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龙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一、引言

2012年6月6-7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举行。经过11年的发展，巩固互信、维护安全、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加强交流被确定为未来上合组织的优先合作方向，而落实的方法将是务实合作，提高效率。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晰的表明，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正由竞争转向合作。

经济理论的发展总是源于经济实践的推动。亚当·斯密通过对大头针工厂生产过程的观察，总结出分工的重要性，而分工的基础就是合作。Young、杨小凯和鲍兰德就曾分析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合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核心思想，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数理化，其中关于公地悲剧、囚徒困境解决方案的分析，都蕴含了合作的思想：重复博弈、［3］声誉机制［4］都对克服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少安等认为经济学需要从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5］［6］并对关于合作定义的文献做了细致梳理，［7］总结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基于“行为性”的定义，认为合作必须是“刻意”的行为，偶然行为不能算合作；同时，经济主体间必须有协作。［8］［9］二是基于经济行为的“经济性”进行定义，认为只要是给各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联合行动就是合作，而不要求行为上的刻意性。［10］黄少安认为这两类定义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目的和分析对象，并且认为“自愿”以及“自利性和互利性的统一”是合作的两大基本特征。［11］理论界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合作行为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合作正日益成为当前经济实践的主线。在我们党的经济理论中曾经把“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作为推动发展的工具，“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通过解决矛盾推动发展的思想体现。由于对“解决矛盾”的过分痴迷，甚至出现了有意制造矛盾等偏离马克思基本原理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全新的理论成果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虽然经历挫折，却总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本文以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为视角，总结党的经济理论创新历程，一方面为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理论参考，另一方面丰富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理论的文献成果。

二、经典理论中的矛盾与斗争思想及其演进

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不仅直接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更对之后、直至今天人们认识经济规律、分析经济现象、以及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以深刻启迪。正如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所说，“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12］160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当然，“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世界还在发展，实践仍在继续，人类已经解决的问题远没有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重要和繁杂，因此，理论需要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宣言》的主要任务是宣告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对其论证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全新的、革命性的经济学思想。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矛盾和斗争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资本论》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核心经济范畴，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运转的轴心。［14］《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这一政治要求的合理性和实现的必然性。首先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资产阶级时代，阶级斗争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其直接表现就是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接着，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获取财富的过程：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成长壮大起来。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的出现，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由此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进一步开拓了世界市场，反过来，开拓市场的动力又促进了航海和陆路交通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交通技术与工业生产交互促进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摧毁了封建的、落后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它又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一切都可以进行“价值交换”，与之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这里，《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获取财富的秘密：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增殖财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5］可见，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中，矛盾、斗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经济实践中有合作，但理论上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或者说合作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庞大理论肌体的坚强骨架是：资本运动——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曾提出一个分析经济与文化—制度变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系统，两个子系统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进步。［16］经济子系统由技术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使用劳动和资本生产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①利用特定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的技术力量（生产力）决定着社会中的文化—制度子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制度子系统又对经济子系统施加重大影响。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明确表示，该理论框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本著作中论述的关于经济社会制度进化的观点基本相似。［17］这一观点在《宣言》中的表述就是恩格斯在1888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基本思想的重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句话在别处被凝炼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危机总是包含在经济周期之中，正如熊彼特所说，“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18］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朱格拉提出的与设备投资有关的“朱格拉周期（设备周期）”；②20世纪基钦提出的与存货增减有关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③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与资本积累有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资本积累周期）”；④库兹涅茨提出的与建筑业有关的“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⑤等等。熊彼特则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19］凯恩斯用心理因素解释经济周期；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的扩张和收缩。相对于以上各家的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做过深刻的理论剖析，其视角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

在《宣言》完稿的时候，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类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高速经济增长期。⑥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基本矛盾又引发了个别企业有计划的生产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购买力低下的矛盾不断加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矛盾运动规律，并在《宣言》中进行了论述：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定义中包含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谓“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是指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劳动力失业、机器设备闲置同时发生，为了减少“生产相对过剩”，资产阶级宁肯毁灭生产力减少产量，也不肯提高工人的收入。由于资本唯一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在没有利润的背景下，过剩的劳动力也不可能与过剩的设备结合。于是，“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在《宣言》发表后不久，即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危机之一的1929～1933年“大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且不可克服的：“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关于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对策，虽然《宣言》痛斥了其反动的一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但也有今天的实践仍在采用的内容：“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关于治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经济学家们开出了很多药方，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不治之症，因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出的药方就是让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而不是反过来。《宣言》中的观点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资本主义160年来的实践已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持续的修补和改进。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当年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并不完全相同。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分为马克思类型（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库兹尼茨类型（工业化高级阶段）。［20］虽然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没有公开接纳马克思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但当代资产阶级确实已经对自己的经济运行方式进行了大幅调整。通过向工人阶级让渡权利、采用股份制的形式使资本实现有限的社会化等等，加之其他管理措施的改进，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性已远小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且危机发生的频率也大为降低。

三、最新理论中合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我们党对于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找到了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合作发展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其对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认识已经由“斗争”转向“合作”。在结束“十年动乱”后，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抱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21］

