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红付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多元”眼下已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字眼。尽管对“多元论”（包括多元决定论）争论颇多，但“多元论”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极世界等，无不体现多元论思想。过去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地左右，或许由于对苏东解体（其中一原因是政治上多元改革思路）的过于警惕。使我们对“多元论”或“多元决定论”存在种种偏见和误解，甚至一度出现视“多元论”为“洪水猛兽”，甚至谈“多元”色变的情况。时至今日，如果还这样继续的话，恐怕既难掩饰我们这个民族不应有的“脆弱”的一面，也可能给我们各项建设事业带来一些危害。我们可以指责“多元论”的种种局限和种种危害，但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我们需要抛弃过去那种动不动就贴姓“社”姓“资”的做法，也需要警惕一提多元就自觉不自觉的把“蹈苏”、“西化”“唯心”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对待“多元论”或“多元决定论”，我们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用“有色眼镜”观之，再说，引用〔意〕奈格里的说法：马克思是有“多元总体”思想的。这样就更应该摒弃东西方门户之见，对阿尔都塞应该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如果能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进行马克思主义重构，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不但不应视为“异端邪说”，还应视为“珍贵矿藏”。

一、“旧瓶装新酒”：“多元决定论”名称说明

纵观哲学史，就会发现：多元论、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均不是阿尔都塞首创，只不过他赋予“多元决定”更多新的内涵。多元论（英文Pluralism）一词，源出于拉丁文Plures。其含义指的是用两个以上的实体来说明世界的本质或本原。多元论按其哲学的性质可分为唯物的多元论与唯心的多元论。多元论主要与一元论和二元论相对的，尽管相对，但它们常常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依赖。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定多元论的存在，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片面的多元论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是既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又承认世界的多样性的。他们认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在于物质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的统一常常表现为有差异的统一，丰富多彩的统一。不难想象，马克思的“多样性”理应包括多元性，或者说，多元性是世界无限多样性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决定论”一词也很早就有，决定论（英文Determinism）的拉丁文词源是Determinare，意即“确定”或“决定”。“决定论”思想可溯源于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他认为“没有一种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有一定根据的，都是必然的”。其后经过德漠克利特，近代的霍尔巴赫等人的发挥，便成为哲学史上很有深远影响的一种思想。纵观决定论发展史，“决定论”观念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单值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三个发展阶段，当把这一观念推广到社会领域或哲学领域，就形成了“社会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可归入到社会决定论之列，他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术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来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从《梦的解析》可知，弗洛伊德按照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确认：一种精神疾病的产生是多种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阿尔都塞还说，他的这种多元决定论理论还来源于毛泽东。［4］（P297）他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是以多元决定的矛盾形式而出现的；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1］（P95）也就是说，在历史实践中，所有的矛盾都必然表现为多元决定的矛盾，，压缩到纯而又纯的矛盾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矛盾，因而，真实的矛盾只有在具体环境并通过具体环境才可以被辨认和把握。阿尔都塞语境之中的具体环境存在于多个方面，它既可以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也可以存在于上层建筑之中，同时还可以存在于国际环境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1］（P89）由此可见，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结构的多元决定论，也是矛盾的“多元决定论”。对使用“多元决定”这个术语，他自己也最怕误解，或怕言不达意，或怕别人有历史偏见，不能客观的、科学的对待他的理论，为此，他特地做了说明“我并不坚持要用多元决定这个术语（他是从别的科学借用的），在找不到更恰当的术语的情况下，我只能用它指出一个事实和提出一个问题。”［1］（P89）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术语果真被他言中了，热衷于研究他的“多元决定论”的很多读者对他的“多元决定论”思想进行狠批、猛批，多数人停留在这个连他自己都不满意而又只能凑合的“多元决定”术语上，甚至给它冠以意识形态的头衔。时至今日，如何以更客观的、更科学的态度看待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已成为很多“多元决定论”研究者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其中一些人就可能成为理论的“侩子手”。《保卫马克思》1996重版“前言”及“序言”的一些说明给我们很多提醒和启示。在“前言”中，埃迪安·巴里巴尔谆谆告诫读者：“不要把它们（阿尔都塞那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评论）完全地投射到文本的文字上……人们要在《保卫马克思》的时代和环境中阅读它，但又不要把它变成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档案的一段碎片。”［1］（P14）阿尔都塞自己也在“前言：今天”扼要说明了他的这些理论（包括多元决定论）“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1］（P2）为此，还在很多地方做“自我批评”。［1］（P14）这就告诉我们不要过于咬文嚼字，随着思想构境论的兴起，我们可以尝试用“思想构境论”［2］（P60）和“历史构境论”［3］（P17-22）的方法解读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可更接近阿尔都塞的真实的多元决定论，即更如实地“回到阿尔都塞”。

