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厚广 范云霞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文学心理学可以说是文艺心理学在文学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只是其比较侧重于对文学现象的心理学规律的探讨，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我们可以运用文艺心理学的观点来对文学心理学进行分析。钱谷融与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对文学心理学的涵义阐释有两种表述，一是侧重于文艺学领域的表述，即“运用心理学观点研究、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现象的涵义及其内部联系、内部规律的学科。”另一种表述则是侧重于心理学领域的表述，即 “系统地研究一切文学艺术现象中心理本质及心理活动规律与法则的学科。”[1]当今中国文学蓬勃发展，学者们对文学理论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研究。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文学作品的心理分析、文学接受与文学价值的心理分析成为文学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如何从心理学视角出发阐述文学现象并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成为文学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文学历史资源丰富，不仅有丰富瑰丽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有各代文学家对文学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探索与规律的把握，这些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石。“桐城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其文学创作与文学心理学思想进行阐发是不可忽略的。桐城派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早期发展与繁荣、中期中兴以及晚期发展三个阶段，其中中兴时期的代表就是曾国藩与其创立的“湘乡派”。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的代表人物，文章素有“雄奇瑰伟”之称，他不仅在诗文上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文学心理学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先认其貌，后观其神”等观点无不体现出他对文学创作及欣赏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意义的揭示。本文对曾国藩文学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是从对曾国藩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阐述出发的，可以说这既是对文学历史人物思想观点的重新审视，也是对桐城派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方向的探索。

一、曾国藩主要文学心理学思想

曾国藩既是清代名将，也是清代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作为桐城派中兴的代表人物，对桐城派的散文风格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桐城派在辉煌之后陷入低迷，当时曾门弟子黎庶昌就指出“其弊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叽”（《续古文辞类纂·序》）。为了让桐城派崛起，曾国藩开创出雄奇瑰伟的桐城派新文风，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曾国藩所为古文，深宏骏迈，横扫桐城派枯淡之弊，使得桐城派再次恢复生机而出现中兴景象。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曾国藩著有《诗集》、《读书录》、《家书》、《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著作，至今流传不衰，在其部分著作中体现了曾国藩对于文学现象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阐述。以下主要通过曾国藩对文学创作中作者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的看法以及对文学创作中作者个性心理的看法几个方面来进行具体阐释。

（一）“平日酝酿”，“养气功夫”——曾国藩对文学创作中作者认知活动的看法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人类的创造活动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它既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又是对作者主观世界的反映，这就需要作者善于观察、体味生活，并且形成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以及思考。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积累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活动使得作者大脑中能够存储丰富的图式，这些图式将会成为作者日后进行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素材积累。曾国藩很重视文学创作者平日的认知活动，强调知识的积累。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2]

曾国藩认为，经验的积累对于创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他认为，经验的积累及平日的修养是做文章的基础，经验的积累必须要多，“必须平日积理既富”才能道其理，达其情；其次，他认为，经验的积累是靠平日“蕴酿”，经验的积累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需要文学创作者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行。曾国藩一直强调“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3]因此，文学创作者需要有股专注、有恒的精神，只有平日有“养气功夫”，才能行文有全胜之气。文学创作者在外界刺激下进行一系列认知加工，在头脑里形成认知图式。文学创作需要靠文学创作者的想象，但是，“想象是在感知的基础上，改造旧表象，创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4]因此，只有平日的感知觉活动丰富，积累的图式多，头脑中的表象丰富，想象才能更加丰富，所写的文章自然也显得更加有真情实感、有创意。

（二）“情以生文，文以生情”——曾国藩对文学创作中作者情感活动的看法

所谓“情以生文”是指诗文产生于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曾国藩认为，做诗文是“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文学创作往往被看作是作者情感的喷薄与流露，作者将情感寄托于意象以此抒发内心情感，情感作为一种富有感性的心理活动对文学创作起到推动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使读者能在欣赏之时产生与作者相似的情感体验，就在于作者的作品流露而出的是“胸中至真至正之情”。曾国藩强调文章的真情实感，反感那种虚伪献媚的文章。对于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曾国藩是这样评述的：

