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以身为本是王艮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思想之一。一般研究认为，王艮的身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并为人民争取生存权利。其实，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因为王艮的哲学主要是人学，其身本思想虽然与关心百姓的疾苦有关，但其提出以身为本的起点与其理论的逻辑构架主要还是突出“人”这一主体。王艮自己也从人性层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性解放角度对身本问题进行了阐述与论证。

一、身为至尊与主体意识

“身与道”的问题，需要揭示的是世界本源问题。王艮认为，“身与天下国家”都是“物”，只是这些“物”有本末的差别。那么什么是本呢？本就是身。王艮所说的“身”不是抽象的社会存在，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王艮既不把人看成纯自然物质，也不把人看成空洞的抽象，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把“身”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王艮身本思想的第一个层面，表现为作为“身”自身发展的价值。王艮所说的以身为本与前人所说的“本”是有原则区别的。因为“身本”不是从本源上说的，而是从主客观作用上说的，是说人在天地万物中起着主导作用，不是做自然和社会的奴隶，而是做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王艮所说的“身本论”。事实上，王艮的身本论所要关注的是人这个主体问题。换句话说，王艮所说的“本”并非指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指“身”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王艮在讲“身”的同时也讲“心”。王艮之“心”是指既附着于“身”、又统帅“身”的精神存在。王艮的“人身”与“人心”是统一的。所以王艮高度重视人的“身”和人的“心”的功能。具体有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主体意识。王艮讲身本，核心问题是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提高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比如他的“大人造命”说，承认“天命”，但反对“听命”，主张“造命”。他说：“我命由天，造命却由我。”（《再与徐子直》）[1]造命由我就是自己主宰自己，勇于向命运挑战。当然，要“造命”或改变自己的命运，应该率性，因为“性能易命也。”（《年谱》）[2]王艮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对人“造命”信心的鼓动，是对人的主体精神和个性的张扬。其二，尊身思想。他说：“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语录》）[3]王艮的尊身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个人价值”和“自由发展”的要求。其三，明哲保身。王艮特别强调保身的意义。他认为任何人都要保身。他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明哲保身论》）[3]在王艮看来，要使家齐国治天下平，首先就要保身，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为“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答问补遗》）[3]在王艮看来，保身是第一位的，就是出来做官，也没有保身重要。他甚至认为，学习圣人之道，也只不过是为了“保身而已。”

王艮的身本思想的另一个层面表现为身与国家关系中“身”的价值与要求。站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人是天下万物之本，那么站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人又是国家之本。当然，由于人是一个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在简述人与天下万物、与国家的关系时，王艮的“人”，都是用“身”来表述的。如，他说：“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身是天下国家之本”。他认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知身与家、与国、与天下”的关系。（《语录》）[3]王艮的身本思想是基于他的格物论的，他的“格物致知”实际上也是一种认识论，即认识到天下万事万物之本在于己身。所以王艮在讲身是国家之本的基础上，要求人们把心思收拢到自身的建设上来。由此，他认为以身为本也是格物正己的功夫。他认为，身正而物正，身正才能正天下，“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所以王艮反复强调统治者应该“反其仁、治、敬”以正己。他要求统治者懂得“正本正末”或“正己正物”这一道理。他在解释其“格物”时说：“格，挈度也，度于本末之间……此格物也。”在王艮看来，“天下、国家不方，还是吾身不方。”（《答问补遗》）[3]由此，“格物”就是通过改造人自身，进而改造社会，促进国家发展。所以“正己”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关系到天下国家万事万物的事。也就是说，作为“末”的天下国家和谐与否，关键看“身”这个“本”如何去做。而要矫正作为“末”的万物“不和谐”状态，也应该在矫正“身”这个“本”上下功夫。所以王艮把“吾身”看作是规范天下国家之“方”的“矩”，强调“正己”在治理国家中的关键作用。

从以上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王艮以身为本的聚焦点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人修身正己的重要意义。有人认为，王艮的身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并为人民争取生存权利。显然，这一判断欠妥。因为王艮的哲学主要是人学，其身本思想虽然与关心百姓的疾苦有关，但其提出以身为本的起点与其理论的逻辑构架主要还是突出“人”这一主体，而这个“人”并不局限在“百姓”这个框架之内。

二、天人一理与心之本体

王艮的“身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他的自然观。王艮不仅认为天理就是自然规律，而且把“天理”与“自然”、“人性”统一起来，认为天性就是人性。一方面，人的生理、知觉本能都是自然而然的，与天理没有任何区别；另一方面，人性就像天理那样自然，那么有秩序。在传统理论看来，“天理”就是“道”，且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王艮从“人性”的自然特性出发，把“人性”提高到“天理”或天性的地位。而“人性”又附之于人身，人性的提高，意味着人身的提高，这就为他的身本思想奠定了自然哲学基础。

为了说明“身”的重要地位，王艮在“天人一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天人同体”的主张。这既是对天人一理的进一步证明，也是在为他述人之尊做理论准备。他进一步提出的观点是，“天性之体”即为“心之本体”。王艮把“天”与“人”的关系先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一个是天地的“本心”，这个“本心”也是人之“心”。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是“外道”，“本心”的运行规律是“内道”。“内道”是“本”，“外道”是“末”。而“天人一体”叫做“内外之道”。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内外之道不是简单地就能“同一”的，而是要坚持“内道”主于“外道”，才是合“内外之道”的。也就是说，在人与天的关系上，不仅天人同理，天人一体，而且因为天性的本体是人的“心”，所以“心”应该主宰“天”。此外，王艮还认为，天与人还有不同，天不能弘道，而人能弘道。这就把人推上了比天还高的地位。所以他认为，在天地万物之间，人是最尊贵的。为此，他反复强调尊身，要求“尊身立本”。