二、回到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扼要阐述

什么是阿尔都塞所讲的“多元决定”呢？以他之见，在任何社会历史过程和现象之中，矛盾的存在既不是简单的线性状态，也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无序状况，而总是呈现一种矛盾群中的主导结构统摄情境。［4］（P295）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先是认定辩证法是一个结构体系，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说”是“不确切的比喻”，应该将这种“颠倒说”视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并且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特殊结构的特殊改造。他批评一些读者：只是将“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是一种对马克思改造过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理解过于简单的做法。特别是把“颠倒”和“剥去神秘外壳”放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令人费解的。他认为“神秘外壳”“神秘形式”“神秘方面”不是辩证法“相对外在的成分”，而是与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通俗地说，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经络的内在成分。如果说“颠倒”和“剥去外壳”成立的话，也只能理解为是马克思“解放辩证法”的“解放”之意。是分层“改造其内核的行动”。［1］（P79-80）如果非要辨别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同的话，只能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根本不同来理解，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但不是“全部结构”。从结构的视域理解“颠倒”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破除迷信，破除教条，独立思考的需要。接着阿尔都塞引用了中国思想家毛泽东《矛盾论》的一些思想，作为“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这可看做是他破旧立新的典范。他认为，尽管毛泽东“这些思想”看起来“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因为在黑格尔著作中是无从找到毛泽东“这些新思想”的，比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不平衡规律等”。［1］（P81）但“这些新思想”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这既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需要，也是整个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阿尔都塞尽管只说这些，但联系上文，很容易悟出他的“弦外之音”——一方面要用结构的方法重新审视《矛盾论》一些思想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另一方面，要像马克思、毛泽东那样，不断地“解放辩证法”，发展辩证法，而不是“坐而论道”。再接着他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充分论证列宁对马克思辩证法深刻的把握，着重突出列宁不拘一格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突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硬道理”（注：这里只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明问题），这个“发展”归根到底是矛盾的多元结构的发展。矛盾的多元结构就像文中提到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儿继承的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1］（P81）那样，“内在成分”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这些成分的作用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需要视情况而定的。他或许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就在于此。他指出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非常重视“矛盾统一体”中的“特殊矛盾”（包括发展地位的不平衡性）、“薄弱环节”的重要作用。甚至意识到诸多矛盾的次要方面——“细节决定成败”。革命的成功往往不是“一般矛盾单独在起作用”，而是“有许许多多矛盾在起作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1］（P88-89）这同黑格尔“单纯的”、“简单的”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最后，阿尔都塞在确立马克思矛盾的特殊结构（包括在历史观领域）时，他遇到了诸多问题和不解。比如，黑格尔“理性诡诈”的“颠倒”问题，经济主义问题，技术主义问题，恩格斯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及他的“合力论”思想的解释问题等等。甚至“在1975年提交博士学位评审委员会的亚眠答辩中，在涉及到矛盾和其自身不平衡性时，阿尔都塞还令人迷惑的宣称，如果没有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亚决定，多元决定就不能起作用。”［1］（P16）

三、保卫马克思：多元决定的重构

我们知道，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良苦用心，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的“马教条”，试图为马克思“拨乱反正”。他提出保卫马克思的意义不在于理论的完善，而在于“身先士卒”，“抛砖引玉”。他实际上想告诉我们：“保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作为后生，超越或重构便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

首先，“多元决定论”应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阿尔都塞在阐述多元决定论时，尽管也经常说到辩证法，甚至有时认为“多元决定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包括列宁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辩证法等）的继承和发展，这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他的“多元决定论”就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就是针对辩证法由感而发的。殊不知，他忽略了唯物辩证法的最基础的东西——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他只强调多元性，多样性，他没自觉意识到：多元也好，多样也罢，缺乏统一性，肯定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可能会有人质疑：他的多元结构思想，就是多样统一思想，就算这样理解有一点属实，但从上下文的论述不难看出，这“些许”统一思想也是很不完善的，甚至诸多别的论述与科学统一思想格格不入，甚至相悖。尽管这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济主义”来说，可能打击力度很大，但总体来说，这种打击给人的感觉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或者说，“树木”注意到了，“森林”没完全注意。尽管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诸多思想非常推崇，比如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等，但在论述的过程中往往又不自觉地忽略二者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转化，往往只注意二者的单项联系和单项作用。在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作用时，他认为特殊性可以上升（转化）为普遍性——特殊性具有相对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把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诸如这些思想，导致他的“多元决定论”给人的感觉可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多元”的辩证关系到底如何？他既没说清，也没道明。结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不难得出：科学的“多元决定论”应该是辩证的“多元决定论”，是“多元之中有统一，统一之中有多元”，多元与统一有机结合的“多元决定论”，是“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结合的“多元决定论”。

