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哲学与文化

哲学语汇在中国文化中的古今之变与当代更新

张 法

一、现代汉语的功用：思想一统和时代创新

中国现代哲学，在共和国前期，以当时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哲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规训了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写作方式，一统天下，这一当时主流哲学语汇也成为了中国哲学的普遍语汇。一切哲学的内容和叙述都要被翻译成这一套哲学基本语汇，并以这一语汇为标准为工具进行意义指认，从而这一哲学语汇成为了用汉语来表达的一切哲学的基本语汇。由于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是对世界进行总体描述的基础，因而当这一哲学基本语汇定型之后，也成为中国整个人文学科进行学术言说的语汇基础。从而，理解和掌握这一套语汇，成为理解和掌握中国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自己溯源到西方哲学、希腊哲学，而它也确实是从希腊哲学发展起来的西方哲学中的顶峰之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同时从西方哲学的历史中进行理解，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长期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到共和国前期的一个顶峰；另一方面，特别是从哲学语汇上看，它又包含、集中、凝结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它的基本语汇，其主体，并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清末以来近百年的哲学演进中，早已为之铸造好了的，它只是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精神予以重新组织，调整结构，赋予新意，形成共和国前期的新精神。哲学语汇，不但在哲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有比哲学体系更长的时间，而且在哲学体系的转变和消亡中，有比哲学体系更长的生命力。中国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语汇，一旦定型之后，哲学的讲述，人文学科的讲述，关于世界整体的讲述，都离不开这一套基本语汇，因此，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语汇，就具有了多方面的重要的意义。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在构筑新型哲学体系时，基本条件是需要一套新的语汇。它不能凭空产生，而要以已成的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为基础、以当下的全球化视域为境界而新铸出来。所谓的全球化视域，首先，是多元文化的；其次，是面向过去和未来的，既尊重过去的成就，又面向未来的开放；第三，是立足于现在的，是对现在重大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为适应全球时代哲学的出现而准备基本哲学语汇。

要建立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基本语汇，基本现实是：第一，中国现代的哲学语汇，是以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苏联革命思想为基础，在中国现代化的革命时代定型的，这一定型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作用重要，贡献巨大，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的中国和世界哲学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显得不够用了，需要与时俱进的转变，需要用包括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在内的世界性的思想对中国革命阶段形成的哲学基本概念进行补足并使之提升，“有容乃大”。第二，中国现代哲学定型语汇，由于来自于西方近代思想和苏联革命思想，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机器性，是物质性、僵硬的，充满了革命时代的战斗性，是革命的、否定的。当中国由革命时代进入改革时代、当世界从两极对立走向多元共生，当人类从以工业为主的机器时代进入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为主的电器时代，如何把旧时代的哲学语汇转变为新时代的哲学语汇，如何在旧的哲学语汇基础上，“点石成金”，羽化出新的哲学语汇，成为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的一项重要课题。

哲学语汇是围绕着哲学体系需要、用现存的语汇体系锻造出来的。因此，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基本语汇的建立，有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哲学体系的转型，二是哲学语汇的转型。两者既有紧密关联的一面，又有不甚相关的一面。而且，哲学语汇一旦形成，不但成为哲学的基本语汇，而且也成为人文学科的基本语汇，乃至成为整个学术话语的基本语汇和整个语言的基本语汇，比如，中国现代哲学在革命时代定型的哲学基本语汇中，如事物、变化，规律……已经成为人文学科、学术话语、整个语言的基本语汇。因此，哲学体系的改变，不但对于哲学本身，而且对于文化本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国哲学语汇的演进来看，中国哲学语汇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是伴随着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现代汉语从语言来源上说，来自（1）凝结在白话文本中的宋代以来的白话演进，（2）清末民初以来的大众口语，（3）西方语言参照。在这三种合力中，第一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需要，第二、三种则是在西方影响下的变异。中国自宋代都市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以来，因说唱文艺市场需要和口语交流的现实需要，产生了白话，不以文字而以语音为交流媒介，由此产生了两个特征，一是单音词变成双音字，二是口语型的句式的断句方式。双音词比单音词更能明白对方说的什么，口语句式比文言句式更易于让人理解。然而，白话的双音词并没有改变汉语的基本性质，汉语的偏义复词法则，让白话仍保有着汉语的灵动特性。白话句式仍保持着汉语的线型特征。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进入，白话会按照中国的历史之道自身的方向演进。但现实是，西方文化在清末强势撞进，把一种新精神打入中国的白话演进之中，清末的语言在向大众口语靠拢的过程中，大众口语，特别是留学生中和口岸城市中的报刊，已经具备了世界现代性的新质，《马氏文通》显现了中国语言在理论上的西化走向。在五四的语言革命中被正规化和体制化了的现代汉语，在本质上以西方语言为参照框架，以西方的机器精神和近代科学为自己的灵魂。这时双音词由古代白话的灵动，变成现代汉语的机械硬性，并用话语句式和标准句读，把中国白话中内蕴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线的灵活”和“虚实相生”，改变成机器似和工具似的明白确定。总之，现代汉语的语言三来源都凝聚在这一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其基本精神就是在通过把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变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时，把古代中国思想的活跃而灵动的动态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而明晰的静态特征。正是现代汉语把中国古代型的气的宇宙改变为西方近代型的机器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维特点的中国现代思维。这一改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当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世界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如何超越世界现代化机器时代的思维，如何适合世界全球化电子时代的需要，具体到中国哲学，就是如何从中国现代化革命阶段定型的基本语汇走出来，总结中国现代化改革时代的哲学经验，把自己放到与世界全球化电子时代进行良性互动中去，形成新的中国哲学语汇，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前进的一个重大课题。

