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

2012-04-02杨俊光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5期

杨俊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加强对世界史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关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的课题，目前学界尚未有系统的成果出现。本文试图在廓清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揭橥这一时期世界史教科书编纂的特点。

一、周谷城及其《世界通史》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7年，周谷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周谷城治学兴趣广泛，在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学术成果问世。“周谷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同时又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爱国学者。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他都有广泛涉猎，而且都有独到深刻见解。”[1]其主要代表作有1924年《生活系统》，30年代初撰成《中国社会史论》，1939年出版《中国通史》，1940年撰成《中国政治史》，1949年出版《世界通史》。“《世界通史》的出版, 确立了周谷城在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地位与领先水平。”[2]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世界史编纂的集大成之作。《世界通史》原为周氏新中国成立前在复旦大学的讲义，是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编撰出来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姜义华认为：“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无愧为中国历史学家贡献于20世纪世界史学界的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271姜玢认为，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为世界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作”[4]。桂遵义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1949年之前处于空白状态，而周著《世界通史》，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别具一格，有自己独到的见解。”[5]544-545于沛认为：“在世界通史研究方面，以周谷城教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影响最大。这部著作大抵反映了当时我国学者在世界通史研究方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周谷城三卷本《世界通史》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历史叙述、历史结论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史学思想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6]56-59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三册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照作者原来的设想，还将完成第四册，以“产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为主要内容，但因故未能如愿。已经出版的三册主题分别是：“远古文化之发展”、“亚欧势力之往还”和“世界范围之扩大”。作为大学教科书，周著《世界通史》有着鲜明的编纂特点：

第一，以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为理论支撑，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历史完形论”是一种整体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编纂理论，主要内容为：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客观性和完整性是历史的两个基本属性，其中完整性是编纂通史所应特别注意的，要维护“历史自身的完整”特别是“维护完形之通史”[7]。为此，周谷城特别强调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反对割裂世界的整体性。“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8]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理论，运用到《世界通史》的编纂上，实际上是一种整体史观，注重从整体上去考查世界史，在编纂上注重世界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9]35作者没有简单罗列各种国别史和专门史，而是注重描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把世界历史作为一副完整的画卷展现出来。“从整体出发进行世界史研究，绝不是国别史的拼凑，或国别史、地区史加上专史的组合。……世界史研究中的整体性应该体现在人类社会矛盾运动进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10]183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及其“历史完形论”，实际上打破了盛行已久的拼凑型世界史编纂观念，在世界史编纂上，树立了更为科学的“整体史观”。

第二，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了长久以来“欧洲中心论”的牢笼。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鼻祖，对亚洲历史地位存在歧视性的错误看法。其后兰克的《世界史》是典型的以“欧洲中心论”为指导的世界史著作，全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叙述欧洲历史。在周谷城《世界通史》之前的中国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西洋史”著作，一般都是从埃及开始叙述人类文明，亚非地区一般只是作为希腊罗马的陪衬而已。也有一些世界史著作，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周谷城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且有其“历史完形论”作为理论的支撑，故显得更加有说服力。“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15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15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8]有学者就认为，“周谷城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是坚决反对把欧洲当做世界的中心——‘欧洲中心论’”[2]。

第三，周谷城《世界通史》注重在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的叙述，以及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重视中西历史的比较。如：在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四章“远古文化区”，有“中国文化区”一节；在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五章“亚洲文化之演进”，设有“由周末到秦汉帝国”一节；在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三章“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和第四章“东方重商主义之失败”比较了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下，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五章“重商主义下世界之变化”，包括“亚洲诸国之不宁”、“美洲殖民之激进”和“非洲土人之奴化”三部分，从整体上叙述了“重商主义”给东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不同影响。在这里，周谷城明显运用了比较的史学方法。在这部书中，周谷城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以至于在“文革”时期，有人借此批判周谷城是“汉族中心论”者，这种指责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在史料采撰上，做到了博洽。从作者在每章篇尾，所附的引用资料可以看出，作者参阅的资料繁富。根据于沛先生统计，“撰写此书时，周谷城参阅的外文资料达100多种”[6]57。这些参考资料中，不乏国际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名著，如斯密兹的25卷本《史家世界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12卷本《历史研究》，海斯等人著的《世界通史》，以及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作者还大量引用了原始文献、断代史和专门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资料利用情况看，作者充分吸收了世界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方面已有成果，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11]181

