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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长·空间——《斯塔兹·朗尼根》的城市空间阐释*

2012-04-07

关键词:南区斯塔爱尔兰

王 琳

(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62;2.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

1932-1935年间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Farrell,1904-1976)完成了他一生中与芝加哥有关的最重要的著作《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包括《少年朗尼根》(Young Lonigan,1932)、《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The Young Manhood of Studs Lonigan,1934)、《最后的审判日》(Judgment Day,1935)三部作品。这部巨著是“詹姆斯T.法雷尔在南区,也就是著名的芝加哥爱尔兰居住区中个人成长体验的产物”。[1]108主人公斯塔兹·朗尼根在作家所生活过的城市中经历了由少年到青年再到死亡的短暂人生(从15岁到29岁),充满了无尽的迷惘与困惑,纵乐与放荡。他的悲剧,一方面与他自主选择城市生活空间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所生活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是分不开的。

法雷尔因详细地呈现芝加哥南区的空间场景而被认为具有“地形式现实主义”风格。主人公斯塔兹一生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在南区经历了由少年到青年再到死亡的全过程。这位无业青年的成长和受教育的空间环境发生了转移:由家庭、学校和教堂转移至街道、公园、弹子球室、小酒店等空间。前组空间是权威式的、专制式的、封闭式的,其教育的承担者分别是父母、修女和牧师;后组空间是斯塔兹反权威反专制的结果,具有开放和自由的特质,其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一群团伙。斯塔兹的成长空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走向了毁灭。

一 权威式的、禁锢式的城市空间

《少年朗尼根》讲述了斯塔兹将近15岁时的生活片段。他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或方式获得自由。来自家庭、学校和教堂所形成的束缚或约束力形成了他获取自由的藩篱。首先看家庭。家庭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要的成长空间之一,而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朗尼根一家属于中产阶级,有稳定的收入,但家庭关系并不和谐。老朗尼根及其妻子仍然坚守爱尔兰传统道德和宗教观念,并要求他们的子女也要一并遵守,男孩要诚信如教士,女孩要端庄得体如修女,他们思想上守旧,情感上麻木,迟钝。父亲希望儿子接替自己的油漆工厂,母亲希望儿子接受上帝的召唤,做一位牧师。他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待子女的思想和行为,对孩子的关心缺乏一种人文情怀,不去尝试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和困惑。家长的教育总是陈词滥调和盲目的民族憎恨,“他们保留了强烈的偏见和憎恨,但却失落了一定的想象和爱的活力”。[2]192因此,由于父辈和子辈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的不同,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心理隔阂,家庭关系非常不和谐。老朗尼根这一代移民从小经历了许多生活的磨难,最初移民美国时吃住没有保障,社会地位低下。他们通过艰辛的努力奋斗才达到中产阶层。而今他为子女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保障,甚至还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子女就应该遵从于他。物质上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追求和价值评判标准,对于孩子,他只注重物质的给予而忽视精神的沟通。一个衣食无忧的15岁男孩,未曾有过父辈的苦难人生体验,他向往和追求的是精神的独立、自由、力量和摆脱束缚。“他总想长大,成为一个大男孩,因为大男孩一个小男孩更独立;大男孩可以做自己的老板”。[3]毕业后那个暑假,每天都不想待在家里,因为家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压抑。原本应该是心理慰藉的家对斯塔兹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排斥力把他推向家之外的空间。但这时期他还未完全脱离家庭,至少每晚按时回家,也不轻易和父母顶嘴,其玩伴都是爱尔兰居住区的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的同学,玩的游戏也没有太出格。从日后斯塔兹不能自我约束,放纵自我的行径看,家庭所承担的情感教育功能失败了。