共和国前期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整套语汇体系，集中地体现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九六一）之中。可分为五个部分：一、哲学史部分，有：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认识论、实践论、可知论、不可知论、先验论、反映论……二、唯物论部分，有：世界、宇宙、物质、运动、时间、空间、规律、统一、无限、发展……三、辩证法的规律，有：事物、对立统一、矛盾、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矛盾次要方面、对抗、非对抗、同一性、斗争性、质、量、度、量变、质变、飞跃、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发展……四、辩证法的范畴，有：内容、形式、本质、现象、原因、结果、必然、偶然、现实、可能……五、认识论部分，有：头脑、世界、主观、客观、认识、实践、可知、不可知、反映、直接反映、能动反映、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直观、理性认识、概念、判断、推理、抽象、概括、分析、综合，思维、飞跃。基础、辩证，真理、客观真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真理标准、实践检验、逻辑证明……

这里且以客观世界中最为关键的三组词汇（物/物质/事物；运动/发表/变化；现象/本质/规律）为例，看中国哲学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是怎样体现在哲学基本语汇上的，又进一步探讨中国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应当怎样使哲学基本语汇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

二、哲学关键词：物·物质·事物

2.1 物/物质/事物，从古代语汇到现代语汇的转变和实质

物质，作为哲学的最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古希腊哲学的中心词汇群中，并没有物质概念，只有hyle（质料）概念，中世纪，hyle被翻译为materia，基本含义仍是质料，近代哲学才用matter来表示物质。matter（物质）概念在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中开始进入主流，经过一系列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成为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①见赵敦华《回到思想的本源》，第20-3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对应的是现代理性、现代科学、现代工业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而matter一词随西方哲学东渐，以“物质”的汉语形式出现。其构词形式，是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切存在的总称“物”上再加上一个实体性的“质”。“物”，在中国文化中，《说文解字》云：从牛（牛为远古的神农、炎帝、蚩尤部族等的象征形象），勿声（根据古文字声同义通的原则，勿同于作为远古领袖的“巫”，同于远古最重要的图腾仪式之“舞”，于形而上的本体之“无”），具有观念上的普遍性。到理性时代，《荀子·正名》曰：“物，大共名也”，《说文解字》曰：“物，万物也”，都指出“物”的普遍性含义。当中国文化从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的图腾宇宙演为理性时代的气的宇宙，物，无论作为具体之物，还是作为万物，都是宇宙之气化合而成，既内含着生命，又有虚实合一的结构。当现代汉语用物质对译西方的matter时，把质加在物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物质作为现象界讲，质消灭了物的生命性和虚实合一中的虚性，物质成了与matter在内在精神上完全对应的词，彰显了完完全全的物和完完全全的质，把中国思想转成了西方思想，把古代思想转成了现代思想。第二，物质作为现象之物与本质之质的统一。如果说，物作为中国古代一个现象界词汇，代表了一种外在的可见性，那么，质作为一个内容性词汇，代表了一种内在的本质。中国古代思想里，质虽然是一个表现内容的词，但只是内容中的实质层面，而非内容中的最内在最根本的层面，质的后面还有本、还有神、还有气。当物质一词强调本质内容的时候，已经拒斥了内容中的虚灵的部分，把中国含义转成西方含义，把古代思想转成现代思想。当物质成为宇宙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之时，不但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实体（substance）宇宙变成了物质（matter）宇宙，而且中国的气的宇宙也变成了物质宇宙。物质一词在清末民初出现，最初用来指西方的技术工艺：二十世纪初，邓实写《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一九○三）把物质与文质相对，康有为著《物质救国论》（一九○五），提倡“物质学”（或新物质学），用来指“工艺汽电炮舰与兵”，一九一五年顾颉刚说：“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一九一六年闻一多在《论振兴国学》中，承认传统学术不长于物质方面。新文化运动中有物质一词与文学一词对举 （如张禄在一九二○年所言），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对 （如林语堂在一九二五年所言），①关于物质一词在中国的初用，见罗志田 《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物质一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哲学化和本体化，由其构词方式所形成的实体性和物质性得到了最高的彰显。

