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玲,安花花,卢 婧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心理素质研究

杨 玲,安花花,卢 婧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以7所多民族混合学校和2所纯民族学校的3000名中学生为研究被试,采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和人际交往能力问卷探讨中学生应对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及其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学生应对方式在学校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在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上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在忍耐上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学生。应对方式存在年级差异,每个水平上初一最高,初二最低。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存在学校类型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存在年级差异,初中人际交往能力显著高于高中。问题解决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幻想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求助只对交往动力和交往技能有预测作用,发泄对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有预测作用。

中学生;多民族混合学校;应对方式;人际交往能力

一、问题提出

人际交往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之一,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通过这种能力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状况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中学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性,这个发展阶段也成为个体整个生涯发展的重要时期。人际交往作为个体基本需要之一,也必然是中学生心理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学生的个性特征、行为风格以及日常学习生活都与人际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中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显得尤为重要。多民族混合学校是指在西北地区多民族杂居的生活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属于各民族青少年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中学生不仅要发展此年龄段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更要面临与不同民族的教师和同伴的交往问题。因此,探讨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对其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人际交往的研究,大部分是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有学者对人际交往能力进行了探讨。王英春、邹鸿等人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具有交往意愿,积极主动参与交往,并且表现出有效和适宜的交往行为,从而使自身与他人关系处于和谐状态的能力。[1]并且提出人际交往能力由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构成。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2]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会缓解人际压力,改善人际交往能力。

应对方式 (coping style)是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3]中学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学业负担加大、生活环境变化、人际交往发生转变等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经历由不平衡到平衡,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会形成独有的应对事件的方式。而应对方式作为中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越来越越多的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应对方式的测量主要应用的是各种应对方式量表,国外相关的比较成熟的应对方式量表较多,考虑到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此类问卷都没有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国内有很多学者编制了应对方式量表且有了很好的推广,但针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量表只有2000年陈树林、郑全全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4]黄希庭、余华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黄希庭等人将应对方式分为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发泄、幻想、忍耐6种基本方式。[5]

以往关于中学生人际交往、应对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少数民族的此类研究也有,但大部分都是单民族特征的研究,即大部分的研究主要是以一般学校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很少有研究涉及几个民族的比较研究,多民族混合教育背景下的研究几乎没有。多民族混合学校作为民族杂居区的特殊教育场所,必然有区别于一般学校的特殊性。多民族混合教育背景下的个体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其应对方式、人际交往与一般学校的个体相比其发展有共性,也有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存在。本研究以多民族混合学校与单民族学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应对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取

本研究抽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混合学校1所,单民族 (藏族中学)学校1所;临夏回族自治区混合学校2所、单民族 (回族中学)学校2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混合学校4所。共收集问卷3000份,删除规律作答、作答不全等240份无效样本,有效问卷为2760份。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分布情况表 (N=2760)

(二)研究工具

1.应对方式的测量

研究采用黄希庭等人在2000年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5]该量表有30个题项,包括6个维度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发泄、幻想、忍耐。采用Likert5点量表式,即从“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到“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评定。分数越高代表会更多采用这种应对方式。该量表各因子条目的因子载荷值在0.412～0.759之间,6个应对因子重测相关系数在0.680～0.891之间,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38。根据试测时被试提问情况,本研究对该量表的个别项目,做了一些语句方面的文化修正,如题项9原来为“与类似情况的人相比较,自己觉得算不了什么”改为“与有类似情况的人相比较,我觉得这算不了什么”。

2.人际交往能力测量

研究采用王英春和邹泓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1],该问卷包括两个分问卷,分问卷一包含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两个维度,分问卷二包含交往技能问卷。其中交往动力包括交往欲望、交往主动性,共11个项目,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分别为0.668和0.775;交往认知包括交往重要性认识、交往原则性认识、交往知识性认识,共16个项目,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在0.649～0.845之间;交往技能包括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影响能力、情绪能力、适应能力,共35个项目,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在0.517～0.876之间。问卷为5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做1～5分,计算每个维度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人际交往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33。在本研究中,对个别被试有疑问的题项做了一些语句方面的修改,如交往技能分问卷的题项33原来是“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我能控制自己不发生争吵”改为“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我能控制自己不与他人争吵”。

