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珍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及得失

王亚珍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客观性的基础方面，以人的活动反对文化价值；二是从方法论上，以总体方法反对个体方法；三是认为每一种方法与阶级存在密切相关，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就是超越直接性，以具体的中介反对直接性。卢卡奇将方法与论点对立起来，仅仅推崇方法的做法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唯方法论。其次，卢卡奇从方法论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略显片面，缺乏全面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卢卡奇在批判中认识到了中介的重要性，这为中介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既有得又有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历史哲学；方法论；总体；中介；直接性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主要立足于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作为第二国际用以补充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学说之一，必然成为卢卡奇的批判对象；而且，卢卡奇着重探讨历史，因而作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就自然进入了卢卡奇的视域。从李凯尔特理论在第二国际中的影响和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中的造诣双重意义上讲，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本文主要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解，深入解读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深化卢卡奇与李凯尔特的区别与联系，结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评价卢卡奇批判的得与失。

一、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以人的活动反对文化价值

卢卡奇首先从历史客观性方面批判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实质上未被认识的，只是形式上适用的‘文化价值’作为有价值关系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看来似乎消除了进行评价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但是这只不过是把‘对他的集体（即对他的阶级）有效的文化价值’这一事实性当作客观性的标准、导向客观性的向导。”［1］235具体地讲，卢卡奇在此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李凯尔特的历史客观性基础是一种无法认识的、形式上的“文化价值”，即是先验的；二是这种基础表面上是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实际上是仅对他的阶级有效，带有主观性。卢卡奇紧接着分析道：“随意性和主观性被从个别事实的素材中，从对这些事实的判断中挪进了标准本身，挪进了‘有效的文化价值’中”，结果，“‘文化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成了自在之物。”［1］235也就是说，由此主观性成为了历史的前提之一。因此，李凯尔特的历史客观性基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主观性，而且这个基础是先验的，是“永远有效的文化价值”，历史最终变成了“非历史的、反历史的”了。对此，卢卡奇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再是在人和事物身上发生的难以捉摸的过程，只有用超验力量的介入才能加以说明，或者只有同对历史来讲是超验的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变得有意义”。“历史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1］279换言之，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不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历史的客观性就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就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不同于自然的运动，这决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的区别；人的活动具有主观目的性，无法排除主观因素，因此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那种在人的活动之外的“文化价值”不能也无法成为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因为它不构成现实的历史，对现实的历史无任何有效性，它是抽象的、空洞的，荒诞无稽的，对现实历史来说是“无”。

概言之，卢卡奇以人的活动反对文化价值，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将历史的基础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活动，这既不是先验的又不是抽象经验的，而是具体现实的；二是历史的基础本身不是僵化的、静止的、永恒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生成的；三是历史的客观性不仅仅在于历史规律，还包括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的活动本身就带有主观目的性。历史的客观性并不排除主体性，人的价值、意志本身也具有客观性。

二、方法论：以总体性方法反对个别化的方法

卢卡奇开门见山地指出：“一般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1］235在他看来，李凯尔特由于“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总体的认识”，所以对历史事实的真正认识就“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了”。李凯尔特用个别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因为“历史学的科学目的即从对现实的一次性、个别的过程进行的叙述中，去理解这里所运用的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的个别化思维形式。”［2］对此，卢卡奇认为，这种考察方法“把每一个被考察的历史对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这个单子和——被同样对待的——其他单子是不发生相互作用的”［1］237。就这样，历史对象成为孤立的、独一无二的，真正地脱离了现实。实际上，历史总体蕴含在历史事件之中，但又超出了个别的历史事件，所以个别历史事件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总体。历史事实隶属于历史总体，并在总体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因此历史总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力量”，才是个别事实的真正主要的依据。鉴于此，只有充分运用总体的范畴，才能获得对个别事件的真正的认识。卢卡奇援引马克思对机器作用的论述，形象深刻地体现出总体观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虽然“保持了一种个体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独特性仅仅是“事实性的独特性”，而“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1］278这种独特性是既定的，李凯尔特的“价值关系”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它们与指导挑选的价值关系原则的关系仅仅是偶然的，以至于否定历史规律。显然这是卢卡奇所不能接受的。

卢卡奇将总体范畴放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着对象，而且规定着认识的主体，一方面，从个体的观点来考察历史不能产生出总体；另一方面，对历史事实的个别化的认识也不会产生总体。李凯尔特的历史的主体仅仅是他的那个集体（阶级），不可能产生出总体，即使有也仅仅是“虚假的总体”；而历史对象是个别的历史事实，必然不会产生总体；况且，他的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对历史事件的个别性的陈述，至此，历史总体在李凯尔特那里彻底地不复存在。对李凯尔特而言，历史事件的现实就是个别性、独一无二性；对卢卡奇而言，历史事件的现实就是历史总体的一个过程，事实不同于现实。但是，历史总体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相加（或者说机械的总和），更不是“一个对立于别的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1］236历史总体是从个别历史事件中产生出来的，不是外在于个别历史事件，脱离个别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总体中具有特定的位置。然而，历史总体不是如同个别历史事件那样直接显现的，而是隐蔽的。因此，一方面，必须把个别历史事件放到总体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历史总体是在个别历史事件中历史地生成的，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它既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个别历史事件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总体，否则，历史将成为僵死的、永恒的、超历史的。

总之，卢卡奇以总体方法反对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强调从总体的历史出发考察历史事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

三、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以具体的中介反对直接性

卢卡奇首先肯定了李凯尔特对历史学家“陷入纯直接性”所做的批评。对此，卢卡奇极其赞赏。因为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都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直接性”之中，深深地“囿于直接性”的理论，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李凯尔特确实也意识到这点：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需要中介来把概念和现实统一起来，最终诉诸于文化价值，以文化价值作为原则来挑选历史的本质成分，文化价值成为了中介。可问题在于：这种文化价值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带有主观性、随意性、集团性（阶级性）；而且，如果这种文化价值与先验的价值相接近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价值变成先验的了，李凯尔特的中介最终成为神秘之物，不可知的中介与直接性最终还是一样的。对此，卢卡奇直接指出：“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1］249因此，在卢卡奇看来，中介不是先验的外在于现实的，而是具体的。“对立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规定都只是那个复杂的中介过程的开端，这一中介过程的目标是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1］258中介是联系各个部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唯有通过中介，才能扬弃直接性，达到对历史的总体，中介是总体性的具体化。中介就是生成，“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的将来之间的中介。”［1］303也就是说，中介不是既定的、固定的某个东西，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卢卡奇认为，直接性与中介是相对立的。超越直接性是一个基本原则，任何理论和实践都不能止步于直接性，应该超越直接性，进入深入的认识和实践。但是，这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直接性的积极存在。因为，“直接性和中介本身都是辩证过程的因素，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和理解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1］240可以说，“直接性和中介就不仅是对待现实的客体采取的相互隶属、相互补充的方式，而且还同时是——依照这一现实性的辩证性质和我们为把握它所作努力的辩证性质——辩证的相关的规定。”［1］241然而，人们不能始终停留在直接性阶段，人们要充分把握中介的作用，超越直接性，朝着社会总体前进。因为，唯有中介才是“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

卢卡奇将直接性和中介的方法深入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从“中介创造出来的对象性采取直接性的形式”，加之“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那个曾‘创造’了已被把握了的认识总体的同一个主体的产物，资产阶级思想的最终的、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1］241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中介而产生和才能理解的东西变成了解释一切的原则”，［1］242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存在由此变成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存在了。在卢卡奇看来，每一种方法必然和有关阶级的存在相联系。“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的方法直接源自它的社会存在，它的思想不能突破作为外部的、但正因此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的纯粹直接性。相反，对无产阶级来说，直接性这一障碍从一开始，在它采取自己立场的那一时刻，就内在地被克服了。”［1］251因此，资产阶级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无产阶级则必然要超越直接性。所以说，资产阶级缺少中介，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正认识；无产阶级则运用中介的范畴，不断地超越直接性朝着社会的总体前进。

总之，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通过不断的中介，超越直接性，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中介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过程。

纵观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二者的共同之处：一是将方法论置于首要地位。李凯尔特试图从方法论上解决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区分，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和历史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其区分的基础就是康德的先验的方法，确保普遍有效性；卢卡奇开门见山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8这种方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其中，总体的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1］77“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二是自然与历史的区分。李凯尔特形式上区分自然与历史，前者旨在形成普遍概念；后者是指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是一种个别化的思维形式。卢卡奇虽然肯定自然是历史范畴，但是忽视了“自然的历史”，他的历史辩证法把自然从中排除出去了。这是因为，他在阐述实践时，仅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出去了。青年时期的卢卡奇由于执着于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走向了其反面，于是自然与历史成为对立的关系，历史中不容许有自然的存在。可见，虽然卢卡奇透彻地批判了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但是卢卡奇还是犯了李凯尔特同样的错误——将自然从历史中排除了出去，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四、批判的得与失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尽管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是立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但问题是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是方法”是否准确？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卢卡奇是否真正做到立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认真地审查卢卡奇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而对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做出评价。

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看作方法，方法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真的仅仅是方法呢？显然不是。卢卡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时，将论点与方法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言，方法更为根本。也就是说，方法的存在不依赖于论点，具有独立性。试问是否真正存在离开论点的方法呢？根本不存在，因为任何理论都是论点和结论的总和，论点和结论才是方法的基础，论点和结论本身就体现了方法。因此，论点和结论才更为根本。卢卡奇将方法与论点对立起来，仅仅推崇方法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最终只会造成空洞、抽象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论点与方法的结合，而且论点是基本的。事实上，仅仅强调方法的做法就是在非马克主义者那里也是站不住脚的。瑞士哲学家波亨斯基就曾指出：“确实，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与思想的实际内容中的某种预设完全分开，但是在这里方法与内容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纯粹的方法论思想究竟能否区分出来，常常成为疑问。”［3］因而，只有将论点、结论与方法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显而易见，卢卡奇并没有真正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他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唯方法论，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批方法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继而，卢卡奇从方法论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略显片面，缺乏全面性。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卢卡奇方法至上，所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忽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劳动，劳动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如果卢卡奇看到了实践或劳动的本体论地位的话，那么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将会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即实践）是现实具体的历史的；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本体则是文化价值，是先天的，逻辑上先于经验的，是无时间的、超历史的。显而易见，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那种具体的历史的文化价值变成了永恒的文化价值，而排除了自然的历史哲学也最终难逃相对主义的命运。也正是因为卢卡奇没有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导致自己也最终陷入主观主义的窠臼。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卢卡奇在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的批判中，认识到了中介的重要性，虽然这时还未把握到劳动这个核心中介，但这为中介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综上所述，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既有得又有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进而深化对卢卡奇思想和李凯尔特思想的认识和把握。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德］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1．

［3］［瑞士］波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The Gain and Loss of Lukacs’s Criticism on Rickert’s Bhilosophy of History

WANG Ya－zhen
（Research Center of Value and Culture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Lukacs criticizes Ricker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ree aspects：the first is from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objectivity，huaman activitity is opposed to cultural value；the second is in the sense of methology，the totality method is opposed to the individuality method；the third is that each method relates closely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class，proletariat trancend bourgeois that trancenand directness，concrete mediation is opposed to directness．Lukacs opposes method to argument，just canonizing method makes marxism excessive emphasis on methodology．Then，Lukacs methodologically criticizes Rickert’s history of philosophy，which seems to be somewhat partial，and is lack of comprehensiveness．However，it is undeniable that Lukacs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mediation in the criticism，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ontology of mediation．Lukacs critique on Ricker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has gains and losses，therefore，we should dialectically treat it．

historical philosophy；methology；totality；mediation；directness

B08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2）02－050－04

2011－10－26

王亚珍（1982－），女，云南玉溪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唯物史观与人的生存方式研究。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