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呼唤精准开颅——论鲁迅与阿拜启蒙思想的相似性<br/>

泣血呼唤精准开颅——论鲁迅与阿拜启蒙思想的相似性

2012-04-02王吉祥吴孝成

昌吉学院学报 2012年4期

关键词：哈萨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

王吉祥吴孝成

（1.伊犁师范学院新疆哈萨克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新疆伊宁 835000；

2.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新疆伊宁 835000）

泣血呼唤精准开颅
——论鲁迅与阿拜启蒙思想的相似性

王吉祥1吴孝成2

（1.伊犁师范学院新疆哈萨克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新疆伊宁 835000；

2.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新疆伊宁 835000）

鲁迅与阿拜同为各自民族文学的泰山北斗，也是各自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虽然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似的战略意图，使他们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浓烈的启蒙意识，他们希冀藉此唤醒沉睡中的人民，去创造自由民主之美好明天。

鲁迅；阿拜；启蒙

江南水乡，人杰地灵，涌现出一代代卓越的诗人与学者。这里不仅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且还是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桥头堡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此时段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然而，我们的人民并没有觉醒，他们只能充当被欺凌残害者，或者是欺凌残害事件的看客。鲁迅于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下级官僚之家，在他青年时期，这个家庭更是走向了贫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和主将，为国之独立富强，为民之自由安康，他以手中的刀笔，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笔之所及，真相被大白于天下。为呼唤沉睡中的人民，为治民众脑中之疾，弃医从文。众多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小说、杂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晚年的鲁迅，思想更加的成熟，虽然在革命文学的问题上，屡受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攻击，但鲁迅以他伟大的人格，精深的文学素养，最终折服这些后学，“左联”的成立正是鲁迅被人们所广泛认可的标志。鲁迅并未看到中华巨龙迎来真正独立的时刻，1936年，一代文学巨星，倏然陨落于黄浦江畔，有多少人潸然泪下，但鲁迅永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中亚草原，山川秀美，孕育出了众多的民间阿肯。丰饶的民间文学，成为孕育近现代哈萨克书面文学的肥沃土壤。19世纪后半期，哈萨克汗国已被并入沙俄，沙俄的愚民与同化政策，使哈萨克民族面临亡族灭种的危机。然而，青格斯山区，阿尔根托克布特部落贵族间却为了争夺草场大打出手。阿拜于1845年生于托克布特部落贵族之家，父亲库南拜正是这个部落的头号人物——大苏丹。阿拜是近现代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以诗歌呼唤民族觉醒，批判民族痼疾，虽出身贵族，却始终与人民结为一体，是一位带有民族民主倾向的启蒙诗人和人民文学家。对贪婪的巴依（富人）和反动的部落政权，他奋起批判，不遗余力，即使自己身处险境，依然为人民歌唱。笔锋所指，一切虚伪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被誉为“哈萨克草原上永不坠落的启明星”，其作品为无数哈萨克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他本人也曾出任部落的卜勒斯，参与部落管理，他为民请命的所作所为，连同他弃政从文后的作品，他的思想，都为上层贵族所不容，甚至他的生命都曾遭受威胁。但他的作品在人民大众中广为传颂，人们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亲切的称为“阿拜的学校”。晚年的阿拜接连遭受丧子之痛，甚是不幸，但仍关心人民疾苦。1904年，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留给后人思想深邃的众多诗章、散文，也留给后人不尽的哀思。

鲁迅与阿拜同为各自民族文学的泰山北斗，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之路，面对着相似的社会背景，有着相似的战略意图，都对自由民主精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倡导。他们思想中最动人、最被称道的是都有着浓厚的启蒙意识，不论是对民族觉醒的泣血呼唤，还是对国民劣根开颅手术式地精准剖析，都成为两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将对二人启蒙思想所呈现出的相似性进行一个简单的浅述。

一、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启人民心智，期盼树立全新的民族精神和独立的个体意识

自审意识是鲁迅和阿拜之所以在各自民族同时代作家中鹤立鸡群的一个重要标志。鲁迅曾经写到：“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以文学家、思想家的敏锐，指出了近现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追求民族独立富强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改造千年积累的奴性，苟安、自大、自欺等国民劣根性，革命永无胜利之日，志士的鲜血只被作为或许可以治疗肺痨的药引而已。阿拜对此也有深刻的见解：“是谁迫使苏格拉底服毒自杀，把贞德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污秽的驼渣泼在先知默罕默德身上？应当说是民众。”［2］能拯救民众的只有民众自己，开启其心智，使其树立独立的个体意识，挖掘并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而建立强大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由独立的必由之路，若非如此，当拯救者被当作异己分子加以镇压时，被拯救者往往可能充当看客，甚或作为刽子手的帮凶补上那最致命的一刀。

