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宏雅，赵万里

（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 300071）

长期以来，质性、量化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劣长短一直是社会学方法论争论的重要焦点。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物理学”研究范式，经过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大力倡导和示范性工作，一度成为社会学唯一推崇的科学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科学地位受到置疑。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定性研究在对定量研究的批评声中得到长足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一场围绕量化与质性两大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论战［1］。

在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论发生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脱胎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刘少杰曾对常人方法论对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做了阐释，参见：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7-267.另外，李猛对常人方法论也有系统评介，见：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7-97.这个兴起于1960年代的社会学理论流派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活动进行直接经验研究，用“常人方法论的无差异”（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思想和“破坏性试验”（breaching experiment）等独特研究方式对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taken-for-granted）、不言而喻和毋庸置疑的现象进行反思性说明，从而揭示行动者日常交际中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作为常人方法论王冠上的一颗明珠［2］，谈话分析将常人方法论的理论真正深入到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力图揭示互动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序列、方法和基本结构及其与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建关系和过程。本文拟对谈话分析作为一种质性社会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程序进行介绍和评述，从而揭示其解构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看法的具体方法，及其经验一元论对于社会研究方法论修辞的变革意义。

一 谈话分析作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纲领

常人方法论旨在研究普通人如何运用常识性知识和程序来解释互动情境、建构日常秩序的方法，通常以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1967年出版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为奠基之作。1970年代，常人方法论发展出了若干不同的经验研究纲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由萨克斯（Harvey Sacks）、谢格洛夫（Emanuel A.Schegloff）和杰弗逊（Gail Jefferson）所创立的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②谈话分析现在已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诸学科交汇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尤其是语言学者倾向于把Conversation Analysis译为“会话分析”，其实谈话分析不仅关注日常会话，自1970年代以来更加注重对各种社会机构或工作环境中交谈的研究，也就是对“互动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研究。而“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表达也是不正确的（Have Paul ten.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a practical guide［M］.London：Sage，1999：11）。因此以谢格洛夫为代表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talk-in-interaction的表达。。尽管谈话分析也受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号互动论、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的日常语言哲学、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以及人类学诸学派的影响，但它与常人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还是最直接的。加芬克尔和萨克斯1959年开始学术交往并建立了个人情谊，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萨克斯不幸车祸遇难。在此期间，以二人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和谈话分析均得到长足发展。

从理论构建上来讲，常人方法论为社会行动和秩序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拒斥“自上而下”（top-down）地用超然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文化或社会结构解释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是重在发现社会成员认识、形成和再生产其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那些最普通的认识和思考方式，从普通人、平常人的日常行动及其运用常识性知识、程序和技巧组织其实践行动的思维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是一种“延续展开、不断建构的过程”（ongoing constructing process），因此人类社会行动的规则只能存在于各个群体成员的日常行动方式、思考方式以及生活模式之中。通过把舒茨（Alfred Schutz）等人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常人方法论用实践行动的概念把行动、经验与秩序有机地统一起来，动态地建构性地理解社会结构，从而超越了传统社会学家外在地、客观地观察日常行动的二元对立观念。

