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华，崔新健

（1.新疆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2.中央财经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1）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外派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调查，全球80%的跨国企业都出现了人员外派。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09年末，我国境外中资企业（非金融类）就业人数达到97万人，其中外方人员53.2万人，中方外派员工比例高达55%。但大多企业人员外派的效果差强人意，普遍存在外派失败率高、员工外派绩效低、员工流失率较高等问题。外派失败将给企业和个人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甚至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减少外派人员的自信心和信任感，使外派人员与家人及同事关系紧张，影响公司声誉等（Black和Gregersen,1991）。

研究显示，外派不适应是导致外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学者纷纷开始探讨外派适应的构成原理及作用机制。早期的外派适应研究将其视为单一构面，后来学者对外派适应研究逐渐完善，形成多重构面。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外派适应的影响因素，如个人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和配偶因素等，但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海外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即外派人员进入异文化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断，外派人员产生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感，因此，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成为提高外派适应的重要途径。但社会网络视角下外派适应研究相对较少（Liu和Shaffer,2005），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从研究对象来看，对中国企业外派人员社会网络与外派适应的实证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因此，本文希望以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和外派适应的关系及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

一、研究假设

（一）员工社会网络与外派适应

社会网络被界定为一组行动者及联结他们的各种关系的集合。”按照这个定义，“行动者”可以是个人，如外派人员，当地工作伙伴和朋友等；而网络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如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工作支持等（House,1981; Patison,1994）。个体社会网络拥有一些特征，如规模、多样性、紧密性和频率等。

1.网络规模与外派适应

网络规模指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的直接联系数量。经验研究显示，外派人员的社会网络规模对外派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urukawa（1997）发现，朋友的数量对日本留学生适应有积极影响；Kashima和Loh（2006）对亚洲学生在澳大利亚适应研究，Wang和Kanungo（2004）对北美、欧洲和亚洲外派人员在中国适应研究及Wang和Nayir（2006）对欧洲外派人员在中国和土耳其适应研究等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能提供更好的支持。即个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获取社会资源如社会支持越多（Lin,1985），可以帮助外派人员减少当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1：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对一般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2：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对互动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3：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对工作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2.网络紧密度（closeness）与外派适应

网络紧密度指行为者与网络成员关系的密切程度。部分学者认为，关系更密切的网络成员愿意为外派人员提供更多的帮助，以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更密切的关系可以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但弱关系有时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工具支持以减少压力，因为弱关系可以从外部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Wang（2002）提出，外派人员的社会网络结构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和母国其他外派人员的关系可以给外派人员提供信任、交流和情感支持，类似于在国内背景下建立的强关系；和东道国成员建立的社会网络可以提供外部信息和工具资源，类似于在国内环境中的弱关系，因为和东道国居民的网络可以使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其他社会网络群体建立联结。Lybeck（2002）研究美国外派人员在挪威适应性及Furukawa（1997）研究发现，关系紧密性对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关系，但它在工作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中作用并不相同。Liu和Shaffer（2005）针对欧美国家跨国公司在香港、北京和上海外派人员的适应性进行调查，发现网络紧密度只对互动适应有积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1：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对一般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2：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对互动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3：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对工作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3.互动频率与外派适应

Searl和Ward（1990）研究显示，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频繁的联系对外派适应有负面影响。Ward和 Kennedy（1992）研究新西兰外派人员在新加坡的心理适应时发现，和东道国居民的频繁联系对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有积极影响。Caligiuri（2000）提出，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得越多，差异性越大，双方可接受可能性越大。即外派人员可通过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和观察中学习到合适的言行，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外派适应。Briody和Chrisman（1991）研究发现，与母国其他外派人员的互动会阻碍外派适应，延长外派适应时间，反之，与东道国居民的频繁互动则有助于外派适应。

本文认为，中国人的关系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上，正如中国俗语“走关系”，只有常“走”增加互动频率，才有可能从频繁的交流中确定小团体互惠互利的内在规范和“利益交换”规则，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感。因此，联系越频繁，外派人员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同时，东道国居民更熟悉东道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因此，和东道国居民频繁的互动，可以帮助中国外派人员更加深入地嵌入当地关系网络，获取当地社会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1：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一般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2：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互动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3：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

文化距离指两种文化在规范、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差异。如果文化距离较大，外派人员对当地语言、习惯、价值观不熟悉，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外派人员的自我接受感、环境掌控、和其他人的关系等会因较大的文化距离而受到威胁。较大的文化距离会导致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在社会规范、期望、性别地位等多方面难以形成共识，可能会限制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自由地交流，影响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这会影响外派人员获取当地资源和社会支持，影响外派适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1：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外派人员网络规模对外派适应影响作用减弱。

