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坤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众所周知，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他毕生致力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逝世后，他独自承担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重任。在恩格斯的晚年时期，他以惊人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完成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晚年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社会论

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的发现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随着垄断的出现，西方国家的一些大企业逐步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步入晚年的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现象作出了许多深层次的思考，并得出了一些重要论断。

（一）晚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

晚年的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所显现出的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预判和论断。

第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作了新探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日益发展的垄断组织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据着统治地位，垄断资本在发展中联合起来，不仅渗透到一国内部的各个方面，还扩展到国与国之间，形成国际化的垄断集团和跨国公司。恩格斯在观察到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后，明确指出：“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1］494-4951860年经济大危机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公司，甚至还出现了像托拉斯这样的大垄断组织。针对这些新的现象，恩格斯认为，这些新变化使交易所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增加，交易所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突出的代表。随着交易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作用的增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日益明显。

第二，恩格斯看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来改善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2］313对此，恩格斯看得很透彻，他指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实际上只是少数大资本家为了大量的积聚资本，以及排挤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道德化”发展，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为了保持其在竞争中的优势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商业的“道德准则”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服务的。

第三，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变化有了新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也有了再认识。晚年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5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10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3］424经济危机的周期由五年变为十年，中间时间的间隔变长了，资产阶级应对危机有了一定时间的缓冲，在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人们也掌握了一些应对危机的经验，因此，“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所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4］230恩格斯在认真研究了资本主义新变化后，也意识到以往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还具有一定的扩展能力，它还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5］186

（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实质及相关历史争论

晚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事实；在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的命题进行批判时，恩格斯发表了这样的见解：“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6］270从单个的私人生产到股份公司的转变，使原本各自独立的私人资本联合起来，这确实提高了资本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只是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和资本经营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讲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具体结构和实现形式上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更重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资料仍掌握在私人垄断资本家手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股份制的出现，不但没有使资本所有权发生转移，资本家反而控制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由此可见，股份制的出现，只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实质。

经济垄断的出现和股份公司的兴起，一方面使市场竞争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垄断的出现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以及资产阶级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走上“崩溃”之路。这就致使当时西欧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了质疑，就连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也走上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修正”的道路。在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批评时，伯恩施坦反驳道：“《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7］39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观点与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大相径庭，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一些新趋势，他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没有迅速灭亡的观点是正确的，也符合当时的基本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来否认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甚至借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他的错误之处在于片面地搬用恩格斯关于危机缓解的因素来否定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论断。对此，恩格斯就曾指出过：“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8］554历史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句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问题上，列宁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并且讽刺那些修正主义者都是“近视眼”。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因”，危机是“果”，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危机就是无法克服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的形势，就应该有新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考虑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问题了。

二、晚年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论

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活动也应有所转变。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斗争新形势，晚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作了适时的调整。

（一）晚年恩格斯的合法斗争策略思想

进入19世纪末期以后，恩格斯冷静地分析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和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对革命斗争策略作了进一步调整，修正了以往“唯暴力”的斗争方式。1895年，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合法斗争的观点，并对当时一些无产阶级政党采取合法斗争的策略表示肯定，并希望将其推广。

恩格斯反对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进行暴力革命，他强调要进行合法斗争，“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即不能陷入资产阶级所设下的圈套，盲目地进行武装起义，这样做只会在徒劳无益中被对方消灭，当下要巧妙地运用普选权这一锐利的武器与之作斗争。在恩格斯看来，“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607

恩格斯认为，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首先要把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到革命这一方面来，让其成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力量。通过议会选举，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近群众，有利于宣传工人党的政治主张；另外，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议会讲坛来向对手和群众讲话，以增强和扩大党的影响力，这比报刊和集会的作用更大。此外，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议会选举，通过定期查看选票数目的增长情况，来估算自己的力量，这样做大大地增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信心；普选权还提供了自身力量与敌对党派力量的对比情况，在看到德国党1890年的得票情况时，恩格斯指出：“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2］91在恩格斯看来，利用普选权进行议会斗争要比号召革命枯燥而缓慢，但是在新时期，这种方法要比革命的方法更加有效，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地占领敌人的阵地。其结果是，相比无产阶级的起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更加害怕工人阶级政党的选举活动，也更害怕无产阶级的这种合法活动。

