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斌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桐城 231400）

从《四声猿》中的人物形象看徐渭的思想

梁志斌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桐城 231400）

徐渭是晚明杰出的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四声猿》是徐渭根据一定的本事——祢衡骂曹、月明和尚度柳翠、木兰和春桃女扮男装的故事，编创的杂剧。徐渭在本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有着丰富意蕴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他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圆满人生的美好向往，是作者精神的自我写照。

徐渭；《四声猿》；人物形象

徐渭是晚明杰出的戏曲理论家、剧作家。他本人才华横溢，著书甚多，其成就有理论著作《南词叙录》，杂剧《四声猿》等。除此之外，在书法、绘画、诗文、音乐等方面，也都有其较高的造诣。但是徐渭一生遭遇奇穷，历尽坎坷，使其满腔怨气无处可发泄，故借杂剧而发泄之。钟人杰在《四声猿引》中归纳徐渭的创作宗旨时说，：“徐文长牢骚肮脏士，当其喜怒宭穷，怨恨思慕，酣醉无聊，有动于中，一一于诗文发之。第文规诗律，终不可逸辔旁出，于是调谑亵慢之词，入乐府而始尽。所为《四声猿》皆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骇咤震动者也。文长终老缝掖，蹈死狱，负奇穷不可遏灭之气，得此四剧而少舒。所谓峡猿啼夜、声寒神泣。嘻笑怒骂也，歌舞战斗也，僚之丸、旭之书也，腐史之列传、放臣之《离骚》也。”［1］四部杂剧都有本事，是徐渭根据以往的传说、诗歌、戏剧进行重新改编创造，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有着丰富意蕴的人物形象，实是徐渭精神的自我写照。

一、从祢衡看徐渭个性与心态

《狂鼓史渔阳三弄》写的是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源既有史传的记载，也有众所周知的《三国演义》中相关情节，但徐渭在以往的本事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精心塑造了一个充满徐渭气质的祢衡形象。

不妨先来看看祢衡故事的流传。在在《后汉书·文苑传下》中写祢衡心高气傲，不接受曹操的召见，并且言谈中透出对曹操的蔑视，曹操因此怀恨在心，欲杀之却又怕世人议论。于是，招祢衡为鼓史，大宴宾客命祢衡击鼓而羞辱他。祢衡击出悲壮之音，随而解衣裸体而立，翻过来羞辱了曹操。祢衡第二次见曹操时更是手持三尺棁丈，锤地大骂，显示出不畏权势的凛然正气。这个故事中“击鼓”“骂曹”两个环节都已经存在，但骂曹并非发生在宴会上，骂了什么也没有详细内容。在《世说新语》的“言语”中也记载了祢衡之事：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报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孔融曰：

“弥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志梦。”魏武惭而赦之。

本文寥寥几句，只说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试鼓时鼓声悠扬动人，宾客皆为之动容。在孔融的劝说下，魏武放了祢衡。此文中并没有涉及曹操，只是击鼓却没有骂曹。这个故事到《三国演义》中被详细描写，曹操让祢衡击鼓，祢衡裸体击鼓，进而大骂：

操叱曰：“庙堂之上，何太无礼？”衡曰：“欺君罔上乃谓无礼。吾露父母之行，以显清白之体耳！”操曰：“汝为清白，谁为汙浊？”衡曰：“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业，而如此轻人耶？”

这里已经有了骂的内容，但仍然不够具体。徐渭在此基础上写《狂鼓史》，而关键的是写骂。《狂鼓史》在构思上非常巧妙，写祢衡和曹操去世后，都在阴间，不过曹操因为在阳世做尽奸恶之事，故而成为阶下囚，而祢衡却因为反对曹操而死又有文采，受到阎王的礼遇。故事发生在祢衡被上帝招去当修文郎，即将离开阴曹地府之时，判官突发奇想，把祢衡请出来，并从地狱中放出曹操，让两人把在阳间的情形重新演一遍，以后留在阴间做个千古话靶。于是祢衡和曹操在判官的导演下，又重演当年击鼓骂曹的一幕。祢衡爽快答应了判官的要求，同时提出“小生骂座之时，那曹瞒罪恶尚未如此之多。骂将来冷淡寂寥，不甚好听。今日要骂呵，须直捣到铜雀台分香卖履，方痛快人心。”接下来就从曹操杀伏后、两个皇子，囚禁汉献帝一路骂将下去，气势如虹，酣畅淋漓。如骂曹操凶残“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骂曹操嫉才妒能“他两人嫌隙于你只针尖大……都双双命掩黄沙”，骂曹操的虚伪狡诈“凶屠放片刻猪羊假”，语言犀利锋锐，揭露权奸的罪恶入木三分。

