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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与世界的文明对话

2012-03-02郑秋月

世纪桥·理论版 2012年1期
关键词:全球化

郑秋月

摘要:

儒家传统是人类精神文明之一,不仅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全球性与普世性。文明对话是将儒家传统这一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推向世界舞台,积极参与多元文明与宗教沟通交流的理想路径。杜维明与成中英就是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当代儒者典范。

关键词:儒家传统;文明对话;全球化

收稿日期:2011-12-21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家传统的异域审视—美国波士顿儒学思想研究”(10C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儒学的超越性传承与体认”(11YJC72006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十九批(20110490242)。プ髡呒蚪椋褐G镌拢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一、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文明对话典范

在人类历史中并不缺乏由于文明的地域性与宗教的差异性等原因引起的文明冲突,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体看,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的文明更应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每一种不断演进中的文明都具有开放性与融通性,一旦某种文明拒绝开放而自我孤立,它将无法在当今世界存留。所有文明传统都必须向世界敞开并不断适应新的局势以维持其连续性与创新性。因此,与其他文明对话与沟通的雅量十分必要。正是基于对文明间关系问题的审慎思考,1990年夏天,杜维明在檀岛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任职时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的课题,以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和本土宗教之间健康互动的可能性为重点,认为儒家传统的发展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特别是基督教进行文明对话。

杜维明强调,儒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既有的成绩,了解它的发展趋向以及其正面和负面的历史意义,从现在面临的人的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反省做人的道理。儒学要扮演这个角色,它应有开放的心灵,并应与基督教、佛教徒的大师大德做进一步的对话。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杜维明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文化的受惠者。他指出,哈贝马斯虽强调沟通理性的重建,寻求多元世界中不同观点间由沟通而至共识,但他不重视精神文明,因此在宗教对话方面没有什么贡献。而自己一直在做的工作,即开展不同宗教和文明间的对话,尤其是开展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则恰好弥补了哈贝马斯的这一缺项。

在文明对话过程中,儒家传统可以从基督教神学里面获得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呢?杜维明对此问题进行颇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超越上帝的观念和体验可以彻底消除把任何相对事物绝对化的危险。这里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构建问题、法律制度独特性的问题以及多种相对性不应绝对化的问题。这是儒家第一步可以学习基督教的地方。其次,基督教的传统正视人的阴暗面和原罪问题,并对这些方面有深刻理解。杜维明强调,如果不了解人的阴暗面和罪的问题,就很难适时对人的善性提出督责。中华民族也应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发挥忏悔意识,基督宗教的理论与实践便可为儒家带来很多启发、为儒家所借鉴。杜维明指出:“五四以来,西化观点是在强烈的科学主义和实证、实用精神的导引下带进中国的,因此中国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影响古今西方至巨的基督教抱着忽视甚至仇视的态度。这是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法深入理解西方文明主要的原因。”[1](P.627-630)由此可见,杜维明试图借助儒家与基督教间的文明对话,让我们全面了解贯穿并渗透到西方现代精神各个层面的基督教所代表的宗教信仰,进而思考儒学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能否反思并借鉴超越外在的上帝、原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怀疑主义等宗教情怀,从传统与文明间的交互影响来实现儒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明在儒耶文明对话的基础上尝试性思考多元宗教身份的问题。试问:是不是可以有儒家学养的人主动、自觉地做基督徒?杜维明认为,这个不但可能而且相当普遍。比如说狄百瑞教授和秦家懿教授,都非常自觉地说是儒家的基督徒。杜维明看到有很多基督徒是代表儒家的,他们在进行着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话,认为这很正常也很好。

二、文明对话促进中西文明融合

美国夏威夷儒家学者成中英与杜维明一样,将“文明对话”视做文明再生与文化更新的必要途径与手段。成中英认为,对话不是单纯的语言行为,而是一个持续复杂的运用语言、理解语言与开发语言的过程。对话必须在对自身语言的深度理解下进行,也必须在对对方的语言有深度的理解下进行。因为对话是理解,是在不同层次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它是心灵自身理解的文明。成中英指出,对话是文明,是在指出“对话”一词的深度含义中的智慧与感通,因为它代表了对人心与人性的深度理解,也代表了对世界事物与整体宇宙的理解与透视。基于此理解与认识,对话是必然有意义的,也必然会有成果的。它代表了在多元的文明传统与语言系统中探索与找寻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与心灵的共通世界。又在这一个共同与共通的主客相应的世界上开发出多元的文明传统与语言系统。对话是不断地去扩充一共同与共通的主客相应世界,又不断地去发掘更多的多元意义宇宙。成中英反驳伽达默尔所说的“视野的融合”只有在此一探索与发掘中才有意义与价值的断言,指出对话的目的性与活动性不只限于此一“视野的融合”,而应展现为文明的理性的整合与价值的创造。

