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程雨民先生语言研究的基本轨迹<br/>——庆贺程雨民先生八五华诞

谈程雨民先生语言研究的基本轨迹
——庆贺程雨民先生八五华诞

2011-12-05胡壮麟

当代外语研究 2011年9期

胡壮麟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漫漫人生,孜孜耕耕

我与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的程雨民先生都曾在各自学校担任过系主任,所以在1987年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换届时,同时被推选为副会长,协助会长许国璋先生开展研究会的工作,直至2001年卸任。程先生长我7岁,1947年自复旦毕业,1949年始在复旦工作,算是我的学长。我有机会去复旦时,曾登门拜访求教。这次,先生八十五高寿,我看到一些有关先生的报道和先生自己的论著,对先生学术上的成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语言研究

程先生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录中谈到他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点体会:“我去哥大那两年学到的东西是很有用的,不过不是现在很多人说的‘不受人类意识活动干扰的科学的语言学’,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戴佛教授等人讲的是‘语言研究不能脱离人的因素。’”程先生是1980年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早在30年前,他已经了解到两种对立的语言研究理论,同时已向我们预言这场争论将决定改革开放后他学术研究的走向。

1983年程先生系统介绍了Grice的会话含义,并说主张形式化的人总是指责对方不“精确”,但是反对形式化的人却提出“形式化不能解决问题的论点”。针对后一观点,他引用了Searle的评论:“形式化的途径不能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人的理解不是形式化的,而是要通过记忆、联想等过程”(1983a)。如果说程先生在谈论上述争论时基本上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那么在以后的文章中他的立场日趋明朗,不过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形式主义的研究路子。正如孙玉(1998)所观察到的,先生“承认并肯定了20世纪语言学理论中形式分析的成就”,但同时指出纯粹的形式分析不能解决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同样的观点也反映在他论证逻辑推理与形式分析的关系时所说的话中。他认为,语言使用中,逻辑推理不仅在超句层次而且在句内也时刻都在起着作用,“说逻辑推理对语言解释起着作用,完全不意味着形式必须等同于逻辑形式。它是在语言形式独立于逻辑形式这一前提下,对语言使用特点所作的一种论述”(1990)。

之后的20年里,程先生多次就如何理解“科学”发表看法。他不同意把科学理解为只能等同于可以“证反”的“硬科学”,或者“不受人类意识活动干扰的科学”。显然,程先生言之有理。如果科学只能是硬科学,那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国内更有人提出,语言学这门学科不应该放在人文科学之下,而应该归到理科范畴。我认为持此类观点者应当向程先生学习如何全面地看问题。先生说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标准,单凭自然科学应用的形式逻辑更‘精确’一点,不足以否定人文科学中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方法和标准,辨证逻辑就更不用说了”(1993,1998,2009,2010)。因此,我认为外语院校中的“硬科学”捍卫者完全可以并有权呼吁在理科中开展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但他们没有理由也无权不让人文科学的教师和学生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让事实来检验,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2.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作为一种基于符号的科学,语言研究必然要研究人类的语言,因为人类语言比任何一种生物语言或符号更为复杂、全面。它也必然涉及方法学上的两个基本内容,第一个是“逻辑推理”,第二个是“实践检验”,因为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涉及人类思想意识的活动。为此,程先生撰写多篇论文论证了这一基本观点(1983,1993,1998)。在讨论照应词的语法意义时,程先生指出语法可以给照应词的出现位置分配一定的语法意义,但其确切含义常需经推理方能确定。程先生具体谈到三个方面:(1)语法意义不确定时;(2)语法意义有歧义时;(3)语法意义和世界知识或语境知识不相容时(1993)。但最具针对性的应数《语言系统及其运作》(1997)一书的第2、3章和“推理和实践检验”(1998)一文。就推理来说,程先生认为“语言中有许多需要听话人在语句分析基础上,利用自己的知识去进行推理理解的东西;而推理所涉及和调用的前提是否正确,……”。其原因在于(1)词汇和语法意义都是概括的,因此语句的字面理解就要涉及推理和检验;(2)理解字面意义上的句子,时常要经过常识(包括逻辑、世界知识)的推敲得出它的语篇意义;(3)语境推敲中推理所调用的前提不是普遍的世界知识,而是语境中的某一特定知识(1997,1998)。

