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先

（长治学院 师范分院，山西 长治 046011）

厘清赵树理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李荣先

（长治学院 师范分院，山西 长治 046011）

长期以来，学界对赵树理文学的评价颇具争议，其中涉及到几个有待厘清的基本问题。赵树理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一个主动选择了文摊文学家之路，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为农民群体真诚写作的优秀作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经历使其创作与时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家坚守了文学的立场。

赵树理；五四新文学；文摊文学家；审美效应；方向

上世纪四十年代，赵树理以独具特色的创作崛起于文坛，成为文学大众化的一颗耀眼巨星。从此，对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就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肯定者赞其为文学巨匠，成功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代表，语言艺术的大师，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甚至提出“赵树理方向”的口号；质疑者称其过分迁就和被动适应农民的欣赏口味，艺术手法单调，难登大雅之堂，只能提供馒头不能提供面包。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对立的争议，除了见仁见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关涉赵树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认识模糊。本文试图厘清这些问题，求证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赵树理。

一、被动适应还是主动选择？

1947年，赵树理在接受著名记者李普的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1]从此，文摊文学家成为赵树理的代名词。赵树理成名之后的所有创作都自觉以农民群众为读者对象，文学形式民族化、民间化，语言口语化，力求“识字的能看得懂，不识字的能听得懂”。据此，有学者质疑赵树理的创作过分迁就和被动适应农民的欣赏口味，审美视野不够广阔，难以实现自我超越。以文化人的视角观照赵树理作品的审美效应，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质疑者却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赵树理是主动选择了为农民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之路，还是被动适应农民的欣赏口味。评价赵树理的创作，忽视这一问题不是一种中肯的做法。

从赵树理的创作之路来看，1934年是一个重要分野。之前，赵树理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学探索，有欧化体的《悔》、《白马的故事》，有古体诗《打卦歌》、新体诗《歌生》，也有通俗小说《盘龙峪》等，这些创作虽未得到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已颇见艺术功力。1934年后，赵树理主要采用民间艺术形式，走上了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之路。这种转变的缘起和赵树理参加的一场文学讨论有关。在由上海文艺界发起的这场文学大众化的大讨论中，赵树理连续发表数篇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最终确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做一个农民之子（笔名“野小”寓意）。正如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所说：“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学过五四时期的语体文和新诗，而且一度深感兴趣，后来厌其做作太大，放弃了。”“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2]

由此可见，赵树理上“文摊”是结合五四以来新文学之路认真思考后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在有理想的文学作家和赤诚的农民之子双重身份引导下的必然选择。当然，选择之后或许会有一个迁就或适应的动作，但用“过分”和“被动”来加以修饰显然称不上严谨。

二、有意迎合还是无意契合？

关于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缘起与赵树理成名的时间有关。1943年5月，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9月，在彭德怀、浦安修、杨献珍等人的推荐下出版，在太行山区引起轰动，赵树理一举成名。此前一年（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成为以后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有学者据此提出，赵树理成名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其创作迎合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因而获得政治力量的推动才得以成功。单以时间先后和彭德怀等人的推荐来看，这种论调似有道理。但论调提出者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是在1943年夏天[3]，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之后。即在赵树理创作这篇小说之前，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或听到毛泽东的《讲话》。

如前所述，赵树理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始于1934年。其后，赵树理的创作一直坚持走文学大众化之路，先后尝试了通俗小说、有韵小剧、快板、小调、上党梆子剧本、章回体小说等多种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小二黑结婚》及其后不久出版的《李有才板话》是作家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那种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有意迎合领袖或政治需要的论调是经不起推敲的。

当然，笔者并不据此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之间毫无联系，可以肯定地说，二者之间至少存在两种关系：一是渊源相同，都是五四新文学创作实践和思想发展的结果；二是推动作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客观上对赵树理的成功产生了推动作用。正是因为渊源相同，作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产生了契合，因而引起了学界的误读。而《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及其后《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与讲话精神的推动亦不无关系。在《讲话》传到太行山区之前，赵树理写出的一些作品被认为太过通俗，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遭退回，《小二黑结婚》的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之后，正如赵树理所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之后，我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4]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鼓舞了赵树理的大众化文学创作。

