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佩，孙庆祝

王春光曾界定，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务工的农民为第一代农民工，199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为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人生阅历浅、乡土情结淡薄、适应能力强、与城市人口相比教育程度低的特点[1]。随着“体育强国”、“全民健身”思想的推进，我国学者对农民工体育越来越关注。然而介于城乡体育之间的农民工体育在开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且举步维艰。一方面，受户籍制度、居住条件、子女入学、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农民工不得不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导致农村的体育健身工程无法惠及他们；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背景、行为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心理上形成了与城市之间的隔阂，难以参与到城市社区体育组织中去[2]。农民工群体参与体育直接影响着我国全民健身工程目标的实现，这也成为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重点和难点。

1 对农民工体育研究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分析

1.1 量化研究

李相如认为，农民工以18～30岁的青年为主，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阶段，影响农民工参与体育的主观因素是文化素质和农村生活方式的阻碍。调查显示，仅有5.5%的农民工选择“经常参加社区或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74.3%的农民工选择“偶尔参加过”，20.2%的农民工选择“完全没有参加过”[3]。戴霞通过调查进一步发现：身体健康、经济条件、社区与企业体育因子(体育文化信息服务、体质测量、体育场地设备、组织体育比赛及管理等因素)对农民工的体育锻炼程度、生存空间和生活预期因素呈显著性负相关关系[4]。陈锡尧对上海市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 40%的农民工工作日的闲暇时间不足1小时，37.7%的农民工在3小时以上；37.87%的农民工在周末有4小时以上的的闲暇时间，在周末闲暇时间进行身体性的体育活动的农民工仅占6.3%，打牌、看电视、上网等的人则占44.1%[5]。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知：农民工对体育态度、体育能力与体育锻炼行为，存在着高认知、低行动的现象。这意味着农民工对体育锻炼行为有良好的动机，只是转化为行为时缺乏一定的条件与诱因,尤其是缺乏体育锻炼活动的政策引导和体育组织活动的人为倡导。

1.2 质性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对农民工体育权利、体育参与、体育贫困等问题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张群华以差异公民为研究视角，提出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缺失是由于教育程度低、缺乏参与动机与意愿。提出赋予农民工体育群体代表权，建立体育需求的利益表达机制，提升群体自我认同感和城市归宿感的举措[6]。王凤仙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对农民工体育权益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与分析，认为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缺失是所遭受的经济、制度、文化的社会排斥与不认同造成的[7]。陈瑜从和谐社会的视角下提出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建立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培养农民工体育意识与技能，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和劳动条件；健全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歧视和限制政策[8]。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农民工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在研究方法上，较多的运用了质化研究的方法，定性研究的趋势较明显。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农民工体育进行了描述与简单的分析，研究的结果较雷同，不利于现实的操作与应用。而量化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相关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出影响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因素，研究结果过于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而且没有运用合理、完整的理论结构去阐释、分析这些因素，忽略掉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2 “符号互动论”与农民工体育

“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在继承了芝加哥大学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思想后提出的一个名词。米德结合了詹姆士的“自我”[9]、库利的“镜中自我”[10]、托马斯的“情景定义”等相关概念，认为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是通过符号化的沟通过程实现的，具有语言、符号及沟通能力的个体通过“普遍化他人”实现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在此过程中生成自我、意义与社会[11]。

符号互动论强调了人类制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把符号作为社会互动的中介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成员的自身观念是客观现实的内化和主动解释，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产生于人的社会经历[12]。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是由自身的行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构成与保持的，建立在群体内部与群体成员对他们体育行为的认识与反应上，这种反应对另一方产生某种刺激，使他针对对方的这些反应调整自己；而这种调整接下来又变成了对前者的刺激，使他改变自己的活动，并开始进行另一种活动。这种通过自我观念不断与社会进行的调整自己的行为的互动被称为农民工体育的符号互动过程。虽然充足的物质条件(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可以提供给人们舒适的运动场所、正确的体育态度与认知，能够有效地激发体育参与，但这一功能不是自动实现的，必须有具体的个人响应与参与才能实现。因此，农民工体育参与的限制因素，除了政府对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模糊化、体育设施与体育服务体系的不健全，最重要的是农民工缺乏与体育互动的有效组织形式。

3 农民工与体育良好互动的路径选择

3.1 农民工体育角色的建构

农民工与体育的关系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只有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达到自己身心的健康愉悦，才能促进农民工体育行为的延续。在农民工与体育的互动过程中，不仅关注他人对自身的特定态度，而且还关注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社会性态度。其中体育权利、体育健身设施、体育组织活动是农民工与体育互动的符号，也是农民工与体育良好互动的基本保障。

