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苏州研究

虚构

王安忆

我讲的是苏童，题目为“虚构”。

先解释一下我对于虚构的看法。我以为虚构是偏离，甚至独立于生活常态之外而存在，它比现实生活更有可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构筑为独立王国。生活难免是残缺的，或者说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残缺的，它需要在较大较长的周期内起承转合，完成结局。所以，当我们处在局部，面临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没头没尾，而虚构却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够重建生活的状态。例如刘恒的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用他三寸不烂之舌，絮絮叨叨，将身处的窘境复述成一幅“幸福生活”的图景，于是勇气信心备增，补了东墙补西墙，拉拔着千疮百孔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辛酸的故事，写渺小人生的生存挣扎，张大民的方式就是虚构。刘恒可以说是虚构了一个虚构，这样说似乎过于着迷玩弄技巧，换一种说法，刘恒创造了一个深谙生活艺术的人物，他懂得如何使不圆满的生活圆满起来，那就是虚构。现在，就要谈虚构的方法，也是这堂课的主要任务，我将以苏童的短篇小说来描述虚构这一桩想象力的活动。苏童写作的量很大，我不得不在其中略作限定；同时我也觉得，苏童的短篇小说更为优良地体现虚构的特质。

所以认为苏童是拥有虚构能力的写作者，或者说，我以为可用苏童的小说来佐证虚构的特质，是因为苏童的小说不是一篇、两篇、十篇、二十篇，而是两百，甚至更多篇。这样的量，差不多可以证明虚构对于这位写作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活动，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自由自在的状态，经意或不经意，自觉或不自觉，我们可称之为天分，也可视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通常说的世界观。因此我们才能产生信赖感，信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是可靠的。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述，第一部分，我试图用苏童自己的小说来描述一下他的虚构活动。

我使用的第一份材料是 《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这篇小说有一种隐喻性，我要说，苏童的小说都有隐喻性，他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身，扩张了它的内涵，我给这隐喻一个命名，叫做“谜面”，关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其实是苏童无意中一直在处理的事情，也是我以此窥见他的虚构的一个眼。话再说回到《沿铁路行走一公里》，故事写一个名叫剑的男孩子，家住铁路沿线，与一公里远处扳道房老严的交往。我注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中古怪的意境，那就是沿铁路居住，时常可捡拾到过往列车弃下的废物：香烟壳子、糖果纸头、啤酒瓶，甚至一个完整的钱包。这些弃物来自陌生人的生活，是那不可知的生活的鳞爪。剑热衷在铁路沿线捡拾，然后收藏，我觉得剑是不是在等待有一日，这些弃物忽然会生出奇迹？列车事故酿成的死亡所弃下的遗物，是最令剑兴奋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些破布条，一支钢笔，一块手绢，半包挤扁的香烟，小小的药瓶，但却带着一股暴烈的气息，引起着惊悸的快感，与铁路的剽悍气质特别相符。这些残留的遗物，被不知从哪里驶来、也不知往哪里驶去的火车带到这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与剑邂逅——在此，我将这篇小说作为对虚构的一个描绘，那就是这些碎片从连贯的生活与人生上断裂下来，遗世独立，等待进入另一种经历。这小说真有着神奇的想象，想象重新组织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碎片，我们也许还会在苏童的其他小说里再次遭遇，那时候，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就像三生石上又续前缘。

