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随笔与书评

从顾彬的一句诗谈起①

王家新

我首先想起了在座的顾彬先生在青岛写下的一首诗中的两句，这两句是：“在八大关之间/一条路太少，/在两个爱之间/一个爱太多”。前一句似乎人人都可以写出，但后一句就不同寻常了。几个月前我读到它时甚至有点激动，这正是我想写而未能写出的诗，怎么就被你顾彬写出来了呢？

无论是谁写的，这都是一种唤醒。这使我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自身的命运。

这也是一个发现，在“两个爱”之间的发现。那么，顾彬的这“两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不便从私生活的角度猜测。我想，作为一个汉学家，同时作为一个诗人，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很可能，他就处在这“两个爱”之间。

也许正是处在这“两个爱”之间，他发现“一个爱太多”，他已承受不起，或者说他发现他只有一个爱，而这一个爱，足以葬送一个诗人的一生。

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别问诗人，问我们自己吧。

那或许是一种对文学本身的爱，或许是一种更不可言说的爱。总之，那是一种绝对的爱，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

我想，这就是一个诗人“公开的秘密”。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可以写出的诗。年轻时也许只有一个爱，单纯的爱，但上了年纪后就出现了多个爱。这与其说是见异思迁，不如说是生活本身的力量，而且我们还得感谢这矛盾的人生，因为没有这“两个爱”或“两个以上的爱”，我们就很难发现那唯一的爱。

顾彬的这两句诗就这样耐人琢磨，就像他本人一样。我甚至由此想到，我们现在既爱杜甫，也爱卡夫卡，难道不是处在“两个爱之间”？这样一想，这两句诗，几乎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困境的写照了。

我想起上个月在莱比锡的经历。因为我的德文诗集出版，他们请我去德国几个城市朗诵。在莱比锡期间，我最想看的就是圣托马斯教堂。那可不是一般的教堂，那曾是巴赫长年担任管风琴师和乐队指挥的地方。我去晚了几分钟，教堂的大门已经关上。在三月的冷风中，我只好贴着门缝听。那从门缝里隐隐传来的管风琴声，好像天国里的音乐。听着听着，我禁不住要流泪了。

我想起作家库切，他称巴赫为他的“灵魂之父”，他曾回忆他十五岁时在花园里第一次听到巴赫的钢琴平均律时的感受，说正是那一刻决定了他的一生。

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因为巴赫的音乐流泪吗？我是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呢，还是忠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依然是上次在莱比锡受到的触动。在书展上，我着重看了东欧国家的展区，东欧文学对我一直有特殊的吸引力，东欧国家对他们的诗人的推崇也令我感叹，比如今年是米沃什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波兰伟大诗人，波兰把今年定为“米沃什年”，除了集中展出米沃什的著作外，还将在欧洲的六个城市分别举办六场大型朗诵会！

波兰，波兰，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也许最让她骄傲的就是这些诗人了。

而她的诗人们，也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忠诚和爱。尽管一生漂泊不定，米沃什一直把波兰视为其根基所在，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白：“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

但是，诗人的这种忠诚却不是愚忠。他对他的祖国他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也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比如在德国占领时期，波兰人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大清洗的某种默许。即使对他所忠实的波兰语，他也一再指出过它的保守、贫乏和局限性。

因此，二○○四年八月十四日，这位被布罗茨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在波兰的文化圣城克拉科夫去世后 （米沃什一九八九年以后从美国回到波兰定居），纵然有七千多人参加葬礼，还是有一个团体要设法阻止诗人的遗体葬入克拉科夫先贤祠。只不过他们没有成功。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也许不说明什么。这只是让我的眼皮有些苦涩。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向那些满怀着爱而又富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致敬！

这也让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十多年前在关于秘鲁作家略萨的文章《暴力的风景》中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真有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学吗？”

有，现在看来有。第三世界的作家们外表上不会打上特殊的烙印，但在他们的内里，是不是一直被这类“忠诚”的问题所困扰？他们有时候是不是需要冒胆才能发出他们的声音？在略萨那里，我们就听到了这种声音：

“我憎恶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狭隘的、短视的、排他的意识形态——或曰宗教，它缩小了心智视野，孕育着种族偏见，将偶然的出生地环境转化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道德乃至本体论的特权。”

这种与自己同胞争辩时发出的声音，我在作家哈金那里也听到了。哈金就有这样一句诗：“忠诚是条双向街”。

哈金之所以写出这句诗，背后是他的全部生活。我们知道，哈金并非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他在赴美之前已用母语写诗了。他只是在后来才转向英语写作。

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一种“脱胎换骨”？或者对一些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他已不再属于“中国文学”？他已不再和我们“有关”？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在这里。

在近年的一个讲稿集《在他乡写作》中，哈金专门探讨了他所说的“非母语写作”。他称之为“语言的背叛”，称它为一个作家“敢于采取的最后一步”，因为这在他的同胞看来是一种“不忠”。此外，这种“语言的背叛”之所以令人却步，还在于其他一些原因，哈金就这样引用了纳博科夫的话：“从俄罗斯散文彻底转到英语散文是件极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之后重新学会握东西”。

哈金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其间的艰辛我们已可以想象了。这不单是语言上的磨难，我想这还必然伴随着一种内在的撕裂。无论如何，转向英语写作，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几乎意味着要去成为“另一个人”，这与那种完全脱离语言文化母体，脱离如哈金自己所说的那种蜂窝或蚁群般“伟大的繁荣”重新获得自身存在的不无绝望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问题更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哈金式的文学越界和“语言背叛”？在这位携带着超额痛苦的移居作家那里，在那条他所说的忠诚的双向街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充满矛盾的双向运动：一方面，他完全投身于英语写作，甚至立志要 “成为该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也是最吸引我的，他内心中那种难以化解的情结，又使他一再回过头来朝向他的过去。在他的几部英文诗集中，他对他的“中国经验”所作出的发掘，读了每每使我不能平静。他所道出的真实，甚至会使我们这些局内人哑口。这些作品是用英语写出的吗？是，但在其内里，我每每感到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要迸发出的声音！

难以平息的是一种内在的争辩。在哈金笔下带有作家自己精神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武男所作的一首诗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你被自己的愚蠢误导，/一心去步康拉德/和纳博科夫的后尘。你忘了/他们是欧洲白人。/记住你的黄皮肤/和那点才分……你背叛了我们的人民，/用拼音文字涂涂写写，/你蔑视我们古老的文字……误把消遣当成所爱”；而另一个响起的声音，孤单而又坚定：“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松些吧，/别没完没了地谈论种族与忠诚。/忠诚是条双向街，/为什么不谈谈国家怎样背叛个人？/为什么不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

说实话，这样的诗读了使我难以平静。这样的争辩真如刀锋一样，深入到了一种“内在的绞痛”。

请原谅我就一位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谈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们虽然不会也不可能做出像哈金那样的选择，但在很多意义上，这仍是一个内在于我们的故事。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或是否意识到，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潜在着这样一个 “移居作家”。我们的全部语言文化遭遇和内在矛盾把我们推向了这里，推向了我们的“两个爱”之间，推向了那条众声喧哗的双向街上。

米沃什的那首《我忠实的母语》依然十分感人，一二十年前，它曾伴随我在异乡的艰难岁月，支撑着我对母语的信念，“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但在今天我发现，我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侍奉，以一种更个人，也更具有超越性的方式来侍奉。

这就是我在我的“两个爱”之间听到的声音。

① 在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家新，当代中国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