“事物”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关于宇宙构成的既作为本体又能运用于现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宇宙的本体是物质，这一本质凝结为或体现为具体的东西，就是事物。高清海对“事物”的界说，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定型后的经典：

对象在现实中既有共性又有差别性。这两者的统一，就构成事物。作为对象的具体性的存在即事物，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应当说，对象即是事物，事物是对象的进一步的规定。

事物的本质特性，是它的个体性，事物也就是一种具有个体性的确定的存在。

事物这一范畴人们运用得也很广泛，具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在这里必须区分它的两种基本涵义。一种是通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的“物”。这个“物”往往和实物、物体相同，如这张桌子，那幢大楼，这都是事物；至于属于事物的属性和关系的东西，属于观念和思想的东西，便都不包括在这一涵义的事物范畴之内了。另一种是哲学所讲的作为对象的事物。这种意义上的事物极其广泛。凡是构成人们认识对象，包含差别性和统一性的确定的存在，都可以看作是事物。事物与实物、实体的存在不同，它是更抽象因而也就是内容更空泛的一个概念。一个实物可以作为对象，一类实物可以作为对象，属性和关系以及观念的东西也可以作为对象，它们作为确定的认识对象，都可以称为事物。只是在认识进一步深化以后，才能对不同的事物作出更具体的规定，把上述不同事物作为不同对象区别开来。②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第22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这里指出了两点，第一，事物来源于古代的物，第二，事物是一大共名。但最为重要的是，事物一词是对译西文中的thing，thing只是“物”，当thing变成事物的时候，第一，中国文化里，如《马氏文通》说，物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类。“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山岳，人伦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乱神，利命与仁，物之无形者也。”③马建忠：《马氏文通》，第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总之，“物”是一个虚实合一的整体，由形气两部分所组成。thing则在物的类型上只为有形的实体，在物的个体上只强调实体存在。第二，多了一个“事”，在古代汉语里，事物是“事”与“物”两个东西，“物”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物，是静态的，“事”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件，类似于西文里的event，是动态的，难于定位观察，正在运动过程中，无法预料其结果。现代汉语把事与物放到一块儿，正是（巧妙地运用古代汉语语法中偏义复词的原理）用静态的“物”吃掉了动态的“事”。在“事物”一词中，“事”的含义没有了，只剩下“物”的含义。虽然在事物一词的定型过程中，全盘西化的胡适发表的《实验主义》和坚守传统的熊十力出版《新唯实论》，都是一会儿用“事物”，一会儿用“物事”，但在两人的语汇中，“事”的含义都被消解了。成了只有“物”没有“事”的“事物”，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客观世界的基本构成的哲学语汇，就在“事物”这一概念中被静态化实体化了。

2.2 物/物质/事物：语汇新变之探讨

现象界的一切，从实的一面和静的一面，首先呈现为事物，前面讲了，事物在现代哲学中事的含义被去掉了，只剩下物。而在世界现代化的进一步演进（从机械时代上升到电子时代）以及在西方科学 （如相对论和量子论）和西方哲学（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演进中，事物的动的一面和虚的一面得到了彰显，如何把事物的动的一面和虚的一面再由无变有和由静变动呢？

第一，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仍保留“事物”这一双音词；第二，引入古代汉语的偏义复词原则，但不是把偏义复词固定在某一个单音词，如定在“物”或定在“事”上（定在某一词上是现代汉语精神，也是西方近代精神），而是将之作灵活的运用（这正是古代汉语精神，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精神），即因情因景可以用于“物”，也可以用于“事”。这样，事物成为一个兼有两义之词。“事物”一词，首先，要对物与事作一界定，物是哲学上的基本单位，是一种实体，上至星球，下至石头，大到泰山，小到原子，都是物。按中国古代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物不会僵固在时间的一时和空间的一点，一定是处在运动着的时空之中，物的这种运动性（对非生物而言）和活动性（对生物而言），就称为事。事物不是仅仅意味着物，而是意味着永远处在事中之物，物一定有事（处在流动之中），事一定是物之事（流动乃物的流动），是物在进行之事。因此，事物不是原来所指的那样是一个静态的物，而是一个在本质上动态的事，物要生事，事由物生。其次，为了保持现代汉语原则的延续性，在事物的内涵明确之后，当重在指物时，可用为“事物”，当重在指事时，用为“物事”，在中国现代哲学语汇定型的过程中，西派哲学家如胡适、旧派哲学家如熊十力，在行文中都是一会儿而用事物，一会儿用物事，但两个词在他们那里，意义一样，都只是物，现在仍然两个词都用，但含义不同，一强调物，一强调事。更为重要的是，用事物一词时虽强调物，但事的意义还在，只是物为显事为隐，用物事一词时，虽然强调事，但物的意义还在，只是事为显物为隐，这样事物（物事）一词就从西方近代和中国现代性前期的实体性思维原则中摆脱出来，成为与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当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具虚实合一性质的哲学基本词。第三，事物（物事）意味着把物与具体的时空联系起来，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宇宙之中来看事物（物事），这样事物（物事）一词，不但是虚实合一，而且意味着其与时空处在一种互动的张力之中。因此，事物（物事）始终意味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之中（in the world）。

