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诗歌就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都曾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在80年代那个诗意的中国，分行文字和西方哲学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人生寄托、信仰宗教，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宿命。关于诗歌，现在很多人已逐渐淡忘，坚守者中，要么是坚定的缪斯守护者，要么就是以研究诗歌为业的学者，当下整体的诗歌氛围，也是由这样一些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后来者营造和延续的。

学者型诗人吴投文就是这坚守者中的一份子，他读诗，写诗，爱诗，皆缘于80年代的那场诗歌狂欢，这份热度在他身上至今未熄，且化作了一种日常状态。虽然这20多年里，诗歌已从主流走向了边缘，沦落为“无用”之物，但边缘的诗歌并未将吴投文带向边缘的生存之境，而是让他的思考与写作变得宁静、淡然，更富深度和广度;同时，也让他在学术和诗歌之间的通道里走得更显生动和精彩。

一 “生命与诗的相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吴投文就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之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爱上诗歌的，是自己有着抒情的天赋，还是受当时诗歌狂潮的影响，还是二者兼有，这些都不再重要。总之，他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吴投文的早期诗作中，我们能看到诗人青春期的影子，那种淡淡的抒情、忧伤的格调，无不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清涩与灿烂的表情，这样的创作经历对于诗人来说，的确不失为一笔真正的精神财富。它让诗人顺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去领受爱的恩赐，去感念生活的馈赠。他书写《红枫叶》，回忆《中学时代》，抒发《荷塘月下》的审美感悟，还不时地沉于迷思;他大胆地在现实与历史中寻求人生的对话，所以才有《大佛》和《石像》里沉思千年的回声。

当然，除了短暂地沉于玄思之外，诗人更多的时候是回到现实想像里，面对那些玄虚，诗人直接抒写生活本身:“时间搬不动/你心上的忧伤/岁月堆积/压弯你额上的皱纹//你从不叹息一声/只是睁着双眼/小心地打量着世界/然后穿越一扇扇打开或关闭的门”(《生活》)。笔端虽然带着浓烈的抒情色彩，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诗人的困惑、不解与无奈:初入世道，不敢太过放肆，只能小心行事，一种谨慎的心态跃然纸上。生活就是这样，你无可逃避，但又该怎样去勇敢面对呢?事隔一年之后，诗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追问人生，反思自我，以求得短暂的解决之道:“无事可做就面对墙壁/做一千种幻想/每个幻想都白发苍苍/这时不能无酒/日子在酒杯里摇摇晃晃/自己找不到自己”(《日子》)。这就是诗人在80年代的尾声对现实的心理记录，从中我们可看出那个时代年轻人典型的生活风格，迷惘但并不功利，至少还有幻想，只是一时找不到方向。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知识的储备已无法满足精神的需要，况且，即将到来的残酷现实，对于诗意的人生又是一次打击。

整个90年代，吴投文的诗歌写作延续了80年代的风格，在抒情中缓缓前行，或感时伤世，或试图在文字中找到生活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以充实自己的人生。在这期间，诗人也像绝大多数同龄诗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撷取诗歌素材，加工，锤炼，以期成为市场时代的歌者。有一点与很多诗人不同的是，吴投文并没有参与到当时的叙事实验中去，而是保持了自己作为抒情诗人的本色，或在历史中感喟命运，或在现实中打量人生。当一代人的理想在80年代破灭之后，90年代的热潮已不再是诗歌和哲学，留守于此的意义何在?诗人时有困惑，也常作追问，但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释然。在他看来，生活在不时地焕发出光彩，迎候着每一个诗人去抚慰它，记录它和见证它。

作为跨世纪的诗人，吴投文知道自己的人生已与诗歌相联，那种缘分无法割舍，即便他后来从一个中学教师的岗位上离开，重新回到校园里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学教育，终至成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一个大学讲坛上的教授，但诗歌并未离他远去，而是成为了他内心生活的一个抚慰与依托，精神高地的一根标杆和参照。

在吴投文90年代的诗作中，抒情因子的介入会在语言中荡起微波和涟漪，诗人有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纯真的情感:要在诗歌里获得生命价值的张扬，这是怀抱梦想者所特有的气质。像《似水流年》《摘星星的小女孩》《黄河号声》《海的回忆》《收获季节》等诗作，都带有淡淡的乌托邦色彩;而如《家园》《田园》《故园》等，又不乏清新的乡愁意识，那是作为农家子弟的诗人所怀念的生活:诗意地安居，宁静地劳作。诗人这方面的诗歌没有90年代惯常的先锋精神，既不是实验性的叙事，也无多少反叛意味的颠覆，它只是诗人在世纪末找到的一种守护自己灵魂家园的方式，或者说一个联结爱与美的秘密通道。