三、服务政治还是意在启蒙？

因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革命宣传干部的特殊身份，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中讲政治、讲政策，追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其作品的反封建色彩强烈，明显被赋予了启蒙民众的意义，尤其体现在代表性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由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赵树理是在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其二，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把思想启蒙的意识带到了农村——一个新文学此前一直未曾有效影响的新领域。

第一种观点的典范例证是“赵树理方向”这一口号。1947年7月至8月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学研讨会，会议研讨并充分肯定了赵树理的创作实绩。会议结束时，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发表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从此，“赵树理方向”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陈荒煤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一方向的内涵：一是政治性强；二是民族形式；三是革命功利主义。“赵树理方向”突出地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主张。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能轻易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现实意义”。[5]问题——主题——现实意义，就是赵树理提倡的“问题小说”的基本思想。作为一个革命宣传干部，赵树理的创作确实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

第二种观点也不乏例证，《小二黑结婚》中图解政策倾向并不明显，而是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农村生活的传统性和新变化，描写了旧人与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歌颂了新人的民主意识和斗争精神。作品借两个封建迷信家庭出身的青年的斗争，撕破了封建迷信思想的外衣，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启蒙色彩。而在《李有才板话》中，作家进一步将反封建的内涵从思想意识和民间风俗领域延伸到了农村政治生活层面，写出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曲折性与残酷性，表达了对农民群体民主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呼唤与歌颂。

其实赵树理以文学来反封建的启蒙主义思想由来自有，早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求学期间，他就曾兴冲冲地带着鲁迅的《阿Q正传》返回家乡，给父老乡亲讲述阿Q的故事，但村民不屑一顾的反应让赵树理始料未及，这或许就是他反思新文学在形式上的问题的缘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赵树理提出旧瓶装新酒”的主张，并于1934年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想。

那么，在赵树理的价值体系中，服务政治与启蒙意识孰轻孰重呢？其实，这两种思想并非截然对立，而产生时间是有先后的。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求学期间，赵树理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启蒙思想；而以文学服务于革命（或政治），应该是在1937年赵树理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之后。从此，赵树理自觉地将两种思想统一起来，以创作实践承载双重使命，把文学启蒙唤醒民众和鼓动民众参加革命历史地重合在一起。在赵树理本人看来，启蒙与革命是可以并且应该完美重合的，但从土改斗争扩大化开始，当现实的政治需要发生改变、与文学启蒙的主张渐生裂痕时，作家的创作就陷入了迷惘。“在解放区，赵树理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追求同整个时代生活与当时的路线政策是吻合的，因此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解放之后，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的作用和影响，再加上他的内心矛盾以及他在艺术追求上的‘固执’，使他的创作心理常常处于一种困惑之中，导致了他艺术追求上的艰难。”[6]

很明显，赵树理不是一个盲从政治的作家，而是一个坚守着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的作家。

四、文坛标准与文摊效应

对赵树理作品审美效应的认识，也可谓众说纷纭。如前所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继引起轰动效应之前，赵树理的创作常常在根据地文学界碰壁。成名之后，文学界对其作品的审美效应也不乏质疑。较早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这位称赵树理为“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的记者在读了赵树理的作品后不无遗憾地说：“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也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具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7]进入新时期以来，出于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张的反感，文学界对赵树理作品的批评意见也多了起来，如“就赵树理作品本身看，艺术手法的单调，人物的扁平，缺乏艺术的魅力，缺少艺术的潜能，他完全不能进行自我的超越。这就是赵树理的悲剧。”[8]“一般来说，他们的审美取向不够开阔豁达。创作动机与当时形势连得太紧，影响了他们更敏锐、更深刻地洞察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在农村政策失误的时候，难免把某些违背客观规律的所谓‘奇迹’当作‘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加以赞颂。”[9]