不从事物（物事）与宇宙的关系看，而从事物（物事）自身来看，就有一个事物（物事）的内外结构问题。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体现为形式与内容这一对范畴，关于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的具体论说，这放到后面第三组语汇（现象/本质/规律）里去讲，这里只提出一点，就是如何事物（物事）一词只有的实体性，进加虚的内容，成为虚实合一的语汇。

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把虚的一面补充进事物（物事）的结构里，不仅适用于生命体，同样适用于非生命体。这就涉及到了事物（物事）的基本结构。在西方哲学里，物由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统一组成。这里，两个对立物包含了两方面：对立（或曰矛盾）和统一。在革命哲学里，对立着两个方面的斗争性得到了过分强调，在非革命的哲学里，这两个方面是都应该得到强调。在中国哲学里，用阴阳来指事物（物事）的两个相对方面，一阴阳之谓道。但阴阳两个方面不仅是对立和统一，而且是有相当多方面的性质。比如，有两两相对，如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在这类相对里，强调的是和谐。有两两相差，如上下、高低、大小。有两两相反，如正反、美丑、善恶、好坏。有动静相对，如山水、动植、光阴。当然，也有两两相克：水火、生死、矛盾。这里可以知道，借鉴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把对立统一规律作更丰富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是性质上的多样，还有层级上的多样，由阴阳到五行到八卦。这里展开会离题太远。对于物的构成来说，中国哲学里最为重要的是，除了阴阳相成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有无相生。老子说：一个器皿之所以成为一个器皿，除了底部和四周的边之外，还在于内部的空，房子之所以成为一个房子，除了屋顶和四面的墙之外，还在于门和窗的空。①《老子》（第十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此，空构成了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器皿有中间的空，不但可以盛东西，还与宇宙之气相通，从而使所盛的东西不坏，房子的门窗不但让人进出和观看，还与天地之气相通，从而保证房里之气与天地之气一体，具有生气。因此，对于生命体来说，虚体的精气神是重要的，对于非生命体来说，其结构中的空的部分，使之保持着与天地之气的交流。同样具有本质性的重要。因此，一个事物（物事）不但由阴阳两个实体部分组成，还要由有无一实一虚两个部分组成，有无结构比阴阳结构更为重要。

这样，中国哲学的基本语汇，从以前物质性实体性的“事物”转成现在的动静合一虚实合一的事物（物事），词形未变而内蕴已变，成为了一个适合于创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语汇。

三、哲学关键词之二：运动·发展·变化

3.1 运动/发展/变化：从古代语汇到现代语汇的转变和实质

运动、发展、变化，是中国现代哲学关于物质的根本属性的主要概念。运动强调的是动，这是物质世界的本体性质；发展强调的是生长，特别体现为现代哲学的进化本性；变化强调的是变（一事物变为他事物），呈现发展和进化的基本特征。这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构成一组，从中国哲学语汇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变的角度去看，三个概念分别从三个方面改变了古代哲学的内蕴。“运动”一词改变了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事物与时空一体在内）的事物与运动的一体性；“发展”一词把中国哲学里宇宙中万物运行的循环论规律改变为世界现代性的进化论规律；“变化”一词把中国哲学里事物变化的虚实合一的两个方面改变成只有实没有虚的实体变化。

先看运动。运在中国古代，包含三种含义，第一，运是宇宙里气化流行中的规律，而气化流产生万物，万物得气而生，气包含在万物之中，万物在气之中运行，呈现为物气一体，作为物气一体的运，具有宇宙必然性的一面，即古代汉语中的“命运”之“运”，又有偶然性的一面，即古代汉语中的“运气”之运。第二，关联着物气一体的“运”，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现象上，具有流动性，即古代汉语中的“运行”之“运”。这运行之运，就其流动来讲，与现代哲学同，就其流动是在物气一体之中，离不开物气一体来讲，与现代哲学异。第三，运是变化的。运在运行的同时，又意味着变化，从中性上讲，有自然演化中的时运，社会演化中的国运，个人际遇中的命运。从价值上讲，有褒义的好运，亦有贬义的霉运。运动一词，按以单音节为主的古代汉语来讲，“动”是现象上的，“运”是本质性的。运是动之所以如是之动的根据，动是运在现象上的体现。运动一词，当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对接时，“运”意味着活动着的现象 （动）的后面有一个理念或者上帝，当与唯物主义哲学对接时，“运”意味着活动着的现象（动）的后面是一个客观的规律。然而，西文中的move（动词）/movement（名词），只是现象之“动”本身，之所以如此，在于西方的物体是与时空分开的，物体具有本质，运动是物体的外在表现，物体与运动在本质上的分开，运动成了物体在空间上的移动，这一思维构架决定了，运动成了与物体在本质上分离开来的动。因此，当现代汉语用双音节词“运动”去对译move（动词）/movement（名词）时，运动一词的含义，只有“动”没有“运”，“运”内蕴着的中国哲学含义在“运动”一词中消失了。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运动”一词，一方面只是实体事物本身的“动”，另一方面，由于进化论和革命论，运动也包含着事物的进化的规律（如质量互变），包含着由一事物变为他事物（否定之否定）。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运动之“运”的含义，仍然内含着规律，但这规律不是物气一体而来的规律，而是物体与运动分离开来的规律。这样，在运动一词中，运被遮蔽了吞没了，成了只有动没有运的“运动”。

