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娥，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710061）

意愿价值评估法：理论基础及研究进展

屈小娥，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710061）

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研究进展、问卷引导技术，介绍了国外先进的问卷格式—开放式双边界二元选择模式。结论认为，目前意愿价值评估法在西方国家已广泛应用于生态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国家评估非市场物品价值的主要方法，其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政府公共环境政策及决策的制定。我国目前最欠缺的就是扩大CVM的研究领域，引进并推广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完善研究手段，为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环境经济核算和环境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定量依据。

意愿价值评估法(CVM)；研究进展；问卷引导技术；总结及展望

1 CVM的理论基础

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的评估方法，它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以问卷调查为工具，通过构建模拟市场来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最大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忍受环境质量损失希望获得的最小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此寻求环境质量损失或改善的经济价值。

CVM以消费者效用恒定的福利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构造生态环境物品的假想市场，采用支付意愿或Hicks消费者剩余概念衡量环境状态变化产生的福利变化。其中，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分别对应于Hicksian定义的两种测度消费者剩余的指标—补偿变动(Compensation Variation,CV)和等值变动(Equivalent Variation,EV)。

假设消费者个人在Q0的环境状态及Y0的收入水平下，其个人效用水平为U0,最佳消费组合如图1中的A。A点表示消费者拥有Y0的货币收入，同时享受Q0的环境物品，总效用为U0。如果消费者要追求更多的环境资源Q+，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最佳组合将由A点移动到B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到U+，B点表示消费者在同样的货币收入Y0水平下，享受更好的环境物品Q+。为了享受更好的环境服务Q+，消费者必须为此支付的货币为Y0-Y-，即图1中的BC。由于C点和A点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U0上，因此C点和A点代表了同样的效用水平。Y0-Y-即为消费者消费环境物品U+-U0的支付意愿(WTP),也代表了消费者对环境物品改变的价值评估。

同样，如果由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使消费者享受的环境物品由Q0下降到Q-下，此时，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将从A点下降到D点，效用水平由U0下降到U-。由于E点和A点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U0上，二者代表同样的效用水平，在消费者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金额为Y-Y，即图1中的ED，E点代表消费者拥有更高的货币收入Y+，而享受较少的环境物品Q-,Y+-Y0即为消费者消费较少的环境物品Q-而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金额(WTA)。由此可见，福利经济理论的发展为CVM的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CVM研究进展

2.1 国外研究进展

CVM的思想最早源于经济学家Ciriacy_Wantrup(1947)[1]，然而直到1963年，哈佛大学博士Davis(1963)[2]首次将CVM应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后，该方法才得以应用于环境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CVM开始用于各种公共物品及相关政策的效益评估，其内容涉及大气质量、健康风险、水质、有毒废弃物、核污染风险、文化和艺术等众多领域。20世纪80年代，CVM方法被引入英国、挪威和瑞典；20世纪90年代引入法国和丹麦。近40年来，CVM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案例、问卷设计、调查方法及数据处理等也日臻完善，其研究成果用于成本效益评估和环境损害评估，为制定环境公共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根据Carson(1998)[3]，的统计，至1995年，CVM研究方法已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展开，围绕CVM方法的研究案例已超过2000例；而据Carson(2005)[4]，2005年的统计，至2005年，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CVM的研究案约为6000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是最近几年），应用CVM评估非市场资源价值的文献已达500多篇。

进入21世纪以来，CVM已成为世界各国评估非市场环境物品与资源价值最受青睐的技术方法之一。从研究内容看，有关CVM的研究案例已由最初对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休憩娱乐和美学价值的研究，发展到目前已广泛用于生态系统修复(如河流、湖泊、湿地、水土流失等)、生物多样性(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文化和艺术(如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等)、健康风险、公共物品等诸多领域的经济价值评估。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手段不断完善，目前已成为西方国家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从问卷设计看，随着CVM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先后开发出的问卷格式有重复投标博弈、连续型(开放式和支付卡式)和离散型(二分式)。由Bishop等自1979年引进封闭式二分式选择问卷后，CVM的问卷格式由早期的单边界约束，逐步发展到多目标、多边界、多阶段支付意愿的研究。目前国外文献广泛应用的则是开放式双边界二元选择诱导支付模式，这种方式综合了二分式和开放式问卷的优点，能够诱导出受访者心中真正的支付意愿，并且能够区分出受访者心中真正的“零支付”和“抗议性零支付”，减少了评估结果的偏差。