与常人方法论一脉相承，谈话分析也建立了“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可以说，谈话分析为常人方法论社会行动秩序研究的细节特征分析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正如萨克斯所提到的：“我的想法是研究单独的谈话序列，将之拆分以寻找其规则、技术、程序、方法和准则，它们能够生成我们所研究谈话的有序特质。”［4］谈话分析学者所致力于发现的规则、技术、程序、方法和准则正是社会成员在交际中所使用的规则。通过探求谈话这一微观社会行动类型的动态特征，可以对社会成员处理日常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活动窥见一斑，从而将之有效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从具体研究方法来讲，谈话分析的“偏常案例分析”（deviant case analysis）承袭了常人方法论“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的基本思路并在完善自身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基础上做了些许改动。加芬克尔在《常人方法论研究》中提到社会场景“习焉不察”（seen-but-unnoticed）的背景特征，即所谓常识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问题。“破坏性实验”就是要探索扰乱社会生活惯例的后果，通过打破生活常规而发现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他把这些“实验”称为“示例”（demonstration），其中的经典案例包括要求受试解释并澄清日常谈话的确切含义（如类似“我累了”、“车胎漏气了”等索引性日常表达的确切含义）以及对受试潜藏语义进行猜测、改变真实社会生活中的背景模式及常识性知识和推理等（如让受试在家中扮演寄宿者的身份，使顾客与售货员进行角色互换等等）。实验的结果与加芬克尔的预期不完全一致，充满戏剧性，受试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愤怒等负面情绪。消除这些情绪的唯一途径是对受试把这些实验解释为超常环境的运作，如某种游戏的进行，惟其如此，才能使这些失范行为“正常化”。这些反应证明了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使用并习惯于一些正常的常识推理模式，而这些敌视情绪表明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意义判断程序并非经验常规，而是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这些程序是彼此相关、密不可分的。因此通过“破坏”正常的日常互动模式，反而揭示出日常互动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知识、背景模式及互动策略。

谈话分析借鉴了这种对事物的“正常”（normal）状态自然打断的逆向思维方法，把对“偏常”案例的研究作为惯常方法论实践。在对互动常规进行定位及描述之后，研究者通常在收集的语料中寻找不一致案例。与常人方法论实践不同的是，谈话分析并非通过实验途径来打破常规，而是在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录音中寻找偏常案例，而且谈话分析中偏常案例分析的作用超越了加芬克尔的破坏性实验。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阐释“不可见”的程序构件，谈话分析中的偏常案例研究除具备以上功能外，主要目的是生成能够解释最广泛语料示例的分析模式。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寻找偏常案例，目的是丰富并深化原初研究，使其不仅能解释话语的常规模式，也能解释与之偏离的个别孤例。比如在相邻对（adjacency pair）研究中，成对行为（如提问—回答，请求—答复，等等）的常规出现被解释为条件相关（conditional relevance）的特质，即相邻对中前件的出现使得后件的出现成为相关并且可以预期的行为。［5］那如何解释相关后件并未及时出现的偏常语料？在很多语料中可以发现即使后件没有及时出现，行动者仍然预测它会出现，从而采取相应话语行动。比如，话语接收者可能会去解释或者阐明相关后件未出现的原因或者如果未作解释，话语序列发起者可能在短暂停顿后引导出相关后件以“修正”（repair）未完成的话语序列。这种推理模式深化了“条件相关”的研究，通过对反常案例的说明证明了这一原则的内在运行模式。因此，与常人方法论打破常规以期发现惯常实践背后的常识推理模式一致，谈话分析发展了自己基于语料分析的独特研究方法，透过单个案例分析获取对已有语料的全面分析和把握。

常人方法论是以激进的对传统社会学的挑战形象出现的，在最初的批评和指责声中发展出了独特而新颖的观察生活世界的视角，同时也为谈话分析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灵感。然而常人方法论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即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缺乏实质性的说明途径和格式。而谈话分析在常人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核心的和产出性的研究纲领，并做出了实质性的发现——语料收集的方法、分析技术、研究实例以及不同机构场景中的话语特征等，从而使话语分析具有“可教性”（teachability）。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论的延伸以及具体化，常人方法论为谈话分析提供了理论源头以及研究方法启示。缺少了常人方法论指导的谈话分析所做出的发现会脱离社会成员不断建构的日常生活实践，而缺少了谈话分析的常人方法论在不断深入社会行动秩序研究的同时会面临缺乏分析工具的风险。