再看发展。“发”是一个事物的出现（发生），又是由此时到彼处的运行（发射），还是一个事物的奋起（兴发）和成熟（发达）；“展”是一个事物在发生、生长、成熟之后的扩大（展开）和繁衍（扩展）。在古代哲学中，发展，首先是事物在物气一体（从物体的构成看）和物运一体（从物体的运动看）基础上的运动。天地运动，在总体上是循环的，气化万物，物亡复归于宇宙之气，个体之人，个别之家，一姓之王朝，得命而兴起、发展，失运而委缩，乃至消亡。宇宙万物，生长兴衰、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不断循环。在这宇宙的循环之中，有的事物，有的时段，呈现为由简到复，由少到多的发展，有的事物，有的时段，呈现为由复到简、由多到少的归隐。因此，发展并不是中国哲学的总体规律，而是宇宙/自然/社会中循环往复的一个阶段。然而在西方哲学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对自然的征服的信念中，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特别是在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中，发展成为进化的同义词（以至人类的发展成为物种的灭绝和生态的破坏）。当发展一词变成了宇宙运动的主要特征，特别是人类演进的主要特征的时候，把中国哲学的循环论变成了西方哲学的进化论，这种由简单到复杂之“发展”，由低级到高级之“发展”，呈现为一直向上、不断发展的进化之线。事物的发展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进化论的基础上对运动的一种新性质的定义。可以说，运动加上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性以来，整个宇宙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

最后看变化。“变化”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关于世界运动的基本概念。古代汉语中“变”是可看见可计算的变，修一条路，从无到有，可见其一步步是怎么修成的；“化”是看不见不可计算的变。春天到，花儿开，花怎样从无到有地出现，是看不见的。变由其可见性，也可以用来指外部变化。如人脸部的变化，被称为“变脸”，说“化脸”就不通了。化，因其不可见，也可用来指内在的变化。如食物在体内的变化，被称为消化，说“消变”就不通了。“变”重在强调变化的可见结果，一物变成了它物，所谓“旧貌变新颜”；“化”重在指出决定变化的内在不可计算的决定性力量，所谓“气化万物”。因此，变与化在古代汉语中合为变化，正是一个虚实合一的演变整体。而现代汉语的“变化”，对应于西方的change，在西方实体性哲学中，change只是变，没有化，在西方实体性文化中，变才是重要的，化不重要，可忽略，因此，用变化去译西方的change时，变化一词中的“化”也在这一对译中消失了。正因为“化”的消失，现代汉语用“变”消灭了“化”。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化都纳入了科学的可观测可把握的意义系统之中。而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更具有形而上意蕴的“化”取消了。

运动、发展、变化这三个关键词，第一，让本质上的物气一体和物动一体变成物体与运动在本质上的分离，第二，宇宙运动的总体规律从循环论变成了进化论，第三，让中国的虚实合一的宇宙、虚实合一的物体、虚实合一的变化，变成了实体性的宇宙，实体性的事物、实体的变化。运动没有本体之“运”，发展成为了不断上升的进化之线，变化中的不可见的一面之“化”完全消失了。

3.2 运动/发展/变化：语汇新变之探讨

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呈现了时空一体和质能互换的规律，卡逊（Rachel K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九六二） 和梅多斯（Dennis.L.Meadows）《增长的极限》（一九七二）让人们重思现代性以来的进化观和发展观。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哲学和印度哲学观念有甚多的契合，而让人重思有关事物变化的理论。

本来，宇宙万物一定是在时空之中的，是运动的，是变化的。时空、运动、变化，是事物（物事）的三种基本形式。西方哲学把物体与时空、运动、变化分割开来考察，同时又把这三者实体化了。中国哲学是讲究整体的统一性和虚实合一性的，因此，要把物的这三种形式从被西化了的内涵改变过来，就要按照中国哲学的方式对这三个词汇进行重释。第一，时间和空间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是分离开来的，而在中国哲学中是合一的，没有离开时间的空间，也没有离开空间的时间。严格来说，时空的合一，是合一在事物（物事）上，没有一个空间中的物能离开时间，也没一个时间中的物能离开空间。在一个事物（物事）中时空是合一的，事物（物事）具体讲，物侧重指空间，事侧重指时间。事物（物事）本就是时空的统一。同样中国的宇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两者都与房屋紧密地连在一起。在时空之中，在宇宙之中是气化流行，气化生物，物亡归气。时间和空间，应当以虚实显隐的方式来理解，提到时间，一定要胸中存有是空间中的时间这一观念，提到空间一定要心中知道是时间中的空间这一观念。