对于苟安、自大、自欺等国民劣根性，阿拜和鲁迅都给予了强力的批判。“中国历史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而已”、“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3］鲁迅这些精彩语句是对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中华帝国古老国民苟安劣根性的经典概括。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分，很多人君夜郎自大，而我们那些所谓天朝上国的民众，也产生了妄自尊大的可怕顽疾，“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4］鲁迅对国人自欺劣根性的批判，《阿Q正传》可为代表，那个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阿Q，却常常对别人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5］被奈何不得的人痛打，无处发泄，竟然自欺到：“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6］国人的麻木，是促使鲁迅走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原因，著名的幻灯事件，对青年鲁迅的心灵震撼极大，鲁迅后来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要革除国人苟安、自大、自欺、麻木、健忘、凌弱、怕强、顺从、自满等顽疾，必须“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7］鲁迅在继承前辈识见，总结西方列强隆昌繁盛的法门之后，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8］的观点，不新一国之民，无以新一国。开启民智，促使其树立独立的个体意识，以重塑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乃是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根本所在。

阿拜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谓是哈萨克民族的巨擘，对民族危机有着清醒地认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入木三分。苟安，不思进取，“他们的言行，/会让你痛心，/会让你感到愤怒；/如果劝告他们：/要发愤图强，改正过去的错误；他们会听得打盹，/醒来依然如故。”这令阿拜痛心不已。［9］自大，夸夸其谈，不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他们批评粟特人，“碰到灌木丛都吓破胆，说起话来没个完”；他们嘲笑诺盖人，“什么也不会做，只配服兵役、做逃犯，倒腾一点小买卖”，但他们没有看到，“没有他们（粟特人）不会种的庄稼，没有他们的商贩不曾到过的地方”；自大的哈萨克们更不会看到，诺盖人“经得起磨难,又不怕牺牲。他们善于管理学校”,“懂得劳动致富的道理”。阿拜厉声斥责，当他们走向了成功，而我们还在贫困的边缘挣扎，甚至在他们的周济下过活的时候，“我们往日的炫耀、喜悦和讥笑又到哪里去了？”［10］这样的民族何以进步，阿拜曾多次悲怆叹息。而阿拜对哈萨克人的自欺劣根的批判，则与鲁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一旦发现某个贱人，或是某人做了他们不曾做过的贱事，便要幸灾乐祸。且不无得意的宣称：真主啊，保佑我们不要落到这般境地，他们还自以为是人呢，比起他们来，我们要高尚得多了，也很纯洁。”［11］可现实是：“啊,哈萨克,我可怜的民族,可爱的人民!/为什么你不注意整修自己的仪容!/你左颊上是血,右颊上有未拭净的油迹,/你甚至分不清什么是丑恶,什么是美丽。”。［12］为了更加有利于民众接受，借助于传统文化的扩音器——“创世之初，真主就把人与动物分开，赋予人类伟大的生命，赋予人类以思想”，［13］阿拜喊出了时代的强音——“生命当属那些胸怀大志，内心具有活力的人”,［14］“每一位富有主见的人最终都能获得成功”［15］阿拜希望开启民众在教权、政权、族权压迫下尘封已久的自信心、抱负心和向心力，并借此重塑奋发图强的哈萨克民族主体意识。

二、直面残酷现状，呼唤民族团结，倡导建立强大的整体凝聚力和民族自觉意识

不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哈萨克民族，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族，都处于亡国/族灭种的危险境地。鲁迅和阿拜，都以深沉的忧患意识，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民族的危急现状，呼吁似掬细沙般散漫的民众团结一心，为实现各自民族独立富强而努力奋斗。

鲁迅的主要活动时间是20世纪上半叶前中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虽然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已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东西方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反动军阀，中国人民的生活非但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反而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继之，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蚕食华北，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但国人并没有觉醒，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争权夺利肆无忌惮，而广大民众则仍旧各自经营着极其屈辱的生活，即使有那么一小撮人企图改变现状，但单打独斗的他们终究都归于了失败。“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不就是这些人么？”［16］所以鲁迅以为，唤醒沉睡的民众，以便团结一致，抵抗外辱，乃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之最大责任。“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7］文艺工作者现如今最大的责任是以文艺的形式，“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18］鲁迅曾明确地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19］鲁迅期望中国域内所有有良知的文艺者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唤醒沉睡中的民众，起而抗争，为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而奋斗。只要我们那些自古以来就不缺少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等所谓“中国的脊梁”［20］能够团结一致，带领民众不懈战斗，中华之明天一定是充满光明的。一个有着强大的整体凝聚力和民族自觉意识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阿拜主要活动时期的19世纪下半叶中后期，沙俄早已侵吞了整个哈萨克草原，哈萨克汗国这个曾经驰骋于中亚数百年的强大国家已于1822年灭亡。沙俄政治上的狮口鲸吞，分而治之，意欲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亚洲中部地区永远变成沙俄帝国的“新乌克兰”。而文化上的步步蚕食，斯拉夫化，则是企图将哈萨克这个拥有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训导成为沙皇手中又一个“顿河哥萨克”。再看看身处绝境而浑然不知的哈萨克人在干什么？“我们哈萨克人在识辨敌友，自尊自信，创造财富，寻求技艺，认识社会等诸多方面，观念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人民。我们只会相互监视，伺机劫掠，永无宁日，……”，［21］面对这个没有凝聚力，散沙一盘的民族，阿拜热切期盼并着力倡导族人改掉陋习，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个人未来，以团结友爱共创民族美好明天。“饱食而无所用心，/悠闲而不务正事,/会使人走上邪路”,［22］“只有辛勤的劳动，是生活的唯一出路”，［23］“不讲友爱，不讲团结，不讲信用，/你们的财富和马群会在争吵中丢尽。”［24］“没有团结和安定，/生活绝不会幸福”。［25］“无端的争吵，/无休止的掳掠，/会毁坏我们的部族”,［26］而“团结一致的部落，/像广袤草原中的水湖/微风轻轻吹过，/芳草像绿浪起伏；/山泉里流出的小溪，/涓涓地注入水湖，/牲畜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足”。［27］阿拜老人的泣血呼喊，是期望他所深爱的哈萨克民族能够消弭彼此间的小我利益之分歧，构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进而共建民族大我之共同利益。只有民众心目中的民族自觉意识被唤醒，一个基于共同愿景的强大民族共同体才会真正保护并实现各个个体的个人愿景。