通过写祢衡十一次骂曹，把曹操的大奸大恶痛快淋漓地骂得体无完肤，正是在骂的情节中体现了祢衡岸伟的人格、绝不妥协绝不饶恕的态度，徐渭借祢衡之口表达了对历史上奸恶残暴当权者的愤激和批判。关于此剧的创作动机，有人说是徐渭为自己的好友沈炼泄愤之作，在他的《哀沈参军青霞》诗和《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把当时的严嵩看作曹操式的奸相，把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因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沈炼看作为祢衡，祢衡之骂曹操也是沈炼骂严嵩。实际上，此剧不仅仅骂曹操，或者严嵩，而是引用祢衡骂曹操之事表达了对古往今来一切残暴奸恶的当权者的愤怒和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徐渭把情节设置在两人死后的阴曹地府，不仅仅是为了能让曹操一生的行事都可以成为骂的内容，更是为了表现作者对邪恶者终将得到报应的一种宗教信念。判官上场云：“咱这里算子忒明白，善恶到头来撒不得赖，就如那少债的会躲也躲不得几多时，却从来没有不还的债”，曹操在世间作威作福，到了阴曹地府却成为阶下囚，善恶终将又报。在敷演祢衡击鼓骂曹的场景时，判官要求曹操必须配合，“若是乔做那等小心畏惧，藏过了那狠恶的模样，手下就与他一百铁鞭，再从头起”。还要被歌女们取笑，“万事不由人计较，呀，一个冬烘，呀，一个冬烘；算来都是，烘打冬，打东烘，一场空，呀，一个冬烘，呀，一个冬烘。”曹操昔日的威风一概扫地以尽，这个曾经作恶多端的曹丞相显然是一幅可笑可怜的模样。

《狂鼓史渔阳三弄》中对曹操的痛骂与戏弄，正是徐渭蔑视权贵、嫉恶如仇的表现，他一生为人狂狷，特立独行，但又际遇坎坷，故而“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2］都借杂剧而表现出来。

二、从玉通看徐渭的宗教思想

《玉禅师翠乡一梦》写玉通和尚在水月寺修行，新到府尹大人柳宣教因玉通没有去参拜便怀恨在心，指使妓女红莲前去勾引玉通和尚，使其破戒。红莲巧施伎俩，使玉通和尚禁不住诱惑破了戒，与其发生肌肤之亲。事后，玉通和尚得知真相羞愤自杀，为了报复柳宣教，便投胎转世做他的女儿，从妓来破坏柳家的门风。后在月明和尚的点拨下幡然醒悟，远离风尘，随月明和尚修行去了。

玉通禅师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宋代张邦畿在《待儿小名录》中记载有五代高僧写红莲而动心破戒之事，元代李寿卿在《月明和尚度柳翠》中也写有月明和尚超度柳翠的故事，《元曲选》中无名氏所作的《月明和尚度柳翠》中，也记有此事。到明代，田汝成将民间传说红莲和柳翠之事合二为一作《西湖游览志》，明代《月明和尚度柳翠》和《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但各家所载，不尽相同。《玉禅师翠乡一梦》的再创造，主要是裁剪题材，以玉通禅师的破戒、报复、醒悟为线索，集中刻画了玉通禅师这一宗教徒的形象，表达出他对宗教的认识和看法。

徐渭在此剧中所表现出的宗教观念，主要集中于一点，即佛教徒必须摒弃“我相”，所谓“我相”即指“谓于五蕴之中妄计有我、我所”（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以色受想行识五蕴中之虚幻之“我”为实有。按照佛教教义，只有摒弃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才能成就菩萨。此剧中题目正名做“老玉通一丝我相”，第二出月明和尚有云：“俺师弟玉通，我相未除，欲根尚挂，致使那柳宣教用红莲掇赚。他却报怨投胎，自陷做小姐为娼，唤名柳翠。”玉通没有经受住红莲的色诱，而导致“数点菩提水，倾将两片莲”，这是我相未除；后来为了报复，投胎到柳宣教家，败坏他的家风，这种报复之心也是我相未除的表现。最后月明和尚通过打哑谜的方式，让玉通幡然醒悟，彻底放弃了报复之心，放下了执着，也就是放下了我相，走上成佛的康庄大道。

徐渭对佛学非常有兴趣，但又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在此剧中虽然主旨为了表现成佛必经之道是摈弃我相，以修菩萨行。然而此剧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曲词，却是那些表现人欲难以摒绝的地方，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徐渭对于自然人性的认可和对宗教禁欲的嘲讽。玉通禅师是一位有道高僧，在竹林峰修行二十年，但仍感到心猿难定，所谓“南天狮子好堤防，倒有个没影的猢狲不好降”，虽然他时时提防，还是中了妓女红莲的圈套，《新水令》：“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漏了黄河堑”，红莲嘲笑他“吃蝼蚁儿钻得漏的黄河堑，可以不见牢，师父，你何不做个钻不漏的黄河堑？”这正表明了禁欲的不易，自然人性的难以违抗，其中蕴含的道理就是自然人性既然无法违抗，就是有着合理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是和李贽等晚明心学家们提倡自然人性，认可自然人性同样的观点。