运动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哲学里，没有了本体关联的运，而只有外在显现的动。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运的作为动的本体内容补充进来。运动应该是一个虚实合一的概念，动是看得见的动，运是看不见的动，动呈现为现象，运内在于本质，运决定着外在之动之所以如此而动。动是看不见的本质性的动的外在显现。动与事物（物事）的外在现象相联，运与事物（物事）的内在本质有关。这里，正如事物和物事分别强调物与事一样，也不妨把运动表示为“运动”和“动运”，前者强调外在的可见的动，后者强调内在的不可见的运。

发展要从西方实体性和个体性的哲学特性中转变过程，进入整体性和虚实合一性中去，这样，发展不仅是个体的发展（可以不顾他人的灭亡），而且是整体的发展，不仅是人的发展（可以不顾物种和生态），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一个实的指标，还要有一个虚的指标，不止一个角度，还要有全面角度。因此，在运动、发展、变化中，不是让狭义的发展来主导运动和变化，而是让（物气一体和现象与本质统一的）运动和 （可见与不可见统一的）变化来规范发展。让发展成为符合社会整体、人类整体的生态型的发展。

变化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哲学里，没有了与本质相联而看不见的化，而只有看到见的可计算出来的变。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作为化的本体内容补充进去。变化，一方面呈现的是两种性质的变化，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变”和看不见不可计算的“化”；另一方面是表层与深层的关系，看得见的“变”是表层的，看不见的“化”是深层的，在表层的变中，除了外在的东西相连，还与内的“化”相关。内在的“化”，一方面与内在的本质相关，还要从外在的“变”中体现出来。同事物和运动一样，变与化在现代汉语里，同样可以用“变化”与“化变”两个词来分别表示。如果说，看得见的“变”属于事物（物事）中实体方面的变化，是在一个关联网之中呈现出来的，可以用量变和质变来计算，那么，看不见的“化”，则属于事物（物事）中虚体方面的化变，是在有无相生中呈现出来的，只能作一大致估计和直觉的体悟。

四、哲学关键词之三：现象·本质·规律

4.1 现象/本质/规律：语汇的古今之变与实质

对宇宙间的事物和运动进行哲学性的总结，就出现了现象、本质、规律。

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在西方哲学中，有三对概念，一是appearance（现象）与reality（实在），二是phenomena（现象）与noumena（本体），三是beings（存在者）与being（存在）。 三对概念基本上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形成大致相同的结构。appearance来自拉丁文，意为“可以见到的”、“直接呈现为意识的”，phenomena则来自希腊文，意为“显然是如此。在西方哲学中，现象相对于实在（reality），亚里士多德认为，现象是看起来之所是，实在是事物本来之所是”。①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中英对照辞典》“现象”条目，第63页。“看起来”与“本来”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区别。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象与本质”中的“本质”一词是essence，源自拉丁词esse（是），它是对希腊词ousia，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to ti en einai（一物之是其所是）的翻译，to ti en einai引自亚里士多德，在这一术语中，亚氏没有用“是”的现在时（esti），却用了过去时（en），以表示某种持久的永恒的东西。②〔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465页，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从 “是”（being存在）始，然后进到是什么（what-it-is），再到本体（substance）即第一意义的“是（存在）”（primary being），最后到本质（essence），本质乃第一本体，即一事物中“本来之所是”。现象与本质（或实在）的区别在西方哲学的论述中千差万别，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康德式的，知识只限于现象界，但就道德而言，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更根本的本质（实在noumena），这是一种现象，知识，本体，三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结构相似；一种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是现象和本质两结构，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认为现象对于本质（或实在）来说是不完整乃至虚假的，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认为本质在现象之中，现象是本质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完善了黑格尔的理论，认为，“现象是指直接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外部形态，现象是事物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事物的本质通过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①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自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由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构成。”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1卷，第36页，北京：中国大全科全书出版社，1987。