1.白猫黑猫论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表面看，人民公社化是强调社会成员间的合作，但其本质上是剥夺了个体的生产资料，指导思想仍然是斗争哲学。针对这种局面，1961年，邓小平、陈云、周恩来共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提出了“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白猫黑猫论⑦，意指一切能够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的形式都可以采用，而不仅仅局限于计划经济。白猫黑猫论体现了合作的思想：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可以共同存在，不同形式间可以合作。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是相悖的，并在“文革”期间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实际上就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合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思想路线的改变，“白猫黑猫”论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过程，激发了全民的整体的潜能。“白猫黑猫论”对“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两种社会制度的合作都可以共同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还有什么不可以合作的呢？

2.关于“两个大局”的思想

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两个大局”的思想就是一种内地与沿海合作的思想。在第一个大局的时候，需要内地向沿海让渡利益，在第二个大局的时候，需要沿海对内地提供帮助。两个大局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两个大局过程中的局部合作推动中国经济的全局增长。因此，两个大局的思想就是通过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

3.对“姓社姓资”问题的表态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志这样一个传统思想的束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白猫黑猫论”在具体问题上的具体化。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兼顾了社会、国家、人民三方面的利益，体现的仍然是一种合作的思想。

4.关于国家间的合作

邓小平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中，不仅着眼于国内个体、阶层及不同群体的合作，更放眼于国际上的合作。他曾说“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自身条件来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22］可见，与强调国内合作一样，邓小平认为非洲的发展也需要民族的团结。同时，邓小平还把发展提高到全人类的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的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23］实际上，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出掠夺、侵略的旧思维，而从合作中寻求共赢。正如邓小平所言：“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4］从实践来看，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正在通过不同层次的合作，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合作发展思想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宽了我们党的政治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向全党郑重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我们的先进文化，更来自于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携手合作。

看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的定义，实际上却也包含了关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包含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系统认识。“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既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需要吸收一切先进的社会建设者，来共同完成这一根本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有利于团结全社会最广大的力量。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只有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谋求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持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中的合作发展新思维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体现了党的经济理论中通过和谐与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的理念。

由表3可知，KX9384 1穴2株、3株和1株处理较西蒙6号覆膜和不覆膜对照处理增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增产幅度最高为1穴2株种植方式，分别为15.79%，19.23%。KX9384 3种方式处理间，1穴2株比1穴3株和1穴1株增产极显著，1穴3株比1穴1株增产显著。西蒙6号覆膜比不覆膜增产显著。

1.以人为本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有效的经济发展理论必须着眼于人的收入的提高、居住条件的改善、生活自由和幸福感的增加。

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既要求执政党与人民的合作，又要求人民之间关系的和谐。人民的幸福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对内求和谐，对外谋和平。这是促进经济的发展的基础条件。

2.全面协调可持续

所谓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又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过去，我们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豪迈气概的感召下，对自然进行了过多的索取，导致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善待自然，如何与自然界合作；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中顾此失彼，忽视了对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导致信仰迷失，社会失序，现在我们应该协调各个环节，重视社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3.统筹兼顾

所谓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通过和谐与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统筹兼顾要以合作为基础，没有合作就没有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城乡间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通过农村支援城市，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既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统筹区域发展是针对我国最大的国情——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区域间合作，实现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以促进经济总体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既要保持经济适度的增长速度，又要注重社会的可承受能力，这就需要平衡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利益，需要社会不同群体的合作。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就是要通过个人间的合作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囚徒困境”就是个体理性选择下出现的集体非理性，原因就是个体间缺乏合作。因此，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需要个体间的合作。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作，人类要向大自然索取，但又要给大自然充分的发展空间，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则是体现了国际间合作的思想，我们既要努力实现内部的发展，又要在对外开放中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四、小结

当今世界还存在政治霸权、贸易保护主义，局部地区还存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各种不和谐因素，所有这些对抗形式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只有合作才能寻求共赢、才能谋求共同发展，这已成为世界共识。

纵观世界历史，在人类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激烈对抗的阶段：列强间为争夺殖民地而枪炮相向、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掠夺和贸易剥削、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与相互蚕食、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不可否认，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发现矛盾，并在斗争中解决矛盾，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题，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然由矛盾斗争转向和谐合作。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否则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注释：

①马克思称之为“精神产品”。

②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 Juglar）于1862年出版了《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一书，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

③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出版了《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一书，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2～4年的周期，一般称为“基钦周期”。

④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6年提出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战争和革命等因素都不是导致长波运动的根本原因，长波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东西，尤其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

⑤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30提出的一种为期15-25年，平均长度为2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理论。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⑥相关观点参见由迈克尔？斯宾塞担任主席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与包容式发展的战略》。www.growthcommission.org。

⑦邓小平当时用的是“黄猫黑猫”，后来习惯上用“白猫黑猫论”。

［1］Young，A.，1928，“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38：527-542.

［2］Yang，xiaokai and Borland，J.，1991，“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60-482.

［3］Friedman，J.，1971，“A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 for Supergam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8：1-12.

［4］Alexander，R.D.，1987，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Aldine de Gruyter，New York.

［5］黄少安.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J］.江海学刊，1997，（5）.

［6］黄少安.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建［J］.经济研究，2000，（5）.

［7］［11］黄少安.合作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8）.

［8］Argyle，M.，1991，Cooperation：The Basis of Sociability，Routledge，London.

［9］Hinde R.A.and Groebel，J.，1991，Cooper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u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0］Feger，H.，.1991，“Cooperation Between Groups”，In Hinde，R.and Groebel（eds），J.，Cooper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u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

［14］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5.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17］［20］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12、135.

［18］［19］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138、138.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6.

［22］［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9、1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