二 谈话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谈话分析是对人类日常交际情境中互动谈话的系统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自然会话得以发生的策略性、有组织的推理程序。谈话分析研究起源于萨克斯从1964年到1975年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一系列演讲。演讲的经验基础是从1963年到1964年，萨克斯在洛杉矶自杀科学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期间，接触到的大量打给自杀预防中心的电话。对这些电话记录的思考成为他创立谈话分析的起点，同时也确立了谈话分析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即基于实际互动话语录音转写内容的分析。

谈话分析方法的核心就是对记录下来的自然发生的互动交际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社会活动的互动结构。较之田野记录、访谈法、问卷法等操控性强的以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机械录音成为获取自然语料的“非实验性”客观行为。录音材料只有经过转写才能成为可以利用的分析材料。作为萨克斯的“语料重现技术员”，杰弗逊创立了适用于普遍谈话分析原则的转写规则。时至今日，谈话分析已建立了自己复杂的转写规则系统，几乎能够记录互动谈话中任何微小的内部特征。①有关谈话分析的转写方法，参见：Have Paul ten.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a practical guide［M］.London：Sage，1999：75-98.因此谈话分析的研究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自然谈话录音/录像；（2）录音/录像转写；（3）所选片段分析；（4）研究结果报告。［6］

谈话分析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纯粹谈话分析”和“应用谈话分析”两大领域。“纯粹谈话分析”研究从特定情境中抽象出来的互动谈话的程序，而“应用谈话分析”关注特定情境或机构中的典型言语行为实践及谈话分析的应用。“纯粹谈话分析”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研究领域。前者关注互动谈话的细部特征，主要包括相邻对、话轮转换、话语修正、话语重复、话语序列结构等互动谈话内部结构的研究；后者是对互动谈话宏观结构的把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谈话的开始与结束、谈话话题、故事讲述、电话交谈结构等等。“应用谈话分析”最重要的内容是1970年代以来不断延伸出来的机构性谈话分析。通过与日常谈话活动的对比研究，机构性谈话分析学者致力于从交谈本身而不是外部因素来解释机构性谈话的特征，创立了机构性交谈的谈话分析路径（conversational-analytic approach）。

“纯粹谈话分析”在微观领域的研究以上文提到的萨克斯的系列演讲为代表。萨克斯在1964年秋季的演讲中②萨克斯去世后，这篇演讲被整理出来并命名为“谈话序列的规则”。Sacks H.Rules of Conversational Sequence［M］//Jefferson G.Lectures on Conversation：vol.1.Oxford：Blackwell，1992：3-11.，列举了他博士论文中的语料，这些语料来自一个自杀预防中心对打电话者话语的录音。他对这些语料的分析在以下方面开创了谈话分析研究的先河：（1）互动谈话是一个系统组织，具有高度秩序化的特点；（2）互动谈话的产出是遵循一定的方法的；（3）互动谈话的分析是基于自然发生的语料的；（4）以上三例所体现的成对言语行为、前件构成后件的“空格”预期等概念发展成为谈话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相邻对”（adjacency pair）；（5）谈话行为与谈话形式之间的关系复杂，如“提问”并非一定要用问题的形式来体现；（6）谈话开头是互动谈话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萨克斯其后的讲座尤其是谢格洛夫的作品中这一点多有体现。可以这样讲，萨克斯的这次演讲展示了谈话分析的基本分析策略：研究人们在特定时刻用特定方式所说的话和所不说的话，从而发现日常谈话的规则和程序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需要指出的是，萨克斯的研究重心并非社会成员有意识的话语策略，而是其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方式，即其“常人话语方法”。而以上这些分析所衍生出来的许多概念，成为谈话分析的经典理论雏形和基本分析工具。由此，我们可以对谈话分析微观话语理论，及其对动态谈话过程的分析工具和过程窥见一斑。

