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

（中国人民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构建新实学的呼声，早在上个世纪就由中日韩三国从事传统实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但是新实学是什么样子？应当如何建构新实学？笔者跟随老师多年，也想在这方面谈一些自己粗浅的想法，乘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求教于三国的前辈学者。

一、传统实学的形成及其特点

研究新实学的建构，首先需要对作为一门历史思想流派的中国实学的性质和特点有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对其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形式，做出比较可行的设计。关于中国实学的基本性质，中国实学研究的开拓者葛荣晋先生有这样的定位：“实学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元气实学，道德实践之学，又具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其他层次的意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都是从不同层面来说明经世实学的。”葛教授的定义十分明确，经世致用是实学的核心价值，其他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实学流派，都是这一主题的表现。如此定义高屋建瓴，精辟准确，一下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传统实学的研究和新实学的建构，指明了方向。

既然实学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实学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思想其来龙去脉如何？笔者以为：中国历史上实学的概念使用十分广泛，未必仅限于宋元明清，不过发展水平在各个阶段各有不同，发展形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我们可以对历史上曾经被广泛使用的实学概念做广义和狭义两种解读。狭义地讲，实学指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潮，这一点社会上大多数学者也是赞同的。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思潮，一定有其源头，实学思潮作为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一个流派，是儒学体系中原有的实学倾向的发挥，没有这些思想资源，实学思潮也无从谈起。同样，一个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如此大作用的思潮流派，在它的身后也一定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如果实学已经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消失而淹没，那么我们今天探索新实学的构建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传统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传统”，一定是有某些东西传了下来才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不然也就变成化石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了。所以个人认为对实学还可以做广义的解读，把实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儒家创始人孔孟思想中的实学倾向，宋元明清时期儒学形成实学思潮，当代社会中国文化中包含的实学精神。如此研究，才会给我们今天研究新实学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思路。

从广义的实学角度，关于实学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我们可以形成如下一些看法：

（一）三个阶段演变成三大主题

如果说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显然实学思想萌芽深深植根于孔孟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在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经世”意识。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谈的虽然是《诗经》，但也可泛指一切文化知识。学了知识而不能应用，再多也等于零。为了获得真知实学，孔子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学习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不能不懂装懂。儒家的亚圣孟子也说：“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对于君臣而言，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谈，是一种不祥之言，只能是误人、误国。春秋很多人都在讲“以礼治国”，孟子指出：“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礼的根本在于一种实实在在的真诚行为，而不是徒有其表，虚情假意的仪式“作秀”。最后孟子认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胸有真才实学谓之美，生活充实而光辉谓之大，而把这种实知、实行推而广之，用于民众的教化就是圣人。圣人是儒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显然这种境界是和实知、实行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在先秦儒学初创时期，“经世致用”就成为儒学的一种基本特征。当代学者李泽厚说：“这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态度。它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李先生所谓的“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实学倾向”。

儒学经世致用的基本价值在以后的传承中不断得到阐述可发扬，并在宋元明清时期得到了一次特别的激发，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明清实学。对儒家中的实学倾向造成这种刺激的，是当时佛教和道教的高度发展。佛教讲“空”，道教讲“无”，这两种宗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价值作了否定的判断，从而把人的精神生活引向超验的彼岸世界。一个社会有一些超验的宗教对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是必要，但是如果这种宗教思想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儒家学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在不断批判佛老的“空无”，最终在宋明时期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提倡“崇实黜虚”的思想潮流。可以说“崇实黜虚”的思想是当时儒家所有学派的共同主题，只不过各个学派强调了儒学实知、实行的不同方面。当时元气本体论的大师张载当然是实学思想的大家，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气是世界的本原，一切客观存在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形成的。“太虚者，气之本体。”（《正蒙·乾称》）太虚不过是气尚未成型的弥漫、细微状态，但并不能改变它本身实实在在的存在，“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语录中》）张载的实学可以称为元气实学。南宋陈亮说：“苟人事皆得其实，是乃应天之实业。人材欲取实能，政事欲取实效，必考其实。”（《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明代思想家王廷相认为：“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是儒者之实学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这是一种事功实学。程朱理学的大家，同样重视“崇实黜虚”，二程批判佛老说：“释氏无实”，“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致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得。”（《二程遗书》卷十三）而儒家的学说“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则实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二程在黜佛老之空虚，倡儒学之实理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朱熹则进一步将宋儒的“格物穷理”与汉儒的“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指出：“学者功夫只是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者则为善，从其非者则为恶。……圣人教人，谆谆不已，只是发明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在宋明理学中被视为最虚玄的陆王心学，其实也是反对佛老“虚学”的，如王阳明所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王阳明全书》第3卷，第32页）在反对佛教离开了人事的伦常而谈修养方面，宋明理学的道德实学是有积极意义的。程朱陆王等理学的主流学者所提倡的，是在道德实践方面的“实知”、“实行”，从儒家的传统语境讲，都属于“经世致用”的范畴，可以称之为道德实学。元气实学、事功实学、道德实学，其对“经世致用”的内容强调各有侧重点，而“崇实黜虚”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把实学思潮的发展推行了最高峰。

