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凌云

何思贤先生在从事革命工作之外，曾翻译大量外国著作，又当过秦牧和紫风结合的介绍人，还曾为陶铸夫人曾志联络地下党组织……

前些日子，方姨打电话给我，说是为捐赠贫困地区清理衣物、书籍，在衣橱深处发现姨父翻译的杰克·伦敦的小说《白牙》，引起很多感触和对姨父的思念。不知不觉间，姨父何思贤先生（原名何友恭，1910-1991）逝世已经20周年了。姨父早年翻译过很多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家里已经所剩无几。方姨希望我帮忙在网上搜集整理有关信息，并告诉我，姨父在译著上曾用过“苏桥”、“伯奇”、“何希齐”等笔名。

在网上使用搜索引擎，让我颇为惊讶。姨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解放初期有很多译著出版。其中，文学类的如《泥淖上的烈焰》（建文书店1942年版）、《白牙》（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格列佛游记》（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公司1949年版）以及《漂亮的朋友》（出版社失记）等；传记类的有《达尔文自传》（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和《俾卡索传》（群益书店1949年版）等；政论类的有《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和《苏联底哲学》（上海联合出版社1950年版）等。并且，我在网上发现，国内近期出版的两本书提到姨父的翻译作品：如《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提到姨父1942年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偷儿》（刊于《文学译报》第1卷第2期）；在《达尔文回忆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姨父《达尔文自传》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姨父译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后来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再重印。这足以说明姨父的译著在中国文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匪夷所思的是，姨父走上翻译的道路，竟然是由于生活的困顿。姨父是一位儒雅文人，更是一位革命志士。为了抗日救亡，到处奔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1941年，姨父在桂林期间，曾借住在位于苏桥的一位朋友家搞翻译。为了纪念人生中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借用地名“苏桥”作为笔名（最早的翻译要追溯到1935年在上海治中女中工作期间）。这个时期，秦牧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才女紫风都在桂林，且都是姨父的文化朋友。两人之间的相识和姨父的引见有关，也算是文坛佳话。紫风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同母亲生活在桂林期间想通过为刊物撰稿贴补家用，“正苦于人地生疏的时候，一位搞翻译的朋友何希齐带了一个年轻人来串门。他说这人也经常动笔，并和一些编辑有些联系，因此介绍和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秦牧，当时的名字叫林觉夫”（紫风：《我第一次和秦牧见面》，香港《文汇报》2001.8.11）。姨父在翻译方面颇有天赋，才华横溢。这得益于他早年在福州教会中学（青年会学校）三年的英语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他的译作语言清新晓畅，用词典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翻译界崭露头角，开始得到一些刊物和出版社的青睐。可是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中断翻译工作达三年之久。1946年到解放初的五年在上海又断断续续搞了一些翻译，出了一些书。他曾应约为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公司翻译《格列佛游记》，当时就借住在该公司位于上海西区用作仓库的亭子间从事翻译。

然而，对于姨父来说，翻译只是他的人生插曲。他并不想坐在书斋，做一个罗曼蒂克的职业翻译家。累计起来，他一生中用在翻译上的时间充其量不到六年。由于太忙，有好几部书稿没有最终完稿或付印。姨父的兴奋点在于政治，在于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总是将自己置之度外而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姨父早年起就是有抱负的革命者。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热衷研究马列主义与进步思潮；1933年，到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农民周刊》编辑；1934年，到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主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习会短期学习；同年，在上海参与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同盟”，还参加过左派组织社联、救国会所属国难教育社的工作。他曾帮助来上海寻找党组织关系的曾志同志（陶铸夫人）联络地下党组织，通过社会关系为她安排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见曾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第七章）。

1936年，姨父到广州，参与编辑出版《南针》、《救亡呼声》等进步刊物，推动成立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广州青年救亡同志会，与许崇清、左恭、杨康华、卓炯、孙大光、李伯球等老前辈结下真挚情谊。1937年七七事变后，姨父回到老家福州，创办工商救亡干部学习班，负责福建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创办《战友》报。1938年春，姨父加入共产党，受党指派到闽侯县第三区开展农村工作，担任二南特区地下党书记、第三区抗敌后援队指导员，对当地农民进行军事训练，集聚和储备抗日有生力量。为了抗日救亡，姨父到处开展革命活动。他的行动被反动派发现，但毫不畏惧，只是策略地转移地点，利用当地的关系继续开展救亡工作。1943年在重庆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总部组委会委员，一度兼任该会秘书。194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上海的驻地和印刷厂委托民盟代管。当时姨父以民盟秘书的身份，负责做代管的工作，住在“周公馆”（驻地），直到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1949年上海白色恐怖，姨父被通缉，4月间，在左恭同志（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家人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取道长沙辗转去香港。在长沙逗留期间，借住在国民党中将张文（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家，张文的媳妇梁绮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那里，姨父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老朋友，向他们通报了在上海所见到的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政治动向，对推动程潜起义与长沙的和平解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机智果敢，得以常常在困境中化险为夷。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姨父以革命事业为重，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而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正如他的老友秦牧先生所写的：“和一般人可能揣度的不同，他并不是半生蛰伏书斋的人物，而是一位仆仆风尘的革命者，早岁曾经以一肩行李，纵横半个中国，干过许多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大事。”（高力夫编《希齐遗诗》序）寥寥数语，是对姨父那段传奇经历精准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

