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冬

（西藏大学 政法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论王通与王阳明王道本义之会通

王 冬

（西藏大学 政法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王通和王阳明一致认为法先王之道应在不离道之本义的前提下因时而致治；“虚文盛而实行衰”是造成王道旁落、六经不明的原因；六经本旨为扬善隐恶、导民向善；圣人述经之意不着意于梳理历史事实，乃是代“天下无明主”之世确立推行王道之根据或标准以“明赏罚”和“正人心”。

《中说》；《传习录》；王道

一、引言

王通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2](p8)“周孔之道”亦即王道，与后起的“孔孟之道”相比，前者以尧、舜、文、武、周公诸王所推行之道来彰显外王之道似乎更为妥帖。王阳明也正是以“文武之法”、“尧舜之道”[1](p42)来指称外王之道、王道的。

我们之所以关注二子之会通处，主要是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就韩退之（韩愈）与文中子（王通）二人于为学工夫上的高下优劣所作的评判颇耐人寻味。“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辞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1](p38)王阳明在此一方面极大地肯定了韩退之在文词修饰方面的成就和地位（“文人之雄耳”），另一方面却也道出了他在儒学义理工夫上实与王通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去文中子远甚”）。那么，王阳明凭什么论定韩退之于儒学精义的发明方面不如王通呢？“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p39)王阳明借论孔子之删述六经间接地道出了这一评判的理由：盖学之高下不徒在文词而实在行事之实，或者能否于道有所发明（“明道”），甚或言辞之美有时竟助成乱道，所谓“天下之大乱，由虚文盛而实行衰也。”

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倒还不在于此，而是文词背后的信息。这一评判虽未明言却也暗示出王阳明与王通在儒学义理的推求和为学立场上似乎存在着某些契合之处。见于《传习录》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话更能说明这一点。王阳明曰：“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早死。”[1](p60)这些话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王阳明对王通的为学立场或对儒学的理解表示出某种同情。我们通过对《中说》和《传习录》这两个文本所具王道思想的比较研究，发现二子至少在四个方面可以达成这种契合。我们把二子在王道本义之会通上的表述分作两类：一类是间接地以“解经”的话语道出的对王道的看法；一类是直接对王道进行阐发。我们先来看后一类。

二、在对待周孔之道上的一致性

王通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2](p8)可见，周孔之道具有某种不可抗拒性，顺则吉、逆则凶。又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2](p35)二帝三王、两汉七主虽不同时同世，但其施行王道所依之本一也。王阳明亦曰：“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1](p42)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1](p42)王通曰：“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2](p168)盖王道宜因时而有所变通。王阳明亦曰：“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1](p42)这里王阳明亦主张施行王道宜因时而致治。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1](p42)又曰：“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1](p43)这是讲施行王道要有所依循，强调王道的施行应力戒两种极端：一是不能遵循因时而致治，徒守其旧的顽固做法，认为这样实际上是滑入了佛老。再者，不能专事于时变而离开王道之根本，徒以功利之心行之，认为这样就堕入了霸者的事业。

王通所谓“周孔之道”亦即王阳明所谓“文武之法、尧舜之道”。在王通看来，此道或此法具有某种不可抗拒性，“顺之则吉，逆之则凶。”二帝三王、两汉七主虽不同世，其王道一也。王通与王阳明都还提出因时而致治的王道主张，但同时又强调法先王之治不应“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这里的“本”毫无疑问即指“道”也，而“末”则指上文提及的“两种极端”。法先王应该效法他们立于道而因于时的治，而不可离本（道）而徒逐其末（两端）。看来，就如何遵行“周孔之道”并因时而有所变通这点上来说王阳明同王通确有会通之处。

三、在对待天下大乱、五经不明的原因上的一致性

王通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2](p4)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2](p40)可见，天下大乱、王道不兴、五经不明皆因虚文日隆，所谓“何其纷纷乎！”而实质由所谓“暗而不明”、“否而不交”、“参而不一”、“乱而无绪”、“记繁而志寡”、“弃经而任传”所肇致。又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又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2](p40)又曰：“史传兴而经道废矣，记注兴而史道诬矣。是故恶夫异端者。”[2](p97)各种虚文异说的粉墨登场相互争胜造成的结果便是“白黑相渝”和“是非相扰”，五经本义尽失而先王之道不彰。同样，王阳明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p40)又曰：“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1](p40)盖天下大乱、天下无道皆因“虚文盛而实行衰”、私见流行以争名夺誉、标新立异而乱人视听。不消除此种混乱，不能依道而行、从而复归到“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上来。

那么，如何消除混乱又如何复归于道呢？文中子曰：“不杂学，故明。”又曰：“晋而下，何其纷纷多主也？吾视惠、怀伤之，舍《三国》将安取志乎？《三国》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视桓、灵伤之，舍两汉将安取制乎？”[2](p92)所谓取其正者则不惑，贵在有所择而不杂学，当然这仅仅是消极的护持。