传统社会结束后，中国经典教育被中断了，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却依然流传，其中也包括中国实学。近代以来的实学不仅指王仁俊、章炳麟创办的《实学报》，更主要地是表现在那些立志救国救民的先进人物身上。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概念中，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实事求是”四个字，当然也是对中国实学的继承与发扬。受明清实学重镇湖湘学派的影响，毛泽东的早年笔记中，大量记载着这些人物的实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诗则须包三者而有之，虚渺、古事、实理、随其时地而著之可也。”“宋、元二代人尚实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代。”这种注重实理、实行，反对空谈虚玄的实学精神，成为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土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对那些拿着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不易被他们识破。”那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复杂原理，用一种通俗易懂的中国化语言加以表达呢？他从中国实学的武库中找到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显然，毛泽东是在用中国传统实学的文化资源，深入浅出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他不仅如此提倡，而且本人也身体力行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找中国革命的规律。可惜非常遗憾，毛泽东的晚年背离了这条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用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把中国几乎引上绝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及时摆脱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作为全党的工作纲领。在邓小平的指引和推动下，中国的思想界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各级领导及理论工作者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再伟大的思想，也要经受实践的考验，当实践证明其错误的时候，就必须进行修正。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意义，他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确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标志着中国又回到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实事求是”四个光辉的大字，成为时代发馈震聋的口号，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通过上述对实学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简单回顾，可以说广义实学经历了以“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实事求是”为代表性口号的阶段，同时也把这三个口号也凝聚成代表实学本质的三大主题。

如果与儒学发展的其他阶段相比，中国实学表现出这样两大特色：

（二）去本体化是中国实学的特征

一种学说应当有“体”有“用”，而且要“体用一如”，这似乎成了我们研究各种学派的一种共识，特别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强势教育更把这种共识变成了思维定式。长期以来我们也是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实学，但是恰恰是这种思维定势，却造成了中国实学研究的尴尬。的确，有些学说是符合这种思维定势的，如张载的“气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但是这种体用一如的哲学研究方法并非唯一真理，不然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现象学等等哲学流派就完全是不可能存在了。实学显然就属于不能使用这种方法研究的学说，因为张载的实学思想，程朱的实学思想，陆王的实学思想显然不是出于同一种本体。因此笔者试图摆脱开这种“体用一如”的思想方式，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理解中国实学的特征，这样也许我们会一些新的发现。

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其说学就明显表现出“去本体化”的特征。孔子的时代中国哲学的主题是“究天人之际”，似乎每一个学派都必须就“天”这个本质做出明确的回答。然而孔子除了一般性地肯定“天道”、“天命”外，对于“天”究竟是“神”、还是“自然”始终不给予回答。孔子既说过“畏天命”（《论语·季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除了天人关系问题，当时还有一个“人神关系”问题，对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存在，孔子更给予了不知可否的回答。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当时巫鬼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的时候，尽管孔子本人对鬼神的存在是存疑的，但是为了保证礼乐制度的权威性，为了使儒家大力提倡的孝道伦理得以贯彻执行，孔子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立场，也许可以称为古代的功能主义，所以如果一定用“体用”的观念去分析孔子，把他放到“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是不合适的。