爱尔兰移民区最基本的单元是教区,除了居住区外,还包括所属的教堂和学校。移民区中的“教区学校最根本的意义,既不在于它们的宗教属性,也不在于它们使原在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年轻一代中得以保存而在于他们作为移民侨居地社会团结的元素的功能,和使这些侨居地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的功能”。[4]爱尔兰移民坚持认为他们的孩子必须就读教区学校,否则就有违背本民族信仰之嫌,还会有可能被本社区排斥的风险。而斯塔兹所就读的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教育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承担孩子思维训练和知识传授职能的是一群圣徒式的或乖戾的修女们,孩子们经常在课堂上取笑老师,搞恶作剧,躲在厕所抽烟,在公共场所打架,修女们无可奈何。学校的生活无聊、刻板、乏味,没有给斯塔兹提供健康正确的人生观,反而把他推向了知识的反面,让他更加厌恶学校,排斥知识,毕业离开学校对斯塔兹意味着将获得更大的自由。“修女们没有激发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只是让孩子联想到教区学校的乏味、老师的暴力和徒劳,孩子们失去了对修女和牧师的敬畏”。[2]195

作为宗教信仰之地的教堂以及作为人类灵魂指引者的牧师对斯塔兹的宗教信仰同样是失败的。教区牧师向信徒们宣扬罗马天主教教义,定期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告诫人们严格遵守戒律,但现实中“牧师们所关心的是世俗问题而非精神问题,后者他们没能给予”。[2]194吉尔胡力神父极力筹集捐助资金来修建一个崭新的教堂,却忘记了他的首要职责是给予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引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教堂修建成后,因为黑人进入这个居住区,很多爱尔兰移民搬离了此地,再漂亮的教堂也只能形同虚设了。现实生活中牧师的虚伪、唯利是图和假虔诚与他们牧道时的道貌岸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他们所宣扬的宗教观念和礼仪是与现实隔绝的,呈现畸形的状态。当小男孩欧尼尔向神父请教信仰困惑时,得到的是含糊其辞的回答,因为神父自己都不明白天主教的真正教义是什么。斯塔兹没有获得天主教的真谛,只存有狭隘的宗教观。这种狭隘的宗教观进而激发了强烈的种族偏见,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了歧视和劣等民族的观念。

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学校和教堂在功能上是失败的,对城市中个体经验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自我隔离,盲目自大,固步自封,不懂得交流与理解,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彼此相邻却又彼此疏离,陌生。同时,家庭、学校和教堂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封闭的思想心灵障碍,斯塔兹在这些权威式的、禁锢式的城市空间中,他渴望自由,渴望长大,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最终他冲破所有的束缚,走向了一个无限开放的、自由的、“平等的”空间组合。

二 开放的、无拘束的城市空间

在斯塔兹反叛家庭、学校和教堂的直接结果是摆脱其束缚,走向了另一组城市空间:街道、公园、弹子球室、小酒店、廉价餐馆和公寓……。在这个空间组合里,斯塔兹体验了别样的生活:抢劫、打架、酗酒、嫖娼、同性恋……。他没有走向正常健康的人生轨迹,表现了对权威式空间的强烈反叛和颠覆意识。如果说对前者生活空间的选择是被动的,那么对后者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主动地融入到这个空间组合中。斯塔兹的城市成长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其生活由受管制和拘束到无禁忌的放纵。如果说前者是少年斯塔兹的烦恼,那么后者就是青年斯塔兹的一场恶梦,最终摧毁了他的身心。

约瑟夫·比奇曾说到,“在这个青年的生活里,街道起着重要的作用。”[1]287从中学毕业后的那年夏天开始,斯塔兹几乎每天都会去街道上毫无目标的闲荡。最初他只是想逃离家庭的约束和沉闷。后来在街道上,他逐渐地找到了许多生活的“乐趣”和“意义”。正是在芝加哥南区纵横交错的街道中,斯塔兹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成长和成熟。对于一个未满16岁的青年来说,极力想表现自己作为英雄的一面。斯塔兹通过打败韦利和与露西谈恋爱两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其中打架事件就发生在印第安纳大街上,引起了众多人的观看,极大地满足了斯塔兹的虚荣心。此次胜利让他成了整个住宅区内男孩子的“英雄”和“领导者”。列斐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视街道为释放主体狂欢精神的革命性空间,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场所。斯塔兹所游荡的这些街道是一个没有界限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爱尔兰天主教准则在这里不起作用。尼采也认为人类主体具有的生命意志规定了主体不断寻求突破既有的空间规训而听从身体所需的自由维度,而街道恰好是主体精神释放的载体。只有在街道中他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才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真实存在。街道对他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渐渐地,在街道中,斯塔兹接纳了一套完全背离家庭、学校和教堂所传授的宗教和道德准则。这是他的一种消极对抗。斯塔兹对街道生活和规则的接纳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在因素来看,在成长过程中,他迫切希望摆脱父母和学校的管制,要做自己的“老板”。这是青春期孩子的正常心理表现:叛逆,而街道空间恰好弥合了这一需求。另外重要的是,在街道中他还获得了在家和学校中所不可能获得的崇拜和赞扬。从外在因素看,原先的空间组合压抑、单调、偏狭迫使这个青年逃离,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取而代之。