在《稻草人》里，我们大致可窥见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的绰约轮廓。故事说三个男孩在七月棉花地里的纠葛，那个名叫荣的孩子率先发现稻草人，一根杂树棍子，顶着破草帽，奇异的是它的手，由两片金属轮代替。荣看中那两片金属轮，于是拆了稻草人，卸下齿轮。就在这时候，轩和土兄弟两个过来了，开始争夺齿轮。混战中，荣的脑袋挨了一下子，凶器是那穿了齿轮做稻草人胳膊的树棍。下一年的七月，看田的农人来到棉花地里，拾起一截树棍，棍上沾着一些类似血迹的暗红色。农人摘几片棉花叶子擦拭干净，绑上干草扎成的手臂，压上一顶新草帽，又做成一个稻草人。接下去，这新一代的稻草人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际呢？那齿轮的来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交代，那就是荣来到棉花地之前，就传说那里发生过一件杀人案，留下一张旧报纸，上面也染了可疑的暗红色，是擦拭血迹的吗？就像用棉花叶擦拭树棍？树棍从旧稻草人的身上卸下，做了新稻草人的身躯，就像基因遗传似的，恰是有涉暴力的那一部分。倘若说是沿铁路线的遗留物，就是与死亡事故有关的物件，蓝布条、红塑料鞋一类的。这篇小说，我注意的依然不是它的故事，这故事过于简单了，相对来说机关却很深，就是说谜面很复杂，谜底却没什么了不得，不过是一件偶发的杀人案，起因和结束都很突兀。我关心的是那个大卸八块再重新组合的意味，其实呈现了虚构的形式。苏童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得意他的巧手，忍不住要炫耀炫耀。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对虚构而不是对别的什么着迷，其中有什么原委吗？

我们大约可以在苏童的小说里得到一些含糊的回答，他的又一个短篇《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虽然我也知道不能太相信小说家自己的话，虚构者其实都是说谎大王，他们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谎言负责任，就是说没有证实的义务，但歪打正着，或许也会透露一点儿真相——我觉得苏童似乎对棉花有一种特别的心意，是棉花的外形吸引他？结花时候，叶全落尽，露出褐色的杆，金属般的坚硬，就像中国画中的枯笔，收成的季节看上去并不是丰饶，反有一股荒凉，又是在炎热的七月，午后的寂寞可能和少年人的心境很相似。这一篇的题目就大剌剌地写着：“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这么肯定反而要叫人生疑，很可能项庄舞剑，意不在此，抑或只是临时起念，给不可说的一个说法吧！小说写逃荒的少年书来，离开淹涝的家乡，他家乡显然是以种棉花为生计，大水将棉田灌成一片水域。先是随了乡党们的马车，不巧落了趟，只能孤身前行。至于去什么地方，先也还是知道的，去找马桥镇的叔叔，可后来却又茫然了，因为看见一个濒死的人像是他的叔叔，于是就只知道要去“一个远离灾荒和穷困的地方”。然而，灾荒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书来，走出水灾，又入旱灾；走出旱灾，又入兵祸；走出兵乱，又进瘟疫，简直如影随形。最终有人指点他向南，南边有铁路，沿铁路走，可以去到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见了铁路，但是这一回和铁路的遭遇却不是隔岸观火，书来不像剑那样目睹死亡，而是亲身经历——他被火车撞飞了。在那撞飞的一刹那，眼睛里的景象就是水上漂浮的棉花。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将棉花当作棉花，倘要是跟着苏童，确切称它作“我的家园”又有些过了，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很难给出定义，就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那红萝卜对于小黑孩子的意味，仿佛是任意地捡起来一件东西，因为从故事本身看，这东西并没有发生情节上的逻辑意义，它们都是孤立地存在。这种孤立性流露出一种虚无，也许它们单纯就是作象征用，象征虚空茫然，那里有一个偌大而又未知却引人神往的宇宙黑洞，由火车——于苏童而言，就是速度了，这速度也是孤立的，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处去，但就这速度，是可将人带离现存的世界。这速度，其实就是小说家虚构的武器。

