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岗彪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原典理论就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由马克思阐述的理论。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检验一种社会理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纠缠于具体观点和实践方略，而要看它的精神实质。一种社会理论的精神实质就在它的目标理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原典理论逻辑关系之遮蔽

（一）现实问题及其社会意识

目前有着一种“苛责前人”的思潮，把封建历史包袱造成的问题、把教条主义造成的问题、把苦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够造成的问题，归于马克思的“原罪”。由于特殊性问题——时间的压缩和普遍性问题——空间的压缩，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改革开放的成果尚未惠及全体人民，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腐败现象蔓延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有些官员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生活腐化，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问题较突出；社会阶层结构有固化危险，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体制尚未得到根本消除，社会垂直流动又受到利益格局“阻抗”，职业遗传现象引发社会担忧；“读书无用论”在某些地区和人群中显现，社会面临不甘于像父辈般吃苦耐劳、有较高期望值的新一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挑战。这些问题被情绪化思维方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放大、变形，理论、舆论和社会心理呈现一定程度的“混战”，理性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被淹没；社会心理被不良理论、舆论引至“仇富”、“仇官”、“仇二代”和漠视弱势群体并存的两极状态，社会不满情绪在局部“发酵”，遮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于马克思的“原罪”，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原典理论的逻辑关系。［2］9-10这必然会造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原典理论关系的误读，割裂二者的有机联系，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现代文明的正确认识是反马克思的，或以马克思等人的词句来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把马克思的“原罪”迁延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消除误读，关键是把握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原典理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从未启示可以越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入共产主义、妄想越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去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革命乌托邦、封建历史包袱和资本主义弊病的“杂交物”造成的问题表明，走向共产主义没有理想化的最优路径，只能探索弊端最少的路径。

（二）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

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第二、三、四代领导者的传递，西欧（现代文明起源地）-欧亚混合体（半现代）-东亚（前现代、半现代）的传递。关键的理论转折在列宁和斯大林，由毛泽东开启的另一转折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革命”理论转换为革命性的中国建设理论。建设理论和“革命”理论有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建设理论不具有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在于“无情斗争”，而是植根于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12从历史来看，“革命”理论需要一定的片面性，但建设理论需要辩证性。这个转换至关重要，要害在于抓住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否则不是走样，就是固守教条。这个转换也是可能的，可能在于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原典理论的主旨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和劳动解放，不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和“革命”，阶级斗争和“革命”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应对革命作最广义的理解，理解为改造世界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416，而不是仅仅理解为政治革命，要抓住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死扣“革命”词眼。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于“毕其功于一役”，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相比社会发展的质变、“革命”，量变、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所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立足于社会质变和“革命”及其理论，而要立足于社会量变和改革及其理论。对革命作最广义的理解，理解为改造世界，才能既不丧失原典理论的革命性，又通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致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陷于“革命”和建设之两难冲突中。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级性

从上述理论转换的必要和可能来看，“回到马克思”的号角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搞乱思想、混淆视听的做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把马克思等人的词句到处照搬；一种把现实问题归于马克思的“原罪”，而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里的东西作考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第一层级是它的目标理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这是原典理论精神实质所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指的是这一层级，可简述为信仰和方法；第二层级是它的具体观点，指马克思等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理论言说；第三层级是它的实践方略，如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原典理论给我们提供的首先是第一层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舍此如果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则不仅是侮辱前人，也是侮辱今人。第二层级体现为马克思等人在不同条件下表达的不同观点，拘泥于这些观点而不分析其背景和前提，把之当作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教条到处搬用，必然陷入教条主义。第三层级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单就第一层级，我们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它渗透于第二、第三层级；单就第二、第三层级，我们不能不承认原典理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需要发展。马克思生前已发现了问题，他有“龙种和跳蚤”之喻；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提供的只是方法，“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4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于固守马克思等人的具体观点和过去的实践方略，而在于对第一层级的坚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意味着它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第二、第三层级，不能把它拔高到第一层级，否则就是败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了健全的社会理性，恢复了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理性。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无产阶级立场、超越资本统治观点、唯物辩证研究方法是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基本目标是原典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现，其人民立场是对原典理论无产阶级立场在新的时空下的继承和发展，其利用资本、制衡资本逻辑的观点是原典理论超越资本统治观点的具体化，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法是原典理论唯物辩证研究方法在认识和工作中的贯彻和发扬。［6］103

二、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基本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现