假设4-2：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外派人员网络紧密度对外派适应影响作用减弱。

假设4-3：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外派人员网络互动频率对外派适应影响作用减弱。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向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发放问卷，请其填写相应问卷收集有关数据。调查时间自2010年3月起，至2010年12月结束，持续时间近一年。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共发放电子问卷1000份，回收453份，剔除无效问卷198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55份，有效问卷率为56%。

从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为183人，约占总量的71.8%，女性72人，约占总量的28.2%；被调查对象的年龄被划分为5个阶段。其中，25岁以下为15人，占5.9%；26～30岁为111人，占43.5%；31～35岁为90人，占35.3%；36～40岁为39人，占15.3%。从外派地区来看，样本大致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四个地区，其中，亚洲占15%的比例，欧洲占50%的比例，非洲占27%的比例，北美占5%比例。

（二）研究工具

1.外派人员社会网络测量

本文采用定名法（Name generator）测量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即请受访者回忆在过去6个月期间，对其帮助最多的朋友、同事或领导（在工作或生活上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等），写出网络成员的姓名或代码、相互关系和互动情况等信息。网络规模测量中，要求受访者填写1～10名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填写的网络成员人数即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测量采用5点衡量法，外派人员与社会网络成员关系很疏远界定为1；疏远界定为2；普通界定为3；密切界定为4；非常密切界定为5；互动频率采用5点衡量法测量，即外派人员如果与社会网络成员每年都联系界定为1；每半年联系一次的界定为2；每月联系一次界定为3；每周联系一次的界定为4；每天都联系的界定为5。

2.外派适应量表

外派适应测量由14个题项组成。其中，一般适应指外派人员对东道国当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的适应情况，共7个问项；互动适应指外派人员在东道国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情况，共4个问项；工作适应指外派人员在东道国对外派工作任务的适应情况，含3个问项。测量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相关问项。即在答题时要求被访者根据对各个问项事件的同意程度在李克特5级量表上打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3.文化距离测量

文化距离测量中借鉴了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采用10个问项测量文化距离。测量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相关问项。

（三）数据处理

首先，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分析、信度分析和验证性分析；其次，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统计方法检验外派人员社会资本对外派适应的影响效果。统计软件为SPSS 16和AMOS 17。

三、研究结果

（一）问卷质量分析

1.外派适应问卷质量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外派适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0.797，大于0.6，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而Bartlettλ2=2 213.081，df=91，p＜0.001，表明问卷数据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经检验，外派适应测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因子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62、0.884和0.806，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89，均在0.6以上，信度系数符合检验要求，问卷通过信度检验。同时，采用极大似然法运用AMOS 17软件对外派人员外派适应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自由度等于10时，模型适配度的卡方值等于16.326，显著性概率值p=0.091＞0.05，未达显著水平，接受虚无假设，表示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契合。

2.文化距离问卷质量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文化距离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将因子数目设为1进行强迫旋转，根据载荷大于0.4的标准，删除第9、10题项后，再次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KMO的测度值为0.737；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952.807，自由度为28，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01。单一因素可以解释总体变异的47.738%，各因子载荷均在0.45以上，表明文化距离量表可通过效度检验。同时，运用AMOS 17软件对文化距离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基本适配的检验结果中，因素负荷量介于0.27～0.96之间。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基本适配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在整体模型适配度的检验方面，绝对适配指标、增值适配指标与简约适配指标统计量中，所有适配指标值均达到模型可接受的标准，在自由度等于10时，模型适配度的卡方值等于8.352，显著性概率值p=0.595＞0.05，未达显著水平，接受虚无假设，表示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契合。

（二）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外派适应和文化距离相关分析

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了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外派适应和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与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与互动频率、一般适应和互动适应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1 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外派适应和文化距离的相关分析

（三）社会网络、外派适应和文化距离的假设检验

1.社会网络对外派适应的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中，将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社会网络即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和互动频率作为研究变量，将外派适应中的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分别作为因变量，将外派人员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利用OLS法分层逐次回归。模型1、2和3分别检验了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对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的影响（见表2）。

从一般适应来看，社会网络对一般适应影响显著，F（12 233）=15.834，p＜0.001，其中，性别、外派时间和英语的熟练程度对一般适应有显著影响，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建立的网络互动频率对一般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r=0.266，p＜0.001）。从互动适应来看，社会网络对互动适应影响显著，F（9 239）=11.891，p＜0.001，其中，性别、外派时间、东道国语言的熟练程度对互动适应显著影响，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网络规模和网络紧密度对互动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r= 0.154，p＜0.01；r=0.241，p＜0.001）。从工作适应来看，社会网络对工作适应影响显著，F（12 233）=6.981，p＜0.001，其中，性别、外派经历、东道国语言和英语的熟练程度对工作适应有显著影响，与东道国居民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对工作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r=0.105，p＜0.1；r=0.235，p＜0.01）。