《乘滑轮车远去》里，这速度为一桩比较平凡的东西承载了，那就是滑轮车。小说中的“我”，经历了非常失意的一天，先是心爱的滑轮车被弟弟搞坏了；为了修滑轮车又目睹了猫头很不堪的隐私；然后上学迟到遭受屈辱的惩罚；再是邻座女生来例假，莫名其妙怪罪到他头上；接着又不幸目睹另一场难堪——两个大人的交媾；再接着被胁迫参加械斗；终于逃脱，且结下冤仇。这还只是上半日，下半日的遭际更窘了，隔壁疯女人跳河，奋不顾身下河去救，差点儿送了小命，还受到肉欲的诱惑，被救者的丈夫并不领情，给了一个闭门羹。入夜时分，真正的祸事发生了，不是他，而是滑轮车高手猫头，他乘着滑轮车驶向汽车轮子底下。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街道上的静声，“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梦境将这抽象的情景变成画面，那就是“我的滑轮车正在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路上充满激情地呼啸远去……”这时候，速度这一件事情变得具体，也清晰了，我们约略知道速度所带离和送去的是什么，大概是要超越成长，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尴尬、难堪、欲望和暴力、不公平，以及犯错误，种种的挫伤和危险，都在速度中飞快地掠过去，多好啊！当然，最好不要像猫头那样牺牲，而是活着，继续活着。就像方才说过的，速度不再以强悍不可抗力的铁路实现，而是滑轮车，一件少年人的玩具，是身体能够驾驭的。在苏童醉心的虚构活动中，我们可看见，那些从原有生活上分裂出去的碎片渐渐显出端倪，显出它们的轮廓，它们徐徐降落，所重组的形状即是可辨认的形状，又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倘若从谜面与谜底的概念说，苏童的谜面开始具有人世的形态，谜底呢，亦开始获有了些定义，有趣的是，当他放弃用具体的实物来代名，比如棉花，没有实物的代名，定义反而露出水面，那就是一个世间所不存在的存在，用滑轮车少年的话说，就是“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的那个“思想”。

这样，我们初步认识了苏童的虚构方式，事情就进入到第二部分，苏童虚构的内容部分，我将其分为上下两步，分别称作“变形”和“原形”，先来说“变形”。

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那些从速度中破碎撒落的碎片，此时，又整合起它们的形状，换一种更确切的说法——找到了它们的变体，成为一件件器物，且往往是和小孩子的生活有关，比如滑轮车，还有《犯罪现场》里的针筒，回力牌球鞋，古巴刀，《小偷》里的玩具火车——火车又出现了，但却是玩具。这些从某种方面可证实我的猜测，苏童的隐喻变得日常化，也就是前边说的，谜面具有人世间的形态，同时，也隐约地透露出，对于虚构，或者说速度，苏童渐趋镇定，不再为那个虚空境界，“八千米高空”而感到茫茫然，因而惊惧不安，事情变得稍可以掌握。他从 “八千米高空”被强大的地心引力收回地面，又好像是受菩萨派遣的罗汉，来到人间，本来是当化身凡胎，普度芸芸众生——“普度”两个字也可替用于虚构，但因修炼不够，法道欠缺，所以还未完整变身，终是与世人相异。

在这个阶段——说明一下，我用了“阶段”这个词，并不表明因循苏童写作的时间顺序。我不重视他写作的事实过程，而只看他的作品本身，他的小说放在眼前，泱泱一大堆，已经获有自主权，它们有资格自己形成序列，完全可能与实际写作的先后排列不相符。比较起作品，写作过程其实更不确定可靠，因是在具体的身体心境的状态里，出现反复、回旋、颠倒是很自然的，而作品一旦存在，便是稳定的。我现在只按我所认识的排序来划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时宜，我为他们命名为“浪漫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由坏孩子组成，他们行踪诡秘，心怀叵测，潜藏着犯罪倾向，这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惯常受到驱逐和排斥。所以说，他们大多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气候。他们生活在大人的辖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则，他们究竟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他们的行为就有了一种哀戚，也就是说，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他们身体里骚动着莫名的渴望，精力无限充沛，比起《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剑，还有逃荒的书来，他们身处更为现实的社会里，他们所受的制约更为具体，失败也就更确定无疑。但又因为是些小孩子，无论行动还是失败就都带有游戏的性质，这游戏表面似乎是拷贝了大人世界的活动，但我以为苏童无意影射现实，更可能别有用心，就是将现实变形，变形到一个新的存在产生。小说《独立纵队》，我将它看作是一个小孩子从合法生活中走出，进入坏孩子社会，也就是“浪漫主义集团”的故事。

