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梁归智

姚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特别在先秦诸子和唐诗两个领域做了深入开拓，除了自编的文学史讲义和一些诗词选注本外，有关唐诗的专门学术论文就有十余篇。这一组论诗绝句是针对唐代一些重要诗家发表的评论和感想，囊括了初、盛、中、晚唐几乎所有重要诗人，可视为一种诗体裁的“唐诗史论”。组诗后有跋语交代了写作背景：“此十二首诗并非一时所作。上世纪80年代初，某大学考研究生，题中有试作论诗绝句二首。此间报考的中文系学生，为此事问我。我颇以从未教过为歉。遂信手作几首为例。后又补作若干首如上。公元二千零四年冬至后二日书竞。樗庐老人奠中记，时年九十有二。”

但姚老又首先是一位受教于章门的朴学家、国学家，而非单纯的文学史家，从而决定了这一组论诗绝句独特的视角，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章门弟子，愿做学人，而不愿做文人，以思想道德为先，艺术审美为末。此种立场贯穿于本组论诗绝句始终。

其一

六代绮靡随世变，

王杨卢骆启新风。

仕途坎坷腰徒折，

金马玉堂迥不同。

第一首所咏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诗坛，还笼罩在南北朝和隋的流风余韵中，基本特点是偏重于文华藻饰，宫廷化而脱离社会实际，贞观年间流行的“上官体”（由高官上官仪应制诗得名）即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声辞之美，“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本传》），而缺乏真情实感。此即首句“六代绮靡随世变”所指。六代指三国的东吴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及其后的隋，而“随世变”即下句“启新风”的铺垫，继“上官体”后，出现了改变风气的 “四杰”。王、杨、卢、骆都官小位卑而才华横溢，因此他们的诗作自然要抒胸中块垒，发抑塞之气，作不平之鸣，其“高情壮思”和“风云之气”，为歌舞升平的“上官体”所不能有。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也是长达数百年“六代”颓靡诗风的一次突破性变化，意义重大。事实也的确如此，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杨炯的《从军行》（首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名句“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名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都是感慨深沉、内容厚重的好诗，的确起到了变化一代诗风的作用。

六朝诗和“上官体”为何萎靡不振？“四杰”又何以能异军突起而振聋发聩？答案是“仕途坎坷腰徒折，金马玉堂迥不同”。王、杨、卢、骆正因为“仕途坎坷”，遭受许多“折腰”（典出陶渊明“安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痛苦，诗为心声，故作品内容充实也就感人。六朝诗人和“上官体”高高在上，整日宴会歌舞，纸醉金迷，当然只能无病呻吟，发为靡靡之音。汉朝宫廷有金马门和玉堂殿，后来成了指高官显贵的代语。

第一首开宗明义，揭示了文学的根本规律：生活阅历决定艺术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尽管对“四杰”热衷仕途而“折腰”也有微词，但主要肯定其创作开启了充实刚健的诗风，是后来唐诗大辉煌的一个起点，正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所咏：“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二

摩诘高名齐李杜，

诗仙诗圣比诗禅。

素餐应耻为官隐，

好静何妨老辋川。

“四杰”之后，经沈宋（沈佺期和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等，就进入了盛唐诗坛。在当时，王维是地位最高、名头最响的文坛领袖，他在诗、书、画、乐等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领军人物。王维笃信佛教，以禅理入诗，诗境空灵含蓄，兴象玲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艺术造诣极高。后世称其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鼎足而三。此即第二首“摩诘高名齐李杜，诗仙诗圣比诗禅”所本。王维字摩诘，是从印度佛教故事中著名居士维摩诘之名而来。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九年考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事获罪，贬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选择了一种亦官亦隐的生存态度，一方面不放弃仕途，另一方面在终南山构筑辋川别业，与诗友优游其中，写出了明秀静逸的《辋川集》。安史之乱中他曾身陷长安，被迫接受伪职，叛乱平定后因此入狱，由于弟弟王缙等营救，获得赦免，最后做到尚书右丞，史称王右丞。特别到了晚年，王维对公事采取应付态度，退朝后焚香诵禅，六十一岁时卒于辋川别业。

姚老秉承章门学统，宗旨是“经国”，更自矢“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当然对王维亦官亦隐的人生态度不能赞同，故而嘲讽他“素餐应耻为官隐，好静何妨老辋川”。“素餐”即拿着俸禄不工作，光拿钱不干活的意思。