从价值评估的应用看，由于CVM有其强大的数据来源(WTP/WTA)作为支撑，随着CVM应用领域、问卷设计、数据处理方式的不断完善，其评估结果已直接用于环境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损害评估，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及其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2.2 国内研究进展

与发达国家的研究深入、应用广泛、成果显著等相对比，限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及市场成熟度等原因，我国国内有关CVM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纵观国内近年来有关CVM的研究成果可知，近年来CVM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从研究内容看，国内文献主要局限于生态系统环境价值评估的测算，如长白山生物多样性、黑河流域生态系统功能评价、农地资源价值评估、草地恢复、水质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等。尚缺乏对公共事业、健康风险、供水、交通、旅游资源、文化遗产和艺术等方面的进一步探索与应用研究，特别是缺乏对于资源开发地生态环境损失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

从问卷设计与结果处理看，以支付卡为主，二分式问卷仅有个别案例，国外最为先进的开放式二元选择诱导支付模式的应用研究还处于空白。此外，现有文献研究的样本数一般都在1000以下，大部分研究尚未做到真正的随机抽样；对支付意愿(WTP)或受偿意愿(WTA)的计算一般采用均值或中值，个别文献采用四分位数；对WTP或WTA影响因素的研究以线性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为主，较少采用较为先进的Tobit模型；加上问卷设计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的不成熟，同一调查问卷的估计WTP或WTA值差异较大。

从评估结果看，大部分评估结果并未能真正用于相关领域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环境公共政策和决策的制定。

3 CVM问卷引导技术

CVM的发展与应用是因为市场上部分环境物品不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真实交易行为，无法通过真实的市场交易来获知环境物品的价值。CVM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建立一个真实与可信的假设市场，在问卷中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该假设市场的可能特征，以提供给受访者尽可能多的信息，使受访者感受到问卷中所建立的假设市场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通过模拟受访者的环境感受来获知其消费该资源环境时的真实偏好，即环境物品的价值。由于CVM是一种完全依赖问卷调查取得环境价值的评估方法，因此，CVM调查中能否通过模拟市场来获知受访者心中真实的WTP或WTA，问卷的设计技巧及引导技术尤为重要。

根据相关文献，在CVM发展过程中，对受访者WTP或WTA的引导技术有重复投标博弈(Interative Bidding Game,BG)、开放式(Open-ended,OE)、支付卡式(Payment Card,PC)和两分式选择(Dichotomous Choice,DC)。具体问卷格式见表1。

表1 CVM问卷格式

五种问卷格式中，前三种属于连续型调查问卷，二分式(单边界二分式、双边界二元式)属于封闭式离散型调查问卷。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的问卷引导技术将会得到不同的WTP(或WTA)。其中，投标博弈是最早采用的问卷格式，由访问员不断调整(提高或降低)投标数额，直到获知被访者心中的最大WTP或最小WTA为止。其特点是可获得最大值，但调查成本高，存在起点偏差，起点值影响最终WTP(或WTA)，这种博弈技术目前已不常用。

与重复投标博弈相比，开放式问卷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最大支付意愿(WTP)，提问比较容易，不存在起点偏差、中点偏差或范围偏差，对于旨在进行保守估计的研究，这种方法是有效的(Walsh et al,1984)[5]。但受访者在回答问题上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当受访者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时，不太容易确定WTP(或WTA)。这会使一部分被访者放弃或拒绝回答(Carson,1996)[6],或者回答的结果并不能代表他们心中的最大支付意愿(Loomis,1997)[7]。而且被访者更容易产生策略行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夸大或缩小WTP)(Hanemann,1994)[8]。此外，开放式问卷隐含的假设条件是：被访者WTP(或WTA)是个确定的单点值，而这并不符合实际。Hua Wang(2005)[9]认为，把WTP(或WTA)看作随机变量可能更符合实际。