第五，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力图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阐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同时竭力避免陷入公式化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以指明。”[8]4

总之，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是一部优秀的世界史著作，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的标志性著作，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书对“整体史观”的提倡、对“欧洲中心论”的驳斥，都把世界史编纂和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周著《世界通史》无愧于中国史学界世界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11]220。遗憾的是，周著《世界通史》仅写了前三篇，计划中的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未及写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不尽完整的世界通史。但是瑕不掩瑜，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求新精神、开创之功都是值得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二、其他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概况

李季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北联大、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任教。其著作《西洋近世史》系作者在四川大学的讲义，于1942年四川大学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五章：导言，从维也纳会议到法国二月革命，德意两国的勃兴及美国的进步，列强的争霸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新世界。正文前有序言，末尾附有近代世界大事年表，叙述的范围起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止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近130年的历史。著者把这130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1815—1848年，自由主义勃发时期；1848—1871年，民族主义高涨时期；1871—1919年，帝国主义冲突时期；1919—1942年，社会主义发达及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作者在“导言”中强调“西洋近世史”的重要性：“这一段历史含有不平凡的重要性，这是谁都知道的，它的政治变化是如许迅速，它的国际关系是如许复杂，它给我们实际生活的影响是如许深而且多，它可以告诉我们世界列强的背景，它可以指示我们以过去及现在的国际情形，它可以使我们了解世界以往的过程及今后将如何推进的趋势。”[12]1在这里，作者从国际关系、现实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了“西洋近世史”的意义。

1947年，张锦光编著的《世界史纲要》，系作者在天津私立工商大学附中的课堂讲义。全书本论分为四个部分：“上古史”自太古至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中古史”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地理大发现(1498年)，“近古史”自地理大发现至法国大革命(1789年)，“近世史”自法国大革命至“今日”(1946年)。《绪论》中关于“史”做了定义，广义上指“研究一切事物的进化”，狭义上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世界史的定义是：“第一，研究世界各民族过去的事情；第二，明了世界当代的情形；第三，推测世界各民族将来的趋势；第四，找出世界各民族相互的关系。”全书的内容全是纲要式的标题，没有展开叙述的部分，与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十分类似。

1948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发行了平心编著的《各国革命史讲话》，该书可以说是对抗战时期种种“世界革命史”著作的总结，作者著述宗旨是为了中国民族革命，提供经验、教训和借鉴。在理论指导上，全书试图运用唯物史观阐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者之间的不同以及各自的特点。在体例安排上，该书首先介绍了欧洲主要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发生的农民战争，并分析了它的历史意义，然后分述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全书末尾附有《产业革命史》，讲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指出“产业革命是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动和两大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13]214。

程浩编著的《近代世界史简编》，1948年由上海远方书店出版(本书在1949年再版时改名为《近代世界革命史》)。全书共有六章，内分英国革命、法国革命、19世纪上半期欧洲的劳动运动、1848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民族运动，每章前有本章的“研究提要”，每章末尾附有“简短的结论”，在“研究提要”中，对本章有关的历史事件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定性，大量引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话，在“简短的结论”部分，作者对本章有关的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有很多结论都颇有见地。

1948年，由焦敏之编著的《古代世界史纲》，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依据原苏联学者米修林(A.V.mivhulin)的《古代世界史》(TheHistoryofAncientWorld)编译而来。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古代东方”，第二编“古代希腊”，第三编“古代罗马”，书尾附有古代世界大事年表。该书编纂的初衷是用来做大学教材，为此，作者阐述的具有一定深度，也注意到了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叙述，如：第一，作者认为奴隶社会是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各国的：“古代社会，即奴隶所有者社会，是存在与古代世界东西方各国的。”[14]1第二，作者提出了几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原始公社是怎样转变到奴隶社会的？”“强调生产工具，从而以生产工具去区分社会历史结构或划分历史阶段，是不正确的。社会形态的区别，应注意整个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封土封爵是否为封建制独有的特征？”[14]2第三，作者还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作者站在世界古代史的角度，关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分期问题，他说：“关于古代东方，如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及西方的希腊、罗马，中外学者已有定论，这里不谈。唯独古代中国，虽然迄今发掘亦不算少，古典的文献汗牛充栋，可是至今在基本问题上，甚至在时代方面，没有一致的意见、定论。”[14]4焦敏之还以此大胆推测“秦汉可能是完成的奴隶社会”[14]4。