其三

乐府新题与旧题，

高岑于此辟径蹊。

黄沙白草阵云暗，

诗卷同传名亦齐。

第三首咏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高适早年北上蓟门，漫游燕赵，企图从军立功，但仕途蹭蹬。安史之乱后从唐玄宗入蜀，拜谏议大夫，从此官运亨通，到唐代宗时做到刑部侍郎，转散骑左常侍，进封渤海县侯。

高适功名心强，狂放自负，在蓟北之行与入河西幕府期间写了不少边塞诗。这些诗都来自他的亲身体验，把边塞的见闻、思索、感受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苍凉悲慨而又激昂豪放，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奠定了他边塞大诗人的地位，被称赞为“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

岑参出身于官宦世家，但幼年丧父，家道中衰，靠自己努力考中进士，后弃官从戎，两度出塞，因而也写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岑参的边塞诗善于写感觉印象，把西北边疆大漠的雪夜、风吼、飞沙、走石等壮丽奇伟风光表现得十分生动，同时洋溢着大气磅礴的英豪气概。其代表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脍炙人口，其中“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

汉魏乐府中早有“出塞”的题作，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当然也有所继承，但更做了新的发展开拓，使这一类型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蔚为大观。这在文学史上颇有意义，特别是这一诗派风格健朗雄奇，边塞内容又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颇符合姚老的情怀意向，故予以赞扬：“乐府新题与旧题，高岑于此辟径蹊。”后两句说高适和岑参都有好作品传世，是边塞诗派并驾齐驱的双子星座。攫取“黄沙”、“白草”与“阵云”这些边塞诗中常出现的意象，一方面使以议论为主的诗多一点形象感，另一方面也更强调边塞诗宏伟的诗境和昂扬的精神将传播后世，鼓舞人积极向上，值得珍惜。

其四

纵酒游仙为底情？

笔驱风雨鬼神惊。

须从趋舍观行止，

不老匡庐乐请缨。

第四首咏李白。这位名垂千古的“诗仙”是一个不朽的传奇。陈寅恪等文史专家或怀疑他是胡人，或说他是“突厥化的中国人”。他出生于西亚，成长于四川，家资饶富，“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由于蜀中道教氛围浓郁，李白又自幼即受道教影响，“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再大一些，更“少任侠，手刃数人”，“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在隐居、漫游、寻仙、任侠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此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与故宰相的孙女结婚，“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干谒权贵，希望得到引荐， “一跃龙门，则身价十倍”，在政治上有所施展。天宝元年得到机会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受到唐玄宗的礼遇，但只有两年多就被“赐金放还”，重新开始了漫游生涯。晚年碰上安史之乱，李白入永王幕府，慷慨从军，结果卷入唐肃宗和永王李璘争权夺利的内斗中，永王兵败后李白被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寓南方，闻知李光弼出征东南，又想从军报国，半道病还，逝世于当涂。

李白的诗歌是他传奇人生的写照，更是其个性与境遇相碰撞而绽放的奇异的文学花朵。浪漫落拓的生涯、大起大落的遭遇、狂放不羁的思想、豪宕自信的感情、纵横恣肆的文笔、磅礴淋漓的气概，催化产生了众多不朽的诗篇，无论乐府歌行还是古风绝句，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等名句更可谓世代传颂。杜甫对李白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赞美他“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但李白精神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李白诗歌的文化遗产中何者最堪珍贵？具有不同人生价值观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认同取舍。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传人，姚老更看重李白的，是他在国家危殆时刻舍身赴难、急流勇进的思想精神意态。尽管李白参加永王幕府的举动其实不乏政治上的幼稚，李白也不一定真正具有“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的政治军事长才，但这种爱国救国的精神却是极其可贵的。所以姚老在这首咏李白的绝句中认为，李白“纵酒游仙”的豪迈、笔参造化的诗歌创作，其实都是他报国不成之政治情怀的曲折体现。这从他最终的“趋舍”——追求什么、舍弃什么看得最清楚，李白不是从修道养生的庐山上走下来，而投奔永王幕府去参加挽救国家危亡的战斗吗？这才是最值得后人景仰继承的精神遗产呀。以古人的标准，李白当时的年龄已算老年，但这里却说“不老匡庐乐请缨”，这“不老”是指精神不老，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不老，一个“乐”字，境界全出。“请缨”即要求接受战斗任务，指参加永王幕府。此种措辞，其实也反映了姚老自己的心声。姚老青年时期参加过两个月抗日游击队，此后一生关心国家社会，在各种工作中尽诚竭节，对李白内在真正的渴望和激情可谓心有戚戚焉。

