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丽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朝鲜使臣眼中之道光朝社会

秦 丽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明清时期，朝鲜入华使臣留下了使行记录《燕行录》，这些记录对于我们研究明清社会及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章以朝鲜燕行使者姜时永所著《輶轩续录》为研究对象，试对这次使行作一详细描述，重点探讨朝鲜使臣眼中的道光朝社会。

姜时永；《輶轩续录》；道光朝社会

姜时永(1788～？)，系出晋州姜氏，曾任忠清道观察使、汉城府判尹、司宪府大司宪等职。道光九年(朝鲜纯祖二十九年，1829)，姜时永以进贺兼谢恩使书状官来华，《輶轩续录》是其对此次入燕使行的见闻记录。本文拟以《輶轩续录》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朝鲜使臣眼中的道光朝的社会特征。

道光九年(朝鲜纯祖二十九年，1829)冬十一月初一日，由正使李光文、副使韩耆裕、书状官姜时永等组成的进贺兼谢恩使团自汉阳出发，开始了赴燕征程。踏上中国大地之后，沿途的风景名胜、历史古迹以及社会风俗，无不引起姜时永一行人的浓厚兴趣。姜时永以其异域人士的独特眼光，细致入微地观察和记录着鸦片战争前夜的清王朝的方方面面。

一、沿途所见民风民俗

进入中国国境后，姜时永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那些他眼中的新鲜事物与新奇景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

十一月十七日，渡江之后，姜时永对不同于朝鲜车制的太平车进行了详细描述：

马头书者辈雇来太平车，车制概如我国卜车，而两轮之上设有幈屋，用二骡赶车的【驭者之称】，执长鞭驭之。轮辐俱是卄字形，轨辙同是一尺度，而驾以骡马四五或六七，可见民物之富，马畜之繁[1]。

关于中国的车制，朝鲜北学派[2]著名代表朴趾源在其著作《热河日记》中就曾多次论及。他认为，车制不仅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关系到国家富强与否。而在朝鲜国内，落后的车制是制约朝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主张学习中国的先进车制，以推进朝鲜之发展。他的这种思想在朝鲜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处姜时永对太平车的关注，固然有其猎奇的一面，然而，北学派“利用厚生”思想对他的影响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使团一行至绥远城时，姜时永记绥远城关帝庙曰：

历入关帝庙，规模极其壮丽。关帝金像身躯壮大，左右翼廊皆有图画，即关公战捷之象。而右庑配以赵子龙，左庑配以张桓侯。桓侯之前亦像范疆、张达跪坐受诛之状，固是好事者所为，而亦可谓千古快心事矣。廊之南又建二层楼，东扁曰晨钟，西扁曰暮钟。缥缈飞翔，制度绝巧，其前又有木牌楼。楼上多揭扁额，如曰“万古英风”，曰“协天护国”等类，不可殚记[3]。

中国人对关公的崇拜，肇始于三国时代。历代王朝都曾加封关公，到了明代，关公更是成为了与“文圣”孔子同尊的“武圣”。清朝延续了对关公的崇祀传统。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4]”，并在民间大肆修建关帝庙，以表彰忠烈，为后世楷模。对关帝的崇祀，在明朝援朝抗倭时期就已传到朝鲜，并修建了一大批关帝庙，当时主要是一种“战神”崇祀。这种崇祀在明朝灭亡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祭祀关帝庙成为朝鲜君臣表达尊周思明情感的一个重要媒介。[5]

在此段引文中，姜时永对关帝地位的变化所作的系统的历史追溯，表明此时朝鲜的关帝崇祀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至少在士人中间，已经对关帝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这与其国内所倡导的尊周思明思想进而崇祀关帝不无关系。

行经王宝台时，姜时永注意到了当地人们崇尚财富的社会风尚，遂记曰：

见路傍人家烧香礼佛，盖其俗以朔望焚香祈福于关帝，且有财神之贴壁者，每日虔祷，冀其兴旺。[6]

