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国

（贵州财经学院 经济学院，贵州 550004）

0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治理通胀时往往面临这样的困境——把物价压下来、经济就衰退，而一旦恢复经济增长、物价就要上来，国民经济一再上演着“通胀-通缩-通胀……”的故事。目前，理论界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需求拉动型通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胀理论和结构型通胀理论【1】，实践中对我国通胀的原因普遍强调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过量货币发行[2～4]。近年来，中国通胀有加剧趋势，而政府基于货币数量论与需求拉动型通胀理论的紧缩货币政策不仅没有成功抑制通胀，反而殃及无辜——导致中小民营企业大批倒闭、实体经济在原本就面临内需不足和国际激烈竞争的制约、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雪上加霜。这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国通胀产生的原因，从而为政府有效治理通胀提供理论参考。本文试图在已有通胀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通胀理论。

1 通胀与工业生产成本上涨的关系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离不开零售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零售商品价格的上涨又离不开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又离不开其生产成本的上涨。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我国1978～2008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来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原因。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密切相关；（2）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带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变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带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而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3）1990～1996年期间，我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93、1994和1995年连续三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最高时达24.1%（1994年）；（4）2003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的原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又有上涨的趋势；（5）2009年，伴随着工业生产的原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的下降（-7.9%），工业品出厂价格、商品零售价格都不同幅度地下降了（分别为-5.4%、-1.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消费品方面的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原料价格上涨导致，即成本推动型通胀。但是这遗留下一个问题，即原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表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单位：%）

2 通胀与农业生产成本上涨的关系

我国从1994年开始逐步将粮食供给推向市场，所以，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时，需要以1994年为一个分界点，分成两个区间：前一个区间是1978～1995年，在此期间，我国的城市居民粮食供给仍然实行计划配给制度，农副产品价格表现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后一个区间是1994～2009年，在此期间，我国粮食供给市场化。其详细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可以看出，在1978～1995期间，（1）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下波动；（2）在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都是两位数，农副产品价格指数最高达到39.9%（1994年）；（3）但在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24.1%，与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之间存在15.8%的缺口；（4）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并不能完全说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里带来的问题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我国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政府又是根据国家政策的重心倾向来决定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比如，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提高粮食产量，就提高收购价格；如果为了缓和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上涨压力、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压力，就维持农副产品的已有收购价格、甚至下调收购价格。在1978～1995期间，除了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为负值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一直是正值，也就是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一直是呈上涨趋势的。

表2 1978～199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单位：%）

下面再来看看1994～2009年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食品价格指数和农资价格指数之间的相关性。

从表3和可以看出，在1994～2009年期间，（1）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食品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密切正相关的；（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伴随食品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经过1994～1999快速下降后，于2000～2002年维持在小幅范围内的波动，然后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都保持正值，也就是说，2003～2008年，食品和农资价格一直在上涨、从而推动着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3）2009年，虽然农资价格下跌，但食品价格仍然小幅度上涨；（4）2006年和2007年，食品价格指数（分别为2.6%、12.3%）都高于农资价格指数（分别为1.5%、7.7%），这都说明，食品价格的上涨并不完全是由于农资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

表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食品价格指数、农资价格指数 （单位：%）

也就是说，在我国1994年粮食供给市场化改革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食品价格指数的带动下变化，而食品价格指数又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带动下波动，而且，农资的价格波动幅度往往要比食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当然，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农资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1994年，食品价格指数远高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这或许与我国1994年在放开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并没有放开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管制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我国近年来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是密切相关的。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而大多的农业生产资料属于工业产品，这个问题也就演变为工业产品价格为什么上涨。

3 与货币超额发放之间的关系

除了上述从供给成本上涨的角度解释通胀外，国内还流行从需求角度来解释通胀。他们（即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在商品供给量不变、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前提下，货币增长率就等于物价上涨率，时下人们往往不管其前提条件是否成立、也不管货币（需求）结构而草率地认为我国目前遭遇的通胀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认为抑制通胀只要减少货币的供给就行了。这种观点正左右作我国的货币政策，我国目前治理通胀所采取的措施——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以该观点为理论依据的。但是，通胀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吗？暂且不要说该观点在理论逻辑上是否存在问题，我们先来看看1991～2009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货币超发百分点数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及其分析。

表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货币超发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1）我国在1991～2009年期间，货币超发百分点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相关性并不密切，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也就是说，我国的通胀很难说是由于货币发行太多引起的；（2）尤其是在1997～2003年期间，货币增长率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时达12.83%（1997年），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维持在低位，最高才达到2.8%（1997年），其中有三个年份（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甚至为负值，这至少说明，货币超发量并不是我国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决定性因素；（3）2009年，在货币超发率为23.24%的情况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0.7%；（4）如果说我国1991～2009年期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货币增发百分点数之间存在什么相关性的话，那就是货币超发百分点数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似乎存在一个滞后的影响，滞后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也就是说，在货币超发百分点数变化后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表现出来（或推动上涨、或导致下降）。这同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超发的货币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

通过上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成本指数、农产品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货币超发百分点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1）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成本推动型；（2）工业生产成本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分别推动着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3）货币超发百分点数对我国1991年以来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性不密切，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滞后期约为一年的正相关性，但至少可以说，货币超发不是我国1991～2009年通胀的决定性因素。