街道还有许多附属物,如弹子室、小巷、街角等,他们部分承担了街道的功能,为街道磁场增添了更大的吸引力。“在大城市中,……寻求同一种方式的兴奋生活的人,总是常常聚在一个一定的地方。结果,这些相同的嗜好和性情就会把人口分割成种种道德区域……几乎每个大城市都会有这样的恶习区”。[5]44芝加哥南区草原街和第59街交界处就是这样的地方:汇聚了弹子室、小酒店、廉价餐馆和公寓等低档娱乐消费场所。其中最突出的是查理·巴斯瑟拉的弹子球室(后来转让给了一个希腊人),它有两到道门,都向街道开放。这里是南区许多无业青年和下层人们的主要聚集地,就像是城市的一个恶性肿瘤,滋生了许多罪恶。这些青年组成了一个团伙,专门一起干坏事情,搞破坏。斯塔兹也加入了这个团伙,在这里完成了“成人”受洗礼:喝威士忌、嚼烟草、打弹子球、玩女人……,许多成人的“第一次”都在这里完成了。如果说弹子球室只是斯塔兹精神心理转变的容器,那么这里聚集的一个团伙则是一股有强大效力的推助力和牵引力。“团伙形成了斯塔兹主要的社会、文化和心理世界。在团伙内,斯塔兹开始作为一个人物活跃起来。他的意识在团伙中形成和重新形成,正是通过团伙,社区文化训诫被过滤到这个青年社会观点之外了。斯塔兹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就是在这个团伙中完成,而不是他的家庭、教堂或学校”。[6]小巷和街角相对街道路面和弹子球室来说,具有相当的隐秘性,为斯塔兹这群团伙作恶提供了便利。他们经常拿比他们年龄小的,比他们体力弱的当替罪羊来宣泄内心的压抑。他们是这些被欺凌者永远的梦魇,“对弱势群体的暴力有严肃的社会意义,因为年轻人努力寻找责备他们个人失败的替罪羊”。[2]202

如果街道总是与斯塔兹的恶的冲动有关,那么城市公园则有双重意义:既有恶的一面,又有美好的一面。小说涉及了三个公园:华盛顿公园、杰克孙公园和格兰特公园。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华盛顿公园。公园中表现了城市丑陋的一面:抢劫、打架、同性恋引诱和污秽的性事。斯塔兹和保利在公园中曾狠揍一个男人,因为他盯着保利妻子的大腿看,这其实是斯塔兹本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有一次和父母吵架离家出走后,他执手枪试图对一个比他年纪大的男人抢劫,他也曾在公园和妓女调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园与街道达成了共谋,甚至做起恶来比街道更隐蔽更安全。但另一方面,公园做为人造的自然,仍然体现了自然的某些特征。其主要意象有泻湖、小树林、月亮、操场等。在公园中,斯塔兹能找到自我和心灵的慰藉。有几次斯塔兹来到公园,寻找洗心革面,重新生活的力量和安慰,在某种程度上公园起到了净化作用。但相对于街道和团伙的影响力来说,这种力量太微弱了,就像是火花一样在斯塔兹心中一闪即逝,没能把他从恶的泥沼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前组空间体现了爱尔兰移民背景的影响,那么后组空间是现代工业城市的意象表征。它们共筑了南区的病态生活样态:偏狭、无知、隔离和精神的贫瘠。在城市空间的成长中,斯塔兹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指引,也没有获得主体精神的救赎,甚而让放荡的城市生活摧毁了自己的身体。斯塔兹的悲剧就是南区生活和思想状态的悲剧,是整个城市的悲剧。