小说写一个名叫小堂的男孩，由于他家所在位置，很尴尬地落在化工厂门口，所以既不能算作化工厂孩子们的群体，也不被厂外边弄堂葵花巷的孩子接纳，落单了不说，还要时不时经受两伙人的忠诚考验。有一幅场景很有意思，小堂从姑妈家走亲戚回来，被葵花帮在弄口堵住，要他出示通行证，通行证是由他们发行，一元钱一张，小堂只能用手里的西瓜去交换。提着西瓜的小堂看上去颇有些接近多年后的今天流行开来的四格漫画中的人物，有一点卡通的意味，西瓜也是那些撞飞了的碎片中的一片吧，后来他真的写了一篇《西瓜船》，那就是一满船的西瓜了。再说小堂，用西瓜换来葵花巷里的通行证后，便被化工厂的一伙胁持到了“叛徒沈小堂公审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要求表态站队。这当然与“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相似，可孩子游戏的稚气却釜底抽薪般地抽取了严肃性，变成谐谑剧，所以我宁可相信，这只是材料上的借用，因为事情的结局是从拷贝的原型上另开一路，小堂情急之中，喊道：独立纵队成立啦！可不是吗？他既不是葵花巷，也不是化工厂，他就是独立纵队，就他一个队员，有什么不可以吗？就这样，小堂走入了一个人的黑帮，开始了法外生活。

苏童笔下的坏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黑帮，单枪匹马，孤独地施行犯罪。

《犯罪现场》的题目就是开宗明义，直指犯罪，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罪衍呢？那个名叫启东的男孩，从莫医生诊所偷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就开始他的“杀戮”行动。先是理发师老张家的猫蹊跷地丧命，然后左邻右舍的鸡群伤亡，街坊马凤山的儿子手腕上鼓起一个黑色的包块，里面注射了某种液体，是启东自制的药水，盐、糖、味精、蓝墨水调合而成。马凤山儿子的事件虽还未殃及生命，但已经很严重，它预示着凶手开始向人类下手了。莫医生早就有不祥的预感，出于职业的训练和伦理，他闻得见瘟疫将至的气息，而祸端正是从他的诊所里意外流出，科学的人道性受到挑战。他不安地在街巷里穿行，搜寻蛛丝马迹，试图与疾病的蔓延赛跑。当他终于抓住凶手，怒不可遏之下，给了狠狠的一针，这一针可是动真格的了，针筒里注入的是链霉素。多少年过去，街上的铁匠铺里多了一个聋铁匠，而莫医生已经故去，因什么而死，被十分敬重地缄默在每个人的口中。在莫医生和启东的对峙中，曾有过这么一句对白，如今想起来大有深意。莫医生隔了门对里面叫喊：“启东啊启东，这样下去你会走上犯罪道路的！”门里送出来的回答是：“你才会犯罪呢！”这就像启蒙时代，现代医学方兴未艾之时的对话，这东西的发生究竟是福是祸？作这样的诠释似乎言过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孩子的淘气，可它被那么庄严地叙述着，态度的郑重大大超过应该有的程度，事情就在夸张中变形，邻里纠纷升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结果是同归于尽。