正因为推理是人的思想意识对世界知识的理解和判断,其正确性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是程先生在方法学上重点论证的第二点,也是程先生对形式主义有所质疑的关键所在。至少从积极方面来说,程先生力图补救形式主义之不足。既然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便需要在使用语言的人群中进行调查,了解语言使用者对词语、语句和语篇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形式主义者一方面强调“硬科学”,把人和世界(知识)的因素排除在外,一方面也在搞“实践检验”。我的一位搞生成语言学的朋友常邀请我参加他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这些学生常把形式化研究中推导出来的句式进行定量分析,看看有多少受试者接受他冥思苦想得出的规则和生成的相应句式。我总觉得这些学生已悄悄地把立场从形式主义转到程先生的“实践检验”上来了。如果不信,不妨看看程先生“语体因素与语法研究——对约翰·罗斯一次调查的分析”这篇文章(1983b)。罗斯调查了四类语言使用人群:本族语言学家、非本族语言学家、外国语言学家和外国非语言学家。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更大规模地取样和分析,计算机的应用必然提上日程。程先生的“第六届机储语库英语研究国际会议”(1986a)一文给我们介绍了国际上的动向,也阐明了他本人的立场。例如,就each other和one another这两个相互代词的区别有三种说法:(1)规范派认为前者指“两人之间”,后者指“三人以上之间”;(2)前者指“个别施事”,后者指“共同的动作”;(3)each other更加口语化。通过语料分析发现,用each other(114例)的情形比用one another(45例)的多。除宗教和学术著作外,在所有门类中,each other均占多数,有6个门类(技术与嗜好、爱情小说、幽默文章等)达到100%,因此第三种说法更有依据。

3.重视语言学新兴学科的发展

目标明确了,合理的方法确定了,程先生将视线凝聚在语言学领域一些新兴学科如语用学、语篇分析、语体学的发展上。这是顺理成章之举。

程先生是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83年程先生如实地介绍了生成语义学者(如J.M.Sadock)如何逐条批驳Grice为会话含义所确定的特征。但程先生公正地指出,Sadock可能没有看到Grice在哈佛大学第三讲的内容,即这些特征不是供测试用的。与此同时,程先生认为Sadock不能否定会话含义的存在。可以看出,程先生在讨论时的态度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搞语用学研究就全盘否定形式化的方法,或者看不到语用学研究者本身的不足之处。2009年程先生更清楚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批评者所采用的‘硬科学’研究方法不适用于认识活动的研究,另一方面Grice本人对‘合作原则’运作的表述和‘会话含义’的范围确有可探讨之处”。为此,程先生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按照合作原则,我们说的话都是“当作遵守”合作原则对待的;符合“合作原则”是语篇的前提、假设或必要条件;“合作原则”与“关联理论”说的是语篇关联性一致;关联性必须联系语境进行判断;所谓违反准则产生会话含义,关键在于听话人接受说话人“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用意;Grice的“主动遵守”和“设定遵守”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用的都是祈使式,而后者用的是陈述式。此外,程先生认为“一般会话含义”与其他语义学中常用的概念有重叠。这种重叠也见之于词义的“实现”和词义在“用意”作用下的理解,因此可能并不需要。

程先生对语用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追踪有关理论的衍变,如他对Levinson和黄衍观点的比较。他在简单介绍新Grice派Levinson如何将Grice的四个准则缩减为三个(量、信息和方式)和优先顺序后,肯定了对过去未能详细讨论的“普遍性会话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研究,但认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能解释中,必须确定一个优先的解读(preferred reading);通过规则系统的语用含义推导式求得优先解读,使理论复杂化了(1993)。

在研究语用学的过程中,程先生注意到语言意义取决于使用场合或语境,意义很难用高度抽象的形式系统去理解,而是要结合具体语境下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说,这一思想成为程先生反复思考的问题。程先生提出语用学需要而且也可能有一定的分析程序,词汇意义对语句结构的解释起着积极作用。他提出三个具体研究视角,即语义(世界知识)、搭配(语言知识)和语用(语境知识)。鉴于学者们更多地把语义和词汇语法意义联系起来,而有关世界知识的语义概念实际上与社会文化联系得更为密切,因此完整的语境意义可以包括3个方面:上下文或语言语境(即搭配或语言知识)、情景语境(即语用或语境知识)和文化语境(即世界知识)。

程先生在与美国语言教师的交流中认识到,当语言不再是形式的概念,而是与实际使用及其语境挂钩时,对语言本身的研究领域需要扩大,要冲破以句子为最大单位的传统概念,这就使得语言研究的对象被扩大到话语或语篇。自60年代以来,英国的R.Quirk,D.Crystal,美国的M.Joos,W.Labov,加拿大的M.Gregory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980)。因此,对语篇和语体的研究,以及对这些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早已纳入程先生的视线。从程先生发表的“第六届机储语库英语研究国际会议”(1986a)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程先生已注意到,国外建立语库时储存的是整个“篇”,而不是单个的“句”。所收集的语料门类有报刊报道和社论,有宗教、技巧、手艺、嗜好、民俗学、传记、散文、杂类、学术和科学著作,也有小说和幽默文章等语体。其中小说又细分为一般小说、神怪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冒险小说、西部小说和爱情小说。在同年发表的“英语使用中的表面不连贯”(1986b)一文中,程先生又进一步讨论了句与句之间的粘合关系,即衔接(cohesion),以及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

