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九月出头，北方已有些凉。

我在村外的河边散步时，晨雾从对岸铺过来。

“梁先生……”

我一转身，是个少年。雾已漫过河来，他如在云中，我也是。我在村中见到过他。

我问：“有事？”

他说：“我干妈派我请您到她家去一次。”

我又问：“你干妈是谁？”

他腼腆了，讷讷地说：“就是……就是……村里的大人都叫她玉顺嫂的……我干妈说您认识她……”

我立刻就知道他干妈是谁了。

这是个寻常小村，才30几户人家，不起眼。算上这一次，我已来过3次，认识不少村里人了。玉顺嫂是我第二次来时认识的，那是在冬季，也是在河边。当时我要过河那边去，她要过河这边来，我俩相遇在桥中间。

“是梁先生吧？”——她背一大捆包谷秸，望着我站住，一脸的虔敬。她是个高挑的女人，50多岁，头发已白了一半。

我说是。她说要向我请教问题。我说那您放下包谷秸吧。她说背着没事儿，不太沉，就几句话。

“你们北京人，知道的情况多，据你看，股市的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一愣。我是从不炒股的，然而每天不想听也会听到几次，所以也算了解点儿情况，就说：“不怎么乐观。”

“是吗？”她的双眉顿时紧皱起来了。同时，她的身子似乎顿时矮了，仿佛背着的包谷秸一下子沉了几十斤。那不是由于弯腰所致，事实上她仍尽量在我面前挺直着腰。给我的感觉不是她的腰弯了，而是她的骨架转瞬间缩巴了。

她又说：“是吗？”目光牢牢地锁定我，发直。我一时后悔。

“您……也炒股？”

“是啊，可……你说不怎么乐观是什么意思呢？不怎么好？还是很糟？就算暂时不好，以后必定又会好的吧？村里人都说会好的。他们说专家们一致是看好的。你的话，使我不知该信谁了……只要沉住气，最终还是会好的吧……”她一连串的发问，使我根本无言以对，也根本料想不到，在这么一个仅30几户人家的小村里，会一不小心遇到一名股民，还是农妇！

我明智地又说：“当然，别人的看法肯定是对的……至于专家们，他们比我有眼光。我对股市行情太缺乏研究，完全是外行，您千万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否极泰来，否极泰来……”

“我不明白……”

“就是……总而言之，要镇定，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正确的……”

我敷衍了几句，匆匆走过桥去，几乎是逃……

朋友听我讲了经过，颇为不安地说：“是玉顺嫂，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朋友告诉我，3年前，玉顺嫂的丈夫王玉顺在自家地里起土豆时，一头栽倒死了。那年他们的儿子在上技校。他们夫妻攒下了8万多元钱，是为翻盖房子预备的。丈夫一死，玉顺嫂没了翻盖房子的心思。偏偏那时，村里人家几乎都炒起股来。炒股热潮是由一个叫王仪的人忽悠起来的。

他忽悠大家参与炒，是想用大家的钱将自家损失的钱捞回来……

王仪离家出走了，以后没在村里出现过。他的家人说，连他们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各家懊丧地将所剩无几的股渣清了仓。从此，这小村的农民们闻股色变。

大家都认命清仓了，唯独玉顺嫂仍蒙在鼓里，仍在做着股票升值的美梦，仍整天沉浸于她当初那8万多元已经涨到了20多万元的幸福感之中。告诉她8万多已损失到1万多了也赶紧清仓吧，大家于心不忍，怕死了丈夫不久的她承受不住真话的沉重打击；不告诉呢，又都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

朋友正讲着，玉顺嫂来了。朋友一反常态，当着玉顺嫂的面一句接一句地数落我，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非是说我这个人一向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由于长期被严重的颈椎病所纠缠，看什么事都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云云。朋友的老父母也参与演戏，说我也曾炒过股，亏了几次，所以一谈到股市心里就没好气，自然念衰败经。

我呢，只有“嘿嘿”讪笑，尽量装出默认的样子。

玉顺嫂是很容易被骗的女人。她高兴了，劝我多住几天，说大冬天的，按摩加上每晚睡热炕，颈椎病必能减轻。

玉顺嫂走后，我和朋友对视着，良久无言。我想苦笑，却连一个苦的笑都没笑成。

我跟那礼貌的少年来到玉顺嫂家，见她躺在炕上。很破陋的一个家，炕席都是破的。

她一边往起坐一边说：“还真把你给请来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见怪啊……”

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摆正，我明白那是让我坐的地方，便坐了下去。我虚伪地说，不知道她病了。如果知道，会主动来探望她的。

她叹了口气，说自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确诊已很严重，地里的活儿根本干不了了，只能慢慢腾腾地自己给自己弄口饭吃了。

我的心一沉，问她儿子目前在哪儿。她说儿子已从技校毕业了，在南方打工。知道家里把钱买成了股票后，跟她吵了一架，又赌气一走，连电话也很少打给她了。我的心不但一沉，竟还疼了一下。

她望着少年又说，多亏有这个干儿子，经常来帮她做点儿事。

玉顺嫂又夸了他几句，话题一转，说，她是请我来写遗嘱的。

我愕然，忙安慰她不要悲观，不要思虑太多，没必要嘛。

玉顺嫂又叹了口气，坚决地说：“有必要啊！你也别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话我听多了，没一句能对我起作用的。何况你梁先生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劝别人不要悲观，那更不起作用了！你来都来了，就耽误你点儿时间，替我把遗嘱写了吧……”

那少年从抽屉里取出纸、笔和印泥盒，一一摆在桌上。

在玉顺嫂那种充满信赖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

按照她的遗嘱，子虚乌有的22万多元钱，20万留给她的儿子，1万元捐给村里的小学，1万元办她的丧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坟，余下3000多元，归她的干儿子……

我接着替她给儿子写了封遗书：她嘱咐儿子务必用那20万元给自己建一处农村的家园，说在农村没有了家园的农民的儿子，人生总归是不妥的。并嘱咐儿子千万不要也炒股，那份提心吊胆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我回到朋友家里，將写遗嘱之事一说，朋友也长叹道：“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由你这位名人替她写遗嘱，是她最大的心愿……”

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

序、家信、情书、起诉状、辩护书，我都替人写过不少，连悼词，也曾写过几次。遗嘱却是第一次写，然而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份遗嘱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时我还代她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遗书：一位母亲留给儿子的遗书，一封对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遗书……

这么一想，我心情稍好了点儿。

第二天下起了雨。

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终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尔滨，几个村里人匆匆来了，说玉顺嫂死在炕上了。

朋友说：“那，我还真不能陪你走了……”他的眼睛红了。

我说：“我也留下来送玉顺嫂入土吧，我毕竟是替她写过遗嘱的人。”

村人们凑钱将玉顺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头，她丈夫的坟旁，又凑钱给她丈夫修了坟。她儿子没赶回来，唯一能与之联系的手机号码被告之停机了。

没人敢做主取出玉顺嫂的股钱来用，都怕她那脾气不好的儿子回来问责，惹出麻烦。

那是一场极简单的丧事，却还是有人哭了。丧事结束，我见那少年悄悄问我的朋友：“叔，干妈留给我的那份钱，我该跟谁要呢？”朋友默默地看着少年，仿佛聋了、哑了。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我胸中一大团纠结，郁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样不知说什么好。

路旁的野草丛下，一地的死蜻蜓，还有蝴蝶。有的，还分明被踩过……

（郭建文摘自《散文选刊》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