就像诗人在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土地的家谱》的“跋”中所透露的，他与诗歌结缘，其实就是“生命与诗的相遇”，这是偶然到必然的过程，一切随缘。“长久以来，我对诗歌怀有一种执著的热爱。这种热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偏执，后来我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固然出于改变生活环境的需要，但就内在的动力而言，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的热爱。”［1］113我相信，这对出生于60年代的吴投文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它们源于真诚的内心倾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他才会对诗歌保持最无功利性的热爱。诗人也并非是想通过诗歌来获得多么大的声誉，他就是将其当作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一份慰藉，让人能在迷失自我时重新找到回家的方向，能让一颗受伤的心在语言之美的情感释放中获得抚慰和滋养。

在90年代初的一次整体释放之后，吴投文似乎停止了诗歌创作，这也是很多80年代诗人在90年代的选择，时代因素也好，个人选择也罢，诗歌与人的分离已是既定事实，何时再续前缘，也成了令不少人困惑的事情。或许吴投文也有这样的痛苦，但他却仍然表现得清醒。在90年代，“尽管对诗歌仍然念念不忘，但诗思常常处于枯竭的状态，开始还偶有所作，后来渐近于无，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落寞与孤寂。再后来，到异地去求学，由于学业上的压力，也几乎无从写诗。”［1］115在这份个人精神履历表中，吴投文虽然没有明确交待自己在90年代的人生历程，但是，其生存的压力和内心的犹疑，我们可想而知。声言不放弃诗歌的人，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也遭遇了难题，这不代表精神之旅的完结，而恰如一段长途跋涉后的自我休整，诗人在调整状态，准备继续上路。

二 新世纪初的传承和转型

从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来看，他的写作是分阶段进行的，每一时段都会有一个集中爆发期。1988至1989年是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1990至1991年是第二阶段，而新世纪之初的2003年，对于吴投文来说又是丰收之年。这一年，他不仅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业，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收获颇丰，这与他诗情涌动有关，也和他渴望完成内心的转换相联:学术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技能，而诗歌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语言经验，诗人需要这种不带多少功利色彩的精神生活。

如果说吴投文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有一个写作高峰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进入到沉淀阶段，而在经过了世纪末的彷徨后，他又像很多诗人一样选择了回归。重拾诗笔，对于一个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非易事，那不仅是笔触的调整，更要有心态的转换:他得承受在诗歌写作中表达困惑和解析人生的纠结过程。这个时候，他不仅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切入自我内部，作心灵的拷问和反省:“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心总是跳动不安/宛如月光下的小径/有一条毒蛇蜿蜒爬行//夜色深掩的心事/无法用语言表达/仿佛毒蛇喷吐的信子/和罪恶的欲望纠缠在一起//真想歇斯底里地喊叫一声/一生只喊叫这一声/就像毒蛇一生只攻击一次/然后逃向最深的黑暗”(《多少个无眠的夜晚》)。诗人心藏悲苦，无法诉说，这已经影响到了他正常的睡眠。无眠之夜给诗人带来的，就是咀嚼各种心事，有时代的公共病症，也有个人的自我积弊，但一时都无法获得疗救，唯有将这种压抑表现于文字中，似乎才可稍得缓解。这种人生之累，常在转型期的诗人身上出现，吴投文也不例外。诗人在写这样的作品时，内心或许有一种面对现实的撕裂感。“诗培养了内心的敏感，以致不再能够忍受粗暴的现实。”［2］当各种世俗欲望纷至沓来，他将痛苦所带来的折磨和尴尬，化作自我表达的动力，呈现给更多的人阅读、体味和感悟:“生存的景象是多么严重/当你的心陷入挥之不去的黑暗/你，还会再一次挺立起来吗?”(《无题(一)》)这是一种自我追问，还是向他者发出的天问?我们不得而知。但诗人将这一内心场景抛向外界后，其所需要探寻的，还是那种迷乱和困惑带来的创伤，只有诗人自己才明白他的追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审视这种困境的。