1949年，林岱举的《西洋近代史纲》由上海杂志公司刊行。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近代史著作，全书分为4编共31章，4编依次为：“法兰西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和美洲”、“法兰西大革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形成”、“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运动”、“帝国主义互相撞击的扩张政策”和“现代史——人类的新世纪”，正文前有“导论”，末尾附有“大事记(1789—1947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关于“西洋近代史”的断限。以往大多数“西洋近代史”著作，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更早的新航路开辟等事件，作为“西洋近代史”的上限，本书则以法国大革命为其上限，作者之所以如此划分，是有其自身考虑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活动，早在15世纪封建制度的躯壳之内已经出现，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则开始于1789年法兰西的大革命。……法兰西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进军，它不但对于欧洲而且对于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展开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把人类历史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15]2第二，作者将“现代史”纳入“近代史”的范围之内，这在逻辑上似存在矛盾，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苛责前人。但作者在这里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显然具有深意。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西洋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的世纪，现代史则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对于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和了解，不只是属于历史的革命的课题，而且也是哲学和人生的重要课题。”[15]7第三，作者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面临的任务和要解决的矛盾。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此时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中央集权政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此时任务是“加强组织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加紧开发国内市场，……建立近代的国家或国内市场”[15]1。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期或独占资本主义时期，“殖民地成为外交政策和军事的重心”[15]1。本书充满理论分析色彩，是同类著作中少有的。

综上，20世纪40年代，由于时局的影响，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前一时期相比，数量大为下降，但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著作，这些优秀著作总结、吸收了此前的世界史编纂的经验得失，尤其是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代表了20世纪前半期世界史教科书编纂的最高水平，为新中国建立后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作了重要的铺垫。

三、20世纪40年代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特点

第一，对当代史编纂的高度关注。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当代史的编纂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人对于世界未来局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前途，都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带着这种关注，学界对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一些总结和探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试图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以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讨，以期探索中国在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1946年，石啸冲编著的《历史转变的年代——1945—1946》，对二战后期以及战后初期的世界局势做了分析，并对战后中国的国内局势表示担忧。1948年，昔非、李纯青等人编著的《论世界危机》出版，此书对二战后的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做了深刻剖析。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发行[16]，都反映了学界、学人对世界当代史撰写的热忱与投入。他们对刚刚逝去的历史，加以记载成书，并对未来提出展望。

第二，世界史编纂的总结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编纂呈现出总结、转折的迹象。这种总结与转折，集中体现在以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等著述为代表的一系列世界史编纂成果上。《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的较为完备的真正的世界通史著作。首先，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对“西欧中心论”的彻底批判与摒弃，是对之前学界反对“西欧中心论”种种努力的继承与扬弃。在20世纪前40年，已有不少学者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与批评[17]，但是都不是十分彻底，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形成自身的世界史编纂理论，只破不立，难以撼动“西欧中心论”这块磐石。周谷城以“历史完形论”为理论依据，对“西欧中心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明确树立了“整体史观”的世界史编纂指导思想。其次，平心编著的《各国革命史讲话》，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革命史”著述的一个总结，将世界革命史的编纂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林举岱的《近代西洋纲》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将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分界，这是对以往历史分期方法的一个总结与突破。

四、结语

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史教科书编纂，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史学不断进步的标志之一。20世纪40年代世界史编纂出现了总结的迹象，在总结前半个世纪世界史编纂的成就得失的基础上不断升华，出现了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世界通史著作，尤其是周谷城《世界通史》的出版，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世界史教科书编纂的转折——世界史的学科化时代即将来临，世界史教科书编纂将走向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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