支付卡问卷为受访者提供一定范围内的一系列受访金额，由受访者从中选出他们的最大支付意愿。支付卡在操作层面上与开放式类似，区别在于支付卡问卷中被访者可依据物品禀赋选择最接近于他们自己的WTP，有效降低了被访者为公共物品赋值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问卷的回收率。但支付卡中的投标值由调查者事先设定，这有可能对被访者产生一定的暗示作用，即存在进入偏差(entering bias)和范围偏差(range bias)(Mitchell and Carson,1989)[10]。这种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早期的CVM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使用支付卡经验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用途有限。如何剥离支付卡投标值对被访者WTP的影响，从而提高WTP的可靠性就成为该问卷设计面临的新困境。

基于开放式和支付卡式问卷面临的问题，Bishop and Heberlein(1979)[11]于1979年引入了二分式问卷，在hanemanne(1984,1999)[12][13]建立了二分式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后，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二分式问卷只要求被访者对给定的投标值选择“愿意”或“不愿意”即可，依据被访者对不同投标值回答结果的概率建立数学模型，求出WTP的估计值。目前二分式问卷已开发出单边界二分式(Singlebound)、双边界二分式(Double-bound)、三边界二分式(tropebound)和多边界二分式(Multi-bound)四种类型。单边界二分式中，由访问员向受访者询问是否愿意为获得一定禀赋的非市场物品支付指定的投标值(bid0),这个初始投标值(bid0)为WTP的确定提供了唯一的边界；双边界二分式中，若被访者对初始投标值(bid)的回答结果是肯定的，则给出一个高于bid0的投标值(bidu)要求被访者回答；若回答是否定的，则给出一个低于bid0的投标值(bidD)要求被访者回答。被访者真实WTP的可能分布区间为(bidu，+∞)、(bid0,bidu)、(0,bidD)、(bidD，bid0)。二分式问卷模拟了消费者熟悉的市场定价行为，Hoehn(1987)[14]等认为，二分式选择问卷能提供人们讲真话的激励因素，同时，由于只要求被访者回答“是”或“否”，而不要求直接报价，可以降低被访者高估其报价的可能性。但二分式引导出的并非被访者WTP的定量信息，而是关于WTP可能存在的区间范围，在某一特定区间内，有多少回答者会选择某一报价，则需要借助于特定的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技术才可展开计算。此外，所确定的报价范围要能使分析人员从支付者的报价中勾勒出支付概率曲线(Probability of Paying Curve)(Loomis,1997)[7]。

4 CVM问卷设计的最新进展

在CVM调查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零”观察值，即受访者的WTP(或WTA)为零，一般将这些出现在CVM调查中的零观察值分为“真正的零观察值”和“抗议性的零观察值”。所谓“抗议性的零观察值”是指受访者并未对受访议题显示出其心中真正的WTP(或WTA)，如认为环境污染应由政府或污染企业解决等，而并非该资源环境对受访者没有效益(吴佩英，郑琬方，苏明达,2004)[15]。因此，对于有抗议性答复的零观察值WTP(或WTA)，一种处理方式是先将抗议性答复的零观察值WTP(或WTA)删除后，再对剩下的非零WTP(或WTA)观察值进行回归。但删除大量的零观察值，不但会缩小样本规模，还会使样本总量减少而产生抽样偏差，导致估计结果也出现偏差。另一种处理方式是采用受限因变量回归模型即Tobit模型(Tobin,1958)[16]。因此，近年来对于含有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的处理方式已逐渐引起争议（Eulàlia,2001;Jorgensen et al.,2000;Jor gensen&Syme,2000;Kotchen&Reiling,2000）[17][18][19][20]。

