图在小说创作和生活中都能获得对事物的掌控，这使得他最终成为了读者而非是一名作家，让他认识到他所具备的叙事能力是不足以驾驭写作素材的，在上帝的叙事中他完成了从作家到角色的文学意义上的转换。

《恋情的终结》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复杂性则体现在格林通过同一叙事者的双重视角来表现主人公复杂、痛苦、困惑的精神世界。本德里克斯既是叙事者又是主人公，他一边讲述着故事，一边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他兼具了主人公视角和见证人视角。正是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视角使得读者得以窥视到他的内心世界，进而开始理解人性的复杂以及他在探寻事情真相、找寻自我的过程中的情感挣扎。小说中，本德里克斯的第一人称叙事发出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作为头脑清醒的故事讲述者的本德里克斯发出的；以这种声音进行的叙事有些像本德里克斯对他的表象自我的一种刻意展示，但是这并非是他真实的自我。他反复强调他自己仅是“一个孤独的、处于困境的自我，一种具有记录功能的意识，这种意识的主体最终可定义为极度痛苦的，有抵触性的戒备心”。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时甚至都不相信自己。因此他刻意想告诉他人的事情或许就被他美化或是扭曲，此时的他就如同带着面具的演员一般。他通过这种声音进行的叙事大多讲述的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对其他人物的主观评价。另一个声音的叙事则更像一种内心独白，当本德里克斯在讲述故事时会不时地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他似乎忘记了听者，陷入了自我的思考中，只是没有忘记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当本德里克斯对自己的看法有所怀疑并忍受着对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所带来的痛苦时，这个声音就通过它的叙事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本德里克斯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谈及他对莎拉的爱与恨时，他这样说道：“痛苦的感觉远比幸福的感觉更易传达。在痛苦中，我们似乎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尽管它或许以一种畸形的唯我独尊的形态出现。我的这种痛苦是我个体上的，紧绷的神经是我自己的，无关他人。但幸福却毁了我们：我们在幸福中失去了自我”。在他的眼中，莎拉与他在爱情和肉体的欢悦中失去了自我；但是又都在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后找回了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德里克斯的叙事视角就如同一个人通过房间的窗户小心谨慎地、满怀疑虑地向外看去，不愿意被他人发现。所以在有限的视角中，本德里克斯开始了对真相的追寻，也开始了痛苦的追寻自我的心路历程。他所做的就是不断的找寻、阅读、观察或是脱离自己故事讲述者的位置转而审视自己。因此，这两种声音轮番上阵，相互补充，相互帮衬，通过它们，格林将叙事的主题细致而生动地呈现给读者。

总体说来，格林对第一人称叙事传统的继承只是这部小说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格林在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时，以不再单纯地强调第一人称叙事的“可信性”，而转向重视其另外的特征：有限性、复杂性，格林对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有限性的正视，对其有限性、复杂性加以充分地利用才是小说取胜的关键。

[1]Allain,Marie-Franqoise,The Other Man,trans.Guido Waldman.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84.

[2]Thomas,Brian,An Underground Fate:The Idiom Of Romance in the Later Novels of Graham Greene,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

[3]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M].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