“纯粹谈话分析”在宏观领域的研究是以谢格洛夫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谈话开始序列》（Sequences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为标志的。文中所提出的有关电话谈话开始部分研究的经典模式，是他在对500例打给灾难预防中心的电话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所得到的电话谈话的“第一规则”，即“第一话语分布规则”就是“接电话者首先讲话。”但在所有500个语料中，谢格洛夫发现了一个偏常案例，这一语料似乎与谢格洛夫所发现的第一规则不一致：打电话者开始讲话而不是接电话者。对于偏常案例，谈话分析学者所遵循的原则是认真对待、深入研究，力图发现偏常案例是否以不同方式遵循既有规则，或是能够有助于修订和完善既有规则抑或完全不属于既有规则的研究范围。通过对以上偏常案例的分析，谢格洛夫修订了既有的电话谈话开始规则，用相邻对（adjacency pair）的概念来解释电话开始序列。既有规则中所谓的“接电话者首先讲话”，其实只是“召唤—应答”这一相邻对的后件，即电话铃声是这一相邻对的前件，它的出现对接电话者提出了“空格”期待，从而体现为外在的“接电话者首先讲话”。这一修订后的规则可以解释原有的499个语料，更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偏常案例。

谢格洛夫有关电话谈话开始部分研究的经典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谈话分析经验研究的基本步骤：（1）提出假设；（2）收集最大范围内的相关语料；（3）初步制定规则并用语料加以验证。在这一过程中，谈话分析所遵循的原则是严格的、形式的描写，扩大分析描述的概括性，以及认真对待偏常案例。在这一经典案例启发下，“纯粹谈话分析”在对互动谈话宏观结构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故事讲述结构、谈话话题的建构、电话谈话的结构等研究都成为热点话题，对于理解日常互动交际及其背后可说明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从1970年代中晚期开始，谈话分析从对自然会话的研究自然延伸到机构性谈话领域，但仍然秉持了日常会话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真实语料中的行为分析为起点，进行“以经验为基础的分析从而认识交谈中以前未能注意到的特定细节并能理解其重要性。”［7］早期的机构性谈话分析采用的是对比的方法，即把机构性谈话与日常会话的交谈进行对比，尤其是与萨克斯所发现的日常会话运行模式和特征进行对比，从而发现机构性谈话的特征。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机构性谈话分析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性著作是阿特金森（Atkinson）和赫利蒂治（Heritage）主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谈话分析研究》。［8］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谈话分析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萌芽阶段的谈话分析关注话轮转换、序列组织等地方性话语实践的形式化、技术性特征，而在机构性谈话的研究中，重心转移到这些地方性话语实践与蕴涵于其中的大的结构如机构性规则、机构情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后者沿用了谈话分析的“精神”、方法以及研究发现，但是它的研究重心从互动交谈（talk-in-interaction）转移到了互动行动（action-in-interaction），法庭交谈、课堂教学、医患交谈、广播交谈、新闻访谈、社会工作等各种各样机构性谈话都被纳入了研究视野，极大地拓展了谈话分析的研究范围。从80年代中晚期开始，机构性谈话的研究开始向应用领域拓展，包括在政治语体、第二语言习得、言语障碍、交际研究以及人机对话等领域的研究。谈话分析研究在应用领域的拓展无疑使这一具有“纯理论”研究性质的领域具有更广泛的生命力。

从1990年代至今，谈话分析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而且开始进入多样化发展时期，诞生了许多特殊的分支领域。其中综合运用了常人方法论、谈话分析和人种志研究方法的是工作场所的研究（work study）。它运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致力于对工作场所实践的细节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完成工作任务的推理过程和程序。另一个新出现的交叉研究领域是谈话分析与心理学的融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推论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的出现。［9］在许多心理研究中，研究对象所说的话被当做通向其心灵的窗口，话语被当做人们心智内容的描述。而推论心理学把话语当做社会行动，意即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做事情的方式，因此推论心理学的研究重心并非是与互动交际相关的心理问题而是互动交际本身就是心理问题。谈话分析子学科的发展标志着谈话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逐渐得到广泛认可。

