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荣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作为1990年代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新写实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即走向了衰落，但由“新写实”发端的，对日常叙事的重启与推动却深深地影响了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

一“新生代”的创作就是对“新写实”的一种承续与发展。如果说“新写实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外在视角来反映生活的琐碎与人生的庸常，并“仍有意识地构造典型的细节和连贯完整的情节来塑造人物”[1]，那么，“新生代”作家则更多地将亲历的个体经验融入了文本，以平视的姿态叙述他所熟悉的世态人生，而且他们进一步放弃了“对生活的概括、对意义的挖掘，放弃典型化手法，而专注于无序、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展示，导致小说情节的逻辑关联减弱、甚至断裂，相应的细节则凸现出来成为支撑小说的骨架”[1]。“新生代”作家对“现在”状态的极力凸显，以及对当下体验与感受的即时性表达，使文本以一种更加松散的碎片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张均在评论《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时候说：“有的只是平淡、无聊、随波逐流、鸡毛蒜皮……写作上像记流水账一样，事无巨细，琐琐碎碎，都记下来……整个小说叙述信马由缰，好像作者事先没有一点预设的东西，起了一个标题，然后就写，写到哪儿算哪儿，遛大街一样。”[2]小说一如生活本身的零散和无序，它不再讲究叙述的跌宕有致，也没有所谓的高潮和结局，它所呈现出来的只是毛茸茸的“纯态事实”。

更为重要的是，和“新写实小说”偏重于表现生活由物质匮乏导致的烦恼与缺憾相比，“新生代”作家则极力突出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欲望的追逐与沉迷。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3]如果说，这种对“黄金”的贪欲在90年代初尚处于欲说还休的阶段(印家厚面对生活的窘境只能将希望埋藏在“梦”中，而小林帮忙卖烤鸭的时候还生怕碰到熟人，他们有改变穷困生活的想法，但还缺乏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的力量和勇气)，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这一潜隐欲望的表达则逐渐公开化、合法化。对此，“新生代”作家的文本中有着生动而具体的表现。《非常夏天》中的晓禾说：“怪不得人人爱钱，不仅能买来优雅和舒服，关键是能买到自信和尊严。”曲刚(《生活无罪》)也认为：“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在社会上混的都是为钱，钱字上没有朋友。”《不谈艺术》中的人物则说道：“这是什么时代？还开口谈艺术？……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发狠赚钱，是动脑筋摆脱贫困。”在一个实利时代，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杠杆和尺度，人们受“数量伦理”的控制，向着无尽的贪婪处进军。《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太阳很好》中的龙小奔、《弟弟你好》中的弟弟，无一不体现了金钱法则对人生的支配。张欣在《掘金时代》中感叹道，这是一个“一切都不再神圣的时代”，“金钱意识充斥着所有的空间”。的确，金钱凭着它无与伦比的魔力不仅改变了现存的物质世界，也深深地渗透了人的灵魂，改变了人心。就连人类情感中最高尚、圣洁的爱情之花，如今在金钱的映照下也变得一片苍白和委顿。邱华栋在《环境戏剧人》中说：“在这座城市没有钱你别谈爱情。爱情同样是在被购买、被标价、被转让、被出租、被展览、被包装。”张欣在《不系之舟》中也写道：“活着已属不易，哪里来的超凡脱俗的爱情？不过是漫漫人海中寻一个依傍。”严酷的现实毁损了人心，也彻底地解构了爱情，它的存在如今遥远得就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神话。对金钱合理的欲求，值得认可，因为它是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存的质量。但是，如果生命中最隐秘、最崇高、最神圣的情感都可以贴上标签待价而沽，这便成为一个异化的世界。

人性的退隐必然使兽性的一面极端地膨胀出来。因此，在“新生代”作家这里，我惊奇地发现，人几乎都退化成了原欲的动物。他们可以不顾廉耻地与朋友之妻通奸，也可以陪着自己的父亲一同嫖妓，人性中最基本的道德、伦常统统被漠视和颠覆。“性语码”成为了“新生代”作家笔下最核心的词汇，他们精心地描写“性”、表达“性”也享受“性”。正如林丹所言：“在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性作为叙事语码，似乎成为‘个人化’故事叙述的最后的停泊地和竞技场，欲望化叙事法则正以空前的无羁与活跃，生存着关于人的存在的表象描摹和经验传达。”[4]刘丽(《就这么回事》)从来不在乎有没有爱情，只要能得到性享受，只要有肉体的高潮，她可以无视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为了肉体的享乐，她甚至可以“倒嫖”陈大力。李冯《招魂术》中的“我”与女友的关系是：“我既不图她的钱，又不想要她的感情，我只想同她发生一两次性关系。”朱文在《吃了一个苍蝇》中写道：“我不想结婚，只想有时和女人睡觉。……我早就是一堆垃圾了……愿意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大多也是垃圾。”邱华栋在《哭泣游戏》中说：“这个时代，性游戏却使爱凋零，当性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交换的时候，爱的火焰早就被一泡尿淋湿了。”欲望的图景已渐次清晰，爱情的面影也日趋模糊。或许在这个“一场充实的性交显然比一次虚无的爱情更有吸引力”(李冯《多米诺女孩》)的时代，所谓的爱早已幻化成了一个虚假的符号。