三 斯塔兹的悲剧——城市的悲剧

斯塔兹出生于美国爱尔兰移民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受教于名为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居住在芝加哥南区爱尔兰天主教居住区(Irish Catholic Neighborhood)。卡尔罗·罗拉特曾把这些少数种族聚居区称作是“城市中的乡村”。相对于芝加哥商业中心卢普区的喧哗、流动、拥挤和自由来说,这个地区就像一个乡村,表现了乡村空间形态的许多特征:偏狭、封闭、静止和精神贫瘠。布兰奇·盖尔凡特认为“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世界,缺乏变化、色彩、美感或惊奇”。[2]175在他看来,南区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偏狭。“由同一种族或同一职业的人口集居而形成的隔离地区中,共同的种族意识和共同的阶级利益会把邻里情感熔炼得十分紧密”。[5]9芝加哥南区移民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斯塔兹就生活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

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偏狭根源在于他们狭隘的宗教观和民族观。17世纪中期爱尔兰人开始了移民美国的第一次浪潮。虽移居美国但却顽强地坚守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对异教徒和非天主教徒持完全排斥的态度。因为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上帝唯一的选民,才能完成上帝的神圣使命,救赎整个人类。而那些非天主教徒人类还处在精神信仰的未开化状态,相比之下,自己的民族就具有了无比的优越感,自然就对别的民族或信仰者产生了盲目的歧视和排斥,在彼此间树立了不可逾越的精神篱笆。这种狭隘的宗教观和种族观潜移默化在爱尔兰移民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中。从父辈看,帕迪·朗尼根一贯以把子女送到牧区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天主教教育为荣,在家中总是强调作为天主教所应该具备的品格:规矩、文雅、虔诚和诚信,而不应该像非天主教徒那样粗鄙,肮脏。从子辈看,斯塔兹和其他团伙成员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认为非天主教徒的女孩子天生下贱,堕落,可以与之调情,但自己的姐妹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女子,决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侵犯。当他的小妹妹和一个犹太小伙子跳舞时,他火冒三丈地跑去加以阻止,认为这是对自己民族和信仰的玷污。尽管在家中斯塔兹和大妹妹洛雷塔矛盾极多,但在外面却极力维护其声誉。更甚的是,他们这个爱尔兰移民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来显示或证明自身民族的优越感。他们轻视黑人、犹太人、外国人和其他弱小种族。他们常常在街拐角或街道上无缘无故地殴打或抢劫偶然遇到的比他们年龄小的男孩,以至于周边的小男孩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在他们的意识里,爱尔兰人和非爱尔兰人的界限非常分明。有一次,斯塔兹、托尼·道尔和莱德·凯蒂三人在街上闲逛,一下午他们曾先后作恶数起:抢劫邻区比他们小的男孩子;抢劫约瑟夫的冰激凌店子;抢劫街道附近冰柜;殴打两个犹太小男孩,最后殴打他们的小同伴安迪做出气筒。然而这些事件中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正当他们寻找新的攻击目标时,迎面出现了两个小男孩,走进发现他们来自“爱尔兰居住区”,因此就让他们走开了。但是任何被他们碰上的非爱尔兰人却不能幸免于难。在这种不对称的胜利中获得虚妄的满足感。

此外,爱尔兰人很重名誉。斯塔兹曾经努力通过打赢别的男孩和征服心爱的女孩来证明自己作为英雄的荣誉。再如,朗尼根夫人最热心维护家庭的荣誉,总是试图让雷利夫人相信斯塔兹已经收到上帝的召唤,并暗示他比韦利强。母亲无视儿子内心的需求,执着于宗教这一外在的目标。斯塔兹高中没读几天就辍学让她觉得自己在社区中抬不起头来,而不是反思自己及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芝加哥南区爱尔兰移民区的偏狭也是一种集体病态心理。从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历史看,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中最初并不占优势,被排斥在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之后,被认为是二等公民或二等白人。到达美国之初,爱尔兰人因为没有受过专业技能和职业训练,只能在工业城市里干粗活,身居陋室,工资很低,生活状况很差。但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有些爱尔兰移民逐渐跻身美国中产阶级,过上了有房有家的稳定生活,对那些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歧视和自我隔离的姿态。

