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张启胜

（1.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土木系，安徽滁州 239000；2.安徽省艺术鉴赏学研究会，安徽滁州 239000）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昭示
——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观

张 锐1，张启胜2

（1.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土木系，安徽滁州 239000；2.安徽省艺术鉴赏学研究会，安徽滁州 239000）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从批评论、文体论、文气说、价值论四个方面论述曹丕的文学观，旨在研究曹丕文学观的提出在魏晋文学创作以及推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典论；曹丕；文学观

由东汉至魏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与变革，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西汉武帝以来形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遭到强烈冲击，在哲学上各流派从长期禁锢中得到重新解放，其结果带来了人的觉醒意识。文化思想领域形成比较自由开放的空气。文学作为时代的先声，更为敏感、更为直接地将时代精神表现出来。在当时由于政治的原因，许多文人汇集邺下，除三曹之外，还有建安七子等一批文人，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1］以各自的独特个性、风范彪炳文坛。广泛的文学创作活动，众多的独具个性的作家的出现，使魏晋文学进入一个空前繁盛时期。文学的繁盛，作家个性风格的显露，促使新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凭借自己对文学的敏悟力，首先意识到对于文学，应该从文学自身的特征与规律上去进行理解，因而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他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专门论文的开端，是文学批评进入自觉时代的历史性标志。

《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批评论、文体论、文气说、价值观，不仅反映了“建安”早、中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精神风貌，而且还着重说明了建安时期人们对文学观念认识的重大进步。曹丕文学观的提出，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文学批评有着开创性的重大意义。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曹丕的文学观。

一、批评论

《典论·论文》中，作者首先批评了“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并以东汉时期的班固小看和他水平不相上下的傅毅为例而加以指斥，认为他们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并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这一形象的比喻，说明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自见之患也！”这种“文人相轻”的文坛积弊历来已久，严重地影响着作家之间对文学优长和创作经验的学习，阻碍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

紧接着曹丕对“今之文人”建安七子加以评述，认为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其足而并驰”，他们各持所长，自恃快足，各逞才能，并驰文苑，相互诚服，确实是很难的。曹丕认为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到“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以批评家的目光对当时的作家给以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作者指出“文人相轻”主要产生于作家本身的“善于自见”与“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的错误观念。“善于自见”则只会看到自己的长处，因而就“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闇于自见”，则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因而就抑人扬己，重己轻人，“谓己为贤”，缺乏自知之明。同时，作者在文中还批评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错误态度：有人看文章总是向远古看，认为越古越好，如王充所云“好长古而短今……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2］有人在评论文章时根本不做具体考察，只是望风而上，盲目崇拜名家，对这种错误态度的批评，前人桓潭、王充已备说，曹丕并无新论。但他把这种错误的态度和“文人相轻”积习一并提出，对拨正当时的批评文风是有重要意义的。

曹丕的批评论，不只是批评错误，还贵在提出了正确的文学批评的原则。他主张批评者应该“审己以度人”。“审己”，则是从创作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以这样的态度来“度人”，就会实事求事地衡量别人的优长和短缺。这是从创作的特点和规律着眼，总结出来的一条正确的批评原则。此外，作者对“七子”的批评方法，不象前人只是就文论文，就人论人，而是在相互比较中评论各人的优势。如，王灿与徐干之比：“王灿长于辞赋，徐干有齐气，然灿之匹也。”王灿与张（衡）、蔡（邕）之比：“灿之《初征》、《登楼》…干之《玄猿》，《漏卮》……虽张蔡不过也。”；陈琳与阮王禹的章表书记与当今作者相比最为出色；应瑒和刘桢的风格之比：“和而不壮”与“壮而不密”；孔融的才性气质高妙，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理不胜辞”，不过好的文章也能和扬雄、班固相匹。对“七子”的评论，作者能于褒扬之中指出弱点，批评之中见出长处。这种互相比较，褒贬长短的辩证批评论，表现出曹丕高屋建瓴的批评视角。

曹丕的批评论影响是深远的，钟荣和刘勰的评文论人，都运用了他的批评原则。如刘勰的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3］这正是曹丕文学批评原则的演进和具体化。