其次，多元决定论应与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阿尔都塞在总结革命经验时，经验论色彩非常浓厚，表现为重视实践的“特殊矛盾”对革命的重要重用（决定作用），轻视甚至否定社会的“一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革命的决定作用。有时把“特殊矛盾”和“一般矛盾”不加明确的加以论述，比如，在论述环境和潮流在革命爆发时的重要作用时，认为环境和潮流有的属于生产关系，有的属于上层建筑，有的属于国际环境，这些不同的矛盾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1］（P88）阿尔都塞还对恩格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理论也提出质疑，在《矛盾与多元决定》附录中，他不惜笔墨的引用恩格斯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论”很多思想，并对此做了比较深入地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提出质疑：“谁能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就不等于零？谁能向我们证明，一定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或其它什么因素？”［1］（P115）阿尔都塞通过分析恩格斯的“合力论”指出：“经济的合力不再是经济长时段的决定性，而是历史事件。”（P117）这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相比较，是一种理论的“倒退”。这也显示，他的“多元决定论”与恩格斯的“合力决定论”是无关的。为了彰显他的“多元决定论”的多元决定作用，阿尔都塞还充分阐述各种现实“残余”的（负面）作用，包括经济结构的“残余”，政治结构的“残余”及其它意识形态结构的“残余”等，它们的（负面）作用也是“多元决定”的。阿尔都塞用结构的棱镜分析各种矛盾在社会发展（包括社会革命）的作用。他先肯定矛盾统一体的同质性，接着便模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系统（内因）与环境（外因）、必然与偶然的界限。从而得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多元决定效果，直至根本否定“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作用”——但他的这些思想，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连正统的前苏联学界，也表示可以接受他的这一观点。”［4］（P297）应该说，真正的“多元决定论”是承认“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作用”为前提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元决定论”。

再次，多元决定论的方法应该与“构境论”的方法统一起来。近几年张一兵教授提出“构境论”，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经过一番“争鸣”，学界很多知名学者认为张一兵教授的“构境论”毫不夸张地说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发展和创新，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优秀的理论成果反观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就会对阿尔都塞这样“保卫马克思”，或者这样为马克思站台，见怪不怪。用“构境论”的方法重新审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就会增加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理解和敬畏。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沿着阿尔都塞的思路先“回到马克思”、再“保卫马克思”，进而得出“多元决定论”，再用这种方法反思这一理论成果，实现二次“构境”，这样包容性解读，更有利于理论创新，更有利于破除“马教条”，更有利于减少误解。这样既“返本”了，又“开新”了。极大地端正了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态度，同时也可以促使人们对“多元决定论”与“构境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如果把“多元决定”看做“理论存在”（模仿理论实践而造）的话，那么，“构境论”在一定条件下便可以看做是对这种“理论存在”的思想反映（思想构境），这说明了“多元决定论”和“构境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或可以同构。如果说“多元决定论”是对“实在结构”的建构的话，那么可以说“思想构境论”是“思想结构”的建构，由此不难想象，按照“思想构境”的方法完善“多元决定论”应该是可能的，也是有径可寻的。我们可以按照张一兵教授提出的“历史构境”的方法重构“多元决定论”，让马克思主义“构境论”与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论”有机对接，相得益彰。既然“多元决定”思想古已有之，现代盛之，并且从古至今都被列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那么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理由把它拒之于“国门之外”呢？我们可以批评，可以指责，可以改造，可以重构，但不能扼杀，扼杀等于自欺欺人，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扼杀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壮大，久而久之，只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瘪三”。我们可以吸收“老三论”和“新三论”的重要思想，可以吸纳马克思主义“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思想，可以大胆吸纳“构境论”的重要思想，层层构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在重构“多元决定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论”拓荒者、奠基人阿尔都塞，千万不要忘记他的诸多“多元决定论”的重要思想。

综上可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相反，应该“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源）”。我们可以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重构做起，可以先“回到阿尔都塞”，再通过“构境”等方法建构“多元决定论”，进而保卫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

［2］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J］.学术月刊，2007，（5）.

［3］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J］.历史研究，2008，（1）.

［4］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