另外这个居住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精神的贫瘠”。“固执、偏见,与自己信仰不同的邻区相隔离,对世俗教育的怀疑阻碍他们获得更广阔的知识……”。[2]175他们极力抵制世俗教育,认为世俗教育会腐化人的精神心灵,反对子女就读非天主教会的学校,尤其是芝加哥这种综合性大学,唯恐避之不及。这个地区缺乏供给人的精神养料。作品所呈现的这种思想状态:无知、封闭、丑陋和虚伪,“完全不利于完整幸福生活的产生、思想情感的美化和作为人类文明典型的精神价值达到最佳状态”。“理想是南区生活失败的禁忌”。[1]277-278狭隘的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就像一堵无形的隔离之墙,把这个地区与其种宗族居住区隔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隔离的地区,这里的生活是陈腐的、静止的、没有变化的。从字面意义看,爱尔兰天主教区这个词组本身就显示了高度的狭隘性,因为它排斥了非爱尔兰人,非天主教徒,只是个狭小的地区和环境。其中许多有梦想的青年试图逃离这种生活状态和空间,包括作家法雷尔和主人公斯塔兹,但结局是法雷尔凭借坚强的毅力成功地考取了芝加哥大学,从这个无知的隔离的空间中解放出来了;而斯塔兹几次试图洗心革面,但因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没能逃离成功。他就像“牢笼里的老鼠”,最后不堪生活的责任和失败,窒息而死(此处窒息有双重涵义,结局斯塔兹因心脏病突发窒息而死,另外,股票上的巨大损失,女友凯瑟琳的怀孕,生活的重压让他感到窒息,或许死是最好的解脱)。

布兰奇·盖尔凡特把法雷尔有关芝加哥南区的小说归之为“生态小说”类别,区别于“综合型小说”和“描绘型小说”。他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小说主人公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空间单元——城市居住区、街区甚至是一个公寓房子,其关注于一个封闭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2]12克拉克·格拉汉姆也说法雷尔的“芝加哥是一个由居住区组成的城市”。[7]法雷尔笔下的芝加哥南区居住区是大都市中一个小型的文化实体,通过斯塔兹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法雷尔用生态的方式呈现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生活样态:偏狭、无知和精神的贫瘠,人们找不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只是随波逐流,任其自然。斯塔兹的成长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南区生活的悲剧,更是整个城市的悲剧。他的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地区的不幸。意志薄弱的青年始终也无法逃脱这种生活状态。尽管他由家庭、学校和教堂等封闭式城市空间走向街道、公园等开放式的空间,但都没有逃脱芝加哥南区居住区这个大背景对他的控制和摧毁。

法雷尔笔下的芝加哥南区就像一个隐形的破坏性的力量,让生活其中的人感到窒息、无趣而又无可奈何,没有任何情感的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斯塔兹的青春和勇气就在这个力量的控制下逐渐消耗殆尽。在他困惑和无助的时候,没有人给予理解和慰藉,城市的力量把个体经验慢慢摧毁,悄无声息。在城市中,斯塔兹找不到希望和出路,只有浑浑噩噩地生活。

[1]Joseph Beach.W.American fiction,1920-1940[M].New York:Russell& Russell,1960.

[2]Blanche H.Gelfant.The American City Novel[M].Norman:U of Oklahoma P,1954.

[3]James T.Farrell.Studs Lonigan:a Trilog y[M].New York:The Vanguard P,1935:38.

[4]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M].张友云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130.

[5]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吴建华译.华夏出版社,1987.

[6]Carla Cappetti.Writing Chicago:Modernism,Ethnology,and the Novel[M].New York:Columbia UP,1993:128.

[7]Graham Clarke ed.The American City: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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