温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匿，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5]

这里所表现的正是作者将思想情感与文学作品相融合，相得益彰。文学创作中作者进行着复杂的心理活动，而作者的这种心理活动过程往往是难以被发现的，但是通过文学创作的产物我们则能够从其行文、语言、人物、意象等透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所谓“文以生情”不单单是能够从文中看出作者的思想情感，更是在文学作品赏析中所引发的读者对作者思想情感的共鸣。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文学作品间奇妙的关系：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感到的是自己在与作者进行交流，感到自己是作者的知音人，作者是自己的知音人，从而沉浸于阅读文学作品的快乐与幸福中。当年王羲之就感叹：“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这种奇妙的心灵交流给读者带来的是不可言明的享受与心灵的重塑。

（三）“存倔强以养志”——曾国藩对文学创作中作者意志活动的看法

人们在接受外界刺激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往往会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这个心理过程我们称之为 “意志”。[6]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是有目的的，是包含着意志活动的。主张文章应当“雄奇瑰伟”的曾国藩认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屈不驯之气”，并且多次叮嘱众弟子应当“存倔强以养志”“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 （倔强）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7]此处的“倔强”一词与今意不同，“倔强”更侧重于孟子的 “至刚”和孔子的“贞固”的意思。要写雄奇阳刚的文章，必定要养“倔强不屈不驯之气”，要养气，“须先立坚卓之志”。[8]曾国藩特别注重一个人的志向是否高远，甚至将立志作为读书做人的第一要义。立志对于一个人的个性的形成实际上起着导向作用，当然光是立志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因此曾国藩还强调要有恒心，只有“进之以猛，持之以恒”，才能“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9]

（四）“其貌其神迥绝群伦”——曾国藩对文学创作中作者个性心理的看法

曾国藩认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10]“其貌其神迥绝群伦”正是曾国藩对文学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心理特征关系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烙上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具有一种创新性。作者将个性特征融合进文学创作中，使得文学作品富有个性、富有生命力，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有其独特的风格，表现作者的个性的。前文中，曾国藩所提倡的“瑰伟雄壮”的诗文风格正是其刚强不屈个性的表现。曾国藩认为，在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时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读者能够从文章的行文特征看出作者的个性特征与写作风格。

在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分类上，曾国藩将作品风格大体上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认为“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11]曾国藩在这里的分类实际上也正回答了如何能够“先认其貌，后观其神”。正因为作品风格不同，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性格、个性也不同。正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所言，“艺术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创作家往往因为性格的偏向而作品也因而畸刚或畸柔。”[12]

虽然说“气质”、“性情”、“人格”并不是决定作品风格的惟一因素，但是它们“作为个性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创作的面貌与质量发生影响，这是毫无疑议的。”[13]文学创作与作者个性心理特征的关系，往往体现在 “文”与“气”的关系上。曾国藩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与传统的文气观相似，即主张“文以气为主”。在曾国藩看来“为文全在气盛”，“奇特大句瑰伟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14]这与韩愈所主张的“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15]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旨在说明“气”对于“文”的重要作用。曾国藩主张“至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16]这里的“气”是指一种阳刚之气，文章应当有种雄奇阳刚之气。文章的雄奇阳刚之气实际上是作者刚健坚贞的气质、性情的表现。