姨父当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在上海，武汉、福州、闽侯、广州、韶关、曲江、桂林、重庆、北京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好长一段时间，姨父到处辗转，居无定所，常常借住在朋友家。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很少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整年，有时候一两个月换一个地方，几乎到了“席不暇暖”的地步。工作难以固定，常常处于失业流浪的状态，经济上很窘迫，也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姨父通过搞翻译维持生计的情况。

姨父的性格刚烈，有着耿耿正气。在武大学习期间，有教授在课堂上侮辱鲁迅，遭到姨父当堂严词反驳。那位教授恼羞成怒，不让继续选修他的课程，甚而建议校方开除这名“胆大妄为”的学生。结果，姨父遭到校方施压而被迫中断学业。1941年，姨父在韶关国民党第四战区编委会负责编辑《阵中文化》。皖南事变后，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表污蔑新四军的文告。姨父由于拒绝在《阵中文化》转载这篇反动文章而毅然提出辞职。

不可思议的是，到处闯荡、铮铮铁骨的姨父却是一介文弱书生。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长期被顽固的胃病困扰（为此他后来胃切除三分之二），后又染上肺病。1942年开始，健康状况更是直线下降，时常胃出血、打摆子。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四处奔波的他由于病魔缠身，人生乐章出现过休止符——有过几次短期休养。这位“出征”的革命者离开老家福州最长的一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939-1949）。回福州的直接动因是，身体向他发出警报，从长远计，他必须回到“港湾”。

解放前夕，他受冯乃超同志邀请到北京政务院工作，担任参事和文委编译室主任。进入政务院的姨父无意于走仕途。1951年，响应中央的号召，到广东新会搞土改。工作结束后又应冯乃超之邀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在和平年代，他还是更热爱学校工作。中山大学这所曾是他早年开展地下活动据点的著名学府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驿站。

姨父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作贡献。为了学校的工作，他使出浑身解数，倾注满腔热情。教学、管理、负责宣传部、主编学报，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卓有成效。但无奈的是，接连不断的无谓的政治运动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更糟糕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姨父被批为“走资派”，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写交代，接受造反派游街批斗，接受外调审查。一次为接受外调任务匆忙骑行于天雨路滑的校园，却不慎摔倒在路上，造成股骨严重骨折。在当时因“批斗对象”的身份，未获及时救治而伤势恶化，导致下肢瘫痪。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样心力交瘁的恶劣环境下，姨父仍然默默地为《澳大利亚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一书的翻译认真地给予指导和校审。

这样一位睿智而充满活力，曾“纵横半个中国”的革命者，晚年却因骨折被禁锢在轮椅上，让他的身心蒙受了巨大的打击。然而，我们在与姨父的交往中仍能感受到他的乐观豁达，对世事洞察的深邃，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他那具有感染力的朗朗笑声。

在姨父何思贤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深深缅怀这位将文人与志士集于一身的有着非凡人格的可敬可亲的老人。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对姨父生平的了解得益于网上搜索的有关材料和方姨提供给我的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姨父在“文革”受冲击时被勒令写下的一本本已装订成册的“交代材料”。重压之下，姨父得以用大量时间很详细地回顾自己各个时期的人生经历，其中涉及大量著名人物。这批翔实的“回忆录”无形中为我了解姨父奇迹般的一生提供了一个窗口。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姨父青年时代翻译的《白牙》一书，喜出望外。透过阅读，对姨父清心典雅、流畅活脱的译笔有了感性的认识，惊叹不已，敬佩之至。我常设想，像姨父这样的大手笔，在翻译的路上走下去，必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成就。但是，他的人生选择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革命事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弃翻译从事革命是一种高境界驱使下的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