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1961年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等人到杭州讨论电影剧本。闲暇之时，不知谁建议大家去虎跑寺喝茶，十余人便乘一辆车去了。进入山寺，大家在茶室里坐成一個以周扬为中心的椭圆形。当时气氛很好，不少人想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向周扬讨教，开始语声嘈杂，逐渐四座安静，周扬开讲。周扬夫人苏灵扬却十分气恼，她对女作家李子云说：“这个人就知道开会，离了开会就过不了日子，难得出来走走，坐下来又开上会了，真没办法。”李子云感慨万千：“我突然感到一种对周扬同志的同情。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开会，这种生活该有多单调。许多领导同志都有一些业余爱好，周总理爱跳舞、看越剧，陈老总爱下围棋，潘汉年爱打百分（一种扑克牌游戏），夏衍爱集邮，周扬同志业余可喜欢什么呢？我没发现。似乎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

1953年春，李子云第一次见到周扬。她说：“周扬同志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绝。即使两三人谈话，周扬同志讲话也像开会一样，言必马列，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到了开会场合，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言必马列，而且言必工作……约到他家谈话，他的谈话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话题……周扬同志似乎更习惯开会，似乎从开会中能够得到很大的乐趣。”

文革后，周扬复出，许多单位请他去演讲和作报告，周扬几乎有求必应，一些至爱亲友再三劝阻，还是其习难改。至于文艺界的会议，他更是每会必到，每到必讲。1984年秋，周扬病势渐重，躺在医院里起不来，脑血管障碍使他经常说错话。但当王蒙去看他，告辞时另一探望者问王蒙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周扬眼睛一亮：“什么会？”口齿不再含糊，语言再无障碍，目光如电，笑容不再随意平和，“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有点严厉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弄得王蒙与另一位探望者哈哈大笑，劝他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心这些事情，自有年轻同志去处理。王蒙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与他见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这道因“开会”亮起的目光，盖因使王蒙刻骨铭心，数年后成为悼文标题《周扬的目光》。

当今青年必生疑惑：最最令人头疼的开会何以会成为周扬的乐趣？更何以在其生命之火渐趋熄灭时还会激起一道回光返照的目光？他们不知上世纪50年代，参加各种会议已成为中国人民新生活的一大标志。以文艺革命起家的左翼文化人自然十分看重思想革命。从源头上，革命必须开会乃是来自苏联的“光荣传统”。

1942年，一位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访问延安，没多久就发现：“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指陕甘宁边区）各地一样，唯一的工作就是开会。”这也许有点夸张。不过，那句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谚语“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居然出自周扬之口。1960年春，上海作协在中宣部统一部署下召开反修正主义会议，调动复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到作协参加，声势浩大不说，时间也长达七七四十九天。

上世纪50至80年代，会议之多之长确为意味深长的历史一景。当时从上到下，动辄就开几十天的会。如1959年夏惊天动地的庐山会议，会期46天；1962年初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为期28天。基层每县初冬的“三级干部会议”，年年必开，一开也要十天半月，甚至20多天。厂矿、学校、商店也是大会小会不断，一开就是半天。会开得很认真，有作用没作用至少大家听得很认真，这才有喜欢开会的周扬。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