恩格斯晚年在斗争策略上作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前，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贸然把工人引向“枪鸣剑啸”的地方去做无谓的牺牲；而是要用合法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以备最后决战。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523合法斗争手段虽说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但这不能说恩格斯就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

（二）辩证地看待革命斗争方式的选择

晚年恩格斯仍然坚持“革命权”，并未放弃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这和他所提倡的合法性斗争不是互相矛盾吗？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将两种斗争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更是错误的。强调合法性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暴力革命，坚持暴力革命也不意味着合法性斗争就是错误的，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曾讲过：“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9］179美、英、荷兰等国家，之所以能通过和平手段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其条件性的，那就是必须保证“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当时而言，美英这样的国家议会民主制比较发达，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普选权这一“锐利的武器”取得胜利。而专制国家及半专制的德国等国家，民主制没有那么发达，例如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议会仅仅是一种“点缀”，实际上国家权力由军事、官僚机构所掌握，所以在这类国家中，和平的、合法性的活动也只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要想夺取政权，实现最后的胜利，最终还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

无产阶级到底是选择合法性斗争还是暴力革命，说到底是要根据条件、形势的变化而定，即条件变了，斗争的策略也要改变。恩格斯曾严厉地批评一些人为了摈弃一些麻烦，想永久性地只采用一种策略的想法。在他看来，革命的斗争策略不是随意想出来的，而是要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来制定相应的策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斗争策略，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现实，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改变斗争的策略。在1895年4月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也说道：“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10］436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从德国当时的实际出发，利用普选制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把它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而在其它的国家，就不能照搬这种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合理地选择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斗争。

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固定不变的斗争策略，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来随时调整斗争策略，至于到底选择何种斗争方式，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这正如恩格斯所言：“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10］49

三、晚年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论

恩格斯晚年面对的是一个激烈变动的世界，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变态势。面对这些情况，恩格斯不仅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进行了重新考虑。

（一）恩格斯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

第一，关于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逝世后，在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恩格斯结合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形势，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进行了新的探索。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取得统治，从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既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形式，那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国家，不一定要重新组合，而可以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政权组织形式。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合理的因素，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后完全可以沿用其合理的国家组织形式。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6］227即无产阶级不能运用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政府部门等设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组织来进行社会的管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就与恩格斯后来提到的“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这个观点之间产生了矛盾。［11］37

第二，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认为，应该积极地引导小农走合作化道路。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曾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土地国有化，由国家来经营农场，让农民们在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并由国家统一管理。但是恩格斯考虑到农民很难接受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因此他设想了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大规模地采用合作化的生产方式。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正确地对待小农问题。在他看来，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占人口的大多数，是所有农民中最重要的力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首要问题，就是小农问题。恩格斯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2］566而小农要想摆脱灭亡的命运，就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并且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提出，引导小农走合作化的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是让农民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这是使他们得救的唯一途径。在如何正确地引导小农组织合作社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决不能采取强力剥夺的办法，而是要通过正确的引导，对合作社给予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的帮助和优先支持，使小农自觉自愿地接受；同时，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逐渐理解并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绝对不能强迫他们。即要在小农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帮助建立合作社，引导小农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中去。

（二）对恩格斯晚年未来社会理论的理解与评析

晚年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考察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发展趋势，并对未来社会作了许多合理的设想和描述。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从设置终极目标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衍化而来的乌托邦，是勾画未来社会蓝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赤裸裸的诋毁，是毫无根据的。

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过科学的论证，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因此，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并非空想，而是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首先，恩格斯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提出未来社会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共同联合体，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组织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其次，恩格斯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使得这些小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广大劳动人民却丧失生产资料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恩格斯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他看来，未来社会的生产能充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再次，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旧式分工，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恩格斯晚年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变动的时期，步入晚年的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学说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现象作出了深层次的思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势，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即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性的斗争；斗争策略的调整，不能就说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更不能认为恩格斯在晚年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应该看到，晚年恩格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构想，面对社会的新发展、新情况，他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8］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周宏.探索中的思考［D］.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出站报告，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