(三)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被试以学校自然班进行团体施测,由主试发放问卷,被试阅读指导语后作答。施测过程中被试遇到不理解的部分可以向主试询问。所有数据录入后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量表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两个量表进行了信效度分析。结果表明应对方式量表各因素的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在0.402～0.752之间,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发泄、幻想、忍耐各层面的α系数分别为:0.752,0.697,0.521,0.402,0.681,0.466。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38。说明该量表在西北民族地区有较好的信度。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94～0.499之间,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551～0.772之间,表明此量表各项目的鉴别力较好。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量表抽取6个因子比较合理,碎石图中6个主要因子以后图形趋势发展平缓,6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45.32%,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人际交往能力量表各因素的α系数在0.494～0.824之间,交往欲望、交往主动性、重要性认识、原则性认识、知识认识、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影响能力、情绪能力、适应能力的α系数分别为:0.494,0.627,0.623,0.824,0.561,0.803,0.754,0.729,0.687,0.722。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33。说明该量表在西北民族地区有较好的信度。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抽取10个因子对此量表比较合理,10个主要因子以后碎石图趋势发展平缓,10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46.48%,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学校类型差异

通过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学校类型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多民族混合学校、回族中学、藏族中学的中学生在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在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上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中学生都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的中学生,回族中学学生在忍耐上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学生,其他几种应对方式上无显著差异。总分上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和藏族中学学生无差异。以上结果表明,学校类型是影响中学生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见表2)。

表2 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学校类型差异分析摘要 (N=2760)

(三)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年级差异

通过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年级差异的ANOVA分析,结果显示: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年级的中学生在应对方式的4个层面即问题解决、求助、发泄、幻想以及应对方式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退避和忍耐上无差异。不同年级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有一个总体趋势,即: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幻想＞发泄＞忍耐。在问题解决上高二学生最易于采用这种应对方式,其次是初一和高一,初二学生最低。求助方面初一学生最高,其次是高二、高一,初二最低。退避这种应对方式上高二高于初一、高一,初二最低。发泄方面初一最高,依次为高二、高一、初二。幻想方面高一最高,其次为初一、高二、初二。忍耐方面各年级总体呈下降趋势,初二得分最低 (见表3)。

表3 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年级差异分析摘要 (N=2760)

(四)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差异

对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差异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多民族混合学校、回族中学、藏族中学的中学生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在交往动力上,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显著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优于藏族中学学生;交往认知方面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优于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优于藏族中学学生,多民族混合学校与回族中学学生无差异;交往技能方面多民族混合学校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无差异。人际交往总分上三种类型学校也存在显著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高于藏族中学学生。可见,学校类型是影响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

对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进行ANOVA分析 (见表5),结果显示: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总分上不同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存在显著的差异。交往动力随着年级的增高有增长的趋势;交往认知在初二时最高,高一时最低,高二又有所增长;交往技能在初一时最高,其次是在高二、初二、高一;人际交往能力的总体来看,初中优于高中,高一时达到最低值,高二有所增长。

表4 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差异分析摘要 (N=2760)

表5 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分析摘要 (N=2760)

(六)中学生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

表6 中学生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分析 (N=2760)

表7 应对方式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回归分析 (N=2760)

1.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

人际交往能力的3个维度与应对方式6个维度的相关如表3所示,除了发泄与幻想外,其他四种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的三个维度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都显著正相关。发泄与交往认知没有显著的相关,与交往动力和交往技能相关显著;幻想与交往动力无显著相关,与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有显著相关 (见表6)。

