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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余练:毕生心血献科研——忆英年早逝的学者杨余练

2012-03-20张玉兴

文化学刊 2012年4期
关键词:故宫东北

张玉兴

2012年,辽宁社会科学院迎接建院50周年,回顾过往,人们不会忘记为其做出贡献而早已离世者,我的同仁英年早逝的杨余练便是其中佼佼的一位。他的科研成就,他的献身精神,他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纪念。

我与杨余练同是1978年调入辽宁社科院,在同所同室工作的。彼此交往甚深,然而相处10年后的1988年,他正届50岁时竟英年而逝,迄今虽已整整24年过去,他的精神气质、音容笑貌,仍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令人无比怀念,谨将记忆所及条记如下。

名校名门育英才

杨余练,1938年生,湖南慈利人,青少年时即展现才华,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这是国内一所学术空气浓厚、名师云集的著名高校,大学者陈寅恪当年就在该系任教。在学期间他刻苦努力,好学深思,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问基础;他更关心时事,追求进步,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曾任班级共青团支部书记,多次被校系评为 “三好学生”,1958年,他荣获“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59年大学毕业时,他年仅21岁,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当时近代史所名家荟萃,著名学者范文澜为该所所长。这里不仅仅是生产精神产品的部门,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学校。浓厚的治学氛围,诸位大师精勤治学的风范,特别是导师黎澍先生对余练影响极深。在导师的指导下,余练于196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试论马克思的学习方法》一文。他曾一再提及黎澍先生的谆谆教导:搞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及加强提高理论素养双管齐下。他说他目睹黎澍先生身体力行而深受启发,因而掌握了治学的这两件法宝。这时,他与丁守和、从翰香及沈元一道,参与了黎澍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编选工作,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61年初版,1963年修订再版,是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的最重要的理论教材。在编选该书时,他在黎澍、丁守和等理论大家的指导与带动下,较为认真地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原著,为提高理论素养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此间在集体项目之外,他个人选定近代报刊及孙中山作为研究方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尽管因当年频繁政治运动的干扰,他的个人研究未能形成成果,但科研大方向、科研路子正确。他事后一再深情地说,近代史所的岁月充实丰富,是近代史所培养了他,造就了他,使他深打基础,获得了从事科研的本领。

历经磨难葆素志

余练在近代史所仅仅工作了6年,1965年,在“备战备荒”的大政治背景下,他便被调离北京。直接原因是,其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就读的爱人曾宪满女士毕业后,由北京被分配工作到沈阳的东北档案馆,于是组织协调决定:为解决其夫妻两地生活问题,余练由北京调到沈阳,安排在沈阳故宫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他到沈阳故宫后的初期工作,并非皇室文物陈列,而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奉命搞过收租院及全国劳模李素文事迹展。他工作勤恳,成绩突出,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与好评。后来,便进行文物陈列。这些工作与在近代史所的工作迥异,原有的研究项目必须放下。余练却有所不甘,面对前进路上新的磨难与挑战,他素志不改,决心不放弃学术研究。久而久之,他把沈阳故宫看成大有可为之地。他是努力从积极方面看问题而受到鼓舞树立信心的。他从对沈阳故宫历史的了解中很快发现,金梁、金毓黻、李文信、傅振伦等学问大家,就是依凭这里,深化了各自的学术研究。这是一种积极的感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余练于是蓄积力量,定下心来,决心以故宫为依凭,展开历史研究。他认真熟悉掌握沈阳故宫的历史遗存,认真查阅并潜心研究相关典籍,对清初史、清代边疆史、民族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有收获。这期间,他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由他执笔以“沈阳故宫”名义写出的《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一文,发表在1976年9月号《文物》杂志上。

余练在沈阳故宫工作了13年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使他切身受益:重返科研单位。余练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还有一段与我有关的插曲。1978年2月,我刚刚调入正在恢复并多方招贤中的该院不久,负责人事调动的王堃同志对我说,听说你对沈阳故宫挺熟。我说,只是认识几个人。他说,你认识杨余练吧。我说久闻其名但尚未谋面。他说,那你也得陪我去一趟故宫,我在外面等着,你找熟人把杨余练叫出来,我有话同他说,但不要声张。他又说,组织上打算把杨余练调进来,想事先与他沟通一下,如本人同意,便开启组织调动手续。原来如此。我当然乐意做向导,于是,我们便骑自行车共同前往。结果余练喜出望外,欣然接受。而后一切顺畅,获得了沈阳故宫及其主管部门市文化局的支持,很快调转成功。此次调转对余练来说,虽然又属被动,但进入科研单位确是夙愿得偿。

思路敏捷多卓见

余练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选定清史研究,被任命为清史研究室主任,他从此如鱼得水,大展身手。他以敏捷的思路,独具的理论优势,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研究,很快崭露头角。

