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2012-02-21罗能生

统计与决策 2012年16期

雷韵，谢里，罗能生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410012）

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热衷于对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两大主要根源造成这种局面。在理论上，随着西方经济学中新制度学派思想的引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尤其是诺思[1]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出发构造了一个分析制度的框架，提出了制度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把制度因素作为了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而使许多学者想方设法的把制度因素融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中来，以便于通过数学模型和现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揭示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就是最好样本，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可归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即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大变革和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转变，正是基于如此的制度变迁才有了如今的经济高速增长，才有了现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骄人事实。基于此，很多的学者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过程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他们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印证了诺思的观点。由此看来，这些研究似乎是具有说服力，然而，从理论上来看，制度是否真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制度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到底如何；该如何解决制度内生性的问题；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不同的制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等都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2]。

2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North（1978）[5]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旨在约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行为的规则、法则和道德伦理规范。从这个定义可以获悉制度是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和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构成的。正式制度是人们自觉的或有意识建立并通过正式的方式确认的各种制度安排，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各种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非正式的约束的规则。非正式制度不仅仅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甚至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完成，因此，可以说在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中，尽管正式制度构成了制度的基本结构，但非正式制度承担了绝大部分约束行为的重任[6]。

一般认为，资本和其他资源要素的增加、知识的增长及应用和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7]，而以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之所以能够对经济增长或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制度安排。首先，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可以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体系，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甚至在没有其他投入要素增长而仅仅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制度的建立在减少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从而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8]；然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经济组织，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9]，甚至North[9]还把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归结为其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这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同时确定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引起经济的增长。因此，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拟构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的经济，而经济制度为所有的经济主体提供了一套可以起到“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而法律制度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平提供了一种法律规范；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都是处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健康的政治制度的运行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市场经济还是信用经济，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规范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有效的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的成功发挥作用提供了催化剂的作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通过产权的明晰和界定，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的性质、管理的激励、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从而间接改善经济绩效或者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机理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3 实证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制度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接下来的部分针对制度因素指标的选取、数据的来源及处理过程和模型的回归结果一一进行解释和说明。

3.1 制度指标的选取

本文把制度分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又将正式制度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大指标，而非正式制度仅仅由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对于经济制度，正如前文所描述的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产权制度的多元化、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分配的企业化和个人化、开放程度高度化，因而可以把经济制度划分为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四个方面来相应衡量，而针对市场化指数，从要素的角度把其区分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三个市场进行细化处理；对于政治制度，主要从腐败程度、不平等程度、就业程度、通货膨胀程度、提供基础服务设施程度和工会组织程度六个方面衡量；对于法律制度，主要是通过律师人口密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两个大的方面来体现；而非正式制度难以衡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关键在于人们知识的学习，而知识的学习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得的，因而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量化人力资本形成意识形态指标进而衡量非正式制度。

3.2 数据的获得和处理过程

关于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的难处在于数据的获取。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学者都是关注经济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其衡量的指标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几个指标上。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主要是用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来度量，很多学者[3][11][12][13]采用非国有化率（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在市场化程度方面，一般采用生产要素化指数和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在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上用的都是农产品收购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对于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上用的也都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3]，而靳涛[11]则直接省略了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从而避免了取权重的“尴尬”；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有些学者仅仅是考虑了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而金玉国[3]和赵理想[14]则认为对外开放不仅仅表现在商品市场上，而且也体现在资本市场上，因而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政府干预程度上，似乎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基本上都是以当年的财政支出占当年的GDP的比重来表示；有些学者[11]则对以上四个指标根据重要性在总体上赋予权重来衡量制度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有些数据的选择足以让人信服，但是对于有些指标的选取客观性不够，仅仅是凭借作者的片面说辞和主观臆断来赋予权重，因而影响了整体的可信度。当然，无可否认，制度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想面面俱到的设计所有的因素，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现实统计上也是不可能的[15]，鉴于此，选择制度因素的重要方面和尽可能选择统计规则中适宜衡量的指标是决定实证分析质量的关键。

在前面所提及的文献并借鉴孙斌栋[16]的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的基础上，选用了199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为了避免数值过大和单位不一致对可比性造成影响，因而对每一个指标的数据取了相对数（即比值），同时通过较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制度合成评价体系，其中权重的含义表示的是每一个指标在其所处的相同级别的体系中的权重，如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在经济制度这一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1089、0.5851、0.1985、0.1076；又如在市场化指数中，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2787、0.3438、0.3775；其余以此类推。