浪漫主义集团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启东这样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人人心中警惕，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一些乖孩子，表面上安分守己，内里却起着杀心，不知这里还是那里，触犯到他们，便事发了，比如《游泳池》里的达生。这一年夏天，达生迷上在游泳池游泳，向来他是在河里游泳，可自从见识过游泳池，就生出一个固执的成见，那就是“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这就涉及到仪式了，仪式，也可以视作苏童虚构的方式，无论《独立纵队》，还是《犯罪现场》，坏孩子的游戏和恶作剧，都被赋予了一种仪式感，于是，事情就从原形脱颖而成象征，内涵有效地扩张出来，无聊的琐细变得庄重了。从日常状态到仪式之间，这一段空间，在苏童是用速度来变形完成，就是虚构的意思了。好，话说回到游泳池，“达生穿着红色的汗背心和蓝色的田径裤，手里拎着一只尼龙网兜，网兜里有一条新买的彩色条纹游泳裤和那张游泳卡”。一切合乎小康之家的规矩，唯一的瑕疵是那张游泳卡，表哥的游泳卡，却贴着达生的照片，是这正当的夏季健身运动中的一个不正当。如同人们常说的“一步错，步步错”，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事情将偏离轨道。他离开泳池去更衣室换衣服时，发现少了一只鞋。这小小的受挫相比游泳池的诱惑微不足道，尤其是发现了一位会游蝶泳的女孩子之后，这种正规的泳式，又是在一个女生身上，游泳池的魅力更是无限了。可是那一个预兆很快兑现了，他受到检查，游泳池的看门人歪脖老朱无情地收走了游泳卡。达生不得不回到护城河里，这一段短暂的游泳池经历将他与河里的“洗澡族”隔绝了，他远离人群，独自游来游去，练习着蝶泳。夏日将尽，游泳池也到了关闭之际，达生又来到游泳池，并且成功地翻墙而入，进了泳池。正当他沉醉在蝶泳的快感之中，歪脖老朱却来撵人了。最终的结果是，老朱被扯入深水区，而他看守着游泳池却毫不识水性，于是就做了游泳池这夏天圣坛的祭品。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篇《回力牌球鞋》，这是又一件与速度有关的物件，而形貌却更接近日常状态，滑轮车、游泳池里的蝶泳，多少还有些奢物的意思，是衣食以外的剩余享受，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含义，适用于隐喻。古人所作“咏物”诗，咏的多半是些雅物，与俗世生活有距离的，自有一番意境。而球鞋这件东西，直接就是温饱之用途，还能延伸出来什么指涉呢？这也预示着苏童的谜面更向生活原形接近，罗汉越来越成凡人相。回力牌球鞋在那个年代轻易不可得，小说中陶的那双是叔叔从外地带来的，这外地应该是民用工业发达，又略具消费气息的上海，穿着它，“人像鸟一样有飞行或者飘浮的感觉”。很快，陶的球鞋就受到朋友许和秦的注意，出于妒忌生出罅隙，然后就有谣言传开，那就是邻街的猫头丢了一双回力牌球鞋，而陶的脚上却多了一双同样的球鞋。猫头专门前来确认，但是陶的球鞋是白色的，他的却是蓝色，事情应该算有了结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陶的回力鞋蹊跷地失踪了，与此同时，街上风传猫头又有了一双新鞋，但是黑色的。陶很冒昧地找到猫头，当众用刀片划了猫头的鞋，检验那黑色是不是涂上的颜料——浪漫主义集团的孩子，不止是坏孩子，更是有病的孩子，这病的一种叫做恋物癖，《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火车撒落的碎片，养育了一帮恋物癖。猫头是个剽悍的人物，哪里忍得这样的奇耻大辱？他立马用一枚秤砣砸破了陶的脑袋。事到如今，陶已经不指望找回他的球鞋，但却想找到真相，他带着头上的伤疤，如同一个寻求真理的烈士，向他的朋友许和秦发问：“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拿了我的回力牌球鞋？”得到的回答是，拾荒老头捡去了，“他把你的鞋当破烂扔到垃圾筐里去了”。这真相带有猥亵的气息，陶跟着许和秦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神圣的信念就这么同流合污了。只是，从此陶的姿态发生了变化，他的目光总是下斜，对着路人脚上的鞋子，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遭遇过某种暴力而形成的残疾。

现在，一路散开的碎片重又嵌进生活里，化成最为常见的实物，不再是游戏的道具。罗汉的法器消匿了，罗汉已完成变体，就是你我他。变形的事物复又回到原状，就是你见我见他见。我用《西窗》这篇小说来象征这个新天地，也就是这一部分里的第二步，原形。