《论语•子罕》有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意是私心,必是自以为是,固是固执,我是主观自大。成中英认为,孔子去此四者,显示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蔽于成见、固执私心、傲慢以为是,或局限于己知与小慧,他就没有办法与人对话与沟通。同理,文明间的辩论和争论不可避免,但必须要正视各自的长短优劣、不能全盘拒绝或接受,要在确认身份和保持适应性与开放性的前提下通过文明对话来学习他者的丰富知识和精神资源以扩大自身视野、提高自我反思能力。文明间的对话在理解、欣赏和评估、借鉴、学习各种不同形式的知识、智慧和传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中英以分判离析两种文化来推动文明对话进程:“一是‘冲突文化,一是‘融合文化。前者是以权力意志为动力、以宰制驾驭为目标的文化,也就是以维护冲突、制造冲突或发现冲突为文化发展的主调。后者则是以德行意志为纪律、以融合沟通为目标的文化,也就是以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与发现和谐为文化发展的轨迹。”[3](P.60)成中英认为,西方文化中具有冲突的因子,是“冲突文化”的典型,而中国文化则具有中和的因素,是“融合文化”的典型。这一分析是成中英根据各种冲突现象的综合以及对历史文化特征的透视的自我理解,是他通过诠释与实践的努力而得出的结论。

成中英以独特视角分析西方文化需要通过文明对话来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在本体诠释学的实践层面凸显中西融合的可能。

首先,成中英同杜维明一样关注西方文明中具有的强烈上帝观与上帝意识:“西方文化自希伯来时代以来就以信仰一位创造万物而又超出万物之外的真神上帝为突出的特征。”[3](P.61-62)同时西方宗教往往具有很强烈的排它性。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并不具有超越性的外在上帝,反而具有强烈的自然意识。“中国人的自然观是深信人自自然中演化创生,因而属于自然,而其生命的变化是与自然的变化原理若合符节的。自然之动力来于自然,人能够深入理解自然的本体,就能理解到动态平衡、和谐转化与人生价值的意义及重要性,这就激发了人对生命和谐、生活和谐、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追求。”[3](P.62)以儒家传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正因为有了这种深厚的万事万物和谐统一的自然意识,就能在多元的差异中寻找动态的统一进而接受不同的宗教。

其次,成中英在文明比照中得出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与儒家传统的整体一元的巨大差异。“上帝造人一部分用的是外物,一部分用的是他自己,故而产生人与上帝存在上的对立(超越与内在的对立),以及人与世界存在上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甚至人自身的身心对立以及理性与欲望的对立。这些对立也就导向了其他方面的对立,也因而产生了用否定消除的方法来肯定一方的真实性与价值性而否定另一方的真实性与价值性。这就是以绝对的绝对化为典范的西方选择排除逻辑的发用,而与以绝对的相对化为典范的中国并存互容逻辑形成强烈对照。”[3](P.62)

成中英还指出,西方的上帝意识导致人类以其对立面的身份出现,这种身份感受到的是自身的渺小以及不完美之性带来的罪恶感,因此激发人们发自内心的无限度求成功、求荣誉、求肯认的欲望。西方文明在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一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自身的异化与精神丧失等现代文明的危机。

通过分析西方文明特质,成中英得出两项结论:“一是中国文化中蕴涵的自然意识可以提供一个融合文化的模型以消除西方冲突文化的诸种冲突与自毁的倾向;二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意识也可以包容与改良上帝意识而使其发挥正面有益于整体生命的作用。这就是何以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也附带说明了何以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以发挥其潜力的一个重要理由。能够认识两者的互补性以及理解这样一个互补思想的方式或方法的重要性才是一个重要的后现代的思考态度。”[3](P.60)这也是成中英本体诠释学在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具体应用与落实。

总之,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或宗教传统,都有它内在的民族性与合理性,同时也有它客观的地域性与局限性。儒家思想虽然是一个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但它也有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样不能涵盖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今天,我们生活在各大思想传承、各大宗教传统同时并存的伟大时代,秉持所谓文明互补、传统互鉴的世界性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大传统都已不满足囿于自身系统的发展,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文明进行整体考察与反思,谋求文明间的会通与融合。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美国波士顿儒家学者杜维明与夏威夷儒家学者成中英,重视“文明对话”这一智慧汲取的超越性路径,始终致力于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等文明的对话与融通,在儒家传统的自我重塑与提升以及世界多元文明对话所形成普世性价值方面都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齐勇.杜维明文集:第二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2]论语[M].

[3]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第一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周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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