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铆

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1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从2001年相当于美国的7%提高到2011年相当于美国的17%，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2010年，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11年，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中，有63%（按三年平均名义汇率计算）和6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上排在中国人的后面。

然而，2002-2011年的加速发展是以牺牲质量和牺牲民生为代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推算，由于家庭消费率从2001年的45.3%下降到2011年的34%，2002-2011年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只有6.9%，明显低于1992-2001年的8.8%。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02-2011年中低收入者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更是明显低于1992-2001年。而消费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作为粗放发展方式的制度基础的大政府、大企业、大银行体制压制了就业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2002-2011年的就业年均增长率只有0.5%，不到1992-2001年1.1%的一半。

俗话说，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今年“两会”前夕媒体关于人均GDP“含金量”的讨论充分反映老百姓对牺牲民生、牺牲质量的粗放发展方式的不满。牺牲民生、牺牲质量的粗放发展方式还导致各种风险因素的积累，其中包括经济过热、官员腐败、房市泡沫、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等。如果任其恶化下去，必然掏空中国的发展后劲，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导致大规模危机的爆发。

“十二五”纲要把GDP年均增长率目标调低到7%，今年“两会”又把当年GDP增长率目标定为7.5%，这表明中央已下决心对中国经济进行必不可少的调整，其意图从短期看是化解风险因素、避免危机爆发，从长期看是为启动新一轮全面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宽松环境，从而为实现2049年第三步战略目标打好必要的基础。

软着陆式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有增长率降到潜在增长率之下，才能把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因为2011年9.2%的增长率仍然高于潜在增长率，所以家庭消费率仍然徘徊在34%的历史最低记录附近，而资本形成率则比2010年的历史最高记录又提高了半个百分点。

日本在明治维新一百周年的1968年，人均GDP（本段的人均GDP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已达到美国的48%。虽然中国在辛亥革命一百年的2011年，人均GDP只达到美国的17%，但这意味着，中国只需要在今后38年维持4.8%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就足以在建国一百年的2049年，使人均GDP达到美国2011年的水平。如果中国不搞穷兵黩武，不搞两极分化，这足以使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假设今后38年美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2%，4.8%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还足以使中国的人均GDP在2049年达到美国的48%，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两倍。

如果能够把中国2011年34%的家庭消费率在2049年提高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61%，4.8%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就能够带来6.4%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显然，只要能够提高发展的质量，把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即使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从过去10年的10%降低到未来38年的4.8%，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也不会明显降低。如果未来38年的收入分配能够更加平等，中低收入者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反而能够高于过去10年。

中国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前苏联1991年的解体、韩国1997年-1998年的危机，都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质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本意是“发展的质量才是硬道理”。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官员把“发展才是硬道理”曲解为“发展的速度才是硬道理”。这是牺牲民生、牺牲质量的粗放发展方式在过去10年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生是发展的目的，质量是发展的保证，发展的质量才是硬道理。中国在“十二五”剩下的4年必须大力更新观念、改革体制、培养人才、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从而为实现2049年第三步战略目标打好必要的基础。▲（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