王艮说人是最尊贵的，不只停留在哲学层面，其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把这一思想落实到实践领域。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理念问题，即尊身就要尊道。在研究王艮思想时，人们更多地注重了他的“尊身”，但我们必须注意，如何实现“尊身”这一目标，尊道是一个重要途径。所以王艮反复阐述“身”与“道”的关系。王艮认为，“身”与“道”都是天下“至尊者”，两者又是统一的。同时，两者也是互为实现的条件。王艮的与尊身相对应、相联系的尊道，一方面是指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就是强调遵循人的发展规律。他认为，“道”就是“至善”，就是“性”，就是“身”。在王艮看来，“身”与“道”本来就是一致的东西。“道”与“身”是一体化的，所以尊身与尊道也应当是统一的。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答问补遗》）[3]所以道与身是合一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年谱》）[2]比如他的慎出观首先就是以尊身为前提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操作问题，即尊身必须爱身。他提出了“爱身如宝”的观点，而爱身的基本要求就是安身与保身。王艮认为，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谓之“失本”，而爱身的基本要求是保身，所以，王艮要求人们审慎而出。

王艮讲“天人同体”、“尊身尊道”，目的仍然是要突出人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总的来说，王艮借助于“天理”与“人性”的比较，把人即“身”抬到了万事万物的第一地位，体现了对“人”及“人身”的极度关怀，这种关怀包含着各个层面，既包括对民众的关怀，也包括对为官者的关怀（民众包括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实际上王艮的“身”既包括民也包括官），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弘扬，更多地充满了人文色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三、诚意端本与反己正身

王艮认为，正己是做“端本”的工作。他说：“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端本，诚其心而已矣”。王艮认为，正己必须诚意。他说：“既知吾身是个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功夫，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略无纤毫假借、自是自满之心，是谓自谦。”（《答问补遗》）[3]只有诚心诚意正己，才能去除“杂性”，进而改过迁善。王艮认为，“日入于精微也”，“不然则抱道自高，未免于怨天尤人，此所以为患也。”（《答邹东廓先生》）[1]只有诚心诚意地坚持下去，才能止其不善之动。不善之动是“妄”，如果做到“无妄”，“则诚矣。诚，则无事矣。”（《答问补遗》）[3]那么如何做到诚心诚意呢？关键在反己。

儒家认为，正己不能由别人来包办代替。《论语》曰：“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所以儒家历来强调“躬自身而薄责于人”。孔子把能否反己看着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孟子则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天赋的，关键是能否知道自己的本性，而要知道自己的本性就必须反己。应该说，孔孟的这些思想对王艮的启发是很大的。不过，在正己问题上，王艮虽然提出了学孔子之学、慎独等不少方法，但他主要是从心学出发，把正己的着力点放到了反己上。王艮特别强调反己的功夫。在王艮看来，“反求诸已，亦惟正已而已矣。”（《语录》）[3]“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答问补遗》）[3]所以他要求人们不惜一切“反求诸其身”。（《勉仁方》）[3]

当然，王艮的反己功夫与传统儒学也有所不同。王艮认为，反己就是正己，而正己又必须反己，两者紧密联系。他说：“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答问补遗》）[3]王艮反己思想的基础是“人性本善”。他赞同孟子的“性本善”论，他认为，善是人固有的本性，恶只是人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本质，只是由后天的污染造成的，所以人性本善，良知良能“人皆有之”，要多看到人的善处。遇到什么问题，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总是指责别人。比如说，如果遇到人不爱我、人不敬我、人恶我、人慢我时，千万别认为“是他人之过”而“己无过”。“若言己无过，斯过矣”。（《语录》）所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比如，“讲说之不明！是己之责也。引导之不时，亦己之责也。见人有过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过也。”所以说，“君子反求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换句话说，反己要学会归罪于己，努力做到“爱人直到人爱时，敬人直到人敬时”。如此，“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更无渗漏。使人人皆知如此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万物事业。”（《勉仁方》）[3]王艮是把反己看着是正己的功夫对待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功夫，不要把功夫花在较量别人的过失上。王艮还从学习的角度论述了“正己”的重要性。他说：“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欲正物而不先正己者，非大人之学也。”

总体上看，王艮在正己问题上也是重在内求的。他说：君子为己之学，“奚暇责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年谱》）[2]自修强调的是反己内求。而讲内求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王艮认为，“安静安虑”，是反己的心理条件。（《答问补遗》）[3]所以他反复强调“安心”，当然有时也讲“静”，要求人们特别是统治者能够通过“静观”自我，矫正自我，以矫正天下“万物”，以免除“意气太高，行事太夸”（《年谱》）[2]，进而做到“不怨天尤人”，安心修养。（《答朱惟实》）[1]王艮这种反己思想，正是其身本思想的一种深度认识，也有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被当时学生盛赞为千载未明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自由发展”的要求。这种倡导人格独立自主和承认、维护个人权利要求等一系列主张，虽然带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但是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自主精神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启蒙作用，所以含有积极的成份。

[1]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O].明刻清修本.泰州图书馆藏.

[2]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O].明刻清修本.泰州图书馆藏.

[3]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O].明刻清修本.泰州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