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

1916年6月7日上午10时，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就任民国大总统。他的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除了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数十辆汽车、马车外，根本看不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愿意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偶然促成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已经47岁，职位不算高，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在给北洋恩师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大力拥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后来，袁世凯猝然病故，按照《约法》，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在时人及后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黎元洪来带领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

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還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后果。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又马上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为其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祝贺，黎元洪说自己“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

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一些人也成了帝制的拥护者。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投身共和，便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淳朴厚道，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朝三暮四，尤其是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个人经验上来看，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所以，一贯谨慎小心的他不会趟这浑水。

执法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的难处。他要面对的现实是：虽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体，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构成的派系政治。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帐下的“十三太保”。随即，官方命令与私下说情纷至沓来。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背景薄、后台弱的八个人。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个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曾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黎元洪和段祺瑞性格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他延揽梁启超，任命其为总统府秘书长。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院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黎元洪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他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又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段祺瑞的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都要送到国务院开拆。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以梁启超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联手；而有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祺瑞的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他以共和重建为名发表大批授勋令。黎元洪就像个裱糊匠，把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止纷攘。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三不”作为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于破裂。政事的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大力宣扬造势，希望中国藉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而政府要员、各省督军和社会精英们则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是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这个时机，要做和事老，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年7月1日，黎元洪在办公室大发脾气，因为有人劝他“归政”。原来这天凌晨三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骂对方“毫无心肝，背叛民国”。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只好从后门出府，住进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对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冯国璋代理总统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是由他援引入京，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几大罪状：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他痛心不已。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他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少了黎元洪这个黏合剂，大批议员纷纷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于是南北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

实业救国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五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20多个银行和厂矿。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黎元洪发出了3000字的“废督裁兵”通电，表示同意有条件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宣誓就职。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蔡元培、胡适等人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共同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来保住其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评价说：“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得几乎要饮弹自尽。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编 辑/惜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