他潜心治学,认真阅读《清实录》及大量典籍,捋顺清史脉络,探求真谛,寻求规律性的东西,提出新见,发人所未发之论。短短数年间,他连续写出并发表多篇研究文章,诸如《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4 期)、《明代后期的辽东马市与女真族的兴起》(载《民族研究》1980年5期)、《试论康熙从开海到禁海的政策演变》(载《光明日报》1981年1月13日)、《康、雍时期矿业政策的演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2期),及《清代盛京地区的驻防八旗》(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84年1期)等等,这皆是详细占有史料、敏锐观察与深思、所写出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既有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清晰勾画,更有对清朝统治政策重大历史变化的剖析,而提炼出发人深思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其《试论康熙从开海到禁海的政策演变》一文尤为出色,文章论述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玄烨,于1684年,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下令废止了清初行之四十年的“禁海令”,而宣布“开海”,使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呈现一片兴旺景象。然而三十几年后的1717年,他又颁发“禁海令”:禁止与南洋贸易,禁止卖船国外与运粮出口,严格管制来中国贸易之外国商船等。它影响深远。不仅对正在发展中的海外贸易以至整个社会经济是沉重的打击,并为清朝政府后来逐步加剧的闭关自守政策奠定了基础。随而指出,当年玄烨的“开海令”,乃至“开矿令”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后来的 “禁海令”,乃至“禁矿令”,则是逆流而动,拉历史倒退,是为中国的进一步落后挨打埋下了种子。最后深情地说道:“历史是无情的。包括伟大的人物在内,都只能是顺应客观规律前进,否则就要受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这也是一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文章充分展示了理论的优势,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

此时,余练参与了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册的编写,他勤奋写著,竭力兼顾多头工作而不辞辛劳,奔波于京沈两地,展示了惊人的毅力与工作热情。《中国通史》第九册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当代中国最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之一,影响巨大。其中有余练的一份贡献。

组织科研练真功

余练不仅个人科研成就突出,作为研究室主任尤为尽职尽责,他倾注心血,竭诚奉献,积极组织带动大家从事科研,业绩突出。当年清史研究室曾达11人,不仅是历史所中,亦是辽宁社会科学院中人数最多的研究室,但多数人缺少科研经历,且经十年动乱,业务荒疏,亟待提高。如何带动大家进入科研状态并展开科研,是个大难题。为此他做了三点努力。

(一)根据地方特点,选定以清前史及清代东北史为研究重点,带动大家从资料入手,深入系统地查阅典籍史料,苦练基本功。上世纪80年代初,他亲自带头,有数位同志参与,整日坐镇辽宁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数年间以图书馆的作息按时上下班,风雨不误,成了社科院科研人员勤奋治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积极组织参与学术活动,如全国第一至第四届清史讨论会、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袁崇焕学术研讨会等召开,都组织大家参与,因人员所限不能人人与会,他安排参与者会后详述会议概况,并针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他称之为“学术务虚”。他一再说这种“务虚”是近代史所的传统,对启发思路,活跃思想,促进学术发展大有裨益,值得效仿。其中1983年秋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清史讨论会,更是他积极促成的以我为主联合辽宁大学共同主办的。他还特意确定讨论内容,安排本研究室的两位同志,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此举把辽宁社科院推向全国,而发言者亦经受了历练;

(三)积极筹划让大家尽量参与集体科研项目,以共同提高。主要有两个项目:一是在他积极联系下,前后共有七位同志参与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张捷夫先生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撰写工作,主要以清入关前的人物为主,共写出68篇传文。二是有四位同志参加,与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室李燕光教授等合作,共同编写《清代东北史》。这是很有意义具有开拓性质的科研项目。最初是李教授倡议编写此书并拿出编写提纲,但同时他说这仅是根据历来通说提出的初步设想,具体情况如何,需要深入探讨,也可能推翻陈说提出新见。此言甚为客观。随后工作全在余练主持下进行,全书由余练主编。余练一再提醒大家按个人分工,详查史籍,深入探讨,不轻下结论,让史实说话,查明究竟。结果数年间锲而不舍地钻研大有进展,不论是清代东北的政治、经济、晚清的新政,乃至东北的文化状况等等研究,皆有可喜的创获,遂共同修订出全新的的提纲。

大概在1987年左右,大家写出了七十余万字的《清代东北史》初稿,余练按出版社限定40万字的要求,据以整理统稿,又与诸位作者反反复复商讨、增删修订,数年间他为修好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直至1988年10月8日,方整理完毕交付出版社,未料两天后,余练竟溘然长逝。该书虽尚未最后定稿,但余练所规划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内容已完全确定。《清代东北史》是他留给东北、留给学术界最珍贵的纪念。