三 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与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

对于以量化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社会科学史上一直不乏批判的声音。与涂尔干同时代的狄尔泰（Dilthey）及其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就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适宜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行动者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使其对于自身的行动及其他事物能够赋予主观意义（subjective meaning），而这一主观意义也是现实的重要构成部分。要理解人的“主体性”，首先需要沟通和交际，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20世纪下半叶，受解释学、语言哲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影响，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等从微观的、人际互动的角度来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进路逐步为社会学界所接受，质性研究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与只求普遍法则的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注重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和主体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下的感受。质性研究所具有的多元化、反思性和动态过程等特点，为社会研究提供了生机勃勃的讨论空间，引发了所谓社会科学的“质的革命”（qualitative revolution）。

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量化分析。量化研究关注大的数据集的共变，其焦点是研究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寻共变的总体模式。在量化研究中，对变量的选择基于经验、常规和理论，收集数据的方法通常是以问卷为基础的标准化、大规模访谈和调查。而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进路则主张从行动者的角度来了解其经验，从而赋予行动者用语言表述自己经验的机会。与量化研究“自上而下”（top-down）的研究进路不同，常人方法论及谈话分析的质性研究遵循自下而上的程序，从对原始语料的归纳和解释出发，总结出概念，再推演理论，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有可能检验甚至颠覆既有理论并纳入原有知识体系之外的现象和经验。这种研究进路与符号互动论主张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类似，基于解释学的哲学传统而不是实证主义背景，要求尽量排除个人先入之见，没有主观臆断的假定。此外，量化分析中的数据被认为是接近“社会事实”的，产生这些数据的方式被当作调查和访谈设计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现象本身。而常人方法论及其谈话分析的兴趣在于后者，即把“社会事实”当做由成员不断实现的成就（accomplishment），而不是“给定的”事实。加芬克尔认为，他的兴趣在于挖掘涂尔干社会学观点中被忽视的层面，即：揭示事情的事实性是何以构成的（what constitutes things their thingness）。［10］事实上，许多常人方法论者把标准化访谈当做一种有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互动活动来进行研究。

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并无总体范式可言，其总体目标可以总结为“接近被研究对象的生活或视角”，也就是研究者试图详尽描述被研究对象的实际活动和经验。［11］它也关注“共性”（commonalities），但是在相对较小的案例范围内寻找共性特征。受现象学的影响，常人方法论及其谈话分析强调“直接而详尽的描述”，具体描述形式包括描写或解释性描述，具体或一般性描述。

首先，其研究是与活动相关的，而不是与关于活动的理论相关。在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研究中，研究者扮演的角色是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因此，他们遵循的准则是“方法论的独特适当性”，即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综合参与观察、案例研究、深度访谈、文献资料等传统质性方法和技术，因地制宜地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他们偏爱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以期真实再现日常生活实践并如实将其描述出来，从而“回到事情本身”（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例如，谈话分析着重分析经验环境中从事日常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谈话，而不是语言哲学家们头脑中设想的理想化句子。［12］这一研究视角为社会学方法论困境的突破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分析工具，使社会研究成为一种自下而上而非“先验至上”的、可操作的、可信度强的并且可以重复检验的科学化过程。同时，这种强调过程而非结果、强调形式而非形态的结构观，不仅为整个常人方法论及谈话分析奠定了基础，也为许多强调建构性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思想启示。

其次，常人方法论及其谈话分析以日常互动谈话的分析为起点，逐渐进入到机构性谈话的研究中，以生活世界和行动秩序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正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的无差异”思想所阐述的，普通人与社会学家一样对日常生活进行说明实践，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活动。日常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常人方法论及其谈话分析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超越了传统二元思维方式的矛盾与困境，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创新。

常人方法论及其谈话分析尽管就目前发展态势而言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标准，研究话题还比较有限，但它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真正开始，其理论的独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为后现代社会学的精神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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