Crag(1971)[21]延伸Tobit模型，发展出双栏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即D-H模型。该模型认为，一个消费决策应该由“决定是否愿意参与消费”与“决定支付多少金额”两个阶段构成，只有在两个阶段同时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支出决策。Blackwell、Miniard and Engel(2001)[22]也认为，消费行为是人们为获得并使用某一物品而直接参与消费的行为，包括在行为之前决定此种行为的种种决策程序。因此，D-H模型相对于Tobit模型对消费行为的解释更具有一致性。

与D-H模型相对应的问卷引导方式则为开放式双边界二元选择诱导模式，这种模式是开放式与双边界二分式的结合。即在问卷的第一阶段提供给受访者一个起始受访金额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支付，再根据受访者回答“是”与“否”的结果，以决定第二阶段将给予一个更高或更低的受访金额，这一阶段为单边界二元选择；若受访者在第一阶段回答“是”，则第二阶段将给予受访者一个更高的受访金额反之，若受访者第一阶段回答“否”，则第二阶段将给予受访者一个低于的受访金额完成这一阶段的选择过程为双边界二元选择；最后，在第三阶段则以开放的方式引导受访者自己填写其实际愿付金额。受访者的决策过程如图2所示。

由以上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开放式双边界二元选择支付模式综合了开放式与二元选择的优点。受访者在经历两次选择后，最终的选择结果必然分别属于甲、乙、丙、丁四种情形中的一种，而这四种选择组合已综合考虑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所有信息，所以受访者最后所显示的结果，即是受访者在接受一连串的信息后经验累积的一个反映(吴佩英，郑琬方，苏明达,2000)[23]。受访者最后显示出的受访金额则反映了其心中真实的支付意愿。此时的选择结果才符合Tobit模型的基本思想。

目前，这一选择模式已在国外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均处于空白，这也成为目前生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亟待开发的有一个新的领域。

5 结论与展望

发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CVM在近4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得到了广泛应用。从问卷引导技术看。CVM问卷格式已由早期的连续型问卷格式发展为连续型和离散型两大类，其诱导技术已由开放式→支付卡→单边界二分式→双边界二分式→开放式二元选择模式。从应用领域看，CVM研究从开始对资源与环境物品娱乐价值的研究发展到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水质和空气质量、湿地恢复、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健康风险、环境质量改善的美学价值(Randall,1974)[24]、生态系统恢复等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因此，CVM在环境经济价值评价和环境政策制定中已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实证结果看，如何诱导出受访者真实的支付意愿，使受访者心中真实的支付意愿与支付金额相符，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CVM方法应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对被访者偏好的揭示和分析方法的选择。

由于社会体制、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CVM在我国应用的案例并不多。CVM自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我国后，最近两年的研究案例才逐步增多。但与国外相比，我国CVM研究的问卷设计以支付卡为主，张志强(2004)[25]、蔡春光(2007)[26]对双边界二分式问卷的应用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但对于国外普遍应用的较为先进的开放式双边界二元选择诱导模式，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应用均处于欠缺，急需要大量相关研究予以弥补。其次，应用范围狭窄，主要以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为主，对自然生态环境和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价值评估尚处于欠缺。此外，缺乏对CVM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

总之，无论从CVM理论研究的深度还是应用的广度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均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问题突出，环境经济核算和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诞生于美国资本主义土壤中的CVM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否广泛应用，并支撑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加以验证。目前，我国最欠缺的就是拓宽CVM的研究领域，引进最新研究方法。因此，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发展与完善环境经济研究方法，是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1]Ciriacy Wantrup.Capical Returns from Soil Conservation Practice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7，（29）.

[2]Davis R.K.Recreation Planning as an Economic Problem[J].Natural Resource Journal,1963，（3）.

[3]Carson R.T.Valuation of Tropical Rainforests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Use of Contingent Valuation[J].Ecological Enonomics,1998，（24）.

[4]Carson，R.T.，Hanemann，W.Contingent Valuation-Handbook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Z].Elsevier，2005.