关外民家安置关帝、财神，非以虔诚之心拜祭圣人，而是为求得家道兴旺、财源滚滚。与朝鲜国内崇祀关帝以寄托尊周思明情感相比，这无疑是十分功利的，言语之间亦流露出姜时永对此现象的鄙夷，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不过，姜时永在这里透露出清代中期的社会风俗，即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财富，而在中国，崇祀关公的习俗则从官方主导的崇祀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而商人以关公之“信”为榜样以求得其家业兴旺，一直流传到今天。姜时永的记录恰能体现出清代中期重视商业、财富的社会风尚，而这和此时清朝商业之兴盛有着紧密的关联。

二、清朝商业之繁盛

道光初年，虽然昔日的康乾盛世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在国无大事的情形之下，道光朝的商业贸易依旧繁华不减当年。姜时永在使行录中对道光朝的商业给予了详细的描述：

转入市中，每铺树以朱红高柱，或树玄木高牌。所卖之货名以金字刻于其上，又或悬以所卖之物样，如兴盛店、裕兴局成衣老铺、首饰店货真价实，不怏主顾仕官。穰穰喧喧，肩磨毂击，真是大都会也。此不过边上一郡而殷富如此，若是兴京、盛京及北京皇城则尤当百倍矣。[7]

这是姜时永一行到达鸭绿江边绥远城的所见所闻。绥远城内鳞次栉比的商铺、五花八门的招牌、充盈街市的货物都给姜时永及使行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其不时惊叹“真是大都会也”。绥远位于鸭绿江边，是一个小城，区区一个边门小城就如此繁华，这对姜时永等人产生了较大冲击，使得他们不禁对兴京、盛京等大城市乃至京师的商肆繁华程度做出了超乎想象的推断，并对见识大城市如盛京、北京的商肆盛况充满期待。

使团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通州之后，虽已时近黄昏，但见：

路傍市肆栉比，金碧照耀，比沈阳不知几倍。而各铺各店张灯点蜡，一铺所燃，大约为数三十，而都是羊角灯，上下四旁通明如昼，无微不烛。夜亦交易，肩磨毂击而绝无喧哗，俗谓通州夜市者，此也。[8]

通州为北京东大门，又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交通便利，漕运发达，大量货物在此聚集，商业贸易自然繁盛。然而似此“一铺所燃，大约为数三十……上下通明如昼”以如此大的代价来经营商铺可谓少有，其商业贸易之繁盛可见一斑。

京西和平门北琉璃厂是清代北京最大的书市，也是向慕中华文化的朝鲜使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正月初七日，为了排解“身在绝域而佳节思亲”的愁绪，姜时永一行赴琉璃厂赏玩：

厂为市肆都会，陈设杂戏，锣鼓聒耳，游人杂还，……下车入店，架帙整齐，栋宇充牣，标签各有书名，使人眩于应接，未知波斯市中列贝比此何如也。抽阅诸帙，骤看面目亦不可尽其百分之一。若得几万银货，购出一铺所储，俾开东嵎謏见，亦是胜事。而非但前无是人，后亦可知之，可叹。[9]

由姜时永的这番记录可知，琉璃厂虽为书肆，然其繁华程度比之一般商铺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汗牛充栋的书籍甚至让姜时永等人产生了将商铺所储之书买尽的冲动，足见其仰慕中华文化之热诚。比之稍前的清代经学家洪亮吉曾在《十五月琉璃厂步月》一诗中写到：“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车排巷窄，社火压场圆。浊酒呼朋饮，奇闻借客传。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肩然。[10]”诗中极言琉璃厂市肆繁华之景象。而此时姜时永所见之琉璃厂依旧繁华如初，足以窥见道光初年商业发展之盛。

姜时永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如，十二月初五日，使团到达新民屯时，姜时永曾与下榻客店主人打话一番：

夜主胡来见，姓名垢尚志，本关内汉人，到此借屋开店，自言屋价为银子千两，而店中生意每年可得八九百两银子，而其中除出二百五十两以备屋主店税，余则自用，而家属在关内，故随剩随送云。余问此处田税何如，答曰，十亩为一日耕所出，米税为银子一两或有土沃处则为二两银子云。[11]