从中文的意义上说，现象之“现”是事物的呈现，是事物的可感性，但这一可感事物被关注或强调的不是属于确定性“形”而是“象”，“象”是可感的但又不可以形求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周易》）地上山石草木的事物是固定的，用“形”来描述，天上风云星辰是流动闪烁的，用“象”来形容。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周易》）对于一个事物的形象，形是固定的可以计量的外貌之实，象是可感但难以量求尺规的外貌之虚，它一方面通向内在之气，另方面与环境之气乃至与天地之气相联，“形”让我们实知事物的小大长短宽窄，“象”让我们感受到事物小大长短宽窄的气韵或味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澄怀味象”，但不能说“澄怀味形”，形可以很清楚地把握，不用“味”。现象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是确定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为了让现象通往本质，采用了“象”，“象”一方面保留了通往内在的含义，另一方面又用“外部”这一规定将其确定化，“现象”一词成了“向人感官呈现的外部形态，而又可以通向本部本质”这样一个很确定的词。在现象与本质这一对范畴中，最重要的是本质。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意味着必然和规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质”虽然属于内部规定性，但不是最后的和最高的规定，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事物，是用一种生命体为示范模式来看待的，生命的结构用简单的话来说，是神、骨、肉三层，质相当于骨，是第二层，与格、式、体……属于同一层次，低于属于神的气、风、韵、性、情、意……当然，神、骨、肉可以简化为内外，简化为本末，以内外观之，神和骨属内，形属外，神和骨属本，形属末。总之，神及其相关词，属于内和本中虚灵的一方面，骨及其相关词属于内和本中质实的一方面。当要对内与外作进一步的简化时，可以根据强调的不同，可以组合为“形神”以强调内中虚的一面，也可用“形质”，以强调内中实的一面。而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本质一词，则只强调质实的一面，排斥了虚灵的一面。这一强调与排斥又是与西方哲学essence的含义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西方哲学的“essence”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汉语词汇 “本质”一道，突出了实体性而排斥了虚灵性。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神、骨、形结构中，外的“形”还可加上象，神和骨属内，形和象属外，神和骨属本，形和象属末。神和骨与形和象这四词中，内在的神是活跃的，最容易与外沟通和显现，外在的象是活跃的，最容易与内沟通往来。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与本质中，外在虚灵的“象”保留了，内在虚灵的“神”被排斥了，外在的“象”所通向的只能是质实的“本质”。实体性的本质，反过来让我们对于外在的“现象”中已经感受不到虚灵的“象”了，或者说“象”的虚灵性被转变成质实性的了，成了事物的表面的、局部的、个别的特征。在现象与本质这一对概念中，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抓住本质，本质是实体的，可以明晰把握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本质”，是由通过批判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而取得“胜利”后的，是以自认为把握住了本质的“言说者”的方式来宣布的。

不从某一事物的角度，而从事物整体的角度，对本质的把握，就成了法则和规律。这两个现代汉语都为对译西文law而来。对这一西方根本概念，严复《穆勒名学》（一九○三）译为“例”，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一九二二）中用为 “公例”，胡适《实验主义》（一九二一）用的“律例”、“通则”， 瞿秋白 《现代社会学》（一九二四）“公律”与“规律”互用，李达《社会学大纲》用的“法则”。正如law在西文中可大（如宇宙之law）可小（如具体之law），在中文的对译里，通则、公律、公例等为大，例、律则、法则等为小。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势之时，在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的论著里，普遍用为“法则”，在共和国前期，被定型为“规律”。在被定型为规律之后，法则也还用，但法则和规律成为两个互通而又略有区别的词汇。规律成为一个大词，法则成为一个小词。

“规律”是建立在（近代）“科学世界观”上的一个关于宇宙本体的最根本的概念。当规律通行之后，“法则”虽比“规律”略小，但还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通行概念。“规”与“律”，“法”与“则”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属于讲得清楚的、可以明白遵守和运用的，虽然也重要，但毕竟是较表面和较浅层的东西。中国宇宙最根本的东西——“道”——是“道可道，非常道”，可意得而难以言宣，可神会而难以形求。一旦用“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的概念表述，一旦用法则作为一般事物的规律性的表述，实际上就成了如存在主义对古典哲学的批判那样，关于“道”（Being/存在）的表述和规定在，而“道”（Being/存在）却不在。如果说，“事物”和“变化”一类重要概念是运用偏义复词原理，以一个词消解和改变另一个词的方式建立了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那么“规律”和“法则”一类词则是用一个明晰的概念去遮蔽和逐除原有的根本概念，而建立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