这样,程先生又从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的领域跨入了新兴的语体学领域。他提出了语体研究的四点内容:(1)语体变化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适应各种语境的需要,本身并无优劣雅俗之分;(2)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体,尽管通常是无意识的,却是普遍这样做的;(3)各人语体变化的幅度虽然有大有小,但语体特征不是个人性,而是社会性的,适用于所有使用同一语言的人。这与我国的“文如其人”说或西方的“文体即人”说所强调的个人特点有区别,后者是在前者范围内起作用的下位现象;(4)由于语言只存在于各种语体之中,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同质的语言,统一的语言体系只是经过抽象概括后的产物(1989)。为此,程先生引用Randolph Quirk的观点把问题说得更为清楚,即“在我们全部的英语使用中存在着一个各种语体的等级阶梯。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中不是用一种英语,而是用许多英语。而且,我们生活的领域越宽广,接触越多样,我们对一系列英语语体的掌握也就必然越加宽广和娴熟。我们知道如何始终一贯地使用其中的每一个语体”。

不论是语用学,还是语体学,程先生的根本用意是要大家注意到，人类应用语言时随处都体现语言系统和说话双方意识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语言使用时的真正意义,这是程先生近著《“人本语义学”十论》的基本思想,他在提示我们如何去叩开“语义学”的大门(2010)。在这部新著中,程先生使用了非常浅显的语言,讨论对某些学者看来是非常深奥的问题,如上卷的标题为“语言是适合于人类智能的工具,人运用智能理解语言”。通过重复其中心词“智能”,该文引导人们去思考语言究竟是形式化的东西,还是思想意识的产物。又如,第1章第1节的题目为“使用语言学的人说语义不难理解,研究语言学的人说很难”,可见,如果结合语言的使用就“不难”理解,而如果用一大堆形式符号去描写它,那就出奇地“难”了。再如,第2章第1节的标题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这话不容易理解”,因为不理解的人看不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总想把语言看作是可以独立于人之外的“物”,可以关起门来在实验室中对其进行试管分析。

4.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程先生对语言研究的基本观点没有停留在理论探索上,而是把它应用于实践,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外语教改的看法(2002)。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外语教学的质量,“只有两个环节,一是中学教学,二是外语环境”。第一环节反映了已故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先生一再强调的加强中学外语教学的观点,第二环节无疑与他对语言的认识紧密相关,因为语言是人们在一定语境下用来表达思想和进行交流的工具。要真正掌握这些工具显然离不开语境,离不开对使用效果的检验或者对语篇的理解。

程先生也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语言学家,因为他不仅讨论语言学理论,而且亲自动手,研究汉语语法。他不是一般地研究,而是大胆地提出一个汉语语法体系,即《汉语字基语法》(2003)。在这个体系中,程先生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汉语界太迁就欧美语言学理论,其实欧美理论有许多不适用于汉语的方面;(2)明确提出汉语无“词”,汉语造句的基本单位是“语素”,具体说,就是“字”(2001a,2001b)。因此程先生与徐通锵、杨自俭等学者一样,主张汉语语法应从“字本位”着手研究(胡壮麟2011a,2011b);(3)在“字”与“句”之间是“字组”,那就是句子可以由能单说的语素、词汇性字组、话语字组构成;(4)汉语的字组和短语都以七种结构为基础,即联合结构、修饰结构、前后置字结构、助字结构、动补结构、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前三种为非谓语性结构,后四种为谓语性结构;(5)提出汉语句子的语序框架,即汉语句子的成分通常是按“句状语、主语、谓状语、动字、前补语、间宾、直宾、后补语、后继语句、句语气”的语序出现的,个别成分可以缺少或重复。尽管该著作对句子构造的层次性不够细致,修饰字组和不设定语还有待商榷,但汉语界普遍认为《汉语字基语法》是一部具有很高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在世界语言学研究中极具价值(宗世海、王妍丹2008)。我认为,程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把Charles Hockett的文章“语素分析的一些问题”(1963)翻译成中文,为他的汉语语素研究作了铺垫。除此之外,我这里想补充的另一点是,程先生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拿我自己为例,作为外语界的老师,我总是把汉语研究视为禁地,一则汉语界能人太多,很容易给抓住辫子,下不了台;二则外语界的学术委员会不提倡搞汉语研究,即使搞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与程先生的忘我精神相比,我自愧不如。

正如宗、王二人所言,程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他的语言功底。在外语方面,他能结合英语、法语、俄语、希腊语、拉丁语进行举例、对比和讨论;在本族语方面,他熟悉历史语言、上海话、苏州话等多类方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程先生就对俄语动词第二人称命令方式的意义和用法(1955)以及俄语简单句的不完全结构(1964)有过深入研究。其次,他熟悉多个语言学理论,如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生成语法、格语法、中外音系学、比较语言学、文体学,以及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语用学、语篇分析、语体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这些保证了先生在各个方面取得累累硕果。

综上所述,程先生的语言研究大致遵循了如下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