当诗人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他笔下的格调定会显得灰暗、沉痛，进而呈现出悲剧的色彩。此时，吴投文已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生活中的现实难题和精神疑问，他逐渐从书写自我转向描摹他者、时代和社会，让那些被遮蔽的人文情怀重新出场。“也许诗歌的价值就在这里，使人通过对于向美向善的体验，从而确证生命存在的意义。”［1］115“在这个时代，死去的不仅仅是诗人/许多美好的事物像诗歌一样被暴力粉碎/诗人的躯壳仍在行走，他们红着眼睛/在人群中寻找一枚分币，或者更多的分币//诗人在哪里?佩剑的诗人在哪里?用灵魂歌唱的诗人在哪里?……//诗人在哪里?真正的诗歌在哪里?/你告诉我:别谈这个愚蠢的话题!”(《寻找诗人》)在这里，诗人逃离了我们的生活现场，每个良知者都有责任去寻找他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诗人是稀有的，不是说你能够写出分行文字，就配称作诗人。吴投文在这里所追问的，与其说是对诗人的呐喊，不如说是对一种失落的人文精神的召唤。

对人文精神的召唤和拯救，在诗人笔下其实就是对尊严的守护，这于诗人来说，既是一种激活语言的责任伦理，也是一种挽回人格的重要方式。因此，诗人一度对黑暗(《在黑暗中》)、边缘(《边缘》)、梦(《打开一个盲目的梦》)情有独钟，这些意象正是诗人理解世界的维度:打开内心的窗口后，虽然话语显得低沉、隐忍，但那是一段真实的情感流露。就如同他在《想起1990，祖母的秋天》《怀念1980年的弟弟》和《1968年的事件》这三首书写某个特殊时间节点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情绪、伤感、怀旧，那是诗人由己及世的观察视角所带来的收获:他为自己富于命运感的写作拓展了宽度，增加了厚度，同时也找到了从个体入手对历史发言的深度。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他在承续80年代抒情风格的同时，也开始以口语化的方式去撷取鲜活的人生现场，留下自己在某个不经意瞬间的思索、疑虑，以使生命的底色更加明亮。一首《围城》，看似戏拟，其实是一种无尽的反讽，带有自我调侃的成份，也给人出其不意的美感:“我想砌一堵墙/一堵至少十米高的墙/墙上围着电网//我不在墙里做皇帝/我在墙里种庄稼。”简洁的句子，口语的表达，貌似无诗性，其实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在大时代与小自我、大潮流与小境界之间，当很多人都选择轰轰烈烈时，诗人愿做一个宁静的农民。大与小之间所呈现出的张力，正是这首不起眼的诗歌所具有的意义:在浓郁的荒诞氛围中，却弥漫着深深的悲剧色彩，这是诗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实现的价值。

除此之外，吴投文还作过叙事性的尝试，相对于那些一本正经的写作，这种创新更显冲击力。“你说:先生，你爱钱吗?/我说:不!/你说:那么，先生，你爱女人吗?/我说:不!/你大笑起来:伪君子!//其实我真的需要钱和女人/但只要那么一点点。”(《伪君子》)一问一答的场景式对话，寥寥数语，即表现出人心之真伪。这是诗人所能把握的题材，虽然没有宏大场面的展示，但人生的真相尽显其中。当然，吴投文更多还是在关注深层次的现实问题，他对打工女阿香表现出来的爱的同情与悲悯，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痛感，即便他以平静的语调写出，也掩饰不住内心那深入骨髓的隐痛。

三 “孤独者”的诗意言说

新世纪十年，对于吴投文来说，是一段学术上的收获期，经过多年努力，他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另一方面，诗歌创作上的笔耕不辍，让他仍旧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诗心。因此，吴投文在2004年后的诗歌写作中都体现出了一种日渐强大的精神气场，在表达深度上更显瓷实，这与他的学识增长有关，也和他愈发智性的创作态度相连。当各种生活都走上了正轨，人生开始安定下来，这时是否就可以养尊处优、安享生活了呢?对于很多富有担当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心灵的变化，聚焦他者的生活，把握时代的脉动，逐渐成为他们重要的写作主题。吴投文在经历了新世纪初的实验之后，他开始转向对精神的言说，更多时候他恪守诗歌有感而发的本质，去贴着心写，靠着灵魂的边界出示自己的同情心，提供自己的价值观。

有人说，孤独是诗人最重要的写作资源，没有孤独的体验，一个人可能很难将诗真正写好，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不无道理。对于吴投文来说，新世纪各种孤独情绪袭来时，他迎面而上，将其化作了带着疼痛意味的诗行，那是他自我挑战的精神标本，也是诗歌边缘化之后诗人境界随之变化的重要体现。其实，早在诗人出版于2003年的《土地的家谱》中，就有一些作品写到了孤独。比如，“我突然感到孤独/想加入它们之中/但我是一个人/无法脱下自己的面具”(《我在路上碰见一只狗》);比如，“一个人是多么孤独，遇见另一个人/仅仅是两个人，或者陷入更深的孤独”(《粉碎一滴水是多么困难》)。这样一些意象，也是其诗歌中久久挥之不去的伤怀情绪之表现，这样的情绪在后来是否得到了一些缓解呢?没有!因为沉郁的情绪虽可暂时控制，但那种人之存在的孤独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