其五

能与黎民共苦辛，

岂徒诗史见淳真。

致君尧舜诚空想，

笔下风雷万古新。

第五首咏杜甫。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乃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奉儒守素是家风，所以杜甫从小就受到忠君爱国仁民体物的思想熏陶。杜甫的青年时代尚属盛唐，也有过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二十四岁赴洛阳，举进士不第，在漫游中结识李白，结下千古传颂的友谊。杜甫在长安参加过一次考试，却是奸相李林甫的骗局，落第后干谒求进徒劳无功，落拓长安十载。这种经历使杜甫体察到了民间的疾苦，社会的隐情，更加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情怀。安史之乱起，杜甫身陷贼军，历尽艰辛而逃脱，奔赴凤翔肃宗行在，被任为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最后弃官漂泊于西南，穷困而死。

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他的诗歌则是“诗史”,其人其诗都浸透着深厚的人间情怀，体现了悲天悯人、爱国爱民的精神，而在诗歌艺术上也是千锤百炼，“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杜甫都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美学高峰。“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秋兴八首》……不朽名作多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佳句代代传诵。

对于这样一位诗人，以入世为旨归的姚老当然非常认同。“能与黎民共苦辛，岂徒诗史见淳真。”杜甫的诗歌不是不带感情的“客观”的“史”，而是“诗史”，也就是用感情浇灌出来的含泪带血的“史”——那才体现了诗人家国情怀的“淳真”，也就是与国家共患难与百姓共甘苦的一腔衷情苦心。虽然杜甫的政治理想带有空想性质，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但他通过诗篇传达出的始终寄情于国家、社稷、人民的仁者之心，却像风雷一样永远震响，撼动、鼓舞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万古常新。显然，姚老强调的重点仍然是思想而不是艺术，认为杜诗对民族思想意识的影响最值得关注。

其六

篇削空文句尽规，

惟歌民命任人嗤。

如何五载洛城住，

竟尔闲居作颂诗。

第六首咏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中的翘楚，与元稹并称“元白”。他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一生仕途有黜有升，而在早年担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那段时期，政治热情最高，直面社会矛盾，“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指陈时政，揭露朝政弊端，这种情怀在文学创作上则结晶为《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此时白居易的创作指导思想十分明确，《新乐府序》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后来在与元稹的通信中回顾早年创作，概括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经典名言。

这就是“篇削空文句尽规，惟歌民命任人嗤”。脱离国计民生而吟风弄月之作，是“空文”，“规”即规箴，当然是“为时”“为事”的宗旨了。“削”与“惟”是两个关键字，说那时白居易篇篇都写关注“民命”的讽喻诗，不写无病呻吟的“空文”。作品锋芒毕露，得罪了宦官等权贵，遭到嘲弄讽刺，但他不管不顾，此即“任人嗤”。

后来经过一些挫折，白居易改变了生活态度，政治热情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之二）。反映在创作上，则写了大量的“闲适诗”，其中不乏歌功颂德之作。特别是到了晚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东都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到七十五岁逝世，长达五年。

这就是“如何五载洛城住，竟尔闲居作颂诗”。白居易自我表白：“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孟子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后世嫌两个“善”字重复，演变为“独善”和“兼济”。今人又造出“儒道互补”的术语，意思差不多，都是说国家社会责任与个人情趣爱好的矛盾和统一。对白居易这样划分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相应的诗歌创作，姚老则予以微词点评，遗憾他没有始终把关切民间疾苦和献身社会改良放在第一位。这自然又和姚老自己的人生信念有关。

其实，白居易能在诗歌方面与李白、杜甫并肩，主要得力于他创作了《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思想、艺术都十分杰出的长篇古风。当年我报考姚老的研究生，为了考试能出奇制胜，预先针对每个文学史专题都做了一首古体诗，每答完一题即附诗一首。写白居易的那首是：“若无长恨琵琶行，李杜岂容兄弟称？童媪能吟新乐府，指摘时政见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