4.2 现象/本质/规律：语汇新变之探讨

西方哲学的本体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静的方面看是最后的实体性本体，二是从动的方面看由最后的本体及其生成出的现象性的运动规律。在前一个方面，有两个词汇，一是本体（Being），指的是最后和最高的东西，一是本质（essence，来源于Being①Enssence来自于希腊文eimi（be）的阴性分词ousa，此词被译为substance（本体或实体）。Ousa进入阿拉伯语成为mahiyyah（quiddity），再转译回拉丁语，最后成了西方语言enssence（本质）。见 〔英〕葛瑞汉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465页，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既可以指整个宇宙的本体，也可以指具体事物的本质（来源于一物之所是）。对于中国现代哲学最后定型在实践哲学上来说，基本上没有本体，而只接受了本质。本质是一个抽象，但这一抽象，无论从中文（现代汉语）的“本质”的含义，还是从西文的essence的含义，都是实体型，这一实体进一步落实，具体之物或宇宙万物分析到或归结或抽象到最后，从唯物主义来说是物质，从唯心主义来说是理式（或理念），这两个概念都是实体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物质是气的一种方式，气不是实而是虚，不是静，而是动，从现代物理学来说，物质从原子进入了介子，也是虚的、动的。因此，如何把虚的一面加到本质中去，是必要的，对中国哲学来说，理念是道的一种体现，是道之理，道不仅是实而更重要的是有虚，不仅是静也是动，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来说，存在（Being）是不能用科学和逻辑来证明的，不是也不能体现为具体的定义或理念，类似于虚。从这两方面看，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把虚的一面，加进本质这一概念中去。本质从中文上讲，本，是根，是根本，是基础，是主体，由于中国之物包含着气，是虚实合一的，因此“本”也包含着气，是虚实合一的（正如朱熹所说“理即气，气即理”）。质虽然指的是质实的一面，但与“本”相连，“本”字中的虚的一面也得到了突出，本质作为一个整体词，也就有了虚的内容。因此，本质一词仍可以用，只要将之进行知觉完型的转变，作为虚实合一的词来理解即可。另外，本体一词，改革开放以来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已经进入到哲学的常用语汇之中，在中文的意义上，与本质一样，本内含虚，体是实，两字合用，也就有了虚的内容，与本质一样完全进行虚实合一的理解。但是本体和本质，虽然都进行了虚实合一的理解，由于有“体”和“质”，还是更容易被从实体理解，因此，为了突出本体和本质之虚，最好的方式，不是用本体和本质，而是用“道”，道既是虚的（是不可道的），又是具体的（走向道的道路、获得道的方法），还是动态的（道在实践中获得，人能宏道）。这样谈宇宙的本体，可用“宇宙之道”，谈事物（物事）的本质，可用“此物之道”。

由于西方的本体和本质是静态的，因此，把本质的运动再本质化，就有了法则和规律。前面已讲，法则和规律，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文，都是具体的、实体的。在中文里，“则”与“规”是浅层次的，“法”与“律”是本体性的，不过只是本体中的实的部分，即为本体中的不重要的部分，本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实体的“法”与“律”后面的虚的部分。如果说，本质之“本”本身包含了虚，那么，“法”与“律”则因其太清楚、太明白、太固定，而没有虚，因此，法则和规律都只能成为表述宇宙之道的浅层次的部分。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虚的部分加到法则和规律中去，怎么加呢？这就是回到中文的“道”，道既是本体，又是本体的运行，道的运行是虚实相生的。说宇宙之道，就是说宇宙的本质和规律，说一物之道，就是说此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不止是本质和规律，还包括其运动和变化，而且是既有表面的“动”又有后面的“运”，既有看得见的“变”，又有看不见的“化”。在“道”里，把本质和规律都统一了起来，还把本质和规律中的虚实相生体现了出来。因此，让中国之“道”加到中国哲学里去，是中国哲学本体论重建的可行而且必由之路。除了道之外，中文还有“理”，如果说，道是不可说的，则理是可说的，道之理，既是对道进行说理，又是道显为使人理解之理，通过理，人可以更好地理解道。理对应着本质之质，都具有质实性。理除了质实性之外，还有抽象性，因此，对于西方从本体的“规律”到具体的“法则”，中文可以有四个词三个层面，法和律一层，是最外层，理为中层，道为最高层。最高的道是虚的，由道而理而律与法。

通过以上的论述，客观世界的语汇基本具备，而且从道（本体、本质），到事物（物事）、物象、形象、形质、形气、形神，到阴阳/有无结构，到运动（动运）、变化（化变），宇宙的本体和具体的事物（物事），其结构、运动、规律，都成为了有无相成、虚实相生、动静合一的了。

以上对中文语汇进行加进 “虚”的运作之后，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讲开。一是关于宇宙的根本，二是关于宇宙的进化。在第一个问题里，西方的物质是实体而运动的，中国的气是虚体而运动的，印度的空是虚体而静态的，西方的逻各斯是一种实体逻辑，是动态的，中国的道是虚实相生的逻辑，是动态的，印度的梵是虚体的而外在于逻辑的。从逻辑的纯粹性看，印度的梵是最具形而上性质的。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既是本体，又是本体之运行，而印度的梵只是本体，它在万物之中，却无涉万物的运行。万物要解脱自己的具体性而回归于梵 （神我），靠的是自己的觉悟和努力。因此，走向未来的世界哲学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第二个问题，中国和印度思想都讲究空、讲究虚实合一，但都是宇宙循环论，而西方思想讲实，却是宇宙进化论，当把虚补进实体哲学之后，如何把进化的现象，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化和人类工具进化的现象包括在其中呢？从现在的思想看，进化同时也是退化，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的进化，才是既符合人类主体的利益，又符合客观生态的利益？这里，虽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引进虚之后，应该有益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张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