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胀原因的内生化分析

（1）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

上文从生产成本和货币增发的角度分析了我国1978～2009年的通胀原因，但是不是可以说物价的上涨仅仅局限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呢？经济学的常识和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商品价格不仅与其生产成本和需求有关，还与利润和商品的供给有关；价格也不仅仅是商品数量与货币的比例关系。比如，从2009年开始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在很大程度就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无关，而是与农产品的供求状况紧张有关——供给不足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其中，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在于供给不足，如果供给是大量过剩的，那不法商人要做到囤积居奇也是很难的）。可以说，从2009年开始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那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的农产品会出现供给不足呢？

其实，我国粮食供给紧张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就不断出现，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在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国内连续几年遭遇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越发显得严重了，究其原因，不得不说，与我国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有关。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三年饥荒的原因，众所周知是由于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大炼钢铁所致。而我国近年来的粮食供给紧张，同样是与我国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有关。

多年来，为了发展工业、发展城市，我们一直采用的是以农补工的政策，这在事实上也起到了以农村补贴城市的功效。虽然从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减轻农民负担、补贴农民种粮收入的做法，但是，人均约2.5亩耕地的中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一个潮流和趋势。一方面由于农村种粮积极性下降农村大量耕地抛荒和农业生产粗放化，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快速扩张，进而占据大量的良田熟土，再加之我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占据了不少耕地，使得耕地面积快速减少，而粮食单产的进一步提高又遇到技术性瓶颈，粮食供给趋于下降就成为必然。而在对粮食的需求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食、牛奶的消费需求增多，也导致对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在粮食供需两方面的一减一增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供求紧张、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在所难免了。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农业实行补贴、以工补农了，粮食供给不应该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农民也是理性人，当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之间仍然存在剪刀差、务农收入没有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高时，他们还是不愿意务农的。当我们的工业都需要依靠垄断和补贴才能生存时，我们的工业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剩余来补贴农业？再加之，随着城市的不断膨胀，城市公共品（如交通、安全、教育、保健医疗等）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我们的财政资金，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了国民经济补贴农业的能力。国民财富的分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事实上不可能同时做到对工业和农业都采取扶持政策的。

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不仅通过导致粮食供给存在下降趋势、从而推动我国物价水平的整体上涨，还从增加对工业生产原料的需求角度推动着我国物价水平的整体上涨。比如，我国在片面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下，全国上下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都大搞房地产建设，以及从1998年以来的连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幅度的超发货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导致国民经济对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剧增，从而推动着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这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胀。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进而通过生产成本的提高来推动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注意，超发的货币并不是通过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以及消费需求价格的上涨来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

（2）竞争不充分与技术进步滞缓

众所周知，通胀不是指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是指国民经济物价水平的整体上涨，而可怕的通胀是物价水平整体持续的、螺旋式的上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7～2003年、2009年等少数几个年份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连续通胀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具有这种螺旋式上涨的特征。而这种螺旋式的通胀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螺旋式的通胀，其内在的一般逻辑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工人工资上涨，工人工资上涨又进一步导致工业生产成本上涨，工业生产成本上涨又导致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导致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又倒回来导致工人工资上涨，……如此循环。

但是，上述螺旋式通胀路径的存在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成立，那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胀就未必一定能形成，比如说，（1）由于技术进步，工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就不一定导致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2）在有其它价格更低的同类产品竞争下，工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也不一定就导致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3）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样的道理也存在，如果是在技术进步或有其它价格更低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下，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是不一定就能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前几年国内大豆价格在其它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进口大豆价格更低）价格保持稳定，以及我国石油价格在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下不断上涨，都是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只有在既没有充分竞争、又无显著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有生产成本的上涨都才可能通过产品价格体现出来、从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才可能出现。而技术进步是一个国民经济所内生的因素，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又是一个更为内在的制度性因素。

正是由于竞争不充分、技术进步滞缓，不仅生产成本的上涨推动着我国物价水平的上升、垄断行业暴利的存在也推高了我国物价水平[5]，而且导致了我国物价水平的螺旋式上涨。

5 结论

总之，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或者说商品价格的上涨不仅表示货币对商品的比值下降，还包含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基础性产品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市场结构的变化（竞争程度下降、甚或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生产技术进步滞缓等。[6]要有效治理我国的通胀问题，将我国经济从“通胀-通缩-通胀……”的循环中跳出来，必须要采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来分析我国通胀的原因，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通胀的原因就是货币数量的问题、就是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而在这些表象背后，还存在农产品供给不足、生产资料供给垄断和技术进步滞缓这些内生于我国片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战略、乃至基本经济制度的因素，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在很大程度属于内生型的螺旋式的通胀。而由于石油、铁矿石等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所导致的输入型物价上涨、以及超发货币导致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程度，没有这些外生性的通胀因素，我国通胀依然存在。在当然，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那超发货币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所内生的因素。如果我们在治理国民经济时继续在货币数量上做文章——或扩张货币、或紧缩货币，那我国经济也只可能在“通胀-通缩-通胀……”的循环中直至系统的崩溃。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李娅，朱珊珊.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及中国式治理[J].审计月刊，2011,（1）.

[3]尹鑫保.利率、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关系实证分析——兼论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J].中国证券期货，2010，（11）.

[4]何宝，周宁宁.对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J].求索，2010，（6）.

[5]邵荣平，许坤.“货币超发”是此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吗?[J].财经科学，2011，（3）.

[6]刘明国.价值是怎么转换成价格的——对价格形成机制的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