原典理论的信仰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其本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在于劳动解放和自由时间的大大延长，而劳动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除“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手段如果偏离了目的，即使暂时获得了成功，实质是走了弯路。形而上学容易把共产主义看作某个定点达到的某种既定状态，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一条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从它的起源来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这个悖论将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否定可能是爆发式的，也可能是渐进式的。从历史进程来讲，社会发展虽然尚未消除“死劳动”对于“活劳动”的剥削，但已使人的自由时间得到延长，新经济的出现预示了劳动与闲暇的结合、自由劳动的可能性。这个信仰的现实性，一言以蔽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曾反思过对西欧实现爆发式否定的过于乐观。“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那么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发达国家因为深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而整体地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因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希望之所。……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难以促成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制度上的空间性共存。在这种共存中，社会主义国家以自觉的无产阶级力量展现于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本质上就是世界性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它们的前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无产阶级取得全球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关键。”［6］108-109通过反思历史、正视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了健全的社会理性，即承认人的历史局限性，而在人的有限性和高远理想间采取了辩证态度（辩证的才是现实可靠的）。它坚持共产主义的指向，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在与资本主义并存中，审慎地确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基本目标，作为迈向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基本目标体现在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渗透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指向；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提出改革开放是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党的基本路线确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保障，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基本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6］109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中，坚持共产主义指向，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基本目标，关键在党和政府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深化改革。首先，注重“改革顶层设计”。只有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深化改革，才能逐步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为全国人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12其次，重视对权力的法治防范。党作为人民利益和社会理性的代表，必须依法执政，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超脱于各种具体利益纠葛之上。中国政府的两难在于政府主导和约束权力的冲突，关键是把政府主导纳入法治轨道，推进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再次，既要约束既得利益，又要培养民众民主规则意识。在既有社会格局下，解决民生问题很重要，但民生不等于民主，民生的改善必然带来民主的要求、进步，深化改革要在民主建设上有作为，要以法治化的民主机制约束既得利益，培养民众民主规则意识。最后，对社会利益格局有辩证的考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可能再对整个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造。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健全的社会理性和责任感，党和政府要在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寻找各方利益的交集，求得全社会的最大共识，解决目前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人民立场是对无产阶级立场在新的时空下的继承和发展

原典理论的基本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苦难最集中的代表，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随便什么东西’，是物支配人的表征，是人类为自然所支配的隐喻，是呻吟于必然的自由的隐喻”［9］30。无产阶级没有阶级私利，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这个苦难阶级的解放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解放，现实的道路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各个层面的解放而斗争，包括与资产阶级并肩战斗去反对封建势力而获得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又因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受到锻炼，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因而它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够承担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成为革命主体。

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立场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从无产阶级立场走向人民立场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特别是在阶级关系没有简单化到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人民中的其他阶级又与无产阶级具有相似的命运和要求的历史情境中，无产阶级必须与人民中的其他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6］104东方社会是农民社会，俄国革命依靠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工人、士兵，中国革命是先进分子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东方革命主体发生了一定转移。革命胜利后，俄、中都面临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中实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任务，又因历史包袱，形成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企图高扬革命精神，以无产阶级思想靠强制手段来改造小生产者，对农民欠下了债。“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与人民的界限或许在革命时期还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以后，人民就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目的的基本力量，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在人民的利益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就必然会走向人民立场。”［6］105今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历史规律实现于人民群众的活动中，尊重历史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申明，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的意愿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首先指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这种人民立场不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立场的远离，而恰恰是对这一立场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下的继承和发挥，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立场具有逻辑上的承袭性和一致性。”［6］10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中，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切实表现。首先，人民立场必须落实为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的根本性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灵魂为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实现人民民主，关键是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都在法治框架内活动，以形式民主去落实实质民主，从扩大民主参与、社会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等基点上去落实。其次，防止对人民立场的虚置。人民立场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首先指普通的工人、农民；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个人组成的，没有脱离大多数人具体利益的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普通工人、农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首先是维护普通工人、农民的利益，这是无产阶级立场的实质诉求。再次，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减小英雄、“精英”、“君师”、“父母官”情结的影响。这些情结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共产主义不能对群众采取强制手段，否则与理想背道而驰。健全的社会理性在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不把群众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婴儿”。社会阶层隔膜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普通群众的无知，而在于“精英”和普通群众利益、精神分裂，消除分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使命。最后，对农民要有新的认识和对待。把农民仅仅看作一个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不符合辩证法本义，现代化中资源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是造成农民落后、愚昧的原因，把农民看作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是一种“城市的意识形态”。农民工是个什么身份，在马克思的词典里是找不到的。现代城市文明不是中国的发明，现代乡村文明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正确看待农民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责任。

四、利用资本、制衡资本逻辑的观点是超越资本统治观点的具体化

超越资本统治是原典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资本的历史性，提出超越资本统治的道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277。资本统治下的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造就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的个人，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史上的进步。但资本“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1］744，“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1］751。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掩盖了“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从辩证法来看待资本统治，认为它只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不能把它看作永恒的平等王国，揭示了自由里的不自由、民主中的不民主、平等下的不平等。因此，要超越资本统治，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