在中国实学作为一种思潮发展的高峰时期——宋元明清，实际上我们能够抽象出来的“实学流派”，也是“去本体化”的。张载以气为本体，程朱以理为本，陆王以心为主，形成了宋明理学气学、理学、心学三大流派。可是实学以什么为本体呢？张载有实学思想，他是以气为本的，程朱有实学思想，他们是以理为本的，陆王有实学思想，他们是以心为本的。如果我们要为实学找一个共同的“本原”，那实学恐怕就不存在了。当代学者一度受“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定势的干扰，认为明清实学以气为本，那显然会把程朱陆王很多精彩的实学思想都摒弃在自己的视野之外。

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国化为“实事求是”的时候，也可以算是一种“去本体化”。至于到了邓小平时代，“实事求是”理论给广大人民群众最深刻的印象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通俗的比喻。至于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三）非学脉化是实学文化的特色

从《庄子·天下篇》开始中国思想史研究，到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研究思想史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对学脉的研究。两汉经学“师承”、“专门”的学术传统，使得中国学人都非常重视自己学问的传承，对于不入师门的“野狐禅”向来被大家嗤之以鼻。这种思维定式对于实体派学术的研究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功能派学术的研究则是不合适的。近年中国实学研究碰到一个大麻烦就是梳理历史上实学家的发展脉络。不但周程张朱无法从濂洛关闽等学派中划出来，就是明清以后的很多思想家，想把他们从程朱学派、陆王学派中划分出来也是困难。因为当时的社会人人谈实学，包括一些和尚、道士和传教士，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想到要以实学建立宗派。如果我们后人硬要用某种思想的一致性为古人划派，就可能使我们陷入我们自己挖掘的思想陷阱中，不仅无法说服当代学者，而且也可能曲扭了古人。

反之我们转换思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儒学中自古已存的实学文化，那么实学文化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解决不同的思想任务而形成的儒学发展状态，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都更容易建构实学的思想体系。从广义的角度讲，笔者认为中国实学经历了孔孟初创时期、宋元明清高峰时期、近代以后延续时期三个阶段，形成了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实事求是三大思想主题。与之相对应，我们把实学分成实学倾向、实学思潮和实学精神三种状态，总而论之，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儒学中的所有实学思想观念，统称为实学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二、未来新实学建构的设想

从中国实学“去本体化”和“非学脉化”的历史特点思考未来实学的发展方向和建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至少得到这样一点认识：

（一）新实学应当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

当代新实学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的文化环境，自然也离不开儒学的复兴运动。如同不能把古代的实学从儒学体系中分离出来一样，今日的新实学研究、建构，也应当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今日中国已经深层次地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许多学科分野已经是国际性的了，完全回到传统分类几无可能。故传统实学中实测实学、考据实学、经世实学中很多内容已经分科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重新回到实学的范畴内不大可行。但是实学内部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内容，作为传统儒学的一个部分，仍然会影响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目前笔者掌握的情况看，至少以下一些领域，可以成为新实学的用武之地。

首先是思想史领域中对传统实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从中国实学研究会的活动看，中国实学的研究从明清进入中国，从中国走向日韩，从哲学史走向哲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对象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学术交流层次不断提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实学思潮的研究，仍然可能是新实学建构的基础。

第二是对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开辟。中国实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主要方面则无疑是生产领域中的经营活动。明清时期很多实学家对商业活动的合法性，对商业经营的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应当看成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表征。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社会，在市场中应当如何进行企业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西方国家这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经验需要我们学习，但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离开了这一大背景，在中国简单照搬就显得不大灵光了。所以葛荣晋教授近年花大力气对中国管理哲学进行研究，已有多部著作面世，在很多企业讲学，成果斐然。这应当视为中国实学在应用化方向上的一种尝试。中国传统哲学不能全部停留在身心性命之间，还应当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国计民生。

第三是儒学普及工作的展开。中国实学非本体论化，并不是非道德化。无论是以气为本体的实学家，还是以理为本体、心为本体的实学家，无不把“实心实行”、“躬行践履”当作实学的要务。当代中国道德领域的严重滑坡，关键因素在于道德体系的瓦解，道德资源的枯竭。继承、弘扬、传播中国古代优秀的道德文化遗产，应当是新实学重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研究儒学普及工作中的方法问题，使之在注重道德实践的正轨上发展。当代中国很多学校在逐渐恢复传统文化教育，使得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应当视为“道德实学”的一种创新。