农民工对自身体育身份的认识，一方面受外在的客观世界、客观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内在的个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自我解释[13]。

3.2 落实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保障农民工的体育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将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实行两套政策管理。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二条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十条中，提出“城市应当发挥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组织居民参加体育活动；农村应当发挥村民委员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作用,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提高农民的体质与健康水平。然而，农民工这种户口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双重身份既阻碍了他们享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也限制了他们参与城市社区体育组织活动的权利，造成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模糊化。无论是农民工的认知水平因素，还是农民工体育设施的不足，亦或是农民工的双重身份都是由于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引起的。根据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这一特点，首先政府应当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强制性手段，确立城市社区体育行政部门为农民工体育的责任主体，为农民工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创造合适的环境条件，凸显地方政府、街道社区和企业单位对农民工体育的支持作用，实现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其次应加强对农民工体育的重视程度。如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农民工体育权利进行正面宣传，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倡导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爱与关注[14]。最后，强化农民工对体育价值的认知，根据农民工上网、看电视的日常生活方式，宣传体育健身活动的益处。

3.3 完善农民工体育服务体系，实现资源共享

农民工必须有参与体育活动的经验与体验，才会自觉把体育活动内化为自身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体育设施的完善与体育服务体系的健全是农民工产生体育参与经验的物质与客观保障。

有研究指出，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主要在公园、街道、广场等一些不收费的活动场所。因此，政府、社区体育管理部门和企业应联合设立以促进农民工体育参与为主的专门经费，在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社区和用工密集单位建设免费得体育场地设施，设立一定规模的体育文化活动室，保证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经济化与生活化。

3.4 通过农民工运动会促进农民工与他人的社会互动

社会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运用符号，行动者对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赋予意义。通过与现场他人互动所产生的自己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得到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社区体育管理部门、企业联合举办农民工体育运动会是促进农民工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方式。农民工运动会的开展可以使农民工在享受强身健体和精神上娱乐的同时，消除日常生活只能选择上网与看电视消遣产生的孤独与寂寞，拓宽农民工与其他社会阶层社会交往的渠道，增进农民工与相邻社会阶层人员的感情交流，增大农民工对体育参与的体验经历，达到农民工借助体育的互动，实现跨阶层的流动。

农民工在运动会中通过得到一定的肯定与物质奖励，满足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成就需要和尊重需要，树立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自信心。比赛成绩优异者还可参加上一级的体育比赛，实现挑战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建议在比赛项目的安排中，把乡土节庆运动项目与现代运动项目融合起来，既让农民工有参与的亲切感，又能体验到竞技体育运动的乐趣与激情。通过集体性项目，增进农民工之间的感情交流，发起农民工内部日常体育活动的伙伴与群体组织，为农民工进行体育活动提供人际交流机会与组织支持活力。

4 结束语

对于农民工而言，参与体育活动不仅仅是一项健身和娱乐的社会活动，更主要的是通过从事体育活动，实现农民工社会化的过程，并自觉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树立融入城市生活的信心。在符号互动论视角下，以城市社区体育管理部门和企业为导向，加大农民工体育建设，完善农民工体育服务体系是农民工与体育互动的保障。举办农民工运动会是农民工与体育互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利于激发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热情，提高农民工体育价值的认知程度。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2] 刘博.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J].重庆社会科学,2008(10):30～36.

[3] 李相如,吴建美.北京市农民工参与休闲体育的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海淀区建筑行业、民营企业、服务行业为例[J].中国体育科技,2009,45(1):133～138.

[4] 戴霞.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体育学刊,2011,18(1)：64～70.

[5] 陈锡尧,庞徐薇,刘倩.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现状调查[J].体育科研,2010,31(5):42～45.

[6] 张群华.差异公民视角下的农民工体育参与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4):356～359.

[7] 王凤仙.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农民工体育权益保障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4(6):87～90.

[8] 陈瑜.试论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工体育权益的保护[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2):27～29.

[9] 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M]. New York: Henry Holt, 1890.

[10] Charles Horton Cooley.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M].New York:Scribner’s 1902.

[11]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2] 渠改萍.符号互动理论述评[J].太原大学学报,2010,11(3):96～98.

[13] 张世威,宋成刚.社会排斥与农民工体育话语权的缺失[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23(2):17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