2004年之后，我们仍然能在吴投文的很多诗歌中找到孤独的影子，那种孤独一度成为了他写作的精神命脉，而且，这种孤独情结让他的写作越来越趋近于一种理想主义:在文字中解析生命，在意象里投射哲思。比如，“把一封很长的信写成孤独”(《表达》);比如，“一个晚上的孤独/据说值黄金三万两”(《黄金三万两的孤独》);比如，“我在你的梦中埋伏得如此之久/为漫长的等待感到孤独”(《合谋》);比如，“我是一只孤独的酒杯/当你斟满我，我很痛/当你把酒喝干，我很空虚”(《酒杯》);比如，“你和我都是孤独的个体/生前没有拥抱/死后依然沉默”(《虚无》)。还有，“把多余的一切腾空/只留下一份清醒的隐秘/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孤独”(《把自己腾出来——给诗人邹联安》)，而诗人最近的一首诗作《自述》，也是有关孤独的言说:“我被夜里的冰雹震醒/披衣起坐/在黑暗中亲近黑暗//阳台上的花草/拼命咬住雷电的尾巴/把身体塞进饥饿//实际上我没有倾诉/我只是爬出自己的洞穴/把孤独重新找回”，这与诗人另一首《孤独者》相应和，构成了他在写作中的“孤独”之风，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和立足于孤独的知性言说，恰恰是他写作趋于成熟的开始。像《学会生活》里富有戏剧性的表达，《不完整的世界》中对日常琐事的梳理，《明天》里对远方和别处的想像，《上帝终于看见了我》中对自我内心的检索，等等。在这些诗作里，诗人将自己当作一个标本来透视和剖析，从而留给我们更多的遐想与思考。

诗人艾略特说:“过多的学问会使诗人的敏感性变得迟钝或受到歪曲。”［3］但他仍希望诗人能知晓更多东西，这是一种理性的创作态度。如何让自己有教养，让自己的写作不至于变成平庸的替代品，阅读必不可少，但在实践中，又需克制学问对诗歌创作的过度影响，此一说法用吴投文自己的观点来印证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他在论及“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时，曾谈到了要写出自我的真实，“立足于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以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态度把诗人的主体独特性转化为一种值得信赖的生命诗学。”［4］这一点正符合诗人进行诗歌实践的原则，他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构建自我的心性之悟，用心感受生命，用魂理解人世，这是他的“生命诗学”最重要的体现。作为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吴投文，他不仅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整个诗坛现状也有过独到的评价，尤其是对当下诗歌的病症作过深刻的反思:“诗歌已经被极端私欲化，沦为诗人们表达纯粹个人欲望的工具，成为和读者完全不相干的东西。”［5］对此，作为批评家的吴投文也很警惕:诗歌不可沦为一种无逻辑、无节制、无理性的呓语，它应该更多关联我们内心与这个世界的对接之点，既不是傲慢的曲高和寡，也不是卑微的奉承迎合，而需把握好中间那个度，让书写富有力量，也让读者对其文字有着情感的信任和美学的共鸣。真正的优秀之作，仍然值得我们去追寻、感知、体验和回味，因为那字里行间可能有我们错过的精神诉求。

吴投文在2004年之后的诗歌，虽然数量少了，但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精神世界，都变得更加成熟了。他没有像那些奉行前卫的诗人一样，一味追求先锋，强调技艺;他似乎早已越过了这个阶段，而刻意追求生命的表达，这甚至给人一种向后退的保守之感。他脚踏实地地顺着人生体验来写，而不是轻浮地飘在上面作夸张的表演;他不追求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意发声的大小，只是从本心出发来用力，这样的退守，又何尝不是一种先锋呢?

在我看来，吴投文的这种退守，其实是一种真正的突围:他在经受了新世纪十年的积累与沉淀后，必将会进入一个收获期，或许下一个十年就会成为他又一个新的精神发现的十年。吴投文这种带着超越性的写作，更令我们期待。

［1］吴投文．生命与诗的相遇［M］//吴投文．土地的家谱．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2］耿占春．沙上的卜辞［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18．

［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5．

［4］吴投文．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56－61．

［5］吴投文．当前诗歌症候分析［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1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