中国古代的实学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哲学思潮，更是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正是在这样一场有众多儒家学家学者参与的社会运动中，才逐渐形成了实学的思想范畴。当代的新实学，也应当是在是儒学复兴运动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应仅仅在教授的书斋中。

（二）新实学体系建构的方向与方法

传统实学作为儒学中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种学术倾向，是对同样存在于儒学内部的那种玄学化倾向的抑制。客观地说，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一端独大，压倒了另一端。历史上实学思潮盛行的时期，往往是玄学化倾向过头的时期。当代新儒学的重构，其内部同样存在这样两种倾向。就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主流看，留洋教授主导的中国哲学研究，自然难免玄学化的倾向。从胡适出版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开始，就都是用西方哲学来重构中国哲学体系。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几代新儒家的著作越出越多，内容越来越深奥。可以说这种玄学化的研究方法，在台湾新儒家的手中走到了极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余英时……，他们已经把几乎西方所有哲学流派的观点，都搬到了中国思想史的舞台上，重新解构了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客观地说，儒学玄学化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儒学是一种世俗化的哲学，如果不能从哲学上对其进行最深刻的证明，其存在合法就会失去依据。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这种玄学化的工作只能在大学校园里由少数教授们完成。笔者亲自听到一位台湾新儒学传人在大陆演讲，一名博士生提问说：“为什么圣贤经典没有经过你们注释亲切自然，经过你们注释反而让我看不懂了？”这充分说明新儒学的复兴，仅仅靠玄学化的方向还是不够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需要实学化的努力对其加以制衡。不然，儒学就永远停留在教授们的书斋中，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实际的效用，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台湾同行们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实学的构建应当继承古代实学家“躬行践履”的实践精神，除了关注实学理论的建设外，更应当注重儒学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为此笔者就新实学的构建提出如下一些方向和方法问题就正于同行。

第一，关注国计民生。当代生产力正在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展，但是科技发展恰恰丧失了“科技以为人为本”的价值维度。结果是科技与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另一方面却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可持续生存埋下了隐患。从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出发，新实学应当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欲望等等迫近的问题，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安装价值理性的导航仪。

第二，重建国民道德。当代社会的道德瓦解，是当代社会必须立即解决的急迫问题。现代社会官员贪腐、商人无良、学者造假、民情汹汹……尽管当代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经济上暂时的成果是以环境透支、资源枯竭、社会分化、价值紊乱的代价取得的。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必要的道德建设跟进，那么社会崩溃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道德体系，是新实学应当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第三，凝练哲学范畴。一门新学科的建设，首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观念。传统实学留下的一些具有深刻哲学价值的重要观念，如“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实事求是”等等我们要继承并且加以发扬。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构建新实学，如果仅仅有这些，那么我们还只是“照着讲”，还只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新实学。新思想一定要有新概念、新范畴，并将其组合成一个有机的体系。例如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的小川晴久先生提出的“实心实学”，尽管有韩国洪大庸的前缘，但是经小川先生继承发挥，注入了许多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成为新实学的新范畴。中国实学研究会的葛荣晋先生提出的“实体达用”，也明显具有概念创新的性质。不过这些范畴是否合理，是否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国情，是否可以得到同行学者的认同，还需要实践（时间）的检验。

第四，探索研究方法。构建新实学的步伐多年来之所以进展不大，笔者认为关键还是方法论的方面的研究进展有限。如上文所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体用一如”的观念研究中国实学这种明显具有功能性的学派，就会表现出众多的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引进、创造新的方法。不然即使出现了很多的新概念、新范畴，仍然不能形成新的体系，还不能叫做新实学。

第五，建设强大队伍。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门学科的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得人。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创建是由于葛荣晋等一批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建设，但是如何把这一事业做大做强，在需要一大批学界的后起之秀。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人才的创新都是在充分学习了世界上各种新进的方法，年富力强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得人才者的天下。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已经出现了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新气学、新儒家等等创新性的学派，分别重新诠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不同哲学流派，用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作为中国儒学主要流派的实学，难道不需要创造更新吗？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