日常生活到了“新生代”作家这里基本上演变成了一场欲望的盛宴，物欲和性欲充斥在所有的字里行间。作为欲望开禁时代的产物，“新生代”的这种叙写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弟弟们(《弟弟你好》)在金钱的激励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给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是历史有力的推动者。同样，朱文、韩东等人惊世骇俗的性话语也以其迅猛的力量冲击、颠覆了既有的观念和秩序，彰显着强烈的革命意义。但是，任何欲望的表达都应是有限度的。程文超先生说过：

欲望的叙述要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逃避欲望、排斥欲望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创造的。当然，紧贴欲望、放纵欲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欲望叙述。[5]

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日常生活被简化成了一种欲望，膨胀的欲望遮蔽了人性也淹没了现实，叙事的悲剧于是就诞生了。他们崇拜金钱，几至于贪婪；他们放纵性欲，则近乎无耻；他们在欢呼金钱至上的同时，却忽略了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他们在享受肉欲的片刻，却忘记了生命的尊严和道义。“新生代”作家大多将笔触仅仅停留在欲望宣泄的本能层面，而未能有效地建构起一种合理的叙事伦理，所以，他们的叙述也最终不可能达到“给人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的目的，这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二从“新写实”到“新生代”，作家们的眼光几乎都集中在当下。无论是对小市民、小职员生存窘态的逼真描摹，还是对甚嚣尘上的世俗欲望的尽情展示，作家的笔都一直在努力地追踪“现在”。这种照相机式的实录书写的确迅捷地反映了当下民众的生存状态，也成功地为未来的历史保存了一段真实的“社会肉身”。但同时，由于审美距离的消失，作为艺术的小说就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的芜杂和粗粝，它应有的诗意、美感和韵味都在这种过于迫近的现实中烟消云散。一些聪明的作家显然察觉到了这种书写的误区，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将艺术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深处，试图将经过了时间沉淀的日常生活的神韵与优雅以一种诗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王安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她相继写下了《好婆与李同志》、《叔叔的故事》、《流水三十章》、《“文革”轶事》、《长恨歌》等一系列以历史为背景的反映日常人生的世情小说。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把国家政治生活作为小说的一道布景，有意回避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而着力于展示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力图透过这些平凡的社会生活表象去探究深层的历史本质。《“文革”轶事》讲述的就是“文革”期间上海里弄中一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青工”赵志国娶了资本家的女儿张思叶，可后来却又被妹妹张思蕊缠上，并且他对嫂子胡迪菁也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张思叶对赵志国爱得忘我而投入，百般逢迎，曲意奉承，可赵志国却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张思叶的下乡给他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兴奋和喜悦。张思蕊聪明、机敏，同时也深深地爱着赵志国，但她的爱只是狂热而盲目的单恋，在察觉了赵志国与嫂子的暧昧情感之后，她自编自演了一幕无人送别的悲剧。嫂嫂胡迪菁与赵志国阅历相同，心灵相近，但她却又深谙游戏规则，颇具心计。当赵志国侵犯到她的利益时，便以一封莫须有的情书轻易地击垮了对方，使其狼狈而逃。

在轰轰烈烈的“文革”面前，王安忆却让她的主人公兀自沉溺在一场复杂而暧昧的感情游戏中。她将那个时代惯见的“血腥、暴力、荒谬、非理性、悲愤和惨烈的浓重色块”，“稀释成了忧伤而琐细的日常景致”[6]，将“高音喇叭、大字报、斑斑血迹融进了亭子间每日的小菜泡饭，也融进了江淮流域农家日常的洗衣烧锅”[6]。“文革”尽管改变了众多人的生活轨迹，但却改变不了张思叶、胡迪菁她们从容优雅的生活态度。