新民屯作为沈西汉蒙边界，物货交易频繁，故而商业贸易繁盛，人口殷实。经营客店生意的汉人垢尚志，每年店铺生意可净得五六百两银子，店主这样的人收入较高，而且明确说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两的租金和铺税(清代官方加杂项税种称为铺税)，而税赋来源是商人的纯利润，即流通所得。所以，垢尚志这里的回答，表明自康熙朝以来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祖制一直得到很好的执行，百姓田税负担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清代百姓田税以外的负担，如杂项税收及各级地方官员的加派仍然很重，商业税逐渐成为清代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区区地税根本无法解决庞大的行政开支。在这个意义上说，“永不加赋”的祖制恐怕是皇帝向百姓及外国宣传，证明满族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大清国在实际的运转中更需要仰赖商业。因此在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二人的语境，即，姜时永在朝鲜风闻清朝“永不加赋”的德政，向这样一个店主求证而主动问及，店主的回答令其非常满意，但他所关注的是民生的富足，而非商业的繁盛。设若店主无此店维持生计，面对清廷重重加派，恐怕见到姜时永时也无法回答得这样从容自如了。

三、京城活动及见闻

到达北京之后，朝鲜使臣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各种官方仪式及宫廷宴饮。此外，他们还广泛游览各处名胜古迹，如琉璃厂、历代帝王庙、精忠庙、卢沟桥、雍和宫及国子监等地。而与京城士人的交游及诗歌唱酬亦构成其活动重要内容。

自入关之后，清朝改变了对朝鲜的高压政策，而代之以德化政策为主。[13]表现在外交礼仪上，就是对朝鲜国王与使节的优礼。姜时永在京期间，既感受了清朝对使团的优礼，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中一些情况的不满。

道光九年冬，来华朝贡的还有俄罗斯、暹罗等国。在《輶轩续录》中，姜时永多处提及清朝对朝鲜的优待政策，并在与暹罗、安南使臣的对比中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感。

正月十五日，使团一行赴圆明园山高水长楼观烟火戏。在此，姜时永特别提到宴会的座次安排，并强调“我使亦坐在前行。满汉众官环以序列。”朝鲜使臣的座位排在诸满汉大臣之前，可见清朝对朝鲜使臣的重视与优礼。

十一月二十六日，有清朝官员来问朝鲜使臣能否赋诗，“使译辈答以朝鲜使臣粗解词律为言，而闻暹罗国使臣则以不解汉字答送云。”[14]朝鲜士人文学修养素来颇高，此处朝鲜使臣声称“通解词律”亦为谦辞，而听闻暹罗国使臣不解汉字，朝鲜使臣们作为“小中华”的自豪感与优越感呼之欲出。

然而，在使团刚下榻于会同馆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皇明时朝鲜馆，近为蒙古所馆。即今所住，乃会同馆。……坑子不足则又以芦簟造坑以居，而今番则与节使相值，故馆宇太不足，节行呈文礼部，请得一馆。而礼部以奏闻之，屑越不许，秪送蒙古帐幕几浮，使于馆内结幕以居云。两使行同处一馆，极为窄狭矣。[14]

清朝入关后对朝鲜施行德化政策，因而在对待朝鲜来华使臣时往往极尽优礼之能数。然而，此处朝鲜使臣因使馆“人多地少”向礼部提出增加馆舍的要求，却遭礼部严词拒绝。这不能不与德化政策产生出入。或许我们可以如此解释，即，清朝皇帝对朝鲜王朝推行的的确是德化、优礼政策，然这却不能保证下级官员能够如法办到。使团于离京前赴礼部参加下马宴时遭遇的情况印证了上述说法。

对于清朝极其优待的朝鲜使臣，也出现了如此慢待之景象，且礼部侍郎及通官作为接待朝鲜使臣的官员竟然不加制止，可见他们早已对此种情形见怪不怪。朝廷纲纪之败坏显现无疑，即使政治清明，这种现象也不可避免。众所周知，礼部是清代有名的清水衙门，这里官员的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姜氏在这里的记录颇能反映出中国官僚政治的运作特点。

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清朝在官方政策上对朝鲜实行德化、优礼政策。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纲纪败坏和官僚制度运行的实际状况，对朝鲜使臣的优待并不能完全实现，尤其是在一些小问题，诸如馆舍不足上更加严重。因而，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清朝对朝鲜实行德化政策，而要看在实际运作中的具体情况。

