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章 杨 红 马晓峰

（1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福州350108；2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2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100013）

《伤寒杂病论》药量折算的“神农秤”“大小秤”之说考

郭明章1杨 红2马晓峰3

（1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福州350108；2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2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100013）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汉代张仲景所著，其所用的药物度量衡量制是汉制，与现代的度量衡制有很大差异。后世一些医家认为仲景方的剂量相对过大，为此提出了汉代存在“神农秤”“大小秤”之说。笔者从汉至唐代的度量衡沿变情况、仲景方药物重量与煎煮水的比例及汉代方药煎煮法与现代煎煮法的有效率方面比较分析，认为汉代当时不存在“神农秤”“大小秤”，该观点不能做为仲景方的剂量折算依据。

大小秤；神农秤；剂量折算；仲景方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汉代张仲景所著，其所用的药物度量衡量制是汉制，与现代的度量衡制有很大差异。后世学者对仲景方药物剂量古今折算进行诸多的探讨研究，但至今未有定论。其中一些医家认为仲景方的剂量过大，在汉代存在着用于药物剂量的度量衡制，为此提出了汉代存在“神农秤”“大小秤”之说。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因为朝代的更替，度量衡制随之的沿变，一些医家为了解释仲景方的剂量折算与后世的差异而提出的，而不是当时汉代所存在的一种用于药物剂量的度量衡制，该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不能做为仲景方剂量折算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1 “神农秤”之说考

“神农秤”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引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之观点“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1]。而《汉书•律历志》云：“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重十二铢。”“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2]从《汉书•律历志》可推得一铢为一百二十粒黍。这与陶弘景之十黍为一铢相差近十倍之远。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李宇航等的考证，东汉一两为15g，据此推算陶氏一铢为0.052g，一分为0.3125g，一两为1.25g[3]。依照陶氏计量我们做以下推算。

1.1 以仲景方桂枝汤为例对药物重量与煎煮水的比例分析 原方：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上五味，呚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按一两1.25g折算可得：桂枝3.75g，芍药3.75g，甘草2.5g，生姜3.75g，大枣十二枚（擘）。按东汉一升200ml计，13.75g加上12枚大枣用1400ml的水去煎煮，明显的水多药少。

1.2 从汉代煎煮法与现代煎煮法的有效率比较分析

现代对中药煎煮次数的研究认为：一煎煎出率大约为30%，二煎为40%～50%，2次合并可得70%～80%，而三煎、四煎仅占20%[4]。以桂枝汤为例，我们从以上数据推算桂枝汤中桂枝的药效煎出率。现代在桂枝汤中的桂枝常用量分别以9g、10g、12g计，并以现代的一副药煎煮2次服2次，推算桂枝汤中桂枝煎出药效率为：

9×75%÷2＝3.375

10×75%÷2＝3.75

12×75%÷2＝4.5

按陶弘景一两为1.25g计，三两桂枝为3.75g，煎煮1次分3次服，则推算三两桂枝的煎出药效率为：

3.75 ×30%÷3＝0.375

按东汉一两15g计，三两桂枝为45g，煎煮1次分3次服，则推算桂枝的煎出药效率为：

45×30%÷3＝4.5

从以上3组数据明显可见，陶弘景认为古方中汉之一两为1.25g，其煎出药效率为0.375，与实际需发挥的药效不符。而以东汉煎煮法及一两15克所得结果与现今用一剂两煎法及桂枝12g的煎出药效率相同，而略高于现今的桂枝9g、10g的用量法。因此，从煎出药效率分析，陶弘景所认为的古方中汉之一两为1.25g不合常理。

陶弘景还提到了“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但从1972年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发现，该医简中用分计的药物有62味之多[5]。《淮南子•天文训》云：“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6]可见汉代有分之计量，但在《汉书》中无明确记载。分在《淮南子》将其做为重量单位，也有人认为分是一个容量单位，以所容的黍米粒的多少以计量，但在汉代做为度量衡中分是否做为容量或权量的计量单位仍未有明确定论，但可以确定汉代当时已有以分做为计量单位了。

从以上分析可见，汉代不存在“神农秤”，不能将其做为仲景方的剂量折算依据。

2 “大小秤”之说考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中云：“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但古称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已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棉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据此而引起后世学者对仲景方剂量折算的“大小秤”之说。

“大小秤”之说的提出与汉代后政权分裂朝代更替频繁，导致度量衡制不统一性和变化性有关。公元3世纪，中国进入三国时代，该时期战争频繁，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度量衡制度仍沿袭汉制。西晋从泰始元年统一中国至建兴四年灭亡，历时51年，之后中国北方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割据之中。西晋灭亡，东晋勉强维持下来。自东晋之后，南朝五代的宋、齐、梁、陈的度量衡制多为沿袭汉晋之制。在北方鲜卑族建立北魏，因其没有严格的赋税和俸禄制度，各地方官吏任意加大尺斗秤度，导致当时的度量衡单位量值急剧增长，使这一时期的度量衡制再度混乱。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郭正忠在《三到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提出了天平秤向杆秤的使用过渡也是导致该时期度量衡值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7]。直到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使得度量衡也再次统一起来[8]。而正是这时期政权频繁更替，国家的不统一使得当时的度量衡制发生了剧烈变化。

三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基本上沿袭了东汉之制，除其长度量值有明显变化外，在容量和权量值上与东汉一致[9]。进入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制变化开始加剧。在史籍记载中多有南朝依古，北朝二、三倍于古之说。《隋书•律历志》云：“梁陈依古，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梁陈依古，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10]”唐代的孔颖达《左传正义》云：“近世以来，或轻或重；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11]”唐•杜佑在《通典》中云：“自东晋寓居江左……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12]他在《乐志•权量》中还提到：“隋制前代三升当今一升。三两当今一两，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可见杜佑不但认为南朝沿用东晋度量衡制，还指出隋朝时的容量与权量均已三倍于古制。丘光明据《唐六典》《通典》等文献考证，认为唐代随隋之制，其容量和权量亦三倍于古制，即为汉之三倍[9]。

从上文可见，从南北朝到唐朝度量衡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间的度量衡值已为汉代的二到三倍。为此可以判定是因为这段时期度量衡制的变化，使陶弘景认为“晋秤始后汉末已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1]，孙思邈认为：“吴人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可见“复秤”之说则是源自于此因。因此应该从度量衡的历史沿革变化来正确看待“大小秤”现象，而不能机械将其做为仲景方剂量折算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神农秤”在汉代实际计量中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大小秤”是因为汉末到隋朝的度量衡制的变化，而当时医家依据实际药用剂量进行折算而提出的说法。汉代药用度量衡制小于官方度量衡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大小秤”“神农秤”不能作为仲景方剂量折算依据。

[1]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5.

[2] 汉·班固.汉书·律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58.

[3] 李宇航,郭明章,孙燕.仲景方用药度量衡古今折算标准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3(9):597-600.

[4] 李杰,王媛.中药汤剂煎煮法与疗效关系[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 18(5):540-541.

[5] 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注解[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32.

[6] 汉·刘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2.

[7] 郭正忠.三到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9.

[8] 顾钦.第四章 度量衡的过渡期——汉代到隋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J].上海计量测试,2004,(4):57-59.

[9] 丘光明.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计量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61.

[10] 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5.

[11]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5.

[13] 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

10.3969/j.issn.1672-2779.2012.15.004

1672-2779（2012）-15-0007-02

王治华

2012-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