王通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虽然道是因人而乱的，但如果没有人，那么又由谁来弘扬道呢？积极的做法是站出来，勇敢地去拨乱反正。这里既有对道不得行的无奈，更有舍我其谁勇于担当的气度。正所谓：“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2](p139)在这方面，王通就是勇于担当的楷模。有事为证。“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遇牧豕者问涂焉。牧者曰：‘从谁欤？’薛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道者盖默默焉。’子闻之，谓薛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2](p120)学者可于王道不行、五经不明之世独善其身而求自保乎？“不有言者，谁明道乎？”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复性书》中）王通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2](p170)“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这是何等的勇气和气魄！

四、在对待六经本旨上的一致性

王通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2](p135)又曰：“《元经》之专断，盖蕴于天命，吾安敢至哉？”[2](p153)五经者，禀天道、地道、人道也，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盖经之所撰本于天命，原于人道也。

王通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2](p105)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2](p82)或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王通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2](p88)又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2](p89)又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2](p145)盖六经各有所专之职也。

“薛收曰：‘敢问《续书》之始于汉，何也？’子曰：‘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2](p5)王阳明亦曰：“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1](p41)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劝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1](p43)

王通弟子薛收以《续书》不起于战国和秦却直承于汉而质于王通。王通以《续书》始于汉而不起于六国与秦的解说实际道出了他对六经本旨的看法。《续书》之所以始于汉，王通释曰：“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这与王阳明“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的说法正相吻合，认为示人以善以引人向善。《续书》之所以不以六国与秦之事始，王通谓：“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此与王阳明所谓“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正相类，认为若将恶事宣扬出来不仅不会惩训世人，且有导人以恶的危险，所以要“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简言之，二子都以六经本旨为扬善隐恶、导民以善。

五、在对待圣人述经之意上的一致性

王通曰：“《书》作，君子不荣禄矣。”[2](p128)“吾于《礼》、《乐》，正失而已。”[2](p108)“《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2](p147)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2](p145)程元问六经之致，王通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2](p117)《春秋》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经》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盖圣人所述之六经各有所专之事也。

王通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门人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2](p147)圣人所述之六经虽各有所专职各有所专事，于明王道皇极则一也。

再看王阳明。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1](p41)

尽管王阳明与王通在对圣人述经之意的措辞上不尽相同：王通主张圣人述经之意在“明赏罚”，王阳明则认为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但就述经都表现为代“天下无明主”之世确立某种根据、规范或标准以及“扶危世于将倾”的担当来说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都不把述经简单地看作是梳理历史事实。当代学者梁涛认为：“可以说，尧、舜与夏、商、周三代的六经是经过孔子儒家才得以传播的，它在汉代以后被定为一尊，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不过孔子创立儒学，绝不仅仅是因为对古代文献作了整理和解释的工作。孔子生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却向往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倡导仁，重视礼，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通过仁、礼，孔子提出了关于社会人生的系统学说。”[3](P54-62)

王通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王通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2](p109)又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2](p122)又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2](p106)“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2](p107)盖圣人述经另有委屈，皆不得已而为之，救世而已矣。对王通“续经之不得已”之说，王阳明深有同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1](p39)

六、结语

合上观之，王通与王阳明王道本义之会通处盖在四个方面：（一）都认为天下无道、天下大乱是由“虚文盛而实行衰”所致；（二）五经本旨乃是扬善隐恶、导民以善的圣人的价值追求和人情关怀；（三）圣人述经之意在于为“天下无明主”之世确立王道的根据或标准以“明赏罚”或“正人心”，而全然不着意于对史实的梳理；（四）“周孔之道”的不可抗拒性以及施行王道宜因时变而致治而不宜堕入两个“极端”。

另外，这一具体而微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却意外地传达出传统儒士身上所具有的四大品质：一是对周孔之道的绝对信仰；二是对明道重于文词的绝对崇拜；三是于天下大乱或天下无道之世对道义的勇敢担当；四是对民众永不懈怠地开化和教导。

［1］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38-60.

［2］郑春颖.王通中说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189.

［3］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J］.学术月刊：2009，41（2）：54-60.

On Idea of K ings of the Confucian:W ang Tong in Conform ity w ith W ang Yang M ing

WANG Dong
（Department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850000）

Wang Tong and Wang Yang Ming agreed that following idea of Kings of the Confucian should not leave the originalmeaning of Tao to gover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imes；“false words prosperity and the lack of really practice”led to the decadence of idea of Kings of the Confucia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LIUJING；Concealing evil and forwarding good came from originalmeaning of LIUJING.Complication of Confucian did not concern the historical facts but formulated the rules for the state.

ZHONGSHUO；CHUANXILU；Idea of Kings of the Confucian

B248.2

A

1673-2014（2011）04-0013-04

2011—04—15

王 冬（1983— ），男，山西长治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阳明心学研究。

（责任编辑 卫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