曾国藩的文学心理学思想对桐城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前桐城派在文学创作中往往透露的是一种阴柔淡雅之美，正如曾门弟子吴汝伦所言“桐城诸老，气清体洁，内所宗，独雄奇瑰伟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曾国藩所倡导的雄奇伟健的文风对于桐城派的发展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弥补了之前桐城派的缺陷，也使得桐城派有所创新和发展。曾国藩赞赏文章应当 “骨峻上而词瑰玮”[17]，“瑰玮顿挫，人跌宕票姚”[18]，他本人的诗文也无不透露出这样的风格特色，这使得桐城派的发展出现了又一次高潮。他的“为文全在气盛”思想与“雄奇瑰伟”的文风给曾门四弟子以指导，为桐城派发展开了新风气。曾国藩受姚鼐影响，又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将文学作品分成“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不过他本人实际上更加欣赏文章的光明伟岸,曾国藩认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19]要想写出这样的文章，就需要有“养气功夫”，只有平日里注重修身养性，积累识见，才能在为文时得以“真情激发”。这些对于曾门弟子为文以及桐城派中后期的发展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曾国藩文学心理学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研究曾国藩的文学心理学思想，主要目的在于从中吸取积极内容，从而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本文对曾国藩文学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笔者得到以下几点有益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

一是平日多积累多体悟。经验与体悟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尤为重要，文学创作者通过认识与实践活动往往能从实际生活中提炼文学素材。我国现在提倡大众文化，提倡文化贴近百姓生活，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应该多留心生活，多积累经验提升素养。曾国藩在品赏贾谊、苏轼等人的文学作品后，深有感悟，感叹道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针砭古今的好文章，“必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实有诸己，而后献诸君。又必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乃为典雅。”[20]这里所强调的正是间接经验的积累与体悟。当代文学创作者往往有股商业市场带来的浮躁气息，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品读前人的文学作品，提出自己富有时代特色的独特见解。曾国藩很讲究静心，他曾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21]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思考。除此以外，直接经验对于文学创作者能够创造出真情实意的好作品也是尤为重要的。

二是情以生文，真情流露。曾国藩认为文学创作者创作时要能够 “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22]好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创作者倾注了真情而成的，如果将文学作品比作娇艳的玫瑰，那么创作者的真情则是这朵玫瑰不可或缺的阳光。现在有些文学创作者一味追求文辞的华丽或是情节的离奇，而忽视了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当中，这样的作品是无法真正打动人心，也无法使读者的心灵得到重塑的。文学创作就像是在收集着来自我们生活与心灵的砂金，经过真情熔合锻炼成最珍贵的金玫瑰——文学作品。要想让自己的作品打动读者的心灵，就需要创作者给作品倾注真情实感，使得作品能够引起共鸣，当然这需要平日的努力才能做到。

三是养浩然之气，文以气为主。明朝的王文禄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后世没有再出现像《孟子》七篇那样的文章？他认为是因为后人没能够养浩然之气。曾国藩重视文学创作者“气”的养成，提倡养浩然之气，并且认为做文章也要“气盛”，提出“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使文章有“气”，有股刚直雄浑的气节，这样的文章才有力度、有硬度、有广度、有深度。养浩然之气实际上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更是一种健全独立的人格养成，有浩然之气的人，便有股刚正不屈的精神，其文章也会有股雄伟刚健之气。当今文坛依然缺乏这种刚健雄奇的文学风格，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平日养浩然之气，才能写浩然之文章。曾国藩认为不朽的文章“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23]，实际上正是在表明创作者个人修养与作品成就间的正比关系。当代文学创作者需要有远大的胸襟与精微的思虑，从而写出脍炙人口，提升民族素养的好作品。

四是作品要有独特风格。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必定不是靠模仿别人而成功的，是通过不断摸索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曾国藩认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几与他人迥不相同”，“其面貌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文学之所以能够如此源远流长，历经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滚滚巨浪，正在于它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带给文学以无限生命力，因此，当代文学创作者应当找到自己的风格，这样也有利于我国文坛呈现百花齐放的新风貌。另一方面，读者对于作品风格的评判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24]，这样自然能够分别出各大家的不同文风。

[1]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4

[2][5][17][18][19][20][21][22][23][2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4.130—131.420.290.259.559.418.123.130.513.1292.

[3][7][8][9][10]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6.24.22.20.67.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48.

[6]张履祥,葛明贵.普通心理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317.

[11]周艳华.“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曾国藩文气论初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1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14.

[1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

[14]林岩.曾国藩的古文观[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1,(1).

[15][16]徐中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文气·风骨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