明代的朝鲜馆在用作蒙古馆后，又被俄罗斯人交换使用。姜时永的记录中当然会提到被“鸠占鹊巢”的俄罗斯馆。正月初三日，姜时永一行至俄罗斯馆参观。关于这次出行，他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俄罗斯馆……本是朝鲜馆，为蒙古所占，蒙古又与俄罗斯换入云。俄罗斯国在极西，距中国几万里，留馆者十年一交递。其人类皆深目高鼻，面铁色，身长大，身着皂锦挟袖周衣，头戴黑帻，如沉香笔筒样。略解汉字，即是入燕后所学者。而坐傍有佛经等书，皆其本国书……以茶果为礼，余亦以丸剂谢之。其自鸣钟、鸟铳等物奇巧异常，旁挂十字牌于壁上。又有画像二本，称以其君及其王后之像，分挂东西壁，状如烟煤所渝，全无庄严崇饰之意，亦可异也。座右有金字匾额曰“长桑妙术”。问之，则以为皇侄贝勒某有积年所苦之瘰疬，中国诸医百方不疗，独因俄罗斯医能得祛根，故贝勒书此称颂云。有面镜大不过碟子，而其厚为数寸，所谓俄罗斯镜也。以小锯锯之，则可为薄，而品最明莹，驰名天下矣。馆之中有所谓崇奉神像处，而未及入见。[16]

本段文字中，姜时永先言及此馆本为朝鲜使馆，而后经一番周折而变为俄罗斯馆，言语之间流露出抱怨之气，想必这与朝鲜使臣馆舍不足有些许联系。不过，使馆主人的这番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人和朝鲜人不同，其使节十年一换，类似于常驻的外交人员。当然，姜时永并未深究其中的差异，而和他相同的清朝官吏更不会关注，他们把朝鲜和俄罗斯的馆舍随意替换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前近代的外交中，俄罗斯和朝鲜被清朝看做同等的朝贡国家，朝贡体系中的清朝和朝鲜年年进贡而无常驻之使节，两国早已习以为常，而俄罗斯为维护其商业利益让使节常驻北京，这自会让姜时永，甚至清朝感到奇怪，这也无怪本属于朝鲜的馆舍被俄国人占据。[18]

在其后的文字中，记录了姜时永对俄罗斯人的直观印象，从中不难看出其对俄罗斯人使用器物、书写习惯、生活习惯等细枝末节的新鲜感与好奇心。材料中特别提到俄罗斯使馆医生医术高明，并被美誉为“长桑妙术”。蔡鸿生先生在其著作《俄罗斯馆纪事》中，曾提到，清代俄罗斯馆的医生，由于精通医术，能华言，通经书，知时尚，因而更容易接近北京的贵族社会。且这些“中国通”们，除行医的正业外，在19世纪中期沙俄对华外交中亦显过身手。[19]可见其职能之复杂。此段材料记录十分翔实，不失为了解当时在华俄罗斯人的重要史料。

四、结 语

如上所述，姜时永在将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亲身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的经历，作了多种多样的观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朝间使节来往的密集，使得燕行使们在出发之前即对将要见闻的情形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由此而言，以上姜时永的所见所闻，并非全都出自姜氏本人的独特体验，而有相当一部分在其来之华前就已获悉(尽管这并不影响其对清朝事物的好奇心，因为姜毕竟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仅有一部分是其亲身旅行所得之经验。如，对关外关帝庙的描述，以前的燕行使者已多有叙及[20]，而姜时永与多位清朝士人的交游则为非亲身旅行而不能得之体验。

故而，姜氏对清朝的印象，集中于泱泱大国气象承平，百姓安居的表象以及对如此繁荣胜景的艳羡之意。由此我们注意到，歌舞升平的清朝和出使前先入为主的印象，使得他观察和记录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虽说他的记录中间或有意无意地看到繁华背后存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清朝的良好印象，以及他对所观察事物的选择：对熟悉的事物，他多择承平之景；对陌生的事物，则观察入微，甚至流于枝蔓末节。而这样的主观选择，极有可能是“北学派”的思想观念在朝鲜产生的广泛影响所致。

[1]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

[2](民国)赵尔巽主编.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

[3]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史编纂委员会刊电子版，网址：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4](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M].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5]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6](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孙卫国.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J].东疆学刊，20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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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14(2011)04-0085-04

2011—04—08

秦 丽(1989—)，女，山西长治人，主要从事中韩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