三、从木兰和黄崇嘏看徐渭的女性观

《雌木兰替父从军》写因黑山贼首豹子皮造反，朝廷召兵镇压。因木兰父亲花弧年事已高，兄弟年龄太小，木兰便决定替父从军。在战场上，木兰英勇善战，丝毫不比男儿差。她擒获贼首豹子皮立下大功，受到朝廷奖赏。十二年后木兰荣贵故里，并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同村的王郎喜结良缘。《女状元雌凰得凤》写的是出自名门之后的少女春桃，因父母双亡，自己和乳母相依为命。因生活日益贫困，她便想女伴男装参加科举考试改名黄崇嘏。后名列榜首做参军，机智的破了三起冤案。颇受丞相周庠青睐，欲招为女婿。黄崇嘏无奈之下说出真相，丞相便让其嫁给高中状元的儿子。

这两部剧都以女性为主角，一文一武的两个女性形象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其中蕴含着徐渭的女性观，也寄寓了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感叹。

花木兰的故事因乐府民歌《木兰辞》而家喻户晓，徐渭根据诗歌而编创，丰富了情节，对木兰的刻画有几点值得注意。在《木兰辞》中，木兰是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得到同意后才去购买行头。而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中，木兰是故意隐瞒父母先买行头，练习武艺后再告知的父母。当花夫人对木兰女扮男装混在男人堆里会出破绽说出忧虑时，木兰是这样劝说娘的，“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从而表现出木兰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及对自己能够在军中保持处女之身的自信。第二，在《木兰辞》中，写木兰替父从军只是买完行头便辞爷娘去从军。而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中，写木兰买完行头后演习武艺时作了细致的描叙。从而表现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决心和不让须眉的气概。例如，木兰在习武时要放掉被缠的脚时就将木兰那种痛苦的心情充分的呈现了出来，“生脱下半折凌波袜一弯，好些难！几年价才收拾得凰头尖，急忙的改抹做航儿泛，怎生就凑得满帮儿楦。”第三，杂剧中将战场上征战的场景也写得比较的详细，尤其在写木兰在擒住贼首时的英勇过人表现写得很是生动逼真。第四，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中，徐渭要木兰做回真正的女人，重新设置了一个人物，便是同乡的王郎，因敬佩木兰从父从军的一片孝心便要与木兰订亲。剧中最后，在花夫人的安排下，回家的木兰与王郎喜结缘。

从上面可以看到，木兰的孝顺、英勇、智慧被重点刻画。《女状元雌凰得凤》在民间有其黄崇嘏和春桃的传说，明代杨慎的《春桃记》即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在《玉溪编事o碧湖杂记》中也记载了黄崇嘏的事迹，她在琴棋书画方面无所不能，参加考试中进士，后做参军，为丞相所喜爱。想把女儿嫁给黄崇嘏，被黄崇嘏拒绝，留诗说明真相，后不知所终。在《女状元雌凰得凤》中，徐渭着重刻画的是黄崇嘏的才能和智慧，全剧共无出，第二出和第四出写黄崇嘏的才华。第三出，写黄崇嘏破了三起冤案，来表现黄崇嘏的过人的才干。

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到徐渭重点在于写她们的智慧、才华和能力。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徐渭却写了一文一武两个杰出的女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反映出徐渭对女性的一种平等的态度。徐渭这种女性观与明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有关。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复见木兰条”中云：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服饰，托名从军，调征云南，往返七年，无人知者，虽同往亦莫觉也。

可见明代也出现过这样女英雄，现实生活中时时提醒古代的那些歧视女性的人，女性中也有豪杰，这可算作徐渭创作此剧的现实基础。在思想文化上，晚明思想家李贽就提出这样的观点：

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3］

徐渭通过塑造木兰与黄崇嘏两位光辉的女性形象，也表现出于李贽相同的进步女性观。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两个女性形象中也寄寓了徐渭自己对功名的热望，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徐渭年轻时曾经在胡宗宪的手下做书记，后参加抗倭的行动，出奇谋，立战功，击退倭寇。后来因胡宗宪获罪下狱，徐渭一腔热血但报国无门，才华便也无处施展，因此心中苦闷。写花木兰女扮男装上战场征战，亦是抒发自己心中的这种苦闷心情，将自己的这种报国的热情寄托在木兰的身上，木兰虽为女儿亦能报国，而自己身为男儿却是报国无门。写黄崇嘏的才，又何尝不是徐渭自身的影子。徐渭才华横溢，多次乡试，均名落孙山。自己的一番抱负没有实现，徐渭便让黄崇嘏高中做官，来慰藉自己内心在仕途经历上的辛酸。

《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雌凰得凤》虽然情节不同，但结局却十分的相似，与《狂鼓史》中的激愤的悲剧色彩不同，与《玉禅师》中迷漫着的宗教虚幻色彩也相异，此两剧是喜剧，而且充满世俗人生的喜剧色彩。木兰和黄崇嘏最终都脱下男装，回归闺帷，并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徐渭身世凄凉，不仅仕途不幸，家庭生活也不幸。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大哥相继去世，夫人早逝，后续弦的妻子又因自己的发狂而横遭惨死，所谓“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4］他给两位寄寓了自己理想的两位女性安排了幸福的人生，表达出作者对美满家庭生活的向往。

［1］徐 渭.徐渭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6.

［2］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43.

［3］李 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

［4］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43.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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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794（2011）06－0036－03

梁志斌（1963－），男，高级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师教育。

2011－10－12