《西窗》开头第一句是：“西窗里映现的是城市边缘特有的风景”，它对着护城河，河对岸是古城墙的遗址，有柳树、水塔、水泥厂，河岸泊了船、木排、木筏，就好比一部从古到今，从渔农业到早期工业的城市历史。西窗下是市井人家，以西窗为视点辐射出去的一片人家里，有十四岁的女孩红朵和她的祖母，泥瓦匠老邱与他病殃殃的妻子，故事就在“我”与红朵之间展开。少年“我”不期然中收获了红朵的隐秘，那就是老邱看她洗澡，并且还付给红朵祖母钱。是不谙人事，还是承担不了这丑闻的压力，似乎是要卸下重负，“我”将这秘闻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街坊邻居，于是一片哗然。被亲人与朋友背叛的红朵，终于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传说：“有人把红朵抛给一条过路的货船，有人把红朵出卖给一群过路的陌生人。”这些坊间流言其实再恰当不过地描写了红朵的命运，这就是“西窗”里望出去的风景，消失了光色，裸露出灰暗的、积垢的、人世的戚容。浪漫主义集团在这里解体，人和事都回复凡俗的面目，惟有一点不甘心，像是上一个世代的遗韵，那就是“我”潜到红朵最后流连的木排下面，徒劳地打捞着，打捞上来红朵的织物和棉线。《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那些抛弃物似乎又来到这里，已经在水底腐烂，毫没有主人的气息。那里确曾发生过一些事故，懂的人不一定知道，懵懂的“我”却知道。“我”不是个坏孩子，而是刚一睁开眼睛，被人世间吓傻了，做下了蠢事，罗汉也会有一时间愣怔的。

从“西窗”看出去，谐谑剧都成了正剧，是为现实肖像。谜面和谜底似乎合二为一，谜语解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又好像并没有找到破解的机关，怎么也打不开。《两个厨子》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写实的一则。灾荒年里，富豪人家办宴，请来两个厨子，一个白一个黑，白厨子的来历很清楚，是顺福楼的师傅，那黑厨子就有些暧昧了。他干枯的形容就不像厨子这一行，厨上的活计很不熟练，更可疑的是，他对食物的饥渴状，厨子往往是没有食欲的，而他身上就像附着饿鬼，而且不止一个，还是两个，他照应自己的一个，那一个还在喊饿，于是就连这一个也顾不上了。故事结束时，已是办宴半个月之后，白厨子在灾民救济会的赈粥棚前，看见了黑厨子与他的儿子，这才明白，父子俩原来是饥民。这一个短篇，写得很平实，没有苏童惯常使用的隐喻，全是直白，直白的也不过为常态常情，这常态常情很单纯，仅只一个“饿”字，饿和饿又血亲贯通，骨肉相连，所以就是一片饥馑。

当苏童放弃隐喻，难免也会令人困惑，似乎消失了进入的途径。隐喻是可起到钥匙的作用，启动机关，谜底揭开——可刚才不是说了，谜面和谜底已接近合二为一，或者说互为消解——解密固然有着智力竞技的快感，可又不尽是阅读小说的满足，小说不止要给人不期然，也要有期然，俗话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情理就是期然。再说隐喻，被苏童放弃了，一方面没了钥匙，另一方面呢，似乎也不需要钥匙了，比如《两个厨子》，其中全是期然，没有不期然，一切大白于天下。但事情却又不像是这么简单，总有些叫人放不下，这人情之常，又不尽是人情之常，你看我看他看后面，还有着一双眼睛，看出你知我知他知里的未知，那就是“西窗”里的眼睛，叙述者的眼睛，将坊间流言看成伤逝，两个厨子的邂逅看成遍地哀鸿。