与这些批评性意见相左，赵树理的作品在赢得广大农民读者的同时，也一度引起了文坛巨匠的好评。“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10]“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以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11]“这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当这篇小说在农民群众中朗诵的时候，这些快板对于听众情绪上将发生如何强烈的反应，便知道作者这一新鲜手法不是没有深刻用心的。”“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很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12]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赵树理作品的审美效应呢？应该指出，赵树理以“文摊文学家”的立场，为新文学的大众化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在这种新形式出现初期，赢得了“文坛”领袖的认可。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组成的“成名三部曲”，因其农民群体这个隐含读者的潜在效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间气派，同时达到了雅俗共赏。但“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13]赵树理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他的“成名三部曲”，其后只有《三里湾》堪与比肩，但仍未能实现超越。结合我们自身的阅读体验，赵树理的大部分作品确实与文化人的欣赏口味不相调和。

其实评价赵树理，我们完全不必站在“文坛”的立场，而更应该站在“文摊”的立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写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为数不多，赵树理是其中的佼佼者。执著于文摊文学家的理想，赵树理的创作本就是写给当时文化层次还不高的农民群众看的，其作品的审美效应更多地体现于民间。以当代文化人的立场去评价赵树理作品的审美效应，本身就不是恰当的做法，毕竟“文坛”和“文摊”的理想和目标并不一样，用“文坛”的标杆来套赵树理，感到不满足也是自然的。

五、“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方向

如前所述，“赵树理方向”的口号提出于1947年，陈荒煤以政治性强、民族形式和革命功利主义来诠释其内涵。这一口号显然是两方面因素推动的结果：一是赵树理的创作实绩；二是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陈荒煤是借“赵树理方向”的口号来概括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主张——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进入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批评“赵树理方向”中隐含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甚至将矛头指向了作家。这种批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赵树理本人对“赵树理方向”的态度；二是赵树理创作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赵树理方向”提出时，作家保留着自己的看法。陈荒煤在回忆中说：“例如，1947年我在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写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就请赵树理同志看过。他曾一再提出意见，希望我不要提‘赵树理方向’这个字句：‘我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的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但是我当时认为，老赵实际上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14]

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建国前的创作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农村社会变革的作用，与工作实际结合紧密，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的作品甚至被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必读教材使用。但赵树理的创作及理论表述中更加关注的却是“文摊”、“夺取封建文化阵地”、“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这些概念，他并非一个主张文艺从属于政治需要的作家。从1948年的《邪不压正》到1958年的《“锻炼锻炼”》，再到1964年的《十里店》，赵树理的这些作品曾饱受政治的非议。显然，陈荒煤提出的“赵树理方向”并非赵树理自己的方向。

纵观赵树理一生的创作，文摊文学家的理想始终如一，问题小说的创作取向始终如一，为农民群众真诚写作的价值取向始终如一。结合《三里湾》和作家建国后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赵树理的社会理想和文学理想：让农村改天换地，走向集体富裕；让农民脱胎换骨，走向民主自由。从大跃进开始，当农村出现的社会变革并未如作家所愿时，赵树理从此陷入了迷惘和不知所措：“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15]

综上所述，学界对赵树理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以上几个基本问题认识模糊，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位在现当代文坛上独具特色、颇具争议的作家。赵树理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一个主动选择了文摊文学家之路，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为农民群体真诚写作的优秀作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经历使其创作与时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家坚守了文学的立场。“从他的创作轨迹和内心矛盾中，我们倒是更清晰地看到了他那一颗金子般的拳拳之心和赵树理精神的澄明光彩。”[16]

［1］［3］［4］［10］［11］［12］［13］［14］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赵树理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20.74.74.90.106.105.120.123.

［2］［15］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A］.赵树理.赵树理文集［C］（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2.347.

［5］赵树理.也算经验［A］.赵树理.赵树理文集［C］（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4－125.

［6］［16］焦祖尧.弘扬赵树理精神 推进新时期文学——在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A］.申双鱼，一丁等.且说山药蛋派［C］.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49.

［7］［8］郑波光.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A］.申双鱼，一丁等.且说山药蛋派［C］.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92-193.

［9］李旦初.在《讲话》的旗帜下——“五战友”与“山药蛋派”［A］.申双鱼，一丁等.且说山药蛋派［C］.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9.

I206.7

A

1673-2014（2011）04-0029-04

2011—05—04

李荣先（1970— ），男，山西襄垣人，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