亭子间里油烟腾腾，油锅毕毕剥剥地爆，这有一股温暖和单纯的日常气氛，叫人心中安定踏实。它使人想要一点一滴细水长流地生活。它是那种最不可少的基本生活细节，这细节充实了我们寂寥的身心，是使我们在无论多么消沉的时日里都可安然度过的保证。它像最平凡的水那样，载起我们人生的渡船。[7]

在王安忆看来，正是这些平凡的日常构筑了最坚韧的人生，使我们能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得以幸存，得以延续。

王安忆曾经多次表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她说：“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8]而且“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9]由于一直坚信着“历史是日常的”，“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0]，王安忆才在小说中有意地撇开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把笔墨对准了那些弄堂深处的小儿女们，描写他们埋头生计的艰辛和精明，享受生活的安然与惬意。《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波折，却从来没有对生活绝望过。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透露出女人特有的那种优雅和精致。从小时候提过的花书包，选美时穿过的粉红色的旗袍、苹果绿的洋装、白色的婚礼服，到50年代精心制作的翠绿色的短夹袄、浅灰色的薄呢西裤，以及那些日常装扮用的胭脂、口红与香粉，都无一不显示出主人公对生命之美的崇尚与热爱。在时代的疾风骤雨面前，王琦瑶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达观。她用心地经营着自己的美丽，也经营着生活所必需的一日三餐，有滋有味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一周两次的下午茶，糕饼点心、汤圆糖水、乌梅汤莲子粥，寂寥的日子被这热闹的下午茶点燃。天冷了，屋子里安上了炉子，王琦瑶们在炉子上烤鱼干、烤山芋、烤年糕、涮羊肉、下面条、包蛋饺，吃着聊着，午饭茶点晚饭连成一片。”[11]在1957年的冬天，王琦瑶仍然把日子过得充实而滋润。

我很欣赏王安忆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从容与淡定。不管外面的世界闹得如何的天翻地覆，她总能用娓娓的叙述笔调，把小人物们那种宠辱不惊、不紧不慢的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也许，这得益于她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的视角，由于跳出了历史，她因此比别人多了一份理性和睿智，也多了一份节制与沉静。她清楚地知道，当风云激荡的历史飘散之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其实正是那些世俗人生的琐碎与平庸，是那些温暖而有生气的“家常”生活。所以，她的小说中总是极力凸显那些踏实过日子的人与事，因为他们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底色，更是历史得以变迁的根基。王安忆采取的这种远距离式的写作，不仅有效地平缓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同样为小说增添了一种回望的感伤与诗意。在除去历史的火气之后，生活中的那些点点滴滴也忽然间变得生动而美好。从居家、吃饭、穿衣，到品茶、打牌、聊天，这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都在作者的笔下流淌着一种无限温婉的情调和韵味。不可否认，王安忆的写作的确是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一次丰富和发展，她从浮华的社会表象下窥见了日常的永恒，从琐屑的现实中打捞出了生活的诗意，从历史的暴虐中看到了民众的坚韧，她用自己的写作证明了日常生活在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由“新写实”开启的日常叙事，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除了上述提到的作家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大一部分例子，诸如：铁凝的《笨花》、毕飞宇的《玉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方方的《风景》、叶兆言的《艳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林白的《妇女闲聊》、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阎连科的《受活》……即使被单独命名的一些文学现象，如“私人化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叙事”等等也基本可以纳入到日常叙事的序列中。摒弃宏大叙事，潜入民间日常，几乎成为90年代之后作家们的一致共识。这种写作的积极意义正如我们在前面多次谈到的那样：它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它发掘出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与诗意，它通过小写的生活让我们窥见到了大写的人生。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呈泛滥之态的日常叙事也显露出了诸多弊端。一些作家沉陷在世俗的琐屑中无力自拔，一些作家在欲望的诱惑下头晕目眩。他们普遍失去了对重大事件发言的能力，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理性。在现时态的中国，由于实用主义仍然甚嚣尘上，所以这种世俗化的日常叙事可能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期待：我们的文学能在世俗的沼泽中有所升腾，能在平庸的现实中望见理想，能在“小叙事”中显现出“大气”。

[参考文献]

[1] 余玲.喧嚣的另一种解读——再论新生代日常叙事[J].当代文坛，2006(2).

[2] 张均.小说的立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0.

[4] 林丹.生命的追怀[M]//张旻.犯戒.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5] 程文超.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6] 郭冰茹.日常的风景——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07(3).

[7]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8] 刘颋.常态的王安忆 非常态的写作——访王安忆[N].文艺报，2002-01-15.

[9] 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N].中国青年报，2000-10-10.

[10] 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N].文学报，2000-11-11.

[11] 郭冰茹.日常的风景——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