三、倡导教育兴国/族，驳斥错误观念，呼吁高擎知识的大旗和科技的牌匾

鲁迅和阿拜都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倡导教育兴国/族,强调习学知识的重要性，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家国民族积贫积弱的现状。

鲁迅非常重视科技对兴国兴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28］。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全民科技知识的增长，只能寄希望于教育。另外，鲁迅早年曾信奉进化论，所以终其一生，他都非常重视并倡导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但现实是“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管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29］。鲁迅认为“中国的老年，中了旧思想的毒太深”，但这些人“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所以他呼吁先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0］鲁迅如此强调对青少年的教育，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国家要屹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非寄希望于他们不可。鲁迅重视教育，强调“立人”与习学知识并重，同时，他还笃信科技将成为家国民族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中国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在谈到教育的终极目标时，阿拜写到：“应当立志成为哈萨克的卫士，为建立自己的家园，要饱学他人之长，从而走入世界民族之林。”［31］在阿拜的心目中知识就是惟一的财富。“好，就算你终于发家致富了，你应该用你的富有去获得科学知识，不为自己，也该让孩子去学。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在后世和今世都没有他的位置。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所做的每日五拜、斋月把斋、圣地朝拜，都不会令真主愉悦。”［32］可是，面对劝他们习学文化知识的人，老百姓却没什么兴趣。“这些人自认为高人一等，是为了做人表率，教诲众人才去当选”［33］（官员）；“什么良心、真诚、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都比不上财富重”，“只要有财富，不妨连真主也可以收买”［34］（富人）；“他们一个个比绵羊还温顺，自己度日都很艰难……‘别来缠我们了，还是给那些更能听懂的人去讲吧’”［35］（穷人）；“至于窃贼、骗子、流氓、恶棍，他们更不会听你劝告。”［36］面对民众“与其靠别人的智慧致富，不如凭自己的本事受穷”［37］的错误观念，阿拜大声疾呼：“你若想让孩子成才，就应当让他接受教育，而决不要为此吝惜钱财”，“不然，孩子一旦成了社会渣滓，既不会让你享清福，他自己也不会幸福，更不要说为民众造福了。”［38］在高擎知识大旗的同时，阿拜还树立起了科技的牌匾，笃信科技能改变人的命运，“掌握了科学的人，/会得到他寻找的一切”,［39］也可改变民族的命运，“学会其他民族语言和科技，便可以与他们竞争，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尊严，不再有赖于他们。”［40］

鲁迅和阿拜在各自民族文学中的影响力正如两国领导人所评价的那样，谁也无法取代，可谓之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语）［41］“阿拜表现出的前无古人的献身精神和伟大情怀，在于他以抗争取代了处在殖民地歧视下的所有地方必然产生的现象——退缩，以学习取代憎恶，以和睦相处取代阿谀奉承，以求知、竞争取代求官逐利，从而丰富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宝库，为它注入了崭新的特征……（他）对本世纪初哈萨克知识分子追求社会进步的努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了哈萨克族20世纪的社会思想。”（努·纳扎尔巴耶夫语）［42］对于各自民族来说，正是由于他们富于向上意义的启蒙，带动了一大批后继者，当这个队伍发展壮大到足以撼动整个民族文化的惰性传统的时候，民族才有了真正争取未来的人才储备和文化基石。可以说，鲁迅和阿拜是哈萨克族和汉族民族启蒙的主将，他们也是世界的，因为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同时对其他民族也具有深刻的启蒙价值。

［1］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两地书250331致许广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0.

［2］［10］［11］［13］［14］［15］［21］［31］［32］［33］［34］［35］［36］［37］［38］［40］阿拜著,粟周熊,艾克拜尔·米吉提译.阿拜箴言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73,4,44,15,14,9,461,48,23,17,17, 18,18,16,49,47.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1.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随感录四十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2.

［5］［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阿Q正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5,517.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突然想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2.

［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9］［12］［22］［23］［24］［25］［26］［27］［39］阿拜著,哈拜译.阿拜诗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46,10,48, 47,11,47,48,54,22.

［16］［19］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楙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8,549-550.

［17］［18］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13, 612.

［20］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2.

［2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科学史教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

［29］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随感录二十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2.

［30］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