2.应对方式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回归分析

以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的6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问题解决对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都有重要的正向预测作用;幻想对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都有负向预测作用;求助只对交往动力和交往技能有预测作用;发泄对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有预测作用 (见表7)。

四、讨论

(一)中学生应对方式各因子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方式的部分因子存在显著的学校类型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比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更多的选择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的应对方式,回族中学学生比藏族中学学生更多的选择忍耐的应对方式,其他应对方式上回、藏中学学生没有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入校以后会面对很多在以前生活环境中没有出现过的境况,如要与其他民族的同伴、教师进行交往,适应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调节自己或接受别人的生活习惯等等。在与众多他族同学共同生活和学习的背景下,使得多民族混合学校的各民族学生采用更加理性和积极的应对方式,避免一些不必要冲突的产生。问题解决方面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相比有显著的差异,说明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在比较复杂的生活环境中依然能选择比较积极的方式去直接处理面临的问题。求助、退避、忍耐方面存在的学校类型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习的中学生,遇到压力时选择问题解决这种应对方式后,仍然不能有效处理面临的处境时,会更易于求助,在他人的帮助下解决存在的冲突,也会更多的选择退避和忍耐,应对已有的压力。回族中学学生比藏族中学学生更多的选择忍耐主要原因可能是民族文化因素造成。已有研究也显示回族学生在选择应对方式时问题解决是首选,其次是忍耐。[6]我们已有的认识是回族人比较谨慎、重现实、细心、做事不鲁莽,藏族人比较豪爽、敢作敢为、热情、易激动,因此在遇到压力时可能回族中学生会更易于选择忍耐的应对方式。

(三)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年级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不同年级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有一个总体趋势,即: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幻想＞发泄＞忍耐。问题解决成为中学生首选的应对方式,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中学生采用最多的应对方式时问题解决”相一致,[7]表明中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应对压力能力,遇到困境时会首先选择自己想办法直接解决问题。高二学生比高一、初一、初二在此层面上的得分都高,可能由于高二年龄增长、知识经验比较丰富,高二的学生在遇到困境时会更易于直接进行问题解决;初一学生比高一、初二都高可能原因是初一新生到一个新的环境以后,求知欲、好奇心都比较强,遇到的困境相对于小学来说可能也更加复杂,在这种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去处理当前问题。求助、发泄两个层面上初一学生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遇到压力时,初一学生自身的承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受知识经验的约束不能很好的应对所面临的状况,求助和发泄也就成了他们更易于选择的方式。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应对方式的各个层面都是最低,这可能与其所处的年龄段有关系,这个时期的学生学习压力相对较小,相比初一学生已经适应中学生活。

(三)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学校类型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上都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在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上都高于藏族中学学生,交往技能上回族中学学生与藏族中学学生无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同时与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并存,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学习和生活的中学生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其他民族的教师和同伴进行交往,还要顾及到各种文化的异同。而在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习的学生,文化氛围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交往对象也与自己是同一个民族。因此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上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本研究调查地区的回族不仅以当地的农作物为经济来源,并且能利用当地的条件进行一些生意往来以提高自家的经济收入。因此回族相对于藏族来说更加的善于交往。这可能是回族中学学生与藏族中学生在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四)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年级差异分析