[5]Walsh R G,Loomis J B,Gillman R A.Valuing Option,Existence and Bequest Demands for Wilderness[J].Land Economics，1984，(60).

[6]Carson R T,Flores N E,Martin K M,Wright J L.Contingent Valuation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ologies:Comparing the Estimates for Quasi-public Goods[J].Land Economics，1996，72.

[7]Loomis J B,Walsh R G.Recreation Economic Decisions:Comparing Benefits and Costs(2ndEdition)[M].USA:Venture Publishing Inc,1997.

[8]Hanemann M W.Valu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Contingent Valu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8）.

[9]Hua Wang,Dale Whittington.Measuring Individuals’Valuation Distributions Using a Stochastic Payment Card Approach[J].Ecological Economics,2005,（55）.

[10]Mitchell,R.C., Carson,R.T.Using Survery to Value Public:The Contingent Valutation Method[M].Washington,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89.

[11]Bishop R C,Heberlein T A.Measuring Values of Extra–market Goods:are Indirectmeasures Biased[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al，1979，（61）.

[12]Hanemann W M.Welfare Evaluation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Experiments with Discrete Response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

[13]Hanemann W M,Kanninen B.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iscrete Response CV Data[A].In:Bateman I J,Willis K G,eds.Valuing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in the US,EU,and Developing Countries[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Hoehn J P,Randall A.A Satisfactory Benefit Cost Indicator from Contingent Valu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87，14(3).

[15]吴珮瑛,郑琬方,苏明达.复槛式决策过程模型之建构—条件评估法中抗议性答覆之处[J].农业与经济，2004,(33).

[16]Tobin,J.Estimation of Rel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J].Econometrica，1958，（26）.

[17]Eulàlia,D.-M.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 Optimal Bid Value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ies and to Model Protest Zeros:Estim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s'Willingness to Pay for Home Care Services in Day Case Surgery[J].Health Economics,2001，（10）.

[18]Jorgensen,B.S.,G.J.Syme,B.J.Bishop,B.E.Nancarrow.Protest Response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0，（14）.

[19]Jorgensen,B.S.,G.J.Syme.Protest Responses and Willingness to Pay:Attitude Toward Paying for Storm 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J].Ecological Economics，2000，（33）.

[20]Kotchen,M.J.,S.D.Reiling.Environmental Attitudes,Motivations,and Contingent Valuation of Nonuse Values:A Case Study Involving Endangered Specie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0，（32）.

[21]Cragg,J.G.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J].Econometrica，1971，（39）.

[22]Blackwell,R.D.,P.W.Miniard,J.F.Engel.Consumer Behavior.Ft.Worth,Tex[Z].2001.

[23]吴佩英，苏明达.经验?积之完整决策条件评估模型之设?－以垦丁国家公园资源经济效益评估为[J].2000年台湾环境资源经济、管理即系统分析学术研讨会，2000.

[24]Randall A,Ives B,Eastman C.Bidding Games for Valuation of Aesthetic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4，（1）.

[25]张志强，徐中民，龙爱华，巩增泰.黑河流域张掖市生态系统服务恢复价值评估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4,(2).

[26]蔡春光，陈功，乔晓春，郑晓瑛.单边界、双边界二分式条件评估方法的比较[J].中国环境科学，2007,27(1).

C811

A

1002－6487（2011）07－0156-05

0 引言

教育部重大项目（09jzd001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sk2009027）

李国平（1955-），女，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屈小娥（1964-），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亦民）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在享受自然资源带来的物质利益的同时，由资源开采、加工与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Meadous,1972)，该报告指出了世界人口、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五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即人口没有粮食就不能增长，粮食的增长依赖于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被抛弃的资源成为污染，污染扰乱人口和粮食的增长。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迅速兴起并发展壮大，资源环境问题在引起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同时，也引起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普遍关注。对生态、环境等非市场物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进行定量评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已成为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难点。经过理论及实践的检验，意愿价值评估法(CVM)逐步发展成为目前环境经济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