后人抓住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却没有慎重地从历史性角度来看待资本统治。“随着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超越资本统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列宁是最早发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基础上，提出要消灭资本的作用首先就要利用资本，发挥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作用等思想。”［6］106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即使马克思曾说过超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实践悖论在于，缺少西方革命胜利的呼应，由于人的有限性，未经过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洗礼的人们最终会把社会主义搞成“封建社会主义”和共同贫穷。“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没有在资本的刺激下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国度中，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解决的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资本的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走向强大、人民走向富裕”［6］106。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了健全的社会理性，就表现在它清醒地认识到“超越资本统治必须在生产力发展到资本成为社会障碍而不是社会动力的条件下才是现实的”［6］1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对资本的历史作用的认识的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来，目前利用资本，同时制衡资本逻辑，防止资本在非经济领域的‘呼风唤雨’，正是为了最终实现超越资本统治。……其利用资本、制衡资本逻辑的观点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统治观点的具体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6］106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中，坚持利用资本、制衡资本逻辑是为了超越资本统治的观点。首先，要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性。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资本的历史作用在中国远未发挥出来，尚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的“特权”比人的特权进步，市场经济是封建特权的“消毒剂”，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超越资本统治是未来之事。其次，正确看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资本主义也比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步。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对人的有限性的审慎，都不可偏废，无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成果而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必然会坠入“封建社会主义”。再次，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成果。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但不是让后人“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掉”。资产阶级发展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理念，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法制。在辩证法面前，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都是历史的，但它们也有共性的一面，这共性的因素属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只有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最后，正确对待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比国有资本有效率，与外资比更具有可控性，对发展经济、完善市场、解决就业、扩大内需、培育公民社会等有独特的作用。给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发展、利用民间资本是实现藏富于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但关键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好法治建设和宏观调控，鼓励与规范相结合，让民间资本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法是唯物辩证研究方法在认识和工作中的贯彻和发扬

原典理论的基本方法即唯物辩证研究方法。马克思用现实的人和人类活动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了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突出地体现“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12］290。《资本论》从商品这一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入手，一步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展开，展现了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的穿透力。唯物辩证研究方法有以下方法论原则：第一，客观的原则。即科学的原则，即坚持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坚决排斥任何附加和主观臆测。第二，联系的原则。在社会学说中，科学的研究必须把一定的社会现象放到它本来所处的客观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全面地考察这些关系，从而揭示对象的本质、根源和趋势。第三，发展的（历史的）原则。一切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前提、历史特征和历史命运，都是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过程的一个特定环节，只有在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揭示它们与历史总体发展的矛盾关系，才能把握它们的实质和运动轨迹。［6］107

后人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所在，而仅仅把它看作用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取代植根于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把原典理论形而上学化，把辩证认识论降低到直观反映论水平，用超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由于我们前现代、半现代接受基础的局限，由于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过激反应，我们在理解原典理论时也陷入了种种显性和隐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水平，造成诸如机械论、唯经济论、唯意志论、“天才论”、“斗争哲学”、二元论等理论“大观园”。二元思维方式把经典作家奉为神明，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话，尤其是二元思维方式下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造成了教条主义盛行。［2］10这也表明了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难度之大。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了健全的社会理性，在于它恢复了原典理论的辩证本性，把唯物辩证研究方法阐发为具有中国风格、通俗易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我们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全面整体地把握事物。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我们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获得关于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研究方法在认识和工作中的贯彻和发扬，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继承性和内在的一致性。［6］107-10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法，首先是彻底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二元思维方式是传统哲学的特征，表现为对片面性的“粘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突破对片面性的“粘滞”，不仅要回到文本和历史，还要面向现实、未来；不仅要立足中国，还要面向全球；不仅要正确认识资本的历史性，还要创造地揭示超越资本统治的具体可能性；［3］12不仅要继承革命优良传统，还要吸收中国传统文明和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不仅要反对马教条、洋教条，还要反对儒教条。消除二元思维方式对质变的偏好、对量变的忽视，对斗争性的偏好、对同一性的忽视，对否定的偏好、对肯定的忽视，对内因的偏好、对外因的忽视，对内容的偏好、对形式的忽视，对“革命”的偏好、对改革的忽视等。其次，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守马克思等人的词句，而是坚持原典理论的精神实质。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原典理论精神实质指导下，充实、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248。再次，排除“左”、“右”和复古思潮的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左”、“右”和复古思潮的辩难。我们强调健全的社会理性，是相对于“左”、“右”和复古思潮而言的，它们基于某种抽象设定，用某种理想化的现成模式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三个极端来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源上来说，基于某种抽象设定即基于“精英”的立场，是高居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经验之上的。在当代中国，不仅要排除马教条、洋教条的干扰，还要排除儒教条的干扰。最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理论创新具有先导性，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当年“包产到户”的自发实践，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的进化，都在理论上产生了重要回应，反过来又推进了“包产到户”全面展开、乡镇企业崛起。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坚持党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坚持辩证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使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相互促进。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陈淑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3）：9-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周宏，董岗彪.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03-109.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3-10-22（1）.

［9］董岗彪，叶舟.方法、历史和地位——马克思阶级理论再省思［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27-30.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