本研究表明,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以及总分上都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总分上来看,初中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显著高于高中生。初中阶段的个体,相对于高中生来说,更加的注重自己的关系圈子,在与小学相比更加复杂的环境中,他们热衷于寻找新的朋友,发展新的同学或者伙伴关系。而高中生相对来说课业比较繁重,对友谊的认识更加的理性,会对自己的朋友圈子进一步的缩小,朋友数量减少,但关系更加亲密。因此,会发现初中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优于高中生。交往认知在初二时达到最高,高一时最低。个体在初中阶段通过积极的获取书本里传授的交往知识、吸取其他人的交往经验,在初中阶段的交往认知在初二必然比较高。但到高一时,环境有所变化,这个年龄段大部分个体对人际交往又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在适应这种变化时,个体的人际交往认知相对来说有所下降。交往技能方面初一达到最高,其次是高二、初二、高一。初一学生面临新的环境,在其好奇心的驱使下,相对于其他年级更加需要朋友,更加需要与教师和同伴进行交往。为了能有好的交往效果,他们会积极采用各种技能技巧进行交往。高二学生随着其知识经验的丰富,对人际交往有了不同的认识,其技能也会相应的提高。处于高一这个阶段的学生,比初中生更加的成熟,在适应的过程中,交往技能相对来说比较缺乏。

(五)中学生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与应对方式除发泄、幻想以外的四个层面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都显著相关。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问题解决对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都有重要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解决属于比较积极也是比较直接的、较有用的应对方式之一,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必然存在。已有研究也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改善人际交往能力。[5]善于采用问题解决这种应对方式的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也就相应的比较好。幻想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幻想这种应对方式大多时候不能帮助个体有效的处理面临的困境,相对于其他的应对方式来看,这种应对方式比较消极,比较切合实际,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采用幻想这种应对方式会越来越少。善于采用幻想这种应对方式的个体在其平时的生活和待人接物中也必然会更加的消极、倦怠,不太主动的寻求更好的方法,相应的人际交往能力会更加得弱一些,所以此种应对方式对人际交往能力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求助、发泄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个别维度有预测,具体的预测能力会在以后的研究中做更加详细的探讨。

五、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1)中学生应对方式存在学校类型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在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忍耐上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回族中学学生在忍耐上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学生。(2)在年级上,总体来看中学生更多选择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但也存在差异。初一学生在应对方式的各个层面上得分都较高,初二学生则在各个应对方式上的得分都是最低,高二学生最容易采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3)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存在学校类型差异,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上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显著高于回族中学和藏族中学学生,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方面回族中学学生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学生。(4)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总体来看初中人际交往能力优于高中,交往动力随着年级的增高有增长的趋势;交往认知在初二时达到最高,交往技能在初一时最高。(5)问题解决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幻想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个维度都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求助只对交往动力和交往技能有预测作用,发泄对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有预测作用。

[1] 王英春.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结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2] 杨晓莉,马书采,高晓丽.应对方式在大学生人格建构复杂性与人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6):764-766.

[3] 王振宏.初中生自我概念、应对方式及其关系的研究 [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3):22-25.

[4] 陈树林,郑全全,等.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的初步编制 [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4):211-214.

[5] 黄希庭,余华.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 [J].心理科学,2000,(1):1-5.

[6] 周鹏生,卫根全.回族大学生人际困扰及其应对方式探微 [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9):981-983.

[7] 赵凌燕,中学生应对方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9):1000-1002.

A Study on Student's Mental Qualiby in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

YAN G-Ling,AN Hua-hua,LU 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PRC)

In this study,3000 subjects from 7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 and 2 ethnic schools are surveyed with Adolescents'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s.The results show tha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in adolescents'coping styles.Multi-ethnic mixed schools score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ui and Tibetan middle schools in solving problem,seeking for help,backoff,and student patience,and the Hui middle school achieves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student patience than the Tibetan school.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their coping style,with Junior one as the highest and junior two as the lowest in all levels of coping style.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tudents in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ui and Tibetan middle schools;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so exist among grad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with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coring higher than senior school students;The ability in solving problem can predict the student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fantasy has reverse predi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eeking forhelp can only predictskilland motiveof communication;the abreaction can predict the cognition and motive of communication.

middle school student;multi-ethnic mixed school;coping styl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G 775;B 84

A

1674-5779(2011)02-0030-07

(责任编辑苏二利/校对舒澍)

2011-01-29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提高西北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实证研究”(DMA090306)的部分研究成果

杨玲 (1962—),女,湖南长沙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