由表1可知，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表明了改革开放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市场经济，愿意遵循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从事经济活动，从西方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和中国的本土观念相“适应”，即“制度创新”的实践活动是成功的，经济事实也表明这是正确的；在正式制度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5204、0.3090、0.3320，可见对于中国的制度变迁而言，经济制度的变化是起主导的，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稍稍滞后；而由产权指数、是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所构成的经济制度中，四者所占比例分别为0.1089、0.5851、0.1985、0.1076，从这一比重可以获悉市场化指数的变化引起了经济制度的绝大部分的变化，也透露了市场化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尊重市场是走向经济自由的必要前提；进一步的看市场化指数，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所占比重相当，可见要想让经济迅速市场化，同时让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三种基本要素市场化是一种很重要的途径；从构成政治制度的结构体系中，也同样的看到各组成成分的比例相当，由此可知，政治制度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它给人们提供的是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的政治环境和居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表1 制度合成评价体系

3.3 模型回归及实证结果的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制度之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共同影响着经济的运行效率，为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的结构出发，通过上文所得到的各制度因素探讨它们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同时根据前文所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存在直接效应，而且也存在间接效应，因而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将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3.3.1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针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可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Ii分别表示的是经济制度（Ie）、政治制度（Ip）、法律制度（I1）、正式制度（If）、非正式制度（Iu）和合成的制度因素（I），而Y指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K指的是历年资本形成率，而L指的是历年城乡就业总人数的增长率。通过Eviews6.0得出了如表2所示的回归结果，模型（1）至（10）分别表示的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政治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制度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制度因素的单独作用来看，由回归模型（1）（2）（3）（4）（5）（10）可以得到通过了检验的回归系数，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只有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其余是负向的。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正如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所言，中国制度的变迁主要是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并没有如理论中所阐述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是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过于滞后，没有跟上经济制度改革的步伐，从而导致了这些原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化产生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是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言，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才使得结果中系数出现了负数；三是非正式制度的系数也负向的，这表明尽管改革开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还是心存疑虑，或者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观念对人们的市场行为依旧产生很大的影响，又或者是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而且其作用机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未让所有的人适应过来，从而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出现了“冲突”。

然后，从制度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来看，由回归模型（6）（7）（8）（9）可以看到，模型（6）（8）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检验，由此可知，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变革得到了广大人们的接受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人们心中达成了共识，人们在经济行为中愿意用竞争来进行市场交易和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行为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而模型（7）（9）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说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不仅没有赶上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且也没有跟上人们变化着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观念。

表2 回归结果

3.3.2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针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通过软件stata10.0得出了如表3、表4、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表3和表4中的模型（1）至（6）表示的分别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而表3、表4中的模型（7）解释的是在保留概率为0.05的水平上逐步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制度因素的单独作用来看，回归模型的结果是所有单个制度因素对基本生产要素的作用都是正向的。表明无论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变革，还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的作用都是凸显的。

最后，从制度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来看，由表2中的模型（7）可知，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对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变革得到了广大人们的接受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人们心中达成了共识，人们在经济行为中愿意用竞争来进行市场交易和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行为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而表3中的模型（7）可知，正式制度在对劳动影响的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为什么中国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来保障充足的就业。

4 结论

通过制度的合成所得到的结果可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起主导作用，尤其以经济制度的变化为主要特征，而非正式制度的变化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可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正式制度的变化是改革的重点，而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却被忽视了。

而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仅仅有直接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由间接的效应。由此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伴随着经济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也相应的发生着改变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市场经济的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渐渐拥有市场经济的头脑运用着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经济活动，让资源更加有效的进行着配置，从而活跃了整个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

表3 制度因素对资本的回归结果

表4 制度因素对劳动的回归结果

本文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数据的选取上仅仅是从全国的视角来选取而且是时间序列数据，没有从各个省市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制度因素对各个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各个地区之间制度变迁的差异，也导致了得出的结论有点片面性；然后，在指标的选取上也不是很全面，如非正式制度的衡量只是选取了受教育程度，尽管这一指标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获得，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并不是只有通过教育来获得，还可以从各个地方的习俗、传统习惯等形成；最后，所采用的方法上并不是很观，本文在合成制度指标体系时采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使得最后合成的一些制度因素在回归结果时并没有得到如理论上所阐述的结论。针对本文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消除，得出更加符合事实和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