二、文体论

古代文学从上古进入中古时期，出现了不同类别的文章。这样有人就开始了“类聚区分”的研究。最早划分文体的，当始于汉末的蔡邕，他在《独断》中已分天子令群臣之文为四类：曰策书、诏书、制书、戒书；群臣上天子之文为四类：曰章、奏、表、驳议。当然真正够得上文体论资格的，当首推曹丕。纪昀说：“建安黄初，文章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4］曹丕在阐述文体论时，首先看到的是各种文体的特点以及文体与作家的关系。所谓“本同而末异”，就指出了一切文章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以“雅、理、实、丽”四字极简约精当地概括出各自的特点。这说明曹丕已经认识到各种文体的特殊作用与风格，不同的行文与修辞标准。当然仅此认识曹丕的文论是不够的，类科分体的意义，不仅在于把文学的体裁和特征分别开来，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把文学作品分为四科八体，这就和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划分开来（按：在此之前文学和学术概念是混淆的）。文体分类使文学观念日趋明晰，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种发展与进步。

联系《典论·论文》的全篇看，曹丕不仅指出了认识文体对创作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一条客观标准，即文体的标准。所谓以文体为标准评价作品就要看写的是什么文体，是否符合文体的要求；评价作家就要看他擅长什么文体，相同文体的作家，又要看他们的作品各自表现出怎样的特色。曹丕在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中，即是根据他们的特点来进行品评的。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曹丕的文体论一出，开启了文体辨析与分类的风气：陆机《文赋》分体为十，刘勰《文心雕龙》分体为三十五，肖统《文选》分体为三十七，以至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体为一百三十二，清代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体为十一。由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门“文体论”的学科。

三、文气说

在论述了文体之后，曹丕还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一个新命题。我们说它是新的命题，是指《典论·论文》中的“文气”与曹丕以前学者的论“气”有根本的不同。孟子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其后刘勰的“务盈守气”，韩愈的“气盛言宜”，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皆指的是“配义与道”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而曹丕的“文气”说则是从作家的才气、个性与文学的风格着眼。这里的“气”体现在作家的身上就是才气、个性，表现在文章中就是风格。曹丕把古代哲学上的名词演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使之成为分析作家风格的依据，这不可不说是一种创新。

曹丕不仅认为作家的才情、个性、气质能形成风格，而且认为各自的风格又有所不同：“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因为文章体裁的不同，作家气质有清刚与阴浊的差异，因而就有风格之别，即使是强力模仿，也未必能达到。它如同音乐的演奏：“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就可能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和演奏风貌，作者深刻地说明了作家艺术个性和文章风格的千差万别。现在的研究者在谈到曹丕的“文气说”时，总惯于以“唯心论”冠之，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作者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和作家的气质、个性紧紧地连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气质、个性，就有什么样风格的作品，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至于作家的气质个性的怎样形成的，文中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论述。况且，历来成千上万的作家中也确实找不出艺术个性完全相同的作家来。因此，对古人的评价大可不必盲目的以“唯心”或“唯物”来作结论。

曹丕的“文气说”并不止于对作家个性与风格关系的阐述，而是象论述文体在创作中的作用一样，目的是为了寻求批评的标准。在《典论·论文》中，作者正是以“文气说”这一标准对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作美学意义的评价。这样就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以文体为纲，以评价作家作品的风格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方式。从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上说，“文气说”是曹丕深刻探索作家创作特色而取得的新成果。它促进了作家个性风格的发展，对我国的风格理论作出了最初的贡献，成为文学批评史上风格论的先声。

四、价值论

文学价值论，是曹丕文学观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典论·论文》之前，虽然《毛诗序》中已表现出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但它强调得更多的是诗歌内容方面的美德、教化，要求诗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仁伦化，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而对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则认识不够。同时由于汉代文化思想“独尊儒术”的影响，文人多以儒家的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观点来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事情。而曹丕对文学著作的意义，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给文学以很高的地位，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表明他对文学重要的社会作用和崇高意义的认识。他鼓励作家应积极从事创作，不为环境所困，“不以隐约而费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要寄身翰墨，见意篇籍，靠自己的文章自立声名。曹丕对文学的重视不仅见诸于理论，而且见诸于对文人的态度。如孔融在政治上反对曹操，被杀后，曹丕惜其文？亲自将孔融之文收藏保存；王灿死后，曹丕亲临为其送葬。这在当时，是一般统治者难以做到的事。当然，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曹丕的文学价值观，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重视文学的价值与作用，企图用文章建功立业，立世留名的思想，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向上的、进步的观点。它说明建安时代，文学已开始独立发展，文学创作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作家的地位已有所提高。曹丕的文学价值观，则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他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同时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1］曹植.与杨德祖书［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65.

［2］王充.论衡·须颂［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1.

［3］刘 勰.文心雕龙·知音［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0.

［4］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小序［M］.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张启胜.艺术鉴赏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6］何 清.论文学的“空白”艺术及其审美魅力［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34.

I206

A

1673－1794（2011）06－0046－03

张 锐（1976－），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张启胜，安徽省艺术鉴赏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教授。

2011－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