表2 外派人员社会网络与外派适应的回归检验

2.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在层次回归中，第一步将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第二步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见表2），模型4、5和6分别检验了文化距离对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在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上的调节效果。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在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和互动频率对一般适应和工作适应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为了直观显示调节效应的作用，本研究将样本中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互动频率和文化距离分成高、低两组（以均值为限），采用多方差方法进行交互效果分析，结果表明，在文化距离较低的国家，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建立的网络紧密度更高，其一般适应性也相对较高。另外，文化距离对网络紧密度对一般适应的影响起到了调节作用，即文化距离越大，网络紧密度对一般适应的影响就越显著。文化距离对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外派适应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文化距离越低，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影响越显著。文化距离越高，与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的影响越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文化距离作为调节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多方差分析等方法验证了外派人员社会网络和外派适应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个体特征对外派适应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外派时间、东道国语言和英语的熟练程度对外派适应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对外派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对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互动频率对一般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不同的社会网络维度在外派适应中也具有不同的功效。

第三，文化距离在社会网络对外派适应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文化距离在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网络紧密度对一般适应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文化距离越大，网络紧密度对一般适应的影响作用越大。在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与东道国居民建立紧密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效减少外派人员因陌生环境带来的不安和压力，因而提高了外派人员在海外的一般适应水平。

但比较有趣的是，文化距离在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即文化距离越大，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的影响作用越弱；反之，文化距离越小，互动频率对工作适应的影响作用越强。可能的解释是，这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国际化发展阶段和战略选择有关。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一般可分为四种：母国战略、多国本土化战略、全球化战略和跨国战略。目前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大多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有可能采用母国战略，大多数海外子公司可能选择“复制”母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惯例，相对而言，本土化程度可能较低，母公司的制度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子公司的海外运作。在文化距离较小时，频繁的互动可以帮助中国外派人员获取其所需的管理信息和实现技术知识信息的共享，因而可以帮助外派人员更快地进入外派角色；而在文化距离较大时，频繁的互动可能让中国外派人员处于“模糊”状态中（文化碰撞），对工作角色和对工作任务的不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工作适应受到干扰。

（二）管理启示

第一，性别不应成为外派的门槛。传统的中国企业人员外派中，一般多以男性为主（样本数据中，男性占超过70%的比例）。而实证结果显示，在外派适应中，女性优于男性。这与Adler（1984，2002)研究结论相同。她发现，女性外派人员比男性同事在外派任命中有更好的适应性。她提出这种差异可能的解释是，和男性外派人员相比，女性外派成员拥有更大的吸引力，女性更引人注目。虽然研究结果可能与样本有关，但仍对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即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外派人员时，更多地应根据外派地区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来考虑性别差异。

第二，语言应列入外派胜任力标准中。研究发现，东道国语言熟练程度不同的外派人员一般适应和互动适应存在显著差异，英语熟练程度不同的员工在外派适应和外派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合理安排外派时间。研究结果显示，外派时间虽然在一般适应和互动适应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但可能在工作适应中有负面影响。即外派时间越长，对东道国环境越熟悉，其一般适应和社会互动情况越好，但可能会由于长时间的海外工作而产生倦怠感，影响其工作适应效果。

第四，加强外派人员和东道国居民的互动。首先，外派人员与东道国居民的社会网络会对外派适应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差序格局”则是伦理本位的概括。与东道国居民建立的密切的网络关系可以帮助中国外派人员减少文化差异的影响，并减少外派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在更好地外派适应过程中提升外派绩效，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培养熟悉国际惯例并具有一定国际工作经验的专业化人才；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本土人才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以适应海外市场需求变化，拓展海外市场；再次，许多国家法律规定，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本国籍员工，这项法津制约不仅仅体现在人员配置比例中，也同样体现在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运作中。因此，充分利用东道国人才，可以有效地响应东道国的政治需求。

第五，合理调整企业国际发展战略，以有效实现本土需求响应。Adler和Ghadar（1990）曾将企业国际化经营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国内生产阶段、国际化阶段、多国经营阶段和全球经营阶段。彼得·诺兰所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中指出，“中国大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中国企业仍处于摸索中的国际化阶段，母公司的制度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外子公司的运作，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也使得外派员工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击”，甚至产生“文化休克”。因此，根据东道国本土需求实现有效本土市场响应也将有利于提高外派人员的海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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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u,X.,& Shaffer,M.A.An investigation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05，(5)，235-253.

［4］Wang,X.Y.,and Dilek,Z.N.,.How an when is social networking important?Comparing European expatriate adjustment in China and Turke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6，(12):449-472.

［5］王建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J].甘肃社会科学，2005，（6）：16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