《小偷》这一篇小说，又一次出现了火车，但不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火车，也不是《我的棉花，我的家园》里的，而是一个玩具。说实在，它很像是旧物的魅影，或者说是蝉蜕，是从隐喻上脱出。所以我说它不再是隐喻，是因为它在这里并不用于指射什么，而是直接构成了情节，故事的情节呢，也不是关于速度啊飞行啊，或者刻意赋予的某一种含义，它承担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那就是作为偷窃的赃物。故事是关于偷窃，这一件稀奇的玩具引动了无论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欲望，也是恋物癖的遗传吧，结果一分为二，好孩子得了火车，坏孩子却掌握了火车的动力部分——火车发条的钥匙。两人对彼此的占有心知肚明，却苦于缺乏证据，挑不开事实。那坏孩子谭锋早已经毁誉，就没有后顾之忧，反倒磊落了，可正面挑战。好孩子郁勇却不得不束缚于道德身份，只能以守为攻，以抑待扬。这一场较量写得简直是惊心动魄，第一回合是谭锋鸣锣击鼓，大肆进逼——谩骂，回答他的是沉默；第二回合是出其不意，引君入彀，猝然问道：“你拿没拿？”这个是非题可是个陷阱，回答“是”与“否”都是承认，可郁勇给出第三种回答：“拿什么呀？”真是兵不厌诈！然后就是心理战，谭锋自语道：“郁勇，郁勇，我认识你！”郁勇也坚持住了。故事进入到僵局，怎么结束呢？当郁勇随父母离开小镇的时候，谭锋前来告别，赠送郁勇一件礼物，什么礼物？那把钥匙。这是一个和解，还是一个教育，教的是盗亦有道。

《小偷》的故事或还有些小小的奇情，那么《白雪猪头》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百姓生计。母亲们像母兽为小兽觅食，当然不能用原始的丛林规则，而是用文明世界的章法。为打通款曲，替猪肉柜台的女人制作全家过年的新衣服，不巧的是，正等着回报，那肉摊上的女人调去酱菜柜台了，又当绝望之际，女人却提着猪头来了。倘若故事到此为止也可成立，就视作劳动互换的诚信遵守，可事情还在继续，送猪头的女人看着雪地上玩耍的男孩的赤脚，从怀里掏出尼龙袜给他套上。你要视作女人的恻隐之心就大错特错了，女人手上套着尼龙袜，嘴里说的是：你妈再能干，织得出这样的尼龙袜？顿时，一场比试身手过日子的竞争，起了硝烟。力量对比相当的战局，常常是以和谈结束，有一天，两个女人面对面相遇了，严格地说，相遇的是她们的手，共同伸向一把上好的芦花扫帚，一抬眼认出对方，共同放手，谁也没有要，就此熄火。

在这里，苏童的法器隐匿起来，倘若我们没有法眼，就看不出他是在虚构，只以为他不过讲述一些事实，其实呢？功力更深了，所谓真人不露相！

最后，也是第三部分，我们是否可以来描绘一下虚构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那个热衷捡拾碎片的小孩；其次是《乘滑轮车远去》那个背时的小孩，他人单力薄，不得不驯从于现实的约束，但并不妨碍“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表姐来到马桥镇》里，那个忠心耿耿守护表姐以及表姐的仿水貂皮大衣的小表弟，他参加不进女孩们的故事，只能旁观；《独立纵队》提了一只西瓜回家的小堂，怯懦地加入自己一个人的黑帮；《午后故事》里，目睹英雄豁子被杀的“我”也是他，他渴望成为豁子那样的人，可连外表上相似都做不成，本是要剃一个剽悍的板刷头发式，结果被剃成光头，所以他根本没指望做英雄，充其量只能目睹英雄被谋杀，做一个见证；《桑园留念》里，毛头和丹玉殉情而死，他们的名字被悄悄刻到石桥的石栏杆上，那个刻名字的隐身人就是虚构者，他为他所看见的人和事，立起虚构的纪念碑。

整理于二○一一年四月二日 上海

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