他通过组织《清代东北史》的撰写,乃至带动大家参与《清代人物传稿》的撰写,一再强调得从资料入手,详尽占有资料,让资料说话的研究原则,意义重大,我们参与者便盯住资料不放,可谓一经入门,触类旁通,深受其惠,各在相关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如日后王革生先生致力于清代东北经济史研究,出版《清代东北土地制度史》,以及写出《园参史》、《蚕业史》等;冯年臻同志写出一系列有关清末东北新政的论文,以及出版《袁世凯大传》;王冬芳同志写出诸多有关清代满族妇女的文章著作,出版《女真——满族建国史研究》;我则对清代东北流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了《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可以说余练通过组织科研,不仅奉献了诸多成果及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更为辽宁社科院练就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他对科研的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清贫德业勉后人

余练进入辽宁社科院后,不负众望,他以出色的业绩,深得领导器重,被推荐为辽宁省政协委员,然而我们的这位学术带头人却从不炫耀自傲,从不盛气凌人。他身材不高,穿着朴素,喜欢戴一顶极普通的蓝色军帽,笑眼眯眯,声调舒缓,平易近人,恂恂儒雅,一谦谦君子也。

他诚恳处世,乐于助人,令人感佩。我有切身体会。当年我进入社科院不久,就写了一篇关于清初社会矛盾的长文,写了三万余字仍未收尾,很是着急。实是资料堆砌,并未抓住要点。他关心我的写作,看过之后说,材料足够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愿意帮你把它写成。听后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真诚的话语令我备受鼓舞。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兄长!因不久我到北京进修,修改事便耽搁了下来。又后来,我修正了观点,这篇文章便弃之不用。但余练的诚挚友情,我则永远感念不忘!

我更清楚,他对同仁不论年长年少,一律坦诚相待。对刚刚步入科研队伍的年轻同志,更是满腔热忱,不仅不厌其烦地具体指导,且充分信任,主动邀他们参加集体科研项目,让其承担重任,使之经受锻炼。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耐心解释,并充分肯定其能力,断言其必能出色完成科研任务。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判断。

他生活朴素,克己待人,从不张扬。大概在1987年至1988年之际,《清代东北史》到最后煞尾阶段,余练多次约我到他家对该书进行修润,每次他都有言在先,不许自带饭盒,他准备午饭。自带饭盒是当年我们到省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日常生活仍很拮据,我不想一再给他造成负担,有时便带上饭盒。他则坚决反对,说我请你来便有午饭吃,煮点米饭或煮碗面条,我还有能力,很简单不费事,你再带我就不好请你来了。其实在他家吃饭也是一种享受,虽然简单却很丰盛,即便是面条,也有肉酱、鸡蛋酱,有时还有香肠、腊肠、排骨,以及苞米、红薯等精致食品供选择。他往往说,这是刚过完节剩下的,或者说这是老曾(其夫人宪满女士)出差带回来的。总让你吃得满意。他还向我说,电冰箱是个好东西,食物能保鲜好几天,沈努西牌才八百多元,你家没有应该买一个。当时,我确实很羡慕他家生活宽裕,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达观向上,爱好广泛,感情丰富。他刻苦治学时,又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每当中午休息时,他总与人下象棋或围棋;他喜欢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阅读小说,特别是新出版的小说,而《人民文学》、《收获》及《十月》他也是手不离卷。他还喜欢收听小说联播。我数次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书,当时他正住在与科学院图书馆同院的近代史所编写《中国通史》,中午便约我在近代史所食堂就餐,餐后到其住处小憩。彼此交谈外,我总看他在阅读小说。有一年,他是全神贯注地连续收听小说《蹉跎岁月》。他曾说该书主人公的遭遇令人同情,听了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他喜欢吸烟,且很频繁,我颇为他健康担心,多次加以劝阻,很遗憾,他总笑着说,我也知道吸烟有害,但毛病已养成改不了啦。

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常年带病工作。大概是1988年的某一天下午,我同他一道去医院看望本室一位住院的同仁,因医院规定很严,距探视时间还差一小时,便共同先到内科看门诊。我取了点药,无大碍。他却令医生大为惊讶,所测血压竟是210/110mmHg,医生说,你血压太高了。余练却说,我一查就这样,吃点药就行。最近感觉挺好,没问题。医生说,这是大问题,很危险,你不能玩命,必须休息。余练仍是不要休假诊断书,只开了点药。我劝他应遵医嘱休息,他坚持己见,说一直这样,习惯了,没事。一休息就啥也干不成了。谁知他已病入膏肓,却执迷不悟,仍然放不下科研!

他不幸去世,我参与了后事的处理。他入殓时全是平时的穿戴:旧皮鞋,洗过的干净衬衫,却没有一件新衣物,原来他身无长物!亲临目睹的同仁都心灵受到震撼,他一辈子太清苦了,他是干干净净地做人、干干净净地告别这个世界的。后来我才得知他把许多钱都用在买书上,生活并不宽裕,平日粗茶淡饭,却克己待人,为将一点好东西留给客人,不仅自己舍不得吃,还连累夫人和孩子。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只知追求事业,勤勉奋斗,从不叫累;茹苦含辛,却从不叫苦,绝不哭穷!而他表现尤为突出,可谓典范人